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实现路径及替代机制
——基于186 个文献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刘 浩，吕 杰，韩晓燕

（沈阳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866）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解决农民增收及农村治理问题的有效路径，更是实现乡村振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力支撑[1,2]。现阶段我国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3]。就“统”的层面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6 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集体占有土地和重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构成了农村集体产权结构的主体，在产权结构中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集体承担生产服务、管理协调和资产积累等不适宜分散经营的职能[4]。《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8）》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共有54.55 万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总收入4912 亿元，占有着4.2 万亿元的巨量集体资产。根据《中国农业年鉴》的统计数据，在21 世纪初的20 年间，农村集体经济在特定阶段虽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整体发展滞后于农村其他经济成分。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重从2000 年前最高时的51.3%下降至2000 年后最低时的30.9%。农村集体经济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整体呈现弱化、边缘化趋势，双层经营在很多地方是分多统少[5]，出现了大量的集体经济“空壳村”，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于集体层面的份额逐年减少，农民对统一经营的社会化服务需要和村集体缺乏必要经济条件的矛盾愈发突出[6]。

集体经济的发展问题重新受到国家政策层面的关注始于20 世纪末。1998 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探索和完善农村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2007 年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十八大、十九大报告都提出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2012 年以来，连续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要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根据《中国农业年鉴》的农村经济收益数据可知，2011—2018 年，当年无经营收益村的比重从52.7%下降至35.8%，当年有经营收益村的比重从47.3%上升至64.2%，但其中有近半的集体经济组织年总收益低于5 万。可见，20 世纪末以来中央出台的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农村集体经济在农村经济结构中边缘化趋势，但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不高。

集体经济的发展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学者们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一是发展主体。集体是由分散的农民组合而成，农民是集体经济发展的主体基础[7]，但农民善分不善合的小农意识和生产无组织化使得集体经济发展面临主体缺位状态[8]，进一步制约集体组织行动能力和集体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乡村精英向外能够争取政策支持和捕捉市场机会，向内能够组织生产要素，强大的经营能力使其能有效代理集体经济发展的主体职能[9]。二是发展客体。集体资源是集体所有权的客体，是发展集体经济的源泉[10]，村集体发展与振兴可以从激活庞大的内部“沉睡资源”入手[11]。三是发展内容。集体经济的发展内容可从发展方向（集体产业）和发展方式（集体组织）两方面反映。在把握资源禀赋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再造集体经济组织和利益共享的发展方式来整合村庄“沉睡资源”[12]，以使集体资源融入与市场需求相对接的集体产业发展方向。四是发展条件。集体经济的发展条件包括市场条件、地理条件、政策条件等三方面。县域是城市和农村的连接点，区域资源集聚性和经济增长极决定了它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目标市场。临近城镇、交通便利的村集体，也就拥有联系外部市场的地理条件[13]。基于公共属性，农村集体经济需要政府和社会通过政策优惠、公共服务倾斜、人才培养、社会帮扶等举措，营造有利于其发展的政策条件[1]。

可以看出，已有研究较好地阐述了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主体（乡村精英）、客体（集体资源）、内容（集体产业和集体组织）、条件（县域市场、交通区位、外部扶持）四大方面和七个主要因素，为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以往学者虽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但对于影响因素间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因素组合作用于集体经济发展，鲜有学者关注；在研究方法上，农村集体经济的现有研究突出表现为以定性研究为主，少量的实证文献也主要基于统计回归探讨了诸多单一因素的边际价值，忽视了对农村集体经济建设驱动因素和实现路径的整合性分析，同时缺乏对多重因素之间替代机制的系统探讨；在研究对象上，侧重于集体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个案研究虽较为深入地揭示了集体经济发展特定模式的多种影响因素，但单一个案研究也面临代表性不足的固有弊端。

在复杂组织治理中，“组态视角”被广泛用于理解组织结果背后的因果复杂性[14]。从组态视角看，多重影响因素之间是互相依赖的，并且可以通过差异化的排列组合影响组织结果[15]。基于此，本研究拟在国家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场景下，借鉴“组态视角”的研究思想，基于自由发展理论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整合性分析框架，通过因素、组态以及替代机制系统探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生成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将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受到哪些驱动因素的影响？哪些因素起到关键驱动作用？各因素如何通过多元组合实现集体经济发展？在实现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驱动因素间是否存在潜在替代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1.理论分析

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发展》一书中提出发展的过程就是扩展自由的过程，这种自由发展观与之前较为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6]。他将发展的可行能力与贫困结合提出有关贫困的“可行能力”理论，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发展问题的理解。可行能力是一个主体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不难看出，阿马蒂亚·森强调把发展看成一个大系统，各种功能性活动都是构成这个大系统的要素，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17]。

根据自由发展理论，发展是具有可行能力去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活动的过程，能力缺失是发展不足的重要原因。据此可知，集体经济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是由发展过程中可行能力的缺失造成的。对于村集体而言，其可以控制或拥有的核心资源要素包括土地、房屋、资金、人力资本和乡村环境等。一个村集体之所以陷入边缘化的陷阱之中，关键原因是其可发展能力弱，或者说将所控制资源要素转换为持久收入流的可行能力不足。集体经济边缘化，不仅仅是集体资源的稀缺，更重要的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能力的缺失，发展不足的真正含义是发展能力的不足。被边缘化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动员能力、洞察能力、开发能力、组织能力、交换能力、启动能力等缺失，或者缺乏获取以上可行能力的机会而形成的“困境”也是集体经济长期动力不足的诱致因素。如何将集体资源禀赋和其他不可控的市场、区位环境等要素结合起来，以创造持久的收入流和不断积累集体资产的能力，这才是突破集体经济边缘化困境的治本之策。相较于个人可行能力的“脱贫”观点，本研究认为可将自由发展理论应用于我国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脱困”研究，从发展主体、发展客体、发展内容、发展条件等四个维度构建整合性分析框架，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深层因素及作用机理。

发展主体是集体经济发展的逻辑起点，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质是要保障和实现发展主体的可行能力，只有通过发展主体，集体经济才能释放发现资源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如果把集体经济的发展看作各种功能性活动或功能性要素的组合，那么发展主体的可行能力越大，集体经济可供选择的功能性组合越丰富，发展自由度和发展空间就越大。目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快速转型导致了集体经济发展主体的缺失，影响很大。城乡二元结构之下乡村青壮劳动力的持续单向流出，农村发展人才流失严重[18]，即使有大量外部扶持资源反哺到农村，但由于发展主体的缺席，集体组织常常不能及时承接和有效使用这些资源。发展主体短缺和弱质化是导致农村集体经济迟滞的关键原因，从根本上约束着集体经济的发展[19]。在农村社会的特定场域内，农户虽是集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乡村振兴的主体，但其习惯性的分散状态导致公共精神缺失，与集体经济发展所需的主体行动能力不相匹配。村庄发展亟须精英发挥信息能力和组织能力来代理发展主体职能，开展本地化社会动员行动，盘活村庄的资源要素，带动村庄成员参与集体经济发展[20]。

发展客体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先天基础，从集体产权的所有物目标指向来看，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客体是一种集合物，具体体现为集体所占有的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21]。依照森的自由发展理论来看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资源要素被看作是“被治理”的对象和经济发展的“客体”，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经济权益，取决于所拥有的或可资运用的集体资源。在缺少集体资源的情况下，村社集体也很难具有解决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和办起来不合算事务的可行能力[22]。因此，集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激活农村巨大存量的集体资源，通过“资源变资产”的农村集体产业规模化和融合化发展，实现农村集体资源的优化配置[11]。

发展内容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回答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当前集体经济“空洞化”的发展形态是缺乏主要发展内容的真实表现[19]。经济发展主体短缺、发展资源匮乏与分散限制了发展内容的可行集，集体经济不得已选择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导致发展效益低、发展速度迟滞。组织化的发展方式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集体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必然选择[23]。集体经济组织化是重建村社集体产权行使主体的过程，是集体内部以利益机制为纽带吸纳、整合和综合性系统开发各种资源要素的制度安排[13]，可以赋予村集体有效对接大市场的可行能力，并以集体行动的方式适应现代经济产业化、市场化、公司化的发展要求。

发展条件指的是组织享有的为了特定目的可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16]。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经济权益，不仅取决于所拥有的或可资运用的集体资源，更决定于交通区位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地理和市场条件所表征着的集体资源可交换能力。地理和市场条件的交易可达性在村集体获取经济机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集体资源只有与大市场进行有效交易，其经济价值才能得到充分实现。但在当前村集体“空壳化”和发展主体虚化的背景下，缺乏外部扶持的、集体资产薄弱的村庄难以通过内部积累来动员和激发地方民众参与集体经济的建设过程[2]，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政府推动和资本带动的外部扶持来赋予内生发展的启动能力。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24]，并非单一的边际关系。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自由发展由发展机会和发展过程两方面构成。集体经济发展分析需要采取整体和系统的分析思路，在集体资源禀赋条件既定情况下，集体经济发展需要依靠乡村精英来代理普通民众，识别集体经济的发展机会，通过集体再组织化形式将集体资源整合到集体产业的发展过程。为此，本研究以自由发展理论为依据，从发展主体、发展客体、发展内容、发展条件等四个维度以及六项发展能力方面分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结果变量，把体现集体经济发展的四个维度分别具体化为精英带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组织安排、县域经济、区位交通和外部扶持7 个前因变量。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图1）。

图1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2.分析方法

前文结合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为的特点，在文献梳理基础上提出了理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接下来笔者拟基于中国知网、网络、报纸、专著等平台收集公开发表的全国各地农村集体经济研究的案例材料，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超越个案的特殊性揭示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差异的条件组态和作用机制，并通过对分析框架中多重条件协同效应的探讨，阐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背后多重条件间的复杂互动本质。

定性比较分析（QCA）是由美国社会科学家拉金教授（Ragin）于20 世纪80 年代提出的一种将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的基于集合理论的研究方法。QCA 旨在通过案例间的比较，找出因素组合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回答“因素的哪些组合可以导致期望的结果出现？这些因素组合是如何影响案例发生的？哪一种因素组合起到的作用更大？”这类问题[14]。定性比较分析被誉为“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弥补定性的个案研究和基于大样本的定量研究的不足，适用于中小样本的案例比较研究，能以直观的方式有效处理复杂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基于案例导向、具有组态分析比较技术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通过“组态”方式分析和处理数量有限的复杂案例，由于其交叉性和对条件组合的详细评估要求，在解释多重并发、非对称、等效性等复杂因果关系上具有一些定量方法所不具备的特定推理和精度。同时，由于其针对中小数量的样本进行跨案例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回归分析、结构方程、个案研究等传统技术的补充[25]。“多重并发”“非对称”“等效性”是定性比较分析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来处理因果关系的创新之所在。一是多重并发。定性比较分析拓展了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突破了传统定量分析关于“单个因素对结果有其各自的和独立的影响”的研究假定，关注的是多个因素同时出现或者说是以某种方式整合进而构成某个结果的“因素组合”或“组态”，研究因素组合或者组态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26]。二是非对称性。QCA 在因素和结果方面为因果分析提供了一种集合论方法，从系统的研究角度分析影响因素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该方法认为实现结果的原因有很多组合，因此构建各种因素的组合路径可以发现导致结果的不同原因。三是等效性。正是由于定性比较分析关注因素组合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一个给定的原因组合可能并不是产生某个特定结果的唯一路径，其他组合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QCA 可以通过识别导致相同结果的那些不同情境特定的因果路径来评估“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现阶段主流的定性比较分析法主要有针对二分变量（0 和1）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针对定序或定距数据的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法(mvQCA)以及针对某些代表程度或水平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三种方法。本研究关注的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水平，相较于清晰集和多值集两种定性比较分析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通过多个锚值衡量发展水平，更能符合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现实情境。

与传统定量研究汇报实证处理结果的程序相似，运用定性比较分析评估集合关系时主要有一致性和覆盖度这两个测量指标评估因素组合对结果的经验相关性和集合重要性，以评价某一特定的因素或因素组合构成了结果发生的若干可能之一被实证支持的程度。一致性表示与完全的子集关系有多么近似，被认为是评估因素达成结果的程度，一致性相当于回归分析中的显著程度（P值检测），即某一结果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某一变量存在。覆盖度则评估了因素或因素组合结果符合实例的“解释”程度，即因素的适应性，因素和结果之间的配对程度。当有多条路径可以导致相同的结果时，给定因素组合的覆盖度可能很小[27]。

3.变量选择

（1）结果变量。中央关于扶持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从“输血式”发展到“造血式”发展演变，归根结底是关注村集体创造收入的能力以及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实践中，往往以村集体是否有收入来衡量是否是“空壳村”，同时在衡量村集体经济实力强弱时也是以总收入作为衡量标准。考虑到村集体是全体村民的集体，集体收入最终属于成员集体所有，集体经济的发展成果最终需要惠及全体集体成员，因此本研究采用人均集体收入的相对数指标，来衡量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

（2）条件变量。不同地区集体资源差异明显，平原地区村庄拥有丰富的耕地资源，而山区村庄则立足林地资源发展山地经济。本研究选择以本村耕地或者林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人均土地面积）来衡量村域资源禀赋情况。村域经济发展需要在权衡本地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区域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发展具有竞争力的本区域特色的产业链条，形成在较大区域市场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依靠产业带动探索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因为路径依赖，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村域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村庄发展应突破传统产业，实现三产融合，拓展社会功能。本研究参照俞艳霞[28]对产业结构层次的模糊集隶属校准方法，依据村庄三大产业结构发展的层级特征确定产业结构层次。如果是传统的种植业，赋值为0；如果是特色种养殖业，赋值为0.33；如果是二产融合（一二产业、二三产业），赋值为0.67；如果是三产融合，赋值为1。在乡村振兴中，农民处于主体地位，而乡村精英的“头雁”精神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与客观的带动潜能相比，主观的意识或者意愿则更容易转化为生产力，本研究对于精英带动采用双因素法，如果精英个人带动能力强且具备较强的带动意愿，赋值为1；如果精英个人带动能力弱但具备较强的带动意愿，赋值为0.67；如果精英个人带动能力强但具备较弱的带动意愿，赋值为0.33；如果精英个人带动能力不强也不具备较强的带动意愿，赋值为0。乡村振兴的关键是结构性的组织问题，而非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性资源的总量问题，发展集体经济的首要问题是建立组织，从而解决经济活动的承担者和生产要素组合的载体等根源性问题[29]。如果村集体没有成立集体经济相关经济组织，赋值为0；如果仅是建立单一的专业经济组织，赋值为0.33；如果建立了多个专业组织或企业，赋值为0.67；如果村庄以公司或集团的组织形式整合整村资源，则赋值为1。本研究从政府、社会组织、外来企业三个主体视角，从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资金（项目、补贴等）、人才（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驻村干部等）等扶持内容方面来综合考察村庄所受到的外部扶持情况，如果村庄同时获得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个主体任意方面的扶持，赋值为1；获得任意两个主体任意方面扶持，赋值为0.67；仅获得其中一个主体任意方面的扶持，赋值为0.33；没有获得任何主体、任何方面扶持，赋值为0。高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和独特的区位优势相匹配，建构起区域互联互通的信息流和物流网，能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减少商业互动的交易费用。区位上位于省会城市郊区或者交通上毗邻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主要交通枢纽，赋值为1；位于地级市郊区或者交通上毗邻国道，赋值为0.67；位于县郊或者交通上毗邻省道，赋值为0.33；其他情况赋值为0。本研究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所需的产品市场考量，借鉴谢问兰等[30]的研究采用村所在县域的人均GDP 作为县域经济的代表指标衡量市场容量。

表1 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的设定

三、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1.数据来源

本研究借助中国知网平台和网络新闻平台搜集2012 年十八大以来描述集体经济的案例，共搜集到43 篇期刊论文、4 篇学位论文、153 篇村集体报道、4 本集体经济案例著作，从中整理出188 个村集体经济样本资料，在剔除掉2 份信息不全的样本后，最终收集到了我国31 个省级行政区（含4个直辖市）的186 个村集体经济案例。考虑到案例的覆盖面较广，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本研究选取县域经济发展的GDP 指标来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通过逐一阅读县域政府官网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整理地区生产总值（GDP）。实证部分使用fsQCA 2.0 软件进行跨案例定性比较分析。

2.必要条件分析：驱动因素

本研究按照相应的校准标准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生成相应的隶属度指标，然后进行比较分析的实证检验。在利用fsQCA 软件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后，系统将自动提供复杂方案、中间方案、简约方案三种解决方案。由于必要条件会在fsQCA后续的简化操作中被自动消去，考虑到必要条件的检验对于说明导致某项结果出现的重要意义，必要条件的检验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要求首先检验必要条件对于全面分析结果是有意义的。

根据Ragin[32]对覆盖度和一致度两个指标的定义，一致性和覆盖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fsQCA 使用一致性和覆盖度指标考量因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当一致性结果大于0.8 时，可认为因素是结果的充分条件。当一致性结果大于0.9时，则认为因素是结果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的一致性反映的是因素X和结果Y的交集占结果模糊集合Y的比例。一般而言，某项因素如果要成为结果的必要条件，需要通过QCA 对于结果判定较为严格的标准，即一致性水平不低于0.9，而如果因素作为结果必要条件的一致性处于0.8 和0.9 之间，那么该因素仅满足是结果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覆盖率表示在结果变量中有多少高隶属度的数据集中由特定的因素组态表示。换句话说，覆盖率反映了每个解决方案项（组态）和整个解决方案覆盖了多少解释结果。通过fsQCA2.0 软件进行必要条件处理后得到集体经济的驱动因素必要条件分析结果（表2）。

表2 驱动因素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根据表2 可知7 个因素的一致性检验结果均低于临界值0.9，也即这些因素均无法单独构成解释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显然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各因素需要通过联动匹配以组态的形式影响结果。而由覆盖度对于案例占比的描述情况可知，产业结构、交通区位、精英带动三个条件变量在整个案例集合中出现的比重最高，分别为76%、74.4%和70.2%，即产业结构、交通区位、精英带动均能够解释70%以上的案例结果，满足较高的解释力。内外要素均不单独构成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进一步说明了定性比较分析“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假定的适用性，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应该综合考量资源禀赋、精英带动和县域经济等内外因素在多重并发条件下的因果效应。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各因素的因素组态来获取关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因果效应的更多信息。

3.条件组态分析：实现路径和替代机制

由表3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组合结果可知，影响集体经济的7 个单因素仅有7 组因素组合的一致性得分均大于0.80，表示这7 组因素组合具备较强解释力。进一步分析可知：

表3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分析结果

（1）精英带动是最核心的因素。“精英带动”这个因素出现在所有满足条件的组合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因为“精英带动”并未达到必要条件所要求的0.9 阈值，但该因素却出现在了所有满足充分条件的因素组合中。如何理解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很显然，未达到必要条件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声称“绝大多数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庄都存在精英带动”，而该因素出现在所有满足充分条件的因素组合中又意味着不具备“精英带动”条件的村集体经济很难有较好的发展。农户不善合或合作难的天然弱点，需要精英人物来替他们识别社会发展机会。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带头人发挥“头雁”作用，这种精英所具有的组织能力、市场洞察力、开发能力等可行能力能够有效改变农村一盘散沙的发展形态，统筹利用内外资源来牵引和带动集体经济的发展。

（2）按照要素组合特征总结，案例的农村集体经济有4 种发展模式。首先是市场导向型，体现为“精英带动×(无)外部扶持×县域经济”和“精英带动×区位交通×县域经济”两种组合。市场导向型模式是指在精英的带动下依托县域经济寻求集体经济发展的外部机遇和市场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该发展模式的核心内涵是面向县域市场发展集体经济。市场导向型的两种具体模式都落脚到以县域经济为代表的县域市场，区别在于市场导向的驱动力不同：一种是缺乏外部扶持下被动的市场导向型模式，一种是基于优越的地理条件主动的市场导向型模式。其次是产业发展型。体现为“精英带动×(无)外部扶持×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精英带动×组织安排×产业结构×资源禀赋” 和“精英带动×组织安排×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三种组合。该发展模式根据核心内涵的不同可分为资源禀赋基础上的后向型产业发展和产品市场基础上的前向型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型的前两组属于后向型产业发展，体现为识别集体资源的发展机会；产业发展型的第三组属于前向型产业发展，体现为识别产业发展的市场机会。因此两者产业发展方向不同：一种是开发产业链上游资源，一种是利用产业链下游市场。“精英带动×(无)外部扶持×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精英带动×组织安排×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虽同为基于资源开发的后向型产业发展模式，但产业发展方式不同：一种是缺乏外部扶持下被动地实现对集体资源的产业开发，一种是依靠内部的组织建设和资源整合主动地实现对集体资源的产业开发。

最后两种发展模式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服务型，分别体现为“精英带动×区位交通×资源禀赋”和“精英带动×区位交通×组织安排”两种组合。资源开发型模式是依靠资源禀赋的区位经济，其与产业发展型模式的核心内涵虽都包含资源禀赋，但产业发展型集体经济以发展集体产业为目标，而资源开发型集体经济一般是采取收取定额租金或入股的方式让渡资源使用权，交由集体经济组织外的其他主体开发资源，更多表现为出租资源使用权的“地租经济”。一般出现在城郊或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工业镇，村集体不直接经营或缺乏经营的可行能力，是特定区位农村融入城镇化的一种资源配置选择。生产服务型模式是村庄凭借交通区位条件，利用本集体联结乡村的组织资源优势，通过为农民和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中介服务或社会化服务，从中分享合作收益的服务型发展模式。对于大部分农村而言，受限于资源禀赋和资金，想通过发展集体产业振兴集体经济比较困难。但是，随着农村各类产业的发展和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强，一些村集体开始借助土地管理者的身份优势和村庄社会资源动员的嵌入性优势，着眼于满足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服务需求，通过组建各类专业经济组织或者公司为农户和市场主体提供交易过程的中介服务和社会化服务，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3）存在发展方式转换和发展方向变换两种替代关系。根据定性比较分析“等效”和“多种并发”假定，因素组合所构成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原因组态可以实现“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等效作用，这也表明探究因素间替代作用的可能性。“精英带动×(无)外部扶持×县域经济”和“精英带动×区位交通×县域经济”两种组合同为市场导向型发展模式，“精英带动×(无)外部扶持×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精英带动×组织安排×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精英带动×组织安排×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三种组合同为产业发展型发展模式，两类发展模式的结果相同和方向一致暗含替代机制。首先是发展方式的转换替代。在市场导向型发展模式中，在“精英带动×县域经济”特定因素组合既定的条件下，外部驱动因素“(无)外部扶持”和“区位交通”之间具有替代关系。从缺乏外部扶持到借助区位优势，集体经济的市场导向发展模式实现了从被动发展到主动发展的发展方式转换替代。在产业发展型发展模式中，在“精英带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特定因素组合既定的条件下，内外驱动因素“(无)外部扶持”和“组织安排”之间具有替代关系。从缺乏外部扶持到利用组织优势，集体经济的产业发展能实现从被动发展到主动发展的发展方式转换。其次是发展方向的变换替代。在产业发展型发展模式中，“精英带动×(无)外部扶持×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精英带动×组织安排×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为代表的基于资源的后向型产业发展模式与“精英带动×组织安排×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为代表的基于市场的前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在“精英带动×产业结构”特定因素组合既定的条件下，因素组合“(无)外部扶持×资源禀赋”“组织安排×资源禀赋”和“组织安排×县域经济”之间具有替代关系。由此可知，农村集体经济的产业发展能实现从前向发展到向后发展的产业上下游间的自由转换。

四、结论与启示

上述研究借鉴“组态视角”的研究思想，基于自由发展理论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运用中国知网等平台收集公开发表的全国各地186 个农村集体经济研究案例材料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揭示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差异的条件组态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资源禀赋、精英带动和县域经济等7 个内外部因素均无法单独构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集体经济的发展内生于因素间多重并发的因果效应。第二、组态分析中有7 组因素组合的一致性得分满足条件，表示这7 组因素组合具备较强解释力。“精英带动”出现在所有满足条件的组合中，说明精英带动是最核心的因素，不具备“精英带动”条件的村集体经济很难有较好的发展。7个驱动因素所组成的7 种原因组态构成了解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体现为市场导向型、产业发展型、资源开发型和生产服务型四种发展模式。第三，在特定因素组合既定的条件下，因素间和因素组合间可以通过等效替代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式转换和方向变换替代机制说明，通过要素替代，农村集体经济能实现从被动发展到主动发展、从前向发展到后向发展模式的转换。

以上结论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两方面的实践启示：第一，7 个驱动因素均无法单独作用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因素间协同效应的存在揭示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这意味着，发展条件千差万别的村集体可以基于自身已有的内外部资源条件，在整体视角下着力于多重因素间的适配，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形成差异化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第二，因素间和因素组合间的等效替代说明了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灵活性。地方政府在制定集体经济发展配套政策时需要注意外部输入因素与内部因素间的匹配性，以更加开放、包容、灵活的政策干预方式来促进集体经济内生发展动力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