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24、IL-6和hs-CRP对新生儿急性肺损伤的诊断及预后预测价值*

王 军，孙 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检验科，湖北武汉 430016

新生儿急性肺损伤(ALI)是新生儿期的常见病，为炎症细胞、促炎因子等通过“瀑布式”级联反应导致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1-2]。ALI加重时称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此时机体可表现为多器官功能障碍，威胁患儿生命[3]。然而，由于ALI的具体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临床对其尚无特效的治疗方法，多采用消除潜在病因和对症支持治疗[4-5]。目前，国内对新生儿ALI的诊断主要依据2017年发布的蒙特勒诊断标准[6-7]，但该标准主要依据临床表现及相关检查进行诊断，如发病缓急、机体氧合状态、肺水肿状态及胸部X线片表现等，这往往需要医生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才能做出准确判断。因缺乏可靠的诊断标志物，目前ALI临床诊断的准确性较低，常导致患儿错过最佳诊疗时机，使治愈率降低，病死率增加，给患儿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根据ALI/ARDS疾病病理发展过程，ALI为ARDS的初始阶段，但并不是所有ALI患儿都会发展为ARDS，因此早期诊断ALI并采取有效措施对阻止疾病向ARDS发展，降低患儿病死率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虽然感染相关指标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和白细胞介素-6(IL-6)等对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价值已经得到广泛认可[8]，但其特异度仍然有限。因此，新的靶向性较好的标志物有待进一步被发掘，而CD24作为损伤相关模式分子(DAMP)的负反馈受体，在机体发生炎性反应时表达上调，通过抑制机体的免疫反应达到保护宿主的作用[9-10]，可作为脓毒症等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的重要指标[11]。基于此，本研究探讨了CD24、IL-6和hs-CRP对新生儿ALI的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价值，以期为临床诊治工作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12月本院新生儿科收治的ALI患儿152例为研究组，其中男99例，女53例，入院日龄7.36(2.13，18.47)d。根据蒙特勒诊断标准中引起新生儿ALI的诱因不同，将所有患儿分为间接诱发组(诱因为缺氧窒息、脓毒症等)128例和直接诱发组(诱因为胎粪、羊水、乳汁吸入等)24例。另选取同期进行体检的健康新生儿30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19例，女11例，入院日龄7.01(2.38，17.82)d。研究组与对照组入院日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批号：2020R074-E01。

1.2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研究组所有患儿均符合ALI诊断标准[6]，年龄≤30 d，起病急；氧合指数[氧分压(PaO2)/吸入氧浓度百分比(FiO2)]≤200 mm Hg；胸部X线片显示双肺均有斑片状阴影；肺动脉嵌顿压≤18 mm Hg或无左心房压力增高的临床证据；如氧合指数≤300 mm Hg且满足上述其他标准也可诊断ALI。排除标准：(1)死亡或放弃治疗的患儿；(2)合并有心、肝、肾等器官功能损伤；(3)合并先天畸形；(4)合并先天性遗传代谢病或染色体疾病。

1.3方法 研究组采集患儿急性发作入院时(治疗前)及疾病恢复出院时(治疗后)的静脉血2 mL，同时采集对照组新生儿体检当日静脉血2 mL。离心取上层血清，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西门子BNⅡ特种蛋白分析仪，德国)检测血清hs-CRP水平。取下层细胞，按1∶1比例加入淋巴细胞分离液，混匀，3 000 r/min离心20 min，用吸管吸取中间灰白色淋巴细胞层，3 000 r/min离心5 min，弃上清，获得单个核细胞，加入1 mL Trizol试剂裂解细胞提取总RNA，将总RNA提取液于-80 ℃冰箱冻存。采用反转录试剂盒反转录合成cDNA，CD24、IL-6和内参β-actin引物由武汉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引物序列见表1。PCR反应条件为：95 ℃ 5 min，95 ℃ 30 s，56 ℃ 30 s，72 ℃ 30 s，共40个循环；72 ℃ 5 min；4 ℃保存。CD24、IL-6的相对水平采用2-ΔΔCt法计算。

表1 CD24、IL-6和β-actin引物序列

2 结 果

2.1直接诱发组、间接诱发组与对照组临床资料比较 直接诱发组和间接诱发组宫内窘迫、产前感染发生率高于对照组，1 min Apgar评分、氧合指数及剩余碱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尿素氮(BUN)、肌酐(Cr)、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直接诱发组、间接诱发组与对照组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n脐带异常[n(%)]气管插管[n(%)]Apgar评分(x±s,分)1min5min血气分析指标氧合指数(x±s,mmHg)pH(x±s)剩余碱[M(P25,P75),mmol/L]直接诱发组244(16.67)3(12.50)6±38±1226±1037.3±0.1-5.3(-8.2,-1.7)间接诱发组12815(11.72)23(17.97)5±28±1205±1267.3±0.1-6.1(-8.9,-1.5)对照组303(10.00)3(10.00)8±18±1374±1327.3±0.1-2.1(-5.4,-1.7)F/χ2/H1.1811.9363.2280.2108.8730.1878.291P0.2190.0980.0090.9070.0010.9250.026

组别nALT(x±s,U/L)AST(x±s,U/L)BUN(x±s,mmol/L)Cr(x±s,μmol/L)CK-MB(x±s,U/L)直接诱发组2412.01±4.5927.04±5.762.00±0.4822.26±4.8313.34±6.66间接诱发组12810.99±4.7629.32±5.161.92±0.3924.61±3.5513.10±4.20对照组3012.80±4.9425.15±4.152.29±0.7323.45±4.2012.98±6.91F/χ2/H0.4170.8720.9020.6460.276P0.8230.4250.3360.7840.877

2.2治疗前研究组与对照组CD24、IL-6及hs-CRP水平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前研究组CD24、IL-6及hs-CRP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1。

2.3直接诱发组和间接诱发组治疗前后CD24、IL-6及hs-CRP水平比较 治疗前间接诱发组CD24、IL-6水平高于直接诱发组，hs-CRP水平低于直接诱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直接诱发组、间接诱发组CD24、IL-6及hs-CRP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直接诱发组、间接诱发组CD24、IL-6及hs-CRP水平均低于同组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直接诱发组和间接诱发组治疗前后CD24、IL-6及hs-CRP水平比较

2.4CD24、IL-6和hs-CRP对ALI的诊断及预后预测价值 治疗前CD24诊断间接诱发性ALI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88 5，灵敏度为95.31%，特异度为96.67%，高于IL-6及hs-CRP；治疗前CD24诊断直接诱发性ALI的AUC为0.983 3，高于IL-6及hs-CRP。治疗后IL-6预测间接诱发性ALI预后的AUC为0.727 2，高于CD24和hs-CRP；治疗后IL-6预测直接诱发性ALI预后的AUC为0.651 4，高于CD24和hs-CRP。见表4、5和图2。

注：A为治疗前研究组与对照组CD24水平比较；B为治疗前研究组与对照组IL-6水平比较；C为治疗前研究组与对照组hs-CRP水平比较；*P<0.05。图1 治疗前研究组与对照组CD24、IL-6及hs-CRP水平比较

表4 治疗前CD24、IL-6和hs-CRP对ALI的诊断价值

表5 治疗后CD24、IL-6和hs-CRP对ALI的预后预测价值

注：A为治疗前CD24、IL-6和hs-CRP诊断间接诱发性ALI的ROC曲线；B为治疗后CD24、IL-6和hs-CRP预测间接诱发性ALI预后的ROC曲线；C为治疗前CD24、IL-6和hs-CRP诊断直接诱发性ALI的ROC曲线；D为治疗后CD24、IL-6和hs-CRP预测直接诱发性ALI预后的ROC曲线。图2 采用CD24、IL-6和hs-CRP对ALI进行诊断及预后预测的ROC曲线

3 讨 论

ALI是由外源性和(或)内源性因素所致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和肺泡上皮细胞损伤，造成弥漫性肺间质及肺泡水肿，从而导致急性低氧性呼吸功能不全或呼吸衰竭[12]。由于新生儿机体功能尚未发育完全，而ALI发病急、病情变化快且病死率高，严重威胁着新生儿的生命安全。研究显示，ALI在儿童中的发病率为(2.2～6.0)/100 000.0，但在重症监护室住院的患儿中ALI发病率为(7～42)/1 000，ALI患儿的住院病死率为20%～80%，合并脓毒症时病死率高达90%，若同时并发4种以上器官功能障碍则病死率为100%[13]。因此，寻找新生儿ALI的早期诊断标志物，进行早期治疗，避免其发展成为ARDS等严重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ALI的发病原因较为复杂，确切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研究表明ALI患儿表现为机体代偿性抗炎能力降低或代谢紊乱，出现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14]。因此，ALI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肺部疾病，而是多种炎症细胞及其释放的炎症因子所介导的一种肺部综合性炎症疾病[15]。CD24为一种高度糖基化的磷脂酰肌醇锚定蛋白，主要表达于粒细胞、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等多种细胞表面，可通过负反馈调节抑制炎症因子的过度活化，维持自身稳态[16]。研究显示，当机体发生炎性反应时，CD24水平明显升高，并通过CD24/Siglec10通路抑制核因子-κB的激活，从而阻断高迁移率族蛋白1(HMGB1)的促炎作用，抑制由HMGB1/TOLL样受体4(TLR4)介导的炎症因子的释放，发挥组织修复功能，利于炎症的转归[17-18]。近年来研究表明，CD24可以作为脓毒症、肿瘤等疾病的早期预测标志物[11,19]。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前ALI患儿CD24水平高于健康新生儿，且治疗前间接诱发性ALI 患儿CD24水平高于直接诱发性ALI患儿，这可能是由于间接诱发性ALI大多是由脓毒症导致，炎性反应较为强烈，而CD24作为DAMP的负反馈受体，可以抑制炎症因子过度活化造成的机体损伤。

IL-6为单核-巨噬细胞所产生的细胞因子，当机体感染或发生组织损伤时其通过激活B细胞前体产生抗体，从而清除感染因子并修复组织损伤，在宿主防御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持续过量的IL-6产生会引起炎症性疾病[20]。本研究发现，治疗前ALI患儿IL-6水平高于健康新生儿，治疗后间接与直接诱发性ALI患儿的IL-6水平均明显下降。hs-CRP为机体受到炎症刺激时由肝细胞合成并分泌的一种非特异性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其水平在感染发生时迅速升高，随着疾病好转而逐渐恢复正常[21]。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前ALI患儿hs-CRP水平高于健康新生儿，且间接诱发性ALI患儿hs-CRP水平低于直接诱发性ALI患儿,这可能与新生儿hs-CRP水平主要反映机体低程度的炎性反应有关[22]。

本研究通过ROC曲线分析了CD24、IL-6和hs-CRP对ALI的诊断及预后评估价值，结果显示，CD24对直接与间接诱发性ALI均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AUC分别为0.983 3、0.988 5，高于IL-6和hs-CRP;CD24、IL-6和hs-CRP对ALI具有一定的预后评估价值，其中IL-6预测间接诱发性ALI预后的AUC为0.727 2，预测直接诱发性ALI预后的AUC为0.651 4，高于CD24和hs-CRP，提示IL-6对ALI患儿预后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ALI患儿存在CD24、IL-6和hs-CRP水平升高，且经治疗后上述3项指标水平有所下降。CD24是诊断新生儿ALI的良好指标，IL-6对治疗后ALI患儿的预后有一定预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