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牛纳福：文物中的“牛物”

刘芳芳 刘刚

农历鼠年，全球被一场突发的新冠疫情笼罩着，人们都期盼着牛年早日到来，祈祷牛年的钟声能够赶走这场纠缠着人类的病毒，让整个世界焕发出新的生机。人类历史上屡受传染病的侵袭，天花、鼠疫、伤寒、梅毒、霍乱，特别是16—18世纪，天花肆虐全球，超过60%的人口遭受天花的威胁。18世纪末，英国医生琴纳发现奶牛身上的牛痘病毒与引起人类天花的天花病毒具有相同抗原性质，人接种牛痘之后就能对天花病毒产生免疫力。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根除天花，牛为人类免受天花威胁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牛性格温顺，富有亲和力，是人类最亲近的动物之一。牛在传统文化中具有驱魔辟邪、平安祥和、五谷丰登之意。中国人所说的牛一般指黄牛或水牛。学术界大多认为对动物的驯化最早出现在亚洲西部地区，约1万年前人类对原始牛开始驯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认为，黄牛是第4种被人类驯养的动物，黄河流域多个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年左右人类驯化牛的证据。

先民在驯化牛的过程中，掌握了牛的生活习性，对牛的体态特征尤为熟悉。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商代青铜牛首形饰件，左右对称，牛眼凸起，两耳立于两侧，双角高翘，突出描绘了牛的形象特征。

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商代玉牛首，玉料青黄色，带有白色沁斑。体扁平，略呈长方形，正面浅浮雕并阴刻商代典型的“臣”字形眼及眉、耳、角、鼻等部位。局部以双钩线勾勒，线条流畅精细，体现出较高的琢制技艺。脸颊内收为坡状，耳部打洼，圆润且有立体感。两角间毛发似箭羽般排列，是极为少见的装饰手法。器中间有一对穿喇叭孔，当为固定于某物上的装饰品。

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一批玉雕动物，青白或青黄色，有牛、羊、猪、狗、鸭5种，共18件，通体抛光，制作精巧。玉雕动物均出自墓主人口腔与颅腔中，其用途相当于口琀。圆雕玉质动物早在商代就已盛行，但器形如此小者，则前所未见。

牛在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牛被称为“牺”。祭祀用的牛、羊等被称为“牺牲”，牛羊猪俱全则称为“太牢”。以牛为器形的尊被称为“牺尊”，即“牛尊”，为盛酒的礼器，《周礼》六尊中最华美的是牺尊。

战国开始，铜器铸造开始流行错金银、镶嵌技术，装饰风格活泼且华丽，逐渐摆脱了商周青铜器庄严肃穆的风格，出现了许多融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体的动物形青铜器。1965年出土于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的错金银铜牺尊，立兽形， 昂首，竖耳，瞪眼，口微张。躯体肥胖， 短肢， 蹄足， 尾细长。背有带钮盖， 可以启合。通体饰以错金银的卷云纹等纹饰， 并嵌有绿松石。颈部铸出項圈，项圈上饰鎏金鼓泡。

古代镇器历史悠久，常见的有席镇、博镇和文镇。山东平阴孝直镇张庄村出土战国嵌绿松石铜卧牛，牛呈卧姿，仿佛听到了呼唤，作回首顾盼状，憨态可掬，通体镶嵌水滴形绿松石。这件精美的铜卧牛即为席镇。此外，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也出土了8件铜牛、铜虎，4件为一组。4件铜牛大小形同，小如拇指，形如水牛，伏地而卧，双目圆睁，小巧生动，这种微型铜镇可能是博镇。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湖北云梦睡虎地44号秦墓出土的一件牛马鸟纹漆扁壶，木胎，挖制，通体髹黑漆，用红、褐漆于扁壶的一面绘制一只雄壮的牛，另一面腹部绘有一飞鸟，下方为一匹疾驰的骏马，并且将马之神速远远超过飞鸟的意境渲染无余，与驰名中外的铜奔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些漆器别致的造型和优美的纹饰，反映了秦漆器注重实用与美观相结合，显示出秦绘画艺术的高度成就，展现了秦人踏实勤勉，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汉代人视死如生，牛俑为汉墓中常见的出土陪葬品，此外还随葬活牛或牛车等。山东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坑出土牛俑2件，泥质实心，雕塑手法简练，重点刻画了犄角、嘴和健壮有力的身躯，突出了牛的力量感和冲击力。其中一头牛为侧卧，犄角歪竖，曲而尖，面阔嘴厚，双目平视，身躯雄健，四腿盘曲伏卧于地，通身施白彩。

随葬牛、鸡、鸭、鹅、羊、狗、猪等陶制小动物的风俗流行于整个东汉时期。2001年，广州番禺三把岗M2出土一大一小两陶牛，大公牛卧状，深灰胎，质地坚实，长19.5厘米、高9.4厘米，形象为一头老黄牛，背脊起结，五官及身体构架均捏制精细，双肩挺立，舌上舔，表情温顺，脖颈皮肉下垂，尾上卷，背上用几条细线表示肌肉；小牛呈深灰色，长15.4厘米、高4.8厘米，无角，双耳竖起，嘴前伸，四脚站立，目视前方，卷尾，嘴、鼻、眼均用划线表示，身体以划线表示肌肉轮廓，背饰一条水波纹以示脊骨。

中国古代犀牛分布极广，数量较多，因此除传统的牛外，有关犀牛的文物也有不少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关于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犀皮甲则是当时战场上顶尖的防护装备。但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猎杀，西汉以后中原地区的犀牛基本绝迹，考古可见的相关发现有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出土的鎏金铜犀牛，同出的一件驯犀俑与此件铜犀牛为一套，为刘非的赏玩或礼仪之物。铜犀牛比例协调，通体鎏金，写实性很强，为西汉时期栖息于云贵两广及东南亚地区的苏门答腊犀形象。

公牛孔武有力，富有阳刚之气，刘非墓出土小型饰件上也有牛的形象。出土于2号车马坑的鎏银牛首铜带扣仅指甲盖大小，但牛的面部及双角均极为写实，由1件鎏银铜带扣与27件鎏银铜泡饰组成，铜泡饰呈单线排列，装饰于革带正面，铜泡饰平面为椭圆形，通体鎏银。同样出土于刘非墓的还有牛首纹双钮玉带钩，白玉质，近琵琶形钩身，简化兽首形钩首，钩面浅浮雕牛首形兽面，以纤细的阴刻线表示毛发，牛耳被装饰在带钩背面。

汉代铜灯具在中国古代灯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灯具实用功能突出， 设计合理，造型美观，尤其是各类动物形、树形、人物形灯具设计极为精巧。1980年出土于江苏邗江广陵王刘荆墓的错银牛灯，灯座为站立的黄牛，腹中空，背负灯盏。牛低首昂角，双目圆睁，嘴巴微张，似欲与人角斗。黄牛背负筒状灯，穹隆状灯罩，上面焊接一烟管，直通牛首，烟灰由此进入牛腹内，可保持居室空气清洁，牛身、灯座、灯罩三部分可拆卸。

汉代文物中的牛形象除了以实用物的形式出现，在画像石、壁画中牛耕图也是常见的题材。牛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动物之一，牛力是人力之外最主要的耕种、运输力量。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牛耕起源于春秋时期，汉代是牛耕推广和普及的时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兴林教授认为汉代牛耕有二牛抬杠、一牛一马并耕、一牛挽耕三种形式，汉代牛耕和套驾方式的灵活多样反映了其时牛耕不断推广的过程。陕西米脂县城西官庄东汉永初元年（107年）墓画像石，二牛抬杠式，一人扶犁，有辔绳连接两牛的鼻环，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牛在中国农耕文明中的地位。

到了唐代，牛的形象开始广泛出现在绘画、三彩器和陶器中，以牛、马为主要表现对象进行创作的画家也逐渐多起来，中晚唐达到高峰，不少画家专以画牛、马而著称于世。水牛是唐代常见的役使动物，画家戴嵩写水牛尤为著名，传世作品有《斗牛图》。韩滉《五牛图》是十大传世名画之一，韩滉官至宰相，任职期间注重农业发展，以耕牛入画表达了其朴素的重农思想，这幅《五牛图》是韩滉的传世孤本，也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麻纸上的绘画珍品。横卷上描绘了5头神态、性格、年龄各异的牛，右起首匹为棕色老牛，一边咬着东西一边在荆棘枯枝旁蹭痒痒的情状，意态悠闲。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随葬陶器，唐代生产三彩器的主要窑口为巩县窑和黄堡窑。唐三彩造型种类多样，主要可分为人物俑、动物俑、日用容器、器用模型4个类别，此外还有少量三彩玩具和建筑构件。唐三彩做工十分考究，特别是人、兽俑类，用模范成形后，还使用捏塑、刻花、印花、堆贴等装饰技法，釉色丰富多彩，釉面流淌，色彩斑斓。1990年出土于西安莲湖区热电厂M6的三彩骑牛吹奏牧童，水牛昂首向前，双角长而向后弯曲，立于长方形薄底板上。牧童侧身坐在牛背上，身躯短小，双手持筚篥，侧首作吹奏状。虽然面目模糊不清，但姿态煞是可爱。施黄褐、绿、蓝、白等釉，胎质粉红色，左右合模制成。这是牧童骑牛吹奏图像的早期作品，牧童晚归、骑牛吹笛是古代田园生活的一幅真实场景，其中融入了儒道释的思想，成为千百年来文人雅士歌咏、描绘的对象。

十二生肖概念出现的较早，战国秦简中就有较为完整的有关十二生肖的文字记载。北朝时期十二种生肖动物形象已经成形并成熟，民间始用各种类型的十二生肖陶俑随葬，以厌胜辟邪。据目前考古资料，随葬生肖俑的墓葬年代最早的是山东临淄北齐崔氏墓，墓中出土写实性生肖动物俑，有虎、牛、羊、鼠、蛇等。唐代生肖俑被纳入了丧葬制度，并渐成体系，出现了写实动物生肖俑、兽首人身生肖俑和头顶或怀抱生肖的文官人物俑。隋唐五代时期，是生肖俑随葬最盛行的时期，十二生肖题材在俑、墓志、铜镜上流行，此外，墓葬壁画、漆器、金银器上也有少量的十二生肖主题。

我國古代的铜镜多为圆形，其用来照人的镜面通常为金黄色，亦被用来象征月亮。金代将与月亮有关的题材做成镜背的纹饰，首都博物馆藏两枚金代铜镜，一枚为“犀牛望月”铜镜，另一枚为“吴牛喘月”铜镜。

宋代以后，犀牛题材常出现于砚台、水丞、砚滴、桌屏等文人器用上。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鎏金犀牛望月镜台，犀牛一前足弓起，其余三足跪卧，独角，体中空，背上有月牙形支架，支架上饰云纹，架内有槽。牛回首向上仰望，架上置圆镜后，应了犀牛望月之典故。这类造型生动活泼的铜质镜台一直到明代依然有所仿制。

宋画在我国古代绘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描绘牧牛耕织的乡村风景画极为常见。宋代文人将性格温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牛的性情上升为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可贵品格。理想化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成为很多偏居江南的文人士大夫藏于心底的一种深深的渴望。

《风雨归牧图》为南宋画家李迪的代表作，描绘了大雨将至，狂风大作，两牧童正骑牛匆忙回赶的情景。两株古柳出枝挺拔，支撑着迎风狂舞的柳条，落叶在疾风中盘旋，侧面表现了风势之猛。画中一牛回首，另一牛迈步紧紧跟随，牛背上的牧童身披蓑衣。前方牧童紧缩身体，一手执牛鞭，一手紧握斗笠，后方牧童的斗笠却已被吹落在树根旁，心急的牧童转身正欲去取。整幅画面浓淡相济，层次丰富，朦朦胧胧，给人以风雨欲来，细雾先到的清润之感。

明清时期地主阶层崇尚耕读传家，牧牛、耕读等绘画题材在玉器、瓷器、珐琅器、刺绣、牙雕器、绘画、家具、漆器等各类文物中均较为常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龙泉窑青釉牧童骑牛砚滴，牛体形健硕，一名牧童背负斗笠，趴在牛背上，抬头看牛。牛回首摇尾，正转头看向牧童，嘴微张。砚滴通体饰青釉，釉色匀净，底呈火石红色，牛体中空，牧童为盖。

明清雕漆工艺发展迅速，工匠以刀代笔，在漆器上雕刻各类图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剔红牧牛图方盘，盘边雕花卉纹样，盘心朱漆锦地雕刻柳塘放牧图：水塘边一头水牛脱缰昂首奔跑，一牧童稳坐另一牛背之上；另一牧童正奋力与一只高大水牛较量，而大水牛正极力反抗，生动刻画出牛儿的犟脾气；一老者静坐水边。工匠娴熟的刀工将动静场面刻画得生动逼真。

所谓描金，是在做好的漆地上划出花纹后打金胶，再将金粉或金箔描贴上去的做法，如描金卧牛图套盒，盒壁以平描金做法绘制出花卉枝叶，盖面用漆灰做出凸起的卧牛纹后，再施描金或贴金箔而成。牛随形而卧，安静祥和，形态如此逼真的设计离不开人们对牛的细致观察，卧伏时身体曲线接近于椭圆形，能工巧匠将这一曲线运用在漆器的制作之中，可谓匠心独运。

牛自从被人类驯养之后，除了为人类提供肉、奶、皮毛、骨之外，还参与了人类文明的创造。商人用牛肩胛骨占卜记事，由此，牛肩胛骨参与了商代文明的书写。在农耕社会中，牛以强健的体力成为了人力的重要补充，以致于替代了人力，此外牛在日常生活中还承担了繁重的运输、驾车任务。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有许多与牛相关的成语，如“舐犊情深”“牛高马大”等，还有很多神话故事亦与牛相关，如妇孺皆知的牛郎织女的故事。正因牛对人类贡献巨大，人们进而认为牛具有某种神力，可保护人类，我国古代以铁牛、石牛作为防洪治水之法，历代都有采用。唐至宋元的墓葬中，还以铁牛为墓中的厌胜之物，人们相信铁牛具有辟邪、镇墓的神力。唐宋以后，牛儿代表着一种远离世俗名利、悠闲自得的田园生活，为无数文人墨客提供了精神滋养。

（作者刘芳芳为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刚为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