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胜：一种山河大地景观的构建模式
——以晋、陕、豫黄河形胜营造为例

张 涛

中国自古就有一套评价与构建山川大地景观的“形胜”理念与标准，形成了本土人居建设特有的“形胜”成果，可谓本土自有的一大创造，体现出“人-地”整体论的设计特质。形胜营造是一种活态的山水人居传统，亟待被进一步认识和发掘。

1 形胜概述

形胜是中国历史人居环境营造的特殊创造。《辞海》中对“形胜”的解释为：“地理形势优越险要。”《孙子兵法》云：“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豀者，形也。”《奇正》篇中：“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形莫不可以胜，而莫知其所以胜之形。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而不穷。[1]”可见，形胜最初具有军事防卫的属性，后期演变为利用天然险峻的地形作为交通防御的屏障。战国时期，“形胜”特指地理概念。《史记·高祖本纪》曰：“秦形胜之国”“地形险固，能胜人也”，谓之形胜。魏晋以来，“形胜”概念中增加了风景的意趣，如《魏书》载：“周世宗令冯亮周视嵩高形胜之处(造闲居佛寺)。”宋以后，“形胜”逐渐成为方志中单独列出的固定体例。至明清两代，方志“形胜形势”篇已十分普遍，可以看出形胜已成为一种人居环境的选址评价理论，用以指导当时的人居观念与实践。还有学者认为形胜是风水中的“专用术语”，是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针对地理环境的客观评价。综上可见，既有研究基本发掘了形胜的历史渊源，梳理了形胜价值的演进历程，探讨了形胜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对南方地区的大量山水形胜案例进行了长期、广泛的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目前对于形胜文化的起源，形胜营造的性质与任务、内在机理、理念方法，形胜的现代价值，以及与山水、城市、风景等空间的内在关系等的阐释仍很模糊，有待进一步发掘。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的晋、陕、豫黄河沿岸地区，是形胜文化源起的代表区域之一。从早期文献来看①，在这一区域，伏羲“始作八卦”于乾坤湾；黄帝“铸鼎于荆山下”“扫地为坛于脽上”；尧舜禅让，立都“舜都蒲坂”；大禹治水“既载壶口”“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导河积石，至于龙门”“龙门未辟, 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2]对乾坤湾、荆山铸鼎原、古脽、蒲坂、壶口、砥柱、龙门和孟门等黄河地点的描述，都是基于早期黄河人类文明构建背景下，结合栖居、政权、祭祀、水利和交通等人居建设的重要“人”“事”予以综合记述和评价的，在形成“伏羲画卦”“黄帝铸鼎”“后土祭祀”“虞舜立都”“大禹治水”等事关中华民族源起的伟大文化印迹的同时，构建了一系列以黄河山水环境为依托的国家精神记忆空间。汉唐以来，由于国家政权的中心位于黄河中游地区，一些黄河形胜持续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民族文化、精神图腾和皇帝懿旨等的重要承载②。如汾阴古脽，汉武帝写《秋风辞》、唐玄宗撰《祠汾阴后土碑》、宋真宗著《汾阴二圣配飨之铭》，形成了自汉代以来历代皇帝亲祀“筑坛于脽上，如方丘之制”的中国后土祭祀文化规制。再如舜都蒲坂成为隋、唐两京之间的战略要地，在唐代名臣颜真卿《蒲州刺史谢上表》、宰相元载《建中都议》中多有论述；宋以后至明清，黄河形胜广泛出现在滨河沿岸历史城市的方志体例——“形胜”篇中，积淀成为以黄河为纽带，晋、陕、豫沿黄城市特有的黄河形胜体系。这一体系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历史积淀，文化早熟、传承稳固、“人-事-地”一体动态发展，对黄河中游地区根祖文化传承、形胜文化源起、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城乡发展模式探索等具有重要意义。下文根据历史影响、文化价值、遗存状况等因素，通过典型案例对形胜营造的具体理法进行详细论述。

2 黄河形胜营造

《荀子·强国》载：“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可见，“形胜”③包括如下含义：一是以山川大地空间为对象；二是标志性的山水地理特征；三是优越的山水风景环境；四是安全、便利的人居价值。从这一视角出发，“山水形象”“山水形局”和“山水形势”共同形成了一套“一方形胜”的营造体系。

2.1 形胜的“山水地理特征”

在Google地形图中发现(图1)：多数形胜案例在黄河流域尺度上具有一种天然潜在的、由地理位置的标志性和地形地貌的特殊性共同形成的山水特质。如乾坤湾是黄河蛇曲“S”形弯道；孟门位于黄河峡谷拐点处，是屹立于河道中心的一块巨石，“实为河之巨阨”[3]，《水经·河水注》载：“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大禹疏通，谓之孟门”；碛口是黄河弯道与湫水河交汇处，是引起河道陡然收束和落差剧变的一段激流险滩，《汉书》卷六注曰：“激水为湍, 积石为碛”；河曲位于黄河弯曲处，是秦晋峡谷中骤然开阔的一片平缓山坪；禹门是黄河出秦晋峡谷、入平川的水口；古脽是黄河与汾河交汇处夹角地带的环水滩涂高阜，“汾水之旁，土特堆起，是泽中方丘也”“汾水合河，梁山对麓，地形堆阜，天然诡异，隆崛岉而特起，忽盘纡而斗绝……”[4]；蒲坂是黄河东岸至峨嵋岭的一条长原巨坡，《蒲州府志》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巡东方，登蒲邑”“见长坂”；砥柱位于黄河急弯中，是河床底部向上伸出河面的山形河石，据《水经注疏》载：“砥柱在陕州东五十里黄河中，循河至三门……水行其间，声激如雷……舟筏一入，鲜有得脱……”；黄帝铸鼎原则是黄河南岸，北、西、东三面高耸孤峙的一座黄土台原。黄河形胜是黄河流域尺度下的滩湾、水口、岸丘、岛石、曲弯、坡道、台塬和沟谷等一系列“奇”“巧”“异”的，极具标志性、特殊性和结构性的关键地理节点，是其形胜价值的本质内涵。

图1 黄河形胜位置示意(作者绘)

2.2 “此在空间”下的此在“山水形象”

黄河先民是如何实现对黄河形胜“关键”地理节点的精准定位？相对于宏观自然环境，人的尺度是微观的。人在山水环境中只有立足于特定的“此处”，才会形成基于此处位置、视角、感观等“此在空间”前提下形胜的“山水形象”：占据河岸高崖(乾坤亭处)，才得以俯瞰乾坤湾320°的“S”形大转弯；孟门河东沿岸的石壁上镌刻有“卧镇洪流”字样，此处是欣赏黄河巨浪的重要观景点，《穆天子传》曰：“此登盟门，九河之隥……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沽人，窥深悸魄……”；禹门河东高地(东禹庙临思阁处)是“横出天汉，山断河出，两壁俨立”的最佳图景立足点，明代薛瑄《游龙门记》载：“至是，山断河出，两壁俨立相望……大河奔湍，三面触激，石峰疑若摇振。北顾巨峡……西则连山宛宛而去，东视大山，巍然与天浮。南望洪流漫流……盖天下之奇观众也”；站在汾阴古脽上，“汾水之曲，巨河之滨，地形诡异，神道依凭，中断洪流，揭成高阜。俯联修壤，崛起而崔嵬；下望平皋，斗绝而盘郁”(宋真宗《二圣配享铭》)；黄河三门参差错落的河中岛石，唯在滨河南岸的一处丘阜(大禹庙处)北望，才能形成“三门六峰并置”的砥柱绝景(图2)，如唐·赵冬曦《三门赋》序：“底柱山六峰皆生河之中流，其最北有两柱相对，距崖而立，即所谓三门也。次南有孤峰揭起，峰顶平阔，西有孤石数丈，圆如削成。复次南有三峰，东曰金门，中曰三堆，西曰天柱”；远在大同碛口至少百米以外的卧虎山上(黑龙庙处)，才是居高远眺黄河“激水成湍，积石立碛”之险的佳地；河曲城东山梁上(文笔塔处)设有牌坊“九曲胜境”，成为居高遥对黄河弯曲的第一览胜点；蒲州“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鹳雀楼处)，“前瞻中条，下瞰大河”，成就了蒲坂若“河中之洲”的气象，金·冯延登曾留诗《玉楼春宴》：“长原迤逦孤麋卧，野色微茫河界破”；雄踞于黄帝铸鼎原南12km外的荆山(轩辕台处)，可得“万岭郁丛中，纵横自屏风”的铸鼎原最佳山水立面。

图2 三门砥柱景观分析(作者根据“三门砥柱图”改绘)

可见，黄河形胜空间并不等同于形胜的“此在空间”。关于人的“此在空间”，有时在形胜内部，有时在其外，这取决于人所看到的“山水形象”。形胜的价值和内涵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此在”[5]立足点决定的。由此，黄河先民对形胜及其“山水地理特征”的发掘，就转化为一种关于人的“此在空间”的确立和此在“山水形象”的构建。

2.3 “此在空间”下的此在“山水形局”——形胜的文化空间结构

基于特定的“此在空间”，还会形成一种在人的视域“大环”[6]范畴展开的，以形胜的内在山水关系为线索、不同标志性自然要素巧妙联系的“山水格局”，即形胜的“形局”④；与此同时，这种“形局”关系，又与一套特定文化形态的结构关系相契合，二者交织起来，并通过相关聚落与风景中标志建筑的相位、布局、朝向和轴线等标识，凝成了一种黄河形胜特有的文化空间结构。例如：

乾坤湾——“山河勾连相抱”+“阴阳八卦”=“太极乾坤”结构；

黄河禹门——“东、西两山相峙”+“门”=“龙门”结构；

大同碛口——“山河砺带”+“虎踞龙盘”=“虎啸黄河·龙吟碛口”结构；

河曲——“山梁古塔·谷口石台”+“笔·砚”=“笔耕砚田”结构；

舜都蒲坂——“中条山峨嵋原南北夹峙”+“关河”=“表里山河”结构。

下面结合具体黄河形胜空间进行阐述。

1)乾坤湾——“太极乾坤”结构。

黄河上的“S”形蛇曲，两湾相抱，梁峁勾连，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太极图。相传太昊伏羲氏在这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7]。湾中两村(山西河会里、陕西伏义河村)隔河相峙，在附会了“伏羲八卦”的文化图示后，展现出一种山水秩序和文化秩序共生共融的“一河·两湾·两山·两村·多景”融糅勾连的“太极乾坤”文化空间结构。

2)黄河禹门——“龙门”结构。

黄河峡谷的水口空间“山断河出、两壁俨立”。晋、陕黄河两岸都将此处作为家园人居建设的“寻胜”关键，并各自通过禹庙风景建设的长期竞争和对峙、呼应与统一，最终交融凝聚，形成了以黄河为轴心，东、西两岸龙门山的“相峙”态势，塑造了龙门在特定人居边界处的“门户”文化意象及大地景观样态，构建了两岸临思阁与看河楼、东水楼与西水楼、东戏台与西瓷壁、东主院与西主院，以及东八景与西八景之间，“夹峙”形成的“一河·两山·两庙·两套‘龙门八景’”共融的 “鱼跃龙门”文化空间结构(图3)。

图3 龙门禹庙对峙关系(作者根据“龙门山全图”改绘)

3)大同碛口——“虎啸黄河·龙吟碛口”结构。

黄河弯道上的碛口险滩，与河东卧虎山隔河遥相呼应。黑龙庙是全镇制高点，通过黑龙庙的精妙选址，遥对碛口、俯瞰黄河，山水环境巧妙融为一体，“黄河流白云，青龙卧古镇”“山河砺带人文聚”[8]，形成了山、河、碛、镇、庙空间尽收眼底、汇于一庙的统一局势(图4)，构建了“卧虎山与黄河湾虚实相就、黑龙庙与大同碛口隔河遥峙”的“一山一河·一庙一碛”的山水文化格局，凝成了“虎啸黄河、龙吟碛口”的文化空间结构。

图4 卧虎山、黑龙庙遥望碛口(引自https://www.meipian.cn/2cacb4q3)

4)河曲——“笔耕砚田”结构。

河曲是黄河巨弯，河东山梁与河西谷口“凸凹相对”。从黄河东岸大东梁上的文笔塔西望，隔河正对内蒙古西岸的山谷谷口，遥指大口村村口的一块形如砚台的巨石地标，形成“塔影垂河，远挹砚池”之胜景，构建了一条横贯晋、蒙黄河东、西两岸的宏大轴线(图5)。《文笔塔赋》载：“邑城之东，烽燧古台，偃武修文，上筑笔塔，以振东山之势……以期人才辈出。”这个由“东山梁·文笔塔-黄河弯-砚台石·山谷口”形成的“山梁对谷口、塔笔对石砚”的空间格局，反映出“笔耕砚田”的文化结构内涵。

图5 河曲“笔耕砚田”轴线(作者根据“河曲图”改绘)

5)舜都蒲坂——“表里山河”结构。

黄河东岸中条山与蒲坂所在的峨嵋原南北夹峙形成谷口。大历年间宰相元载曰：“河中之地，左右王都，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有羊肠、底柱之险，独河、孟门之限，以轘辕为襟带，与关中为表里，……可以总水陆之形势，将关河之气色。[9]”中条山上的万固寺塔与峨嵋原上的普救寺塔双塔对望，恰好在西南滨河的鹳雀楼中，形成了“二塔·二山”对称布列的谷口“关河”态势与图景，由此，这个由“一楼·一河·二塔·二山”共同形成的“以黄河为襟带，与关中为表里”“总水陆之形势，郁关河之气色”的隘口山水空间格局(图6)，反映了“表里山河”的文化结构内涵。

图6 蒲州“关河”结构(作者根据“蒲州府图”改绘)

可见，黄河形胜的确立，还在于一种由形胜空间内在关系为线索而形成的可被具象感知的宏观山水格局[10](图7)。这种通过人居建设标识形成的山水格局，其所囊括的山水要素越是雄奇卓著、境界高远，形胜关系越是匠心天成，与人文秩序耦合形成的文化空间结构越是机巧文荟，“此在”空间下的“此在”山水感观越是具象真实，形胜的价值就越大。从这一视角出发，黄河形胜的内涵并不局限于其本身，还有一种“投揽于外、关控山河”的“黄河穴位”“文地凝心”“览胜据点”的价值意义。

图7 形胜格局(作者绘)

2.4 区域山水形势

黄河形胜的内在秩序，还在更为宏观的区域范畴中发挥着一种定位、标识其他国土空间关系的价值特征，可称为形胜的“形势特征”。而人居建设对“形势特征”的价值资借，即构成了形胜空间特定的“人居属性”。

例如，乾坤湾作为黄河天堑锁钥秦、晋，成为沟通两岸的古渡要津；禹门更是扼守秦、晋的咽喉与门户，连接华北与西北的黄河要冲，成为重要的古渡口、交通要地、商贸集镇和军事关隘；三门砥柱是重要的黄河漕运节点，《清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载：“盖黄河在山、陕之间，龙门为险；而在晋、豫之交，底柱为扼也”；汾阴古脽处于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中心腹地，是中国后土祭祀文化的肇始地，也是山西通往陕西关中的第二大交通干线——汾阴道的必经之地，正如王旦《祀汾阴坛颂》载：“广袤曲盘，峥嵘诡异，宛同天造，允为神区，以因地之宜，为祈祀之所[11]”；大同碛口是秦晋黄河要津，更是连接西北与华北的枢纽，成为水陆交通中转站、水旱码头和重要的商贸集镇，享有“水旱码头小都会，九曲黄河第一镇”的盛誉；河曲地跨晋、陕、蒙三省交界，号称“鸡鸣三省”，历来是军事战略要地和商贾流通码头，因“极临(内蒙古)边境”，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性城市寨堡；舜都蒲坂更是“介雍豫之交，扼秦、晋之喉，抚幽、并之背，以山西论之则为并汾之外户，而障其南；以大势论之则为关中陕洛之枢而扼其要”“控据关河，山川要会”[12]，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是东西二都长安与洛阳间的交通枢纽和畿辅重镇，也是关中通往河东、河北各地的关河要隘与古渡要津，“为河东、河北路道进入关中之第一锁钥”。

黄河形胜还在更为宏观的黄河流域范畴中，针对特定国土空间版图，发挥着一种天然潜在的关键形势⑤和地利价值。因此，对形胜所“控扼”的“国土空间范畴”的界定、关键形势特征的认识，以及人居功能的形成，共同构成了形胜空间营造更高层次的宏观规划设计诉求。

3 形胜营造规律总结

黄河形胜(图8)是以黄河“标志性”的“山川大地空间”为主要对象而展开的“发掘与营造并举”的人居“山水成果”[13]，由此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黄河形胜”营造体系，表现出一系列空间共性规律(表1)。

图8 黄河形胜案例(作者根据“黄河城市地方志图”改绘)

表1 黄河形胜信息列比

1)黄河形胜是以“自然地形的优胜价值”发掘为导向，通过一种特定的“相址择位”的舆地经验而“找到”的黄河地形的“优胜之处”。换句话说，是以最大限度地发掘、诠释和彰显黄河潜在价值为“营造”目的而达成的黄河山水“选择”结果，是一种发掘与营造并举、“美不自美，因人而彰”[14]的构景思路。

2)形胜传统反映出一套山水“形象”“形局”和“形势”的营造体系：“形象”是基于人的特定“此在”空间发掘而形成的形胜的“最佳”图景景面及其文化景象；“形局”是立足于形胜基点，在人的视域“大环”中构建的山水文化空间格局；“形势”则是利用形胜的内在关系和秩序而达成的“地利”因循和人居价值资借。

3)黄河形胜并不局限于“景观营造”范畴，而是通过城市、风景乃至建筑等多种途径，共同营构了一套本土人居环境特有的、整体的“山水文化空间”秩序和模式成果。

黄河形胜营造积淀了深厚的中国人居传统及历史智慧，有着不同于当代的理解。其中，重视山水环境本身、重视人的直观环境体验、重视人与自然的文化关照与合一[15]，以及重视城市、风景、建筑的整体融合，都是对现代人居规划设计重人工建设、重技术手段、重经济效益、重功能分化的有力补充，对当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体系完善和理念突破意义深远。

4 结语

黄河形胜营造并不是“就自然造自然”，而是在人居建设过程中因循地利、因地制宜，发掘和谋划了一种典型的黄河山川大地空间及秩序，并依据这种自然秩序展开人居建设，伴随着区域、城市与风景的谋划审度、相址择位和体宜因借而达成的一种“人居营造的山水成果”，是经过升华的“人居化的山水”。在这一过程中，山川、人文、建设、风景、聚落、风俗轶事、人居需求、生命理想和家园情怀等多元内涵被融糅起来，长期积淀形成了一种不可拆分的形胜的复合空间产物和文化结构模式，由此建立了针对黄河大地空间的人居内涵及价值的评判标准，塑造了黄河山水的精华之处。这一特有的人居智慧对生态基底脆弱、历史积淀深厚的黄河中游地区城乡发展模式探索、本土文化传承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

注释：

① 先秦时期，形胜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关于晋、陕、豫黄河形胜的相关记载，散见于先秦《周易·系辞》《尚书·禹贡》，汉代《史记》《汉书》，西晋《穆天子传》《帝王世纪》等历史文献。

② 汉唐时期，晋、陕、豫黄河形胜营造已走向成熟。相关记载散见于《汉书》中《礼乐志》《郊祀志》《沟洫志》，《史记》中《封禅书》《五帝本纪》，北魏《水经注》，西晋《帝王世纪》，唐《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大量山水游记等文献。

③ 《辞海》对“形胜”的解释为：“地理形势优越险要”。综合文献记载，形胜的具体内涵包括：第一，地理位置优越，地势险要；第二，指险要之地；第三，谓山川壮美；第四，指山川壮美之地；第五，特指利用有利的形势制胜。

④ 《辞海》对“形局”的解释为：“地理格局”。如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南唐都城》：“南唐都城，南止於长干桥，北止於北门桥。盖其形局，前倚雨花台，后枕鸡笼山，东望钟山，而西带冶城、石头，四顾山峦无不攒簇，中间最为方幅。”

⑤ 《辞海》对“形势”的解释为：“外观、形体”。语出《文子·自然》：“夫物有胜，唯道无胜，所以无胜者，以其无常形势也。”狭义指地理的形态、局势、情况等；广义指在其周围环境中所处的情形或在一定时间内各种情形相对的或综合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