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城市群城市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比较

王 卓，王 璇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都610065）

一、引言

近年来，城市群的发展在我国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2006年“十一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将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到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城市群承担着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使命。城市群及其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研究城市群的城市化及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群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逐步转型升级。三次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排序由1978～1984年的“二一三”变为1985～2011年的“二三一”，到2012年发展为“三二一”。1978年三大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为28.2∶47.9∶23.9，2019年变为7.1∶39∶53.9，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明显超过第二产业。同期，我国就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三大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978年一产独大“70.53∶17.29∶12.18”的倒三角结构，到2019年已调整为“25.1∶27.5∶47.4”的正三角结构，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人数明显增加。但在城市化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产业结构层次低等问题。

在新型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区域间均衡协调发展以及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面临诸多挑战。近年来，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核心的川渝城市群①本研究的川渝城市群包括四川、重庆“一省一市”，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两市一省”，长三角城市群包括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东全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它既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战略的交汇区域，也是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更是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重点区域。城市群作为承载和集聚诸多发展要素的空间形态，可通过发挥城市群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以聚集人口，从而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那么，城市群发展战略下的人口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有什么特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人口城市化如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同区域城市群的人口城市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是否有异质性？为此，本研究以中国西部川渝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参照，采用回归分析和GMM估计法研究川渝城市群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区域性城市群之间的差异。

二、文献回顾

（一）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相互关系

关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列宁曾指出，新型“工业中心”的形成及其对人口的吸引，导致传统农业与工商业相分离，也使得“工业中心”逐渐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1]。钱纳里等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紧密相关，工业化的发展会引起诸如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在此过程中城市化率不断提升[2]。当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化就会受工业化的推动而进程加快，甚至超过工业化的速度[3]。近年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研究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郭志仪等（2006）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就好像一对孪生姐妹，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反之，城市化也会促进工业化的发展[4]。王卓（2004）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5]。此外，有学者进一步将产业结构纳入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研究中，认为产业结构的演进有助于提高城市化水平，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增长对于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更为明显[6]；郭克莎（2002）认为，伴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非农化程度提高，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7]。

（二）城市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

城市化是由生产要素、市场、现代服务业等不断向城市聚集构成的。城市化不单单是农村人口进城，更是先进的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科技在城市聚集。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会带来较好的知识外溢效果，并促进技术引进与吸收，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8]。城市群优质要素的空间集聚和合理配置也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9]。Kolko（2010）研究表明，人口城市化有助于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协同聚集，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0]。苏东坡（2014）认为劳动力要素集聚为东部沿海地区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资源的易得性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发展和转型[11]。1996～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证明，城市化产生的人口集聚效应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本动力[12]。2003～2018年中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也发现，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力资本集聚显著提高了全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指数[13]。

（三）我国东西部城市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近年来，学界围绕我国东西部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关系开展了研究。一是关于城市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韩峰、廖进中（2009）以湖南省为例，运用VAR模型实证分析证明城市化的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4]。戴永安、陈才（2010）对东北地区1952～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人口城市化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假设[15]。此外，2000～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东部地区三大城市群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6]。二是关于产业结构优化演进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宋洋洋（2010）运用协整分析法证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城市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城市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17]。陈立泰等（2013）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转型的两个维度均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产业结构转型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的差异[18]。滕祥河（2016）利用200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研究了川渝地区城镇化的驱动因子，结果显示川渝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助于促进城市化的发展[19]。此外，中国城市群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三是关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的研究。1978～2008年我国产业结构和城市化率数据的协整关系检验表明，我国城市化与第一、二产业的产值结构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21]。佟新华（2015）利用1952～2013年共6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吉林省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变动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加快了吉林省人口城市化的进程，而人口城市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22]。

综上可见，既有研究已对城市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上看，中国城市化对工业化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非常显著。但由于中国区域间发展差异很大，而现有研究成果多为以全国省际面板数据或某区域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分析，缺少东部与西部城市化（群）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同时，现有研究成果大多数是基于传统的城市化理念与方式，关于区域性城市群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较少。

三、变量定义、模型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定义

1.城市化及其计量

城市化是由生产要素、人口、市场、现代服务业等不断向城市聚集的过程。本研究选用城市常住人口统计口径下的结果计算城市化率，即。式中，URi表示第i个城市群的城市化率，PiU表示第i个城市群的城市常住人口，Pi表示第i个城市群的总人口。选择该指标主要是根据我国户籍管理的实际情况，一部分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并没有将户籍迁移到城镇，以户籍人口为基数计算的城市化率难以反映实际的城市化水平。

2.产业结构优化及其计量

产业结构优化包括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反映投入与产出的耦合关系；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反映产业结构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逐步转换的过程。

本研究借鉴干春晖等（2003）[23]学者的做法，利用泰尔指数[24]可分解的特点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行度量，如公式（1）所示：

式（1）中，IR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Y和Yi分别表示总产值和三大产业中第i产业的产值，L和Li分别表示从业人员总数和第i产业的从业人员数。IR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越低；IR值越接近于0，表示产业结构越合理。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即从第一产业占比较大的初级阶段逐渐调整为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中级阶段，再升级到第三产业迅速成长的高级阶段。目前测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非农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二是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考虑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化已成为普遍经济特征，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中等发达国家也已呈现出第三产业化趋势，故本研究采用第二种方法作为衡量指标，即：

式（2）中，IU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Y3为第三产业产值，Y2为第二产业产值。IU值越小，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低，反之越高。

（二）模型选择

本研究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为因变量，以城市化为自变量。考虑到选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控制变量的实际困难，本研究借鉴弗兰克的处理方法，用两者之间的交互变量代替被忽略的控制变量[25]，建立以下模型分析各城市群城市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式（3）、（4）中，IR和IU分别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UR为城市化率，αi、δi代表个体效应，βi、φi代表城市化的回归系数，γij、ωij分别表示交互变量IRit×URit和IUit×URit的回归系数，μ、ε为随机误差项，i代表城市群（1～4依次为川渝、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t为时间。

对式（3）和式（4）分别求导，可得出城市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影响的偏效应（如式（5）和式（6）所示）①IRi2019、IUi2019分别为第i个城市群2000～2019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均值。：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用2000～2019年间全国四大城市群所涉及的9个省区（包括5个省、4个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展开分析，所有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四个城市群有关省（市）的统计年鉴（2001～2020）以及《新中国六十周年统计资料汇编》。UR、IR和IU指标是本研究分析城市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基本变量。按照前述公式和数据计算可得。川渝、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大城市群的3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四大城市群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00～2019年）

四、结果分析

（一）川渝城市群城市化的发展及与东部三大城市群的比较

1.川渝城市群城市化发展历程

21世纪以来，川渝城市群城市化、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均驶入了快车道。2000～2019年，川渝城市群的人口总量由11084万人增至11499万人，增长3.6个百分点。同期城镇人口数量也翻了一番，由3213万人增至6592万人。从城市化水平来看，川渝城市群的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28.99%提高到2019年的57.33%，提升近30个百分点。但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落后3.27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分析其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川渝城市群内部的城市化水平呈现出较大差异，2019年成都和重庆的城市化率分别达74.41%和66.81%，而广安市的城镇化率仅为43.3%，城市群内部城市化发展的差异影响平均水平。第二，由于21世纪初川渝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到东部沿海地区务工，并在异地实现城市化，致使川渝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整体相对落后。

2.川渝城市群与东部三大城市群城市化发展比较

通过比较川渝城市群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发展进程可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2000年的城市化率分别为38.8%、47.43%、55.01%，川渝城市群的城市化率仅为28.99%；2019年，东部三大城市群城市化率分别达66.71%、72.97%、71.40%，川渝城市群为57.33%。由此可见，在过去的19年间，川渝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始终落后于东部三大城市群。进一步分析城市化发展速度发现，2000～2019年间东部三大城市群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14%、2.22%、1.39%，川渝城市群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长速度达3.68%。可见，川渝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显著高于东部三大城市群。川渝城市群与东部三大城市群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东部城市群率先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之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和持续释放的对流动人口的强大吸引力，使其成为开放程度最高、发展优势最明显的地区，进而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特别是珠三角城市群，由于地理位置毗邻港澳，又充分发挥了改革开放以来“试验田”的示范作用，迅速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迁入。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不同的是，珠三角城市群同属广东省管辖，一体化发展的行政壁垒相对较小，易于内部开放合作和资源协调整合。相比而言，川渝城市群地处西部，经济起步较晚，经济发展水平与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存在着较大差距，且两地在地缘经济上较长时期处于“貌合神离、暗中较劲”状态，改革开放力度不足，外来人口聚集较少，导致城市化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三大城市群。

近年来，川渝城市群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城市化发展差距呈缩小趋势。2000年川渝城市群比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城市化率分别低18.44、26.02、8.22个百分点，2019年分别低15.64、14.07、9.38个百分点，其中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缩小趋势较为明显（见图1）。究其原因，1990年以来东部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较高的开放程度，迅速聚集了大量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快了东部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进程，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化水平。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人口流向集中化趋势明显[26-27]，东部地区三大城市群成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均为人口强势流入中心。而川渝地区同期却为全国劳务输出大省，大量的劳动力流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直接导致21世纪初期城市化水平远落后于东部三大城市群。2011年以来，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及《成渝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的发布，川渝地区逐渐展现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人口回流逐年递增，并保持较大增长幅度。本地人口回流和外地人口流入在川渝地区产生人口聚集，一方面为川渝城市群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凸显了川渝城市群作为中国第四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提高了川渝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如图1所示）。

四大城市群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川渝城市群与其他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及发展速度均表现出显著差异（P＜0.001）。主要原因是川渝城市群在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基础条件等方面与东部三大城市群存在差距，导致其在吸引集聚人口的能力以及城市化进程等方面与东部三大城市群存在显著差异。

表2 四大城市群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方差分析（2000～2019年）

（二）川渝城市群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及与东部三大城市群的比较

1.川渝城市群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

川渝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化，但合理化程度偏低。21世纪以来，川渝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不断提高，IR值从2000年的0.79降至2019年的0.39，总体呈下降趋势。2000～2019年，川渝城市群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由21.51%降至9.06%，表明川渝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化。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直处于32%以上，表明川渝城市群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较多，农业发展滞后，产出效益偏低，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较小；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则由18.38%上升至26.83%，产值占比在38%～47%之间波动，说明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要素配置基本合理，但产值占比偏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由25.22%上升至40.3%，产值占比由40.14%上升到52.69%。由此可见，川渝城市群存在劳动力投入要素与产出结构不相适应的现象，从业人员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

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变动趋势来看，川渝城市群的IU值从2000年的1.00上升至2019年的1.38，表明川渝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化转变。分析该时期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2年缓慢上升期，2003～2010年振荡下滑期，2011～2019年持续上升期。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后的持续上升是由于川渝地区承接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引进大量工业企业，从而带动了物流、金融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政府为了更好地“筑巢引凤”，不断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使第三产业在2011年后一直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此外，随着城市化的持续推进，2012年川渝城市群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7.13%，同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增至45.59%，超过了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初步呈现出“三二一”结构。产业结构从2000年的21.51∶38.35∶40.14转变为2019年的9.06∶38.25∶52.69，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小幅增长，第三产业提升较快，但与发达地区相比，第三产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处于成渝双核城市之间的中小城市工业化水平低，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城市群内不同城市间的产业发展很不均衡；二是川渝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和联系较少，尚未产生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协同与集聚效应。

2.川渝城市群与东部三大城市群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比较

与三大城市群相比，川渝城市群不仅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偏低，且优化速度较慢。从图2可知，2000～2019年川渝、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四大城市群的IR值均呈下降趋势，分别从2000年的0.787、0.535、0.493、0.550降至2019年的0.390、0.282、0.139、0.197，说明四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均有所提高，但川渝城市群的要素投入与产出结构耦合程度仍然偏低。从产业结构合理化（IR）的进展速度分析，川渝、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IR值的年平均下降速度分别为3.57%、3.77%、6.29%和5.10%，与东部三大城市群相比，川渝城市群产业结构与劳动力资源之间耦合配置的优化速度相对较慢。

图2 2000～2019年四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变动趋势

川渝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稳定性不足，总体处于落后状态。图3为2000～2019年川渝、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大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变动趋势。分析发现，在2000～2010年期间，较之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川渝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高，但2011年开始出现下滑。尽管2014～2019年，川渝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明显提高，但仍落后于东部三大城市群。其原因在于，东部三大城市群起步较早，城市群内部不同规模和层次的城市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相互开放、相互协同，进而产生“1＋1＞2”的极化效应，同时，各城市在空间上的邻近产生扩散效应，推进生产的专业化，促进技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充分流动，这有利于在城市群内部产业互补、技术创新和资源共享，从而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从产业结构高级化（IU）的进展速度分析，川渝、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IU值的年平均上升速度分别为1.64%、4.57%、3.11%和2.08%，川渝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虽有所提高，但速度较为缓慢。

图3 2000～2019年四大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动趋势

（三）川渝城市群城市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与东部三大城市群的比较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可以被拒绝，此时采用工具变量法（Ⅳ）①本研究将IR、UR和IU、UR的一阶滞后项分别作为交互变量UR×IR和UR×IU的工具变量。进行参数估计所得到的结果更为准确。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选用的工具变量与扰动项无关，与内生变量有较强相关性。综上，本研究运用GMM估计法对模型进行拟合，参数估计结果参见表3。

分析表3的参数检验结果可见，模型通过F检验、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较好且残差平方根较小，说明该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系数参数基本上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市群战略下的城市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具有显著影响。主要影响和特点如下：

第一，川渝城市群城市化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由表3可知，川渝城市群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偏效应（∂IRi/∂URi）为-0.006，说明川渝城市群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助推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首先，城市化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现实需求，提高了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配置效率，有利于增强劳动力等投入要素结构与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其次，城市化为城市输入了大量劳动力资源，有效转化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了从业人员结构的合理性，正是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与从业人员结构不断协调均衡，使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

第二，川渝城市群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偏效应（∂IUi/∂URi）来看，川渝城市群为0.001，表明其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助推作用，显著提升了产业发展层次，推动了产业升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人力资源的贡献。城市化过程中，大量转移人口进入城市，满足了二、三产业发展中的劳动力需求。其次是市场贡献。人口聚集到城市加快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同时，产业集聚有利于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再次是土地贡献。农村人口搬迁到城市，农村中宅基地等建设用地被复垦利用，企业资本进入农村实施造地项目，通过耕地指标置换，在城市周边新建了工业园区，为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

表3 四大城市群参数估计与检验结果（2000～2019年）

第三，比较四大城市群偏效应值发现，城市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有显著差异。分析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川渝城市群城市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偏效应为-0.006），川渝城市群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而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化的发展并未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偏效应分别为0.004、0.005和0.005）。这可能由于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因素众多，当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人口城市化的影响程度就会减弱，目前东部三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高，因此，应加大资本投入力度、加快技术研发进度，与城市化共同促进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分析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京津冀（偏效应为0.004）和长三角（偏效应为0.004）两大城市群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助推作用较大，与之相比，川渝城市群（偏效应为0.001）和珠三角（偏效应为0.001）城市群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较小。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特征考察和模型估计，分析川渝城市群城市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与东部发达地区三大城市群进行比较，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川渝城市群城市化发展逐步推动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但与东部地区三大城市群相比，其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第二，21世纪以来，川渝城市群的城镇人口数量持续上升，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城市化率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68%，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差距呈逐步缩小趋势。第三，川渝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偏低，其合理化程度与优化速度落后于东部三大城市群。第四，川渝城市群产业结构逐步向高级形态转变，较之于东部三大城市群，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稳定性不足，总体处于落后状态。比较而言，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结构更趋合理，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更明显，川渝城市群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务艰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川渝城市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缓解西部相对落后状态。实践表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集聚，发挥各自在推进人口城市化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带来新的更强的集聚力，形成扩散效应。川渝城市群在发展进程中，应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破除行政区划的藩篱、扩大开放合作，充分发挥成都和重庆两大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强化川渝城市群中部及周边多个中小城市参与协同，形成产业合理布局、功能优势互补、生产要素高效联动、整体竞争优势明显的城市群。有效发挥川渝城市群对西部的扩散效应，强力支撑西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缓解西部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的相对落后状态。

第二，探索政府政策调控引导与市场主体调节相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引导人口有效转移和土地有序流转。实践表明，宏观经济和产业布局、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管理体制机制等问题，仅靠市场调节有一定局限性。因此，促进城市群城市化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地方政府宏观政策调控，加大投入，改善环境条件。一是应充分发挥川渝城市群人口数量的优势，引导农村人口合理流向城镇，二是加大川渝城市群转移支付力度，积极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切实解决其就业、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的实际困难，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三是落实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继续促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后顾之忧。

第三，强化川渝城市群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基于城市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功能和川渝城市群的区域特点，一是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投资环境，吸引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向川渝城市群聚集；二是在延长产业链、拓宽供应链、增强价值链的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布局，加大科技、教育、研发等投入，推进产业由低端向中端、高端升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