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照亮未来
——“火箭俱乐部”科技创新的启示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 薛惠锋

2021年4月15日，2021第四届国际企业资源交流峰会在无锡举行，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受邀出席峰会，并作了题为《历史照亮未来——“火箭俱乐部”科技创新的启示》的主题报告，分享了美国“火箭俱乐部”的创新故事，从激发创新的原动力、厘清创新的分界线、整合创新的资源池、用好创新的助推器和升级创新的发动机5个方面，分析了对当前我国科技创新的启示。

2021年恰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就被摆在各项规划的首位专章部署。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只有持续科技创新，才能赢得未来。中国航天是科技创新的坚定践行者，是尖端科技最集中、国际合作最广泛、实践探索最强劲的领域之一。65年来，中国在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多个重大工程上创造了中国奇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航天事业的发展，指出：“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称赞中国航天“在人类攀登科技高峰征程中刷新了中国高度。”我国航天事业能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得以实现，这一切也源于一位科学家——钱学森。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

2021年也恰逢伟大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诞辰110周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在美国时已成长为科技界新星，被美国人称“能顶上5个师”，新中国历届领导人均将其树为学习的典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一同被中组部评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作为一名战略科学家，是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当之无愧的奠基者和开创者，是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唯一获得者；作为一名思想家，开创了“系统工程中国学派”，创新性提出了系统论思想，打造了中国人的“命根子”工程。

我曾对我的博士生说过：“你们踏入了系统工程之门，就步入了危险之地。”你可能在里面兜兜转转、上下求索了好多年，但最终仍一无所成，甚至自我怀疑，认为系统工程没有什么用；也有可能成为一代“大师”，正如钱学森本人，就是“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创始人，正如钱老本人所说，系统工程是“中国人的发明”“前无古人的方法”“是我们的命根子”。我本人之所以长期战斗在系统工程一线，也正是深受钱老本人的指导、教诲和影响。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哪个国家的航天实力最强大？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没有不知道答案的，那就是美国；我还想问问，美国的航空航天事业由哪个机构负责管理？大部分人都知道，那就是NASA；我再问一问，美国航天事业是从哪里起步的？这个也许鲜有人了解，那就是“火箭俱乐部”。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美国“火箭俱乐部”的创新故事，并分析对当前我国科技创新的启示。

诞生之初，一个不被看好的“草根组织”

1936年初，两位“火箭迷”帕森和福尔曼被帕萨迪纳的当地报纸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吸引，找到了冯·卡门的实验室，结识了另外两个“火箭迷”马林纳和史密斯。1936年2月，这四个“火箭迷”成立了一个“火箭俱乐部”，专门研究火箭。马林纳和史密斯两人是航空工程系的研究生，负责火箭总体设计；帕森学化学，负责研制火箭燃料；福尔曼擅长机械设计，负责搞火箭结构；但是这4个人中恰恰缺少一个研究理论和计算的。

当时，来自中国的钱学森恰好拜师科技大师冯·卡门，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被分配到和史密斯共用一个实验室。史密斯知道钱学森的数学功底很好，于是他就拉钱学森加入他们的俱乐部，正好负责火箭的理论计算部分，“火箭俱乐部”由4个人发展到5个人。

20世纪30年代，很少有人把火箭当作值得努力开拓的科学领域，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科幻小说才感兴趣的把戏。马林纳当时就打算以探测火箭的飞行特征为题，撰写博士论文，不但被他的老师一口回绝，还建议他休学，或者去飞机公司找工作。幸好遇到冯·卡门，非常欣赏马林纳的观念，同意指导他的论文，才让他得以继续开展这项研究。

说到这里，我提到了多次冯·卡门，这个人究竟是谁呢？科学界的人都知道，源自于德国的哥廷根学派，在全世界数学科学和物理学发展中长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哥廷根学派的精髓，是从扑朔迷离的复杂问题中找出其物理本质，用简单的数学方法分析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是科学的助推器。哥廷根学派的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方法，让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成为了钱学森一生始终不渝的追求。20世纪，服务于德国的普朗特是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被称为“现代流体力学之父”。为了纪念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德国航空太空中心设置路德维希·普朗特环，用于奖励在航天工程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科研人员。普朗特最杰出的学生冯·卡门把应用力学从德国带到了美国，他传承和发扬了哥廷根学派的自由民主思想，每周举办一次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的研究例会，激发了创造热情。在其晚年，冯·卡门，作为美国近代以来的最伟大的战略科学家，在美国白宫接受总统授予的美国最高科学奖。

言归正传，火箭俱乐部最开始的时候，没有经费的支持，他们有的去打零工，有的去垃圾场捡可以利用的材料，甚至还有的人想把自己写的科幻小说卖了换点钱。后来有一次马林纳在校园里演讲，一个气象专业的学生阿诺德对他们的俱乐部很感兴趣，于是就说要资助他们1000美元，过了几天阿诺德确实把1000美元送到了马林纳的手中了，马林纳打开一看，几乎全部是一美元一美元的零钱，这时候他才知道这是阿诺德在学校里募捐筹来的钱，这1000美元缓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就是用了这笔钱，俱乐部买了价值120美元的两件仪器，置办了一些实验用的家当，才使得“火箭俱乐部”继续坚持下去了。

祸不单行，被赶出校园的“自杀俱乐部”

虽然这个组织得到了冯·卡门的支持，但是他们在学校里却被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他们总是搞出一些震惊全校的事。

第一次事故是马林纳和史密斯不慎在草坪上打翻了一瓶四氧化氮，整个校园里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草坪上也留下了一片焦褐，这让同学们首次认识了这个“危险”的“草根组织”。

第二次事故发生在古根海姆实验室，他们在做火箭发动机的实验时，使用了四氧化氮和酒精的混合物作燃料，却怎么也点不着，还喷出了许多红色的泡沫、放出了又腥又臭的气体，整个大楼笼罩在一片乌烟瘴气中，这次事故导致大多数仪器被毁。

第三次事故相比于前两次事故更严重、更可怕。这一次实验，火箭小组在点燃了火箭发动机后3秒时发生了爆炸，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正在进行正常的学习和工作，“轰隆”一声，整个大楼开始晃动起来，窗户的玻璃都被震碎了，大楼里的学生以为遭到了袭击或者轰炸，都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

这次事故虽然没有任何人受伤，但是冯·卡门教授却也受到了校方的斥责，火箭小组被赶出了校园，他们的仪器也从实验大楼的地下室里搬了出来。

起死回生，成立喷气推进实验室（JPL）

虽然如此，火箭小组的人并没有放弃，拖着沉重的油槽和设备来到了阿罗约塞科河谷，继续着他们危险的研究。那个时候，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资料，所有的东西都得从头开始。钱学森担任着火箭的理论计算，1937年5月29日，他完成了一篇报告《火箭发动机喷管扩散角对推力影响的计算》，这份报告描述了理想火箭的理论模型，被火箭小组的成员视为“圣经”，成为了以后研究工作的基础。1938年5月，火箭小组的研究产生了转折，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和之前一样，他们点燃了火箭发动机，但是这一次并没有发生爆炸，发动机整整运转了一分钟，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这吸引了全校的师生前来参观，这也引起了军方的注意。

1938年年底，冯·卡门教授收到了阿诺德将军的邀请参加华盛顿空军研究委员会会议，接受了一项研究计划，该研究主要针对重型轰炸机火箭助推起飞装置，理所当然就交给了火箭小组。于是，火箭小组就得到了国家科学院资助的1000美元的经费，半年后，又得到了10000美元的资助，都用来研究发动机推进剂。冯·卡门认为，能够得到官方的认可，说明了国家对于火箭小组的认可，于是决定把火箭小组正式改名为“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JPL），自己担任主任，钱学森负责推进组，并与同事史都华共同管理弹道组。

火箭小组将目标放在了固体推进剂上，经过多次失败与不懈努力，最终他们研制出一种新型推进剂。1942年4月15日，美国第一架装有火箭助推装置的重型轰炸机试飞大获成功。冯·卡门指出：“这是美国实际应用火箭的开始。”

一战成名，为赢得二战立下汗马功劳

经历了一系列考验，JPL实验室的地位逐渐巩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英国伦敦的周边突然响起巨大爆炸声，且爆炸大都发生在交通高峰时段。人们惊恐的是，并没有看到德军轰炸机的身影，便纷纷猜测，德国到底发明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伦敦接连几天出现持续不断的爆炸声、惊叫声、哭泣声，让盟军一方无时无刻不绷紧了神经。随后美国情报人员获悉，在伦敦上空嗡嗡作响的庞然大物，是德国工程技术人员早在1936年就开始研制的导弹，目前已经成功研制了V1、V2两种型号。于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立即请美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冯·卡门进行研究。

冯·卡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钱学森、马林纳等人。在仔细分析了有关情报的基础上，钱学森等人临危受命，研究起草了题为《关于远程火箭运载器的评价和初步分析》的报告。通过缜密研究，钱学森等人结合美国的科技水平，给出了“一枚起飞重量4.5吨的液体导弹最大射程能达到120公里”的精确定量结果，并指出美国应立即着手制订远程导弹发展计划。五角大楼十分认同这份报告，并支持扩建冯·卡门等人领衔的加州理工学院JPL实验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航空航天之所以能够领先世界，正是由于JPL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49年，钱学森接替他的老师冯·卡门成为了JPL的主任。在JPL实验室，美国成功研制出了第一枚探空火箭，并研发了固体燃料以及近程导弹，“列兵”、“下士”、“中士”系列导弹相继诞生。1958年1月31日，成功研制出了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1号”，此举也促成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于同年10月1日诞生。JPL于1958年12月转移到NASA，成为该机构的主要行星航天器中心。

不仅如此，在JPL成立后，大量的其他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开启了美国国家实验室建设浪潮。包括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杰斐逊实验室、斯坦福加速器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等。

地位稳固，参与“回形针计划”

不仅如此，以冯·卡门为核心的JPL团队，还参与了美国在二战期间一系列重要的科学活动，包括以抓捕“火箭之王”冯·布劳恩为核心的“回形针计划”。1945年4月底，为了更快的找到德国火箭专家，美国五角大楼派遣36人的咨询团前往德国，冯·卡门任团长被授予陆军航空队少将军衔，钱学森作为冯·卡门的主要助手，被授予陆军航空队上校军衔，咨询团的其他成员也全部被授予正式军衔。在美军的护送下，咨询团来到了战火纷飞的德国。他们先后前往了下萨克森州的布伦瑞克、图林更州的诺德豪森、亚琛和巴伐利亚山区。1945年5月2日，咨询团跟美军第44步兵师攻入巴伐利亚山区，美军在这里意外发现了冯·布劳恩的踪迹，这一天，布劳恩的弟弟——火箭工程师马格努斯被俘获了，他用非常蹩脚的英文说：“我是马格努斯·冯·布劳恩，我的哥哥冯·布劳恩发明了V2导弹，我们想向你们投降。”就这样，以冯·布劳恩为首的126名德国火箭精英，就这样投进了美国的怀抱。

冷战初期，当美国还在使用常规武器时，苏联接续德国的V1火箭，开发出了能够超远程打击目标的R7火箭。同时，双方也抓紧对火箭的研究，1957年，苏联成功将卫星送入了太空，而彼时美国的火箭研发却屡屡受挫，经过了大量的失败后，美国决定启用当时因为德国纳粹身份而被雪藏的冯·布劳恩。在短短八个月后，美国也将人造卫星发射进入了太空。在1969年，美国成功将阿波罗11号送上月球，阿姆斯特朗成为了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而美国也成功在科技上反超苏联，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航天第一大国。可以说，冯·布劳恩是无可否认的技术天才和战略科学家，是美国太空时代当之无愧的核心。除了冯·布劳恩以外，美国从“回形针计划”中带回的德国科学家还活跃在美国的各个领域，服务于不同的军事项目。正是由于二战时期的“回形针计划”，美国吸收了许多德国纳粹科学家，其中不乏对后续发展有决定性的人存在，使美国的科技实力大增，为其二战后成为世界霸主奠定了坚实基础。

擘画未来，撰写《迈向新高度》

“回形针计划”的收获让美国在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获得了远超对手的优势，特别是咨询团回国以后根据德国之行的收获所撰写的战略报告《迈向新高度》。这是当时美国军方的机密文件，报告长达13卷，是以冯·卡门为首、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世界著名科学家集大成智慧完成的战略性报告，为美国政府在战后的发展规划提供了切实可行并具有前瞻性的技术路径和发展方向，也成为了美国航空航天事业的第一份发展蓝图。

钱学森是该份报告最主要的作者和编辑者，参与完成了其中五卷内容的编写。在报告中，钱学森详细的论述了和预见了高速气体动力学、固体与液体推进剂火箭、脉冲式喷气发动机、冲压喷气发动机以及超声速有翼导弹等技术的研究成果、问题所在和发展前景。鉴于钱学森的表现，1945年年底，亨利·阿诺德将军亲自为钱学森写了一封感谢信，表扬他在气体动力学、冲压喷气发动机与火箭方面的杰出研究，以及在核能等领域上的“无价”贡献。这样难得的机会让钱学森与冯·卡门等杰出的世界大师一起，站在科学技术和战略思想的最前沿，从整个国家甚至世界战略的角度，全面的、系统的思考全局，提出战略性规划。

事实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科学咨询团”还有一个极其深远的影响——孕育了美国最重要的现代智库，即兰德公司。从这个层面看，钱学森也是现代智库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阿诺德担心战后军队中的精英科学家流失，他曾要求他的首席科学顾问冯·卡门构思一项计划，以吸引科学家在和平时期继续为空军效力。后来的《迈向新高度》报告中提倡“建立一个新型科学机构，以战争期间协助指挥和提供参谋的科学家们为核心，建立一所不招收学生、只为空军效力的学院。”这就是后来兰德公司的雏形。

各位，这就是今天我分享的一段历史。历史讲完了，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在我看来，尽管历史久远，但是启迪依在。接下来我想分享的就是这段历史带给我们今天科技创新的启示和借鉴。

一是兴趣驱动：激发创新的原动力

从火箭俱乐部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没有5人火箭小组面对冷眼的越挫越勇，面对挫折的屡败屡战，就没有当时美国火箭的诞生，没有二战时期的“回形针计划”，没有指导美国航空航天几十年的《迈向新高度》，没有到现在还领先全球的兰德公司等等，甚至是没有今天的美国航空航天事业。而这背后的一切来源于什么？只有一个简单的词汇：兴趣。

基础科学产生的源泉来自于科学家对未知世界产生的浓厚兴趣，没有功利性和目的性，没有哪一个是被提前规划和设计出来的，存在相当大的偶然性。无论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普朗克和海森堡等发现量子力学，还是蒸汽机、电灯、电报、计算机、数码相机的发明等，都是如此。牛顿是因为躲避瘟疫，长期封闭在乡间，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没有任何科研经费，提出了相对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

薛惠锋院长在2021第四届国际企业资源交流峰会上作了题为《历史照亮未来——“火箭俱乐部”科技创新的启示》的主题报告

在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我与麦肯锡首席科学家进行对话，他提出：我们美国有很多的科技创新成果，你们中国人直接拿来用就行，不需要再创新了。到了今天这个时刻，美国人还会对我们说出不需要创新的话，是何等自负和看轻我们。我想说的是：中国是否要原始创新从来就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是我们在新时代必须做出的抉择。当前，我们必须要好好补一补近代科技史上缺的课，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搭好基础科学的底层架构。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下的功夫很多很多。在此，点到为止。

二是定位清晰：厘清创新的分界线

回顾一下火箭小组的五位成员，各有专长，相互补充；冯·卡门作为总指挥统揽全局；军方、政府都是资助人的角色。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清晰的定位，他们就这样把一个“草台班子”建成了全球最富盛名的航空航天管理机构NASA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到这里，我们往往都讲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人连自己所处的位置都还没搞清楚。从目前来看，学界想搞产业，逼得工程界不得不搞基础研究，技术专家又在思考要不要下海经商，这是现在非常普遍但却不正常的现象。甚至有的企业，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再到成果转化，全部都要做，这就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越位”去干别人该干的事，“荒了自己的地”不说，“别人的田”也没种好，这是一种典型的短期逐利和投机行为。

现实如此，并非理应如此。事实上，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等都是不同的概念。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早就科学定义过：科学是发现客观世界的学问，技术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工程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产品是技术成果实现转化后的直接产物，是面向市场的，能够被市场所接受，才有生存和发展空间；产业则是一个社会分工的产物，由千千万万个从事相关领域经济活动的主体所构成。事实上，基础科学只是“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是不能创新的；但是技术是“改造”世界的学问，是可以创新的。由此，我们要明确：科学家就要埋头于科学发现，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成果，比如爱因斯坦；技术科学家就要努力提炼出工程理论，指导技术发明和工程实现，比如冯·卡门；发明家或工程师就致力于将理论成果和点滴经验转化为技术发明成果，比如爱迪生；企业家要将好的技术转化成产品并推向市场，获得市场的认可，像马斯克等。在科技创新的生态链条中，每个企业都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这也是我一直所说的“位商”——人生抉择，重在定位，科技创新抉择也贵在定位。

三是珍珠项链：整合创新的资源池

盘活企业资源，为产业赋能，企业的发展需要必备的要素和必须的资源。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模式变革，无论是渠道的拓展、还是产品的营销，无论是理念的升华、还是能力的提升，都需要“平台”的强大支撑和“专业”的精准服务。只有共赢才能共存，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度过寒冬。在充满着全球性挑战的今天，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资源的整合，才能贯通利益上下游，才能把一串串资源珍珠，串成共享产业项链。在这处处充满激烈竞争的市场鏖战中，个体化发展、独善其身的运营早已难以生存。企业间相互依存、共济互惠，已成为当今企业创新发展的主导战略，服务员工、回报社会也已是当今企业家们的重要价值。

四是成果转化：用好创新的助推器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仅停留在10%-15%。以高校为例，专利申请量稳步增长，但是转化率不高，沉睡的专利数量以及专利寿命明显低于科技企业。2019年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数据显示，3200家高校院所中，有687家设立了转移机构，其中只有306家单位认为技术转移机构在成果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普遍认为转移机构存在“规模小、服务少、能力弱”的现象，成果转化的中间环节至今没有打通。反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孕育了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建立了包括TLO（技术许可办公室）在内的技术转移体系，对128公路、波士顿创新生态都产生深远影响，校友创办的企业的年收入总和已超2万亿美元。

美国在转化环节就特别注重搭建“供需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让包括高等院校、军工企业在内的供应端和包括各种大中小企业在内的需求端，实现大融合、大联通、大发展的技术成果转化平台，这其中就往往是“无中生有、有中出新”的逻辑。这个过程中恰恰也需要综合集成研讨厅的推演、预测，把握市场规律、找准市场方向，在现有成熟技术群中，找到颠覆现有产业模式的新组合。我所在的航天十二院也一直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我们以先进技术转移转化为抓手，运用汇聚的航天及国防领域专利技术，积极构建中国先进技术转移转化平台，以“需求牵引、政府搭台、航天推进、企业唱戏、基金跟随、民众受益”为思路，以“一揽子发布、一站式对接、一条链转化”为路径，打通从先进技术到产品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我相信，在这一方面，像今天这样的峰会也一定能从中找到自己的道路、大有可为。

五是人才培养：升级创新的发动机

人力资源是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纵观古今历史，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唯有人才足够，才能更好地发展。人才二字，寥寥五笔，却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发展之基、竞争之本、动力之源。火箭俱乐部的发展，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回形针计划”的实质就是一个寻找人才的计划。回顾新中国的人才培养，如果说建国70年，解决了公民的教育缺失问题，让几亿中国人撕下了“文盲”的标签；那么接下来的几十年，教育的重点就是从人才培养的“数量”上转移到“质量”上。

这不禁让我想起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7月，钱学森对来看望他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几年以后，钱老去世了。钱学森之问，是对传统培养模式的反思。事实上，钱老在提问的同时，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即运用钱老提出的“大成智慧”。

大成智慧教育的根本就在于“集大成，得智慧”，就是充分尊重人才的成长规律和培养规律。我们要用“玩物尚志”取代“玩物丧志”，充分激发人类的无限潜能，让孩子在快乐中获得知识，在探索中追求真理；我们要用“人机结合”取代“填鸭教育”，让机器最大限度取代人的重复记忆，进一步提升人类的形象思维和创造思维；我们要用“科艺结合”取代“重智轻德”，实现人类“性智”和“量智”的双提升，从而实现人的“智商、情商、健商、位商、灵商”的五商合一。我们的教育目标是培养爱因斯坦式的思想巨匠，爱迪生式的动手能力极强的发明家，钱学森、冯·卡门式的帅才，雷锋式的勇于奉献、听党指挥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中国航天十二院是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传承者与践行者，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钱学森学校的建设，使之成为传统教育的有益补充，以提升传统教育“第一发动机”的能量，打造现代教育“第二发动机”，让创新教育的能量源源不断，让创新教育的精神源远流长。

基于历史而引领未来，赢得当前而开创时代。钱学森经常说，创新就是“想别人没想过的事，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成就别人没能成就的伟业”。在此，衷心祝愿今天在座的企业家都能在科技创新中成就“别人没能成就的伟业”，无愧于这个好时代、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