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双边效应

赵春燕，宋晓莹

（1.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昆明650221；2.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昆明650000）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的数量与结构优势，成功兑现人口红利并获得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9.4%，成就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2019年末中国内地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2.6%，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7）》在固定生育率方案（总和生育率保持1.6）下的预测，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在2025年超过20%，2040年超过30%，2050年达到36.2%。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意味人口红利的锐减甚至消失，传统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为了延续经济的持续增长，确保较强的全球竞争力，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高质量经济发展“调结构”“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保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当前，人口老龄化不仅给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挑战，同时也带来机遇，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变革等的重要推手。因此，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对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也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目前的研究结论形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一是因为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数量及供给质量的双重下降，从而阻碍产业结构升级（蔡昉，王美艳，2017[1]；王希元、杨先明，2020等[2]）；二是因为人口老龄化通过增加老龄负担，从而阻碍产业结构升级（Siliverstovs等，2011）[3]。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一是从需求方面分析得到肯定的结论，认为人口结构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需求层次及其结构的变动，人口老龄化催生了与老年人的需求相适应的老年旅游、医疗、健康、养老等第三产业发展，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陈颐、叶文振，2013[4]；陈卫民、施美程，2014[5]；刘玉飞、彭冬冬，2015[6]；王屿等，2018[7]等）；二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反向倒逼企业用资本、技术代替劳动，激化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Maestas等，2016[8]；楚永生、于贞等，2017[9]；卓乘风、邓峰，2017[10]）。一些学者综合考虑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两种影响，汪伟（2015）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正负效应，研究结论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11]。第三种观点，部分学者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赵春燕（2019）认为，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门槛的特征，表现为若一个地区迈过城市化水平门槛值，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若未迈过城市化水平门槛值，老龄化则阻碍产业结构升级[12]。

现有文献虽然注意到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促进）和负（阻碍）双重影响的机制，但是这些文献在方法上无法对二者的正效应、负效应分别进行定量估计，割裂了正、负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综合影响；且大部分文献的实证研究往往得到正或负的结论，对净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及其原因探析等关键问题都没有完整回答。鉴于此，本文的贡献在于：（1）以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一正一负”的双重属性为基础，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具体度量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负及净效应，为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影响提供实证支持；（2）基于我国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差异及时间差异趋势特征，进一步度量净效应的动态时间趋势变化和省份差异；（3）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正效应得以强化的可能条件，即不同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二、理论假设

根据已有相关的文献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促进与阻碍两种可能，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存在一正一负的影响定义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双边效应”。

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但不同的时期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是动态变化的，即该种“一正一负”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的特征，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老龄产业属于第三产业，人口老龄化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条件，即第三产业结构向符合老龄化社会的方向调整（赵春燕，2019）[12]。不仅如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对老龄化的适应速度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调整（Restrepo and Pascual等，2017）[13]，即一产业结构的调整还与该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消费需求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等密切相关（汪伟、刘玉飞等，2015）[11]，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第三产业结构是否向符合老龄化社会更高级的方向调整，因此，本文的理论假设进一步讨论，在不同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时期，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异质性特征。

（一）不同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产生的异质性效应

人力资本通常说的是个人拥有的能够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是新产业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这是因为，人力资本直接影响国内技术创新效率，影响从国外吸收、学习新技术的速度，因而人力资本水平高低决定了产业结构升级转化的方向、速度和程度（张国强，温军等，2011）[14]。一个国家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归根结底都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产业升级的前提是技能升级（蔡昉、王美艳，2012）[1]。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与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的一般规律也表明，随着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其国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不断延长，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化，推动产业结构技术构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汪伟，2015）[11]。蔡昉、王美艳（2012）[1]也指出，尽管人口老龄化使得年轻劳动力数量供给减少，但若能把年轻人逐渐培养成为拥有更充足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以劳动者质量优势弥补数量缺口，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反之，当产业结构调整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若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新需求，在经济周期波动中，不仅要遭遇衰退带来的就业冲击，且要忍受更长期的无就业复苏。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1960前后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1990年以后陷入“失去的20年”，没有像欧洲和美国继续保持适度的、在技术创新前沿上的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教育发展的相对减慢。但若劳动者素质和技能适应老龄化阶段的变化，充分利用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诱发作用，就能助推产业结构升级。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不同的人力资本积累时期，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表现出差异性，人口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依赖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

（二）不同人均消费水平的产生的异质性效应

根据消费需求相关理论，需求是经济活动的起点，需求变化引发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的年龄的变化一定会影响其具体的消费行为，具体表现为：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口的消费数量、结构及习惯均不相同，从而对生产各类消费品的产业带来影响和冲击。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关养老、健康、医疗等需求，这些将成为老年人关注的第一要素。朱洵和周彦汐（2013）指出，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大量与老年人相关的第三产业的需求的增加，且该种需求有向高端化变动的趋势，这显然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15]。陈卫民、施美程（2013）指出老龄产业大都属于第三产业，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提高必然带来的消费需求层次及其结构的变动，必然催生与老年人口需求相适应的医疗、健康、养老服务等第三产业发展，从而引发产业结构升级[16]。陈东升（2020）指出老龄化社会庞大的健康需求将促进医药工业、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险金融等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中国大健康产业有望成为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17]。然而，人口老龄化需求层面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不仅取决于消费意愿，更依赖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如果老年人具有较好的收入和资产状况为服务消费提供了购买力支撑，加速发展老龄服务业。基于人均消费水平更高的老龄化国家或地区，更多的消费将转化为更多的投资，为新产业形成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更为充分。总之，大量老龄人口的出现，必然会增加养老等最终消费品的消费且消费水平会逐渐升级，从满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转化为个性化、多样化的养老需求（王屿等，2018）[7]，有收入保障的老年人则对提高或改善生活质量如能增加提供健康、医疗、旅游等养老服务的第三产业的需求更高。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不同的人均消费时期，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表现出差异性，人口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依赖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和负两种相反的效应，因此，本文借鉴Kumbhakar等（2009）的思路，构建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其中，upgradeit为产业结构水平；xit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有：人力资本积累、高质量资本积累、少儿抚养比、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基础设施水平、投资率等。δ为待估参数向量；i(xit)为前沿产业结构水平，ξit为复合残差项，ξit=ωit-uit+εit，其中，εit为随机误差项，反映不可观测的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影响；由于复合残差项ξit可能并等于0，将导致OLS估计结果有偏。当ωit≥0，则表示人口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当uit≤0，则表示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当ωit=0，uit≤0或uit=0，ωit≥0时，模型为单边随机前沿模型。当ωit=uit=0时，模型为OLS模型。

通过式（1）可知，实际的产业结构水平最终是人口老龄化促进和阻碍的双边影响的结果：人口老龄化促进对产业结构升级使得产业结构水平高于前沿产业结构水平，而人口老龄化阻碍产业结构水平，使其低于前沿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基于促进和阻碍的共同影响的净效应衡量实际产业结构水平的偏离程度。

由于OLS估计有偏，为了同时估计参数δ和残差项ωit和uit，本文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MLE）得到有效的估计结果。为此，ξit为复合残差项，其分布需满足：随机误差项彼此独立，εit服从正态分布，即εit～iidN，ωit和uit均服从指数分布，即ωit～iidEXPuit～iidEXP误差项与产业结构升级特征xit不相关。基于以上残差项的分布假设，推导复合残差项ξit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在式（2）中，Φ(·)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计分布函数，φ(·)为概率密度函数，其他参数设定为：

进一步，基于以上参数的估计，在n个观测值样本中，估计极大似然函数（MLE）可以写为：

其中，π=[β,σv,σw,σu]，最大化似然函数（3）可以得出极大似然估计的所有参数值，进一步推导ωit和uit两者的条件密度函数分别为：

本文聚焦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负双边效应，因此，基于式（4）和式（5），可以估计面临人口老龄化促进或是阻碍实际产业结构升级偏离前沿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进一步，本文将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水平的偏离程度的绝对程度值进一步转换为高于或者低于前沿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百分比，转换后的估计值具体为：

进一步，基于式（6）和式（7）推导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净效应NE为：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基于以上计量模型，本文选取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由于港澳台及西藏地区（FDI数据）缺失，故剔除。涉及的变量选取具体如下：

1.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水平，采用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衡量，借鉴徐敏和姜勇（2015）[18]、汪伟（2015）[11]构造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upgrade=≤upgrade≤3，其中xi表示第i(1,2,3)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

2.解释变量：按照联合国传统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阶段。本文借鉴陈卫民等（2014）[5]、赵春燕（2018）[12]在研究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中，人口老龄化水平分别采用：（1）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3.借鉴前期相关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1）人力资本积累，借鉴K W Li（2009）[19]对人力资本指标选取方法，用各省（市）的人均教育年限衡量；（2）高质量资本积累，基于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采用大专及以上人数占6岁及以上人口总数比重衡量；（3）少儿抚养比，一个地区的少儿抚养比的提高相应的促进消费需求以及改善未来劳动力供给，从而对产业升级产生影响[20]，以少儿人口占劳动力人口比重来衡量；（4）城市化水平，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为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提供了条件，城镇化水平进程的加快助推产业结构升级[12]，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5）对外开放水平，在开放经济环境下，也是文献中认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21][22]，以实际FDI值来衡量，FDI数据基于2000年对FDI进行了平减；（6）基础设施水平，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和蒂伯特机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正[23]，用各区域公路里程数占其面积的比重衡量；（7）投资率水平，于泽，徐沛东（2014）指出认为资本深化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24]，以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本文选取的变量的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上所有变量的数据均取对数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双边随机前沿模型估计

1.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首先对计量模型（8）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在表2中，M1为控制时间和地区效应的OLS估计结果，M2～M5为采用估计双边随机前沿的极大似然估计法（MLE）的估计结果，其中：M2不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M3控制时间固定效应，M4控制地区固定效应，M5同时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M6～M8在上述基础上加入人口老龄化变量，进一步估计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负效应，其中：M6来识别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效应，M7来识别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M8同时识别正向、负向效应。最后可知，所设定的模型具有显著差异，通过比较回归结果的对数似然函数值和极大似然比值，本文基于M8进行后续方差分解和统计分析。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基本估计结果

续表

2.方差分解：正效应和负效应的测算

基于表2中M8的回归结果，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阻碍效应如表3。结果显示：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估计系数为0.1630，负效应估计系数为0.1640，二者均与本文的理论假设一致，即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一正一负的双边效应，且负效应略大于正效应，即E(ω-u)=σω-σu=0.001。从影响比重来看，人口老龄化无法解释随机项总方差为0.0071，其中由而人口老龄化的总效应解释了产业结构升级总方差的比重为76.97%，说明老龄化的促进和阻碍效应解释了产业结构升级总方差的大部分，可见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有重要影响，其中，老龄化的促进效应的影响占比为49.72%，而阻碍效应占50.28%。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受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正效应小于负效应，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相对低于前沿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表3 方差分解：人口老龄化的正效应和负效应

3.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

为将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水平的偏离程度的绝对程度值进一步转换为低于前沿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百分比，本文基于式（6）～（8）分别估计，分别表示人口老龄化的正效应和负效应，以及使产业结构升级偏离前沿产业结构升级净效应的百分比分布特征，结果如表4。可以发现，平均而言，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1.59%，阻碍产业结构升级1.60%，两者相互影响的净效应使实际产业结构升级略低于前沿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这说明，由于人口老龄化的正效应稍小于负效应，如果假定前沿产业结构升级为100%，最终获得的实际产业结构升级小于100%，与前面方差分解的结论一致。第四列至第六列详细报告了老龄化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及二者净效应的分布状况，表明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25%分位，老龄化的正、负效应共同作用阻碍1/4的省份实际产业结构升级，降低0.83%；在50%分位，老龄化阻碍1/4的省份产业结构升级，降低0.02%，在75%分位，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出现了反转，正效应超过负效应，表现为1/4的省份实际产业结构升级提高0.97%。对于这一结论解释是：一些省份由于人口老龄化水平和相对较低，促进效应大于阻碍效应，另外一些省份老龄化程度虽较高，但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因此这些省份表现为人口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表4 人口老龄化正效应和负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估计（%）

本文给出了三者的频数分布图直观呈现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正负效应及净效应分布情况（图1～图3）。图1和图2表明，人口老龄化的正效应以及负效应都表现出向右拖尾的分布特征，其中图1说明，人口老龄化正向促进效应在7%的位置就消失了，图2说明，负向的阻碍效应在10%的位置仍有拖尾现象。这说明，人口老龄化的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负效应略大。图3表明，老龄化的正效应与负效应分布比较来看，老龄化的负效应稍大于正效应所占比例。

图1 人口老龄化阻碍效应分布

图2 人口老龄化促进效应分布

（二）净效应的时间趋势特征

人口老龄化正、负效应的时间趋势分布特征如表5。结果表明，2000～2018年，人口老龄化的净效应大小在样本年内在-0.94%～1.47%之间，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首先为负，此后净负效应逐渐下降，说明人口老龄化先抑制产业结构升级，随后这种抑制影响不断减弱，2015年净效应由负变正且正效应渐强。总体而言，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呈现出负值逐渐降低并转为正值的“U型”结构的特征。对于这点结论，可能是因为：我国在2000年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虽然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但始终远小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快的地区老年人口有较好的收入和资产状况为老龄产业的服务消费提供了购买力支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的老龄以及老龄相关产业更为发达，更易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且交易更加便利，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政府鼓励和支持老龄化产业的发展，从而出现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由负效应转为正效应，净负效应为不断减弱，净正效应不断增强的情况，因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净效应呈现出由负转为正的“U型”趋势特征。

图3 人口老龄化净效应分布

（三）净效应的地区特征

人口老龄化的净效应地区和省份特征分布如表6～7。估计结果显示，三个地区净效应比较来看，东部地区净正效应最大，为0.04，中部地区净效应为-0.42，西部地区净效应为-0.17；从30个省份比较来看，老龄化净效应为正和负值的省份各占一半，均为15个，其中，东部地区净效应为正值的省份有8个，中部地区有1个，西部地区有6个；净效应为负值的省份东部地区有3个，中部地区有7个，西部地区有5个。在所有省份中，北京的净正效应最大，为3.85。这不难解释，其一，从人口老龄化水平来看，2018年，三大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是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从人口老龄化增长率来看，从2000年至2018年，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不仅面对自身的人口自然老化，且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依次是中部，西部、东部，所以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在中部地区产生了较大的负向效应，东部地区得益于经济地理和政策优势，大多属于经济较发达地区，收入水平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所以东部地区净效应为正值且超过一半省份出现净正效应，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由于不断强化的正效应发生，最终表现为人口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前面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的时间趋势为“U”结构特征的结论。

表5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净效应的年度分布特征（%）

（四）净效应的异质性特征分析

进一步验证人口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得以更好发挥的可能条件，即不同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和人均消费水平呈现的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异质性。具体方法，按照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实际人均消费水平进行分组，然后采用与上述模型相同方法，再次估算不同组别的正效应、负效应和净效应。

1.分组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影响分析

表6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净效应的地区分布特征（%）

表7 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影响净效应的省份分布特征（%）

表8 按人均受教育年限分组的效应估计（%）

按照人均受教育年限将原始数据样本分为三组分别进行估算，估计结果见表8。可以发现，在人均受教育年限（ed≤7.5年)组，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为-0.56%，在人均受教育年限（7.5年＜ed≤9.5年）组，净效应为-0.44%，而在人均受教育年限（ed＞9.5年）组，净效应为1.44%。由此可见，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不断上升，负效应不断下降，净负效应相应地逐渐变小，在受教育年限大于9年的情况下实现了净效应由负变正的特征。这说明，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效应，强化正效应，当受教育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超过负效应，实现人口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是因为在老龄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需要越来越多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劳动力与之相匹配，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有大量的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劳动力产生助推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

2.分组的实际人均消费水平影响分析

按照实际人均消费水平将原始数据分为三组分别进行估算，估计结果见表9。可以发现，在实际人均消费水平（recon≤3000元）组，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为-0.82%，在实际人均消费水平（3000元＜recon≤7000元）组，净效应为-0.73%，在实际人均消费水平（recon＞7000元）组，净效应为-0.44%。由此可见，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不断上升，负效应不断下降，净负效应逐渐变小的趋势。这也说明，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效应，强化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

表9 按实际人均消费水平（元）分组的效应估计（%）

五、稳健型检验

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替换解释变量，采用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替换人口老龄化的代理变量，再次估算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负效应和净效应。

本文列出相应的正和负效应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10。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估计系数为0.1620，负效应估计系数为0.1650，这与前文的估计结果一致，说明人口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双边效应。从净效应看，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正效应小于负效应，总体而言，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从影响比重看，老年抚养比的总效应解释了产业结构升级总方差的76.45%。其中，老年抚养比促进效应占48.80%，阻碍效应占51.20%，这说明在老年抚养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由于老年抚养比的负效应占主导作用，从而使产业结构升级相对负向偏离其前沿水平。

进一步估计老年抚养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阻碍效应和二者相互作用的净效应，结果如表11。可以发现，随着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其促进效应使产业结构升级提高1.59%，而阻碍效应使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降低1.62%，净效应使实际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相对低于前沿水平0.03%，与前文估计结果大致相同。

表10 方差分解：老年抚养比的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

表11 老年抚养比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估计（%）

六、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一正一负”双边效应且存在时间趋势和省份的异质性特征，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均收入水平均调节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本文实证结果表明：1.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的促进效应使产业结构升级高于前沿产业结构升级水平1.59%，其阻碍效应使产业结构升级低于前沿水平1.60%，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实际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低于前沿产业结构升级水平0.01%。2.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的时间趋势特征呈现出由负转正的“U型”结构的特征；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的地区趋势特征显示东部地区的净效应为正，中西部地区为负值且中部地区净负效应更大。3.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得到强化，弱化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效应，从而实现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为正。4.采用老年抚养比作为解释变量替换人口老龄化指标，研究结论仍然稳健。

基于上述结论，在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加剧趋势不可避免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产业结构升级既面临挑战，又存在机遇，如何弱化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效应，顺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强化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提出建议如下：

1.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尤其是高质量人力资本的积累。产业升级实质上是产业发展的劳动生产率和科技含量不断提升的过程，人口老龄化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产业结构升级的老龄化方向调整需要越来越多高素质、高技能且符合产业高级化水平的现代产业工人与之相匹配。因此，继续增加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巩固义务教育的高入学率，实施义务高中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扩大研究生招生率；改革教育模式，提高教育质量，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所学专业与就业岗位的匹配，对高等学校的教育体制、学科布局、专业设置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等；提高高学历教育人才、专业技能人才、创新性人才的工资福利待遇；发展职业培训教育，专业技能培训教育，加速推进人口质量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朝符合人口老龄化方向的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进行调整。

2.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我国的老龄人口众多且老龄化速度较快，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机遇，催生“银发经济”，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得以释放，将更多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和购买力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且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越强，其需求的多元化和高级化将引导着产业结构向着更高级的方向发展。因此，政府可以在收入分配、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如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改革等政策逐渐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家庭和居民，降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加强对老年人创业、就业的政策支持，实施税收减免、奖励鼓励扶持老年人实现自主创业、弹性就业和延长就业，增加老年人收入，提高老年人消费能力；提高老年人养老保障，扩大养老、医疗保险覆盖面和保障率，减弱老年人口养老的后顾之忧，激活老年人口的消费动力。

3.人口老龄化虽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条件，但老龄化引发了劳动力生产率下降和老龄负担效应确实存在，这会强化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效应。因此，从长远来看，要进一步制定积极的人口生育和生育配套政策，鼓励生育二胎，建立生育津贴制度，抚育经济补贴制度，如实施幼儿园义务教育等政策来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