金融资源能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吗？

曾小龙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05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产业兴旺为重点，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振兴既是为了农民，也要依靠农民，必须充分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兼业化和非农就业化的趋势越发突出，2019年在外地或本地城镇就业的农民工人数达到29 077 万人，占到乡村常住人口的52.71%，且50.6%为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①国家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20-04-30].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30_1742724.html。外出务工的非农就业已经成为农户增收的主要来源渠道，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6 583元，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16 021 元的41.09%[1]。非农就业有效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过剩、人地矛盾等问题，但部分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同时也对当地农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用人紧张和劳动供给不足的困境。为此，当前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双轮驱动，以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过程中，必须充分激励农业现有生产者和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农业劳动供给，并调动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一懂两爱”的跨领域社会人士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内生劳动动力，以应对严重负面影响乡村产业发展的劳动力数量减少、质量弱化、重视程度下降等问题。

金融资源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多渠道资金供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有效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融资可获性，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进而促进乡村的产业振兴和生活富裕。基于部分乡村产业发展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突出现实问题，为进一步提升金融资源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服务效率和水平，既要深化金融资源对乡村振兴的资金保障作用，也应关注和发挥金融资源对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激励作用，并借助金融资源挖掘和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等乡土文化本土人才，吸引和支持“一懂两爱”的社会人才投身乡村振兴。金融资源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有鲜明的实地调研案例支持，李某某（化名）是7 口务农之家的贫困家庭户主，其父母身患残疾、瘫痪，整个家庭抚养负担重，家中生活生产资金曾经紧张到无法支付小额治病费用的程度。因而，在精准扶贫之前虽有开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劳动的强烈意愿，但因严重缺乏发展启动资金而不能实现。驻村贫困工作组通过小额扶贫信用贷款、每年“春耕”“冬种”生产专项资金补助，帮助其获取资金支持，从而缓解李某某家庭脱贫发展资金不足的困境。李某某夫妻获得资金支持后，其劳动积极性和供给得到明显调动与发挥，早出晚归、全身心投入到水稻与慈菇等乡村产业的劳动生产中。到2020年，通过承包流入的方式其劳动的辐射范围已经扩大到村内的约百亩闲置土地。但是，该案例现象能否反映和代表出金融资源供给可显著激励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规律呢？该问题和判断还需要通过计量经济学的相关方法进行实证验证。然而，农户获得金融资源能否激励其农业劳动供给？激励作用发挥的重要机理和渠道是什么？该激励作用在差异化农户群体中的异质性表现如何？这些问题，却仍鲜有文献加以论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有利于促进金融资源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和促进乡村人才振兴，拓宽金融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渠道，增强和扩大金融资源对乡村振兴的支持效应。

金融资源是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其在“三农”领域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然而，相比于发达的城市金融，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尚需进一步提升，改善依然普遍存在的资金外流和供给不足情况，缓解农村地区面临的信贷约束、金融排斥等困境[2-3]。为缓解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保障“金融公平”和促进农户有效获得金融产品与服务，中国大力实施了农村小额信贷、微型金融、普惠金融等金融扶贫和支农项目。随着金融支农项目的不断深化，学者们也逐渐关注到金融资源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第一，受信贷约束而无金融资源支持的农户在生产预算上更容易受到资金约束。农户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且不稳定，因而资金禀赋差，自身有限的资金积累难以应对规模化土地流入、现代化生产性固定资产购买的费用[4-7]。进而，显著限制农户的经营规模扩大，且生产周期长等农业特性会进一步加剧资金不足的限制作用[8-10]。第二，信贷约束会显著抑制农户的生产效率和亩均产出，供给型信贷约束的抑制作用尤为明显[11-13]。第三，缓解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和增加农村金融供给，会显著降低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的门槛。且获得信贷支持的农户参加土地流转的可能性也提高8.53%，流入的土地面积增加1.09 亩[14-15]。

综上所述，学术界在研究金融资源促进农户生产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还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对象上，既有研究主要探讨了金融资源对机械、技术、土地等农业外部生产要素的影响，但仍鲜有文献研究金融资源对农户内生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鲜有文献讨论金融资源发挥激励效应的作用机理和异质性，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可能出现一定偏误，且也许存在的研究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也需予以关注与检验，以加强整体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正因如此，本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2013年全国追踪），使用农户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信贷资金代表其获得的“金融资源”，使用农户在自家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时间代表其“农业劳动供给”，实证研究了金融资源对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激励作用，并开展了系列稳健性检验，且分析了激励作用在差异化农户群体中的异质性表现。以期在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为金融资源发挥更大的支持效应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作为重要资金渠道的金融资源能有效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缓解农户在该过程中生产成本上升、业务范围扩大等方面面临的资金压力。通过发挥生产要素组合优化效应和债务激励效应，有效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

（一）生产要素组合优化效应

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资源的组合性共同投入，但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长、比较利润低、风险高等弱质性特点，农户通过务农积累的资金资源有限且不稳定，更容易面临资金困难。所以，在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随着技术升级、成本上升及其带来的资金投入需求大幅增加，生产资金逐渐日益突出地表现为无法充分有效获取的“稀缺”资源，并产生严重的“短板效应”，使农户能够掌握的农业生产要素组合不能达到有效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家庭储蓄和收入水平无法满足生产资金投入需求的农户，在无金融资源等外部资金支持时，其农业劳动供给和积极性严重受损。

金融资源通过金融赋权给予农户信贷资金支持，帮助其改善生产资金的稀缺性，解决生产过程中面临的资金压力和困境，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组合优化和完成帕累托改进，从而调动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具体而言，第一，农业生产要素组合的优化通过提升务农利润，进而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金融资源从外部金融机构为农户补充生产性资金，使农户的生产要素结构优化，单位家庭劳动力拥有和使用的生产资金量提升，农业劳动利润率提高由此获得良好空间和条件。基于时间配置理论，农业劳动利润率和收入显著提升后，农户作为理性主体，在利润最大化原则指引下，其农业生产的潜力和劳动供给将得到有效激励。农户会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分配到农业劳动，缩减休闲时间，以提供与生产性资金相匹配的劳动供给量，实现农业生产收益的帕累托改进。第二，农业生产要素组合的优化通过发挥规模效应，进而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农户获得金融资源补充的生产性资金后，其开展适度规模化经营的资金预算约束将得到缓解，并同时会更加积极的采取与规模化经营相匹配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由此获得规模效应带来的生产成本降低、品质提高、效益增加等收益，农户增加农业劳动供给由此获得可持续的效益支持和基础。

（二）债务激励效应

农户获得小额信用贷款等金融资源的同时，也将承担相应的如期还本付息等债务义务，由此为金融资源发挥债务激励效应以激励农户农业劳动供给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基础。第一，外部的正式、非正式制度环境方面。正式制度环境中，农户个人信用贷款往往与信用村建设相结合，信用村的不良贷款率低于一定水平后，相关部门和村委可获得一定比例的信用贷款余额奖励。受奖励制度的激励，相关部门和村委在平时将更加积极合作和高效实施，推进开展授信调查、贷后管理、金融债权维护等工作，使借款农户时刻受到债务激励，从而更加努力工作和尽量增加农业劳动供给。非正式制度环境中，乡村社会一直存在和表现出明显的熟人网络，声誉在其中具有明显的资本价值、信息传递作用，能够对农户生产生活中的婚嫁、合作和借贷等未来预期产生显著影响。因而，农户长期来一直特别关注个人及家庭声誉，尤其是处于人生、事业发展期而发生生产型借贷的农户。信用村项目设计了连带机制，违约农户产生的不良贷款会降低同村其他农户获得金融资源的可能性，并提高贷款利率，从而使违约农户在熟人社会中的声誉会显著受损，并将由此承担难以寻到合伙人等熟人社会式“惩罚”。金融资源在非正式制度环境中通过声誉机制进一步引发债务刺激效应，激励农户为了如期还本付息和维护声誉而更加努力工作与增加农业劳动供给。

第二，内在的农户个人特性基础方面。行为金融学中的“心理账户理论”认为心理账户不唯一，且细分的心理账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不能随意替代。农户在面临风险选择和应对时，往往采取与表现出高强度的回避倾向，其在市场经济中从事生产经营时参照的最重要理念是保障安全。因而，农户会根据资金获取渠道、申请难度、供给主体、交易成本等差异，将申请获得的借贷资金划分为不同资金类型，并归属到差异显著的细分心理账户，且对其持不同的谨慎和使用态度，由此产生的资金效用和激励作用也会明显不同。从外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需要定期还本、支付相对较高利息、可能产生不良信用记录的信贷资金，相较于家庭自有资金，更能刺激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努力程度，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积极性和效率。李长生基于赣州市、吉安市、抚州市3 市34 县的调研数据研究发现，获得有效信贷资金的农户，其平均产值、平均亩产值、平均生产效率都要更高，比面临约束者分别高563.2元、109.0 元和17.8 个百分点[16]。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说：金融资源通过发挥生产要素组合优化效应、债务激励效应，能显著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

金融资源激励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理论机制如图1所示。为了得到更加精准和深入的分析，本研究接下来将运用实证模型开展进一步检验。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为研究金融资源对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激励作用，本研究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ALEi=α+β1FCi+β2Xi+μi。

式中：ALEi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FCi是解释变量，表示农户获得的金融资源。Xi是控制变量，包括农户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

被解释变量“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采用农户2012年在自家农业生产中的年度劳动小时数的自然对数进行度量。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追访问卷）针对农户在自家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时间，通过设计三个层次的问题进行调查。第一层次问题（FC009），“过去一年中，您有几个月从事农业生产？”。第二层次问题（FC010），“过去一年中，在您从事农业生产的月份里，您一般每周做几天？”。第三层次问题（FC011），“过去一年中，在您从事农业生产的日子里，您一般每天做几个小时？”。所以，本研究度量的“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2012年从事农业生产的月份数×4×平均每周从事农业生产的天数×平均每天从事农业生产的小时数”。解释变量“金融资源”，采用农户从受监管机构监管、以银行为主的正规金融机构，成功申请到的信贷规模的自然对数度量。从正规金融机构成功申请到信贷及其规模，是农户金融资源获取情况的最重要表现形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资金渠道方的差异，信贷资金涉及正规与非正规两类①非正规信贷主要是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亲人、朋友等民间组织或个人申请与得到资金帮助。。本研究的“金融资源”主要从正式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出发，因而未纳入非正规借贷资金。

图1 金融资源激励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理论机制

同时，参照已有相关文献[17-18]，并结合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2013年追访问卷），加入了一些反映农户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反映农户个人特征的控制变量有年龄（Age）、性别（Gender）、自评健康水平（Health）、学历（Study）、婚姻情况（Marriage）、是否有工资收入（Wage）、是否从事个体经营（Private）。反映农户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有父母情况（Parents）、健在子女数量（Children）、家庭在2012年所有的金融资产金额的自然对数（LnFA）等。

（二）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整理自已经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2013年全国追踪）。该调查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团委共同实施的大样本微观调研项目，其主要调研的样本类型是中老年农户。由于本研究分析的对象是农户的金融资源获取和农业劳动供给，因而需要过滤掉户口类型在受访时为城镇户口的样本、出现缺失值样本。基于过滤后的有效样本，本研究选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控制变量的详细取值说明请参阅陈银娥、曾小龙的相关研究[19]。其中，年龄变量主要考虑样本是否属于年迈群体，因而样本年龄大于等于60 岁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2（1）～（3）列汇报了金融资源影响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OLS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农户的个人特征或者家庭特征是否被控制，金融资源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即金融资源能够显著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两方面特征都不控制、只控制个人特征、两方面特征都控制情况下，正规借贷额每增长1%，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就会分别增加0.04、0.02、0.02 个百分点，激励效应明显。

表2 金融资源激励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基准回归结果†

此外，表2（2）～（3）列显示，控制变量中也有部分解释变量对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具有显著正向激励作用，且第（2）列和第（3）列中的结果相近，基本没有较大改变，本研究基于第（3）列进行解释分析。农户的年龄、性别、自评身体健康水平、父母健在情况均对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体力需求、强度和消耗都较大是种植业与养殖业生产过程中的显著特征，非老年人和自评身体健康水平更佳者的体力水平和农业劳动能力一般相对较强，每改善一个层次，在自家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时间就会分别增加0.47 和0.21 个百分点。父母会帮助照顾家庭、传播农业劳动经验与观念，促进农户在农业劳动中投入更多时间，因而父母健在的农户在自家农业劳动中的劳动时间增加0.17 个百分点。女性可能在日常衣食住行、下一代培育等家庭生活方面，给予的关注更多，造成大量时间与精力被消耗，因而比农村男性在自家农业劳动中的劳动时间少0.52 个百分点。农户的学历、有工资性收入、从事个体经营、婚姻情况、子女数量对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学历提高可能会促进其更容易获取非农经营的动机及条件，因而每提高一个阶段，其在自家农业劳动中的劳动时间就会减少0.20 个百分点。相对应，有工资性收入、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户在自家农业劳动中的劳动时间也分别少1.10 和1.40 个百分点。一般而言，中老年农户婚姻情况的稳定性越低，特别是没有亲子教育的牵挂时，其外出务工从事非农劳动的可能性越高，因而婚姻状况的稳定性每降低一个层次，农户在自家农业劳动中的劳动时间就减少1.18 个百分点。子女数量增加会提高农户获得的子辈转移性收入和生活富足度，减少生存型劳动压力和从事高强度工作的动力。因而，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位，农户在自家农业劳动中的劳动时间减少0.14 个百分点。

由于农户在自家农业劳动中的劳动时间存在删截特征，表2（4）～（6）列同时报告了Tobit模型的实证结果。结果表明，无论农户的个人特征或者家庭特征是否被控制，所得实证结论与OLS 回归结果相一致，金融资源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再次表明金融资源能够显著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

（二）稳健性检验

1.单独分析体力充足的样本

金融资金依照使用方向或用途的区别，分为生产型信贷和消费型信贷。本研究的核心主题是金融资源对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激励作用，因而主要关注的是体力充足而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农户及其发生的生产型信贷。为此，本研究对体力充足的农户样本进行单独分析，以实现稳健性检验。体力水平划分的依据，参照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追访问卷的问题“DB008”①问题“DB008”：“您提10 斤重的东西，有困难吗？（注意是市斤）”。选项：“1.没有困难；2.有困难但是可以完成；3.有困难，需要帮助；4.无法完成”。。本研究进行了两个层次的样本筛选，第一层次只剔除回答为“3 和4”的样本，即保留“无需帮助即可完成”的样本；第二层次剔除回答为“2、3、4”的样本，即只保留“没有困难”的样本。第二层次的样本筛选更为严格，剔除的体力匮乏样本更多。检验报告参见表3。

表3 展示了对体力充足农户样本进行单独分析的稳健性检验报告。无论是分析“无需帮助即可完成的样本”，还是分析“没有困难的样本”，检验报告的结果都指出，金融资源对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前者和后者的正规借贷资金每增加1%，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就会分别增加0.02 和0.03 个百分点。T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也基本一致。

2.替换被解释变量

劳动力作为单一生产要素，其在金融资源激励下出现供给量增减的同时，根据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和生产要素最优组合理论，为实现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必然会带动相应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和经常性投入变动。因而，本研究基于此，进一步分别使用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FPA）、农业生产的经常性投入（RI）作为农业劳动供给（被解释变量）的替换变量，实施下一步的稳健性检验。调查问卷多次询问了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经常性投入。第一，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方面，问题HA066 询问了农户家庭拥有的各类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的现值②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根据调查问卷包括拖拉机、脱粒机（包括打稻机）、机引农具、抽水机（包括水泵）、加工机械等。。“现值之和”取自然对数，作为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度量（LnFPA）。第二，农业生产的经常性投入方面，问题GB006 询问了农户家庭在农林产品方面的经常性投入③农林产品的经常性投入根据调查问卷包括粮食、蔬菜、中药材、茶叶、蘑菇、木耳等农林产品的种子（含自家留种的价值）、化肥、农家肥、农药、塑料薄膜、雇工费（包括其使用的机器和役畜）、土地租金、除地租以外的其他租金（例如：租用收割机）、灌溉费、燃料费、运输费、加工费、市场费（包括包装费、管理费等）。。问题GB013 询问了农户家庭在牲畜和水产品方面的经常性投入④畜牧和水产品的经常性投入根据调查问卷包括喂养费、医药费、放牧费、畜舍栅栏费、雇工费等。。GB006 和GB013询问得到的投入费用之和取自然对数之后，度量了本研究的农业经常性投入（LnRI）。

表4 展示了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报告。无论是农业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还是农业的经常性投入，替换农业劳动供给成为被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中的金融资源变量系数都始终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农民获得金融资源，从银行等外部环境获得信贷资金，显著激励农户增加农业劳动供给、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和经常性投入。T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也一致。再次进一步证实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有效的。

表3 稳健性检验：单独分析体力充足的样本†

表4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

3.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

农业劳动活动是农户的自我选择性行为，受到微观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加之问卷调查、记录和分析过程中难以避免可能会存在不应答、误答、漏记、错记等问题，所以有存在选择性样本问题的可能性。为此，本研究使用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来识别、检验与处理，以实施稳健性检验。

表5 展示了使用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的检验报告，逆米尔斯比（λ）未能在10%以内的统计水平显著，由此可知并不显著存在严重的研究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不需使用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但值得注意的是，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的实证结果依然显示，金融资源对农户是否选择从事农业劳动具有显著影响，且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金融资源对农户的内生农业劳动供给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

（三）异质性讨论

由于“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金融资源对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激励作用，在健康与体力状况不同的农户群体中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所以，本研究从影响农户劳动能力的慢性病、残疾①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追访问卷）为依据，统计的慢性病种类涵盖十四类，关节炎或风湿病、高血压病、胃部疾病或消化系统疾病、慢性肺部疾患、心脏病、血脂异常、肾脏疾病、糖尿病或血糖升高、哮喘、肝脏疾病、中风、与记忆相关的疾病、情感及精神方面问题、癌症等恶性肿瘤（不包括轻度皮肤癌）；统计的残疾种类有身体残疾、智力缺陷、失明或半失明、聋或半聋、哑或严重口吃等五种情况。等视角出发，分析金融资源激励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异质性。

表6 报告了身患慢性病农户、非慢性病农户、身患残疾农户、非残疾农户等差异化群体视角下，金融资源对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激励作用。从表6（1）～（2）列可知，金融资源能够显著激励身患慢性病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但对非慢性病农户却没有显著影响。从表6（3）～（4）列可知，金融资源能显著激励非残疾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但对身患残疾农户却没有显著影响。（3）～（4）列的研究结论，与（1）～（2）列的研究结论看似有所不同，但彼此间实际上具有较强的内在逻辑。资金需求、体力充足和外界认知是激励作用发挥的基础。身患慢性病或残疾农户的家庭，比一般农户家庭在健康方面的花销更多，但提高家庭经济水平和财富储备的收入却可能因也许变弱的体力而降低，进而使其对金融资金更加渴望和珍惜。与此同时，身患残疾农户受到残疾的直接与间接伤害可能更大，体力可能相对更弱，且更加显现于资金供给方等外界。因而，金融资源只显著激励身患慢性病农户和非残疾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

表5 稳健性检验：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

表6 异质性讨论：基于慢性病和残疾视角†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资源对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激励作用。研究主要发现，金融资源能显著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增加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时间。金融资源为农户提供外部资金支持后，一方面通过提升务农利润和实现规模效应而发挥生产要素组合优化效应，另一方面基于农户风险厌恶的个性特征、乡村熟人社会和信用村建设的激励相容机制而发挥债务激励效应，进而显著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此外，金融资源对健康与体力不同的农户的激励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资金需求、充足体力和外界认知是激励作用发挥的基础，因而激励作用显著于非残疾农户群体，但不显著于身患残疾农户群体。且当支持与服务的对象是具有一定充足体力但经济资源又较少的农户时，金融资源对农业劳动供给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因而，相比于非慢性病农户，金融资源对身患慢性病农户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

本研究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政策启示。金融资源能显著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特别是具备足够体力但经济资源较少的农户。那么，在加大金融支农力度来振兴乡村时，还应该关注金融资源产生的要素组合优化效应、债务激励效应，以充分发挥金融资源作为撬动工具对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激励作用。

第一，优化金融服务环境，进一步激发金融资源对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要素组合优化效应。宏观上，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以市场化运作为导向、政策扶持为引导，聚焦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现代化农业、一二三产融合、高质量发展、品牌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重点领域，引导信贷资金向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序流动，促进金融支农资源不断持续性增加。微观上，创新适合乡村全面振兴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推动金融资源进一步服务好和发展好农户。围绕乡村产业振兴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选取当地具有示范性、特色性的重点乡村产业和经营主体，率先实现创新、突破和发展。从乡村产业发展的全产业链出发，寻找信贷资金的需求点和风险防范点，创新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农地流转收益权抵押贷款、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抵押贷款、农业订单和应收账款等供应链抵押贷款、商品租赁权抵押贷款等。此外，乡村产业振兴需要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能力强、掌握知识技术、能有效衔接市场的现代化复合型人才。因而，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还需将各类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一懂两爱”社会人才也作为重点服务对象，使金融资源对农业劳动供给的激励作用进一步充分覆盖和深入到该类群体，激励全社会各界力量投身乡村振兴，汇聚凝合乡村内部劳动力和外部劳动力，共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源源不断地提供系统性内生动力。

第二，完善市场联结机制，进一步激发金融资源对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债务刺激效应。首先，结合乡村熟人社会的基础和信用村建设的契机，创新市场化、低费用运作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优化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担保贷款，进一步夯实金融资源发挥债务激励效应的非正式制度环境。通过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老党员、老模范等品德高尚、群众信赖、原则性强、监管严格、能力优秀、经验丰富、时间充足的相关人员或组织，利用其优化授信调查、简化信贷程序、加强贷后监管，从而在日常化非正式运行中充分实现债务激励效应。其次，构建动态的农业劳动供给综合性测度指标，并将其作为影响金融产品可获性、授信额度、贷款利率等方面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夯实金融资源发挥债务激励效应的正式制度环境。且该综合指标纳入的分析领域具有全面性，不仅考虑借款者本人的农业劳动供给，还考虑其通过雇用劳动力、收购农产品等方式对当地贫困户、普通农户农业劳动供给的直接和间接激励。进而根据指标测算结果，梯度分类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激励效果，并基于此分别制定差异化的信贷流程、额度和利率等，以进一步激励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比如，特定细分行业农户的农业劳动供给达到一定水平后，贷款利率可以少上浮5%、10%、15%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