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公共危机视域下国家话语的现代性建构

姜昱子 张世昌

摘要：国家话语关乎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国家话语建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也必须要解决的重大实践课题。在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特殊语境下，国家间话语博弈的矛盾张力持续增强，话语场域的关系发生着复杂改变，话语建构的时效性也在凸显。为此，亟需基于现代化视角并结合实践，推进重大突发公共危机视域下国家话语的现代性建构。具体来看，可以从向谁说、说什么、如何说三个维度进行考量。即：明确方向——把握国家话语建构的靶向力，完善内容——提升国家话语建构的破解力，注重方式——增强国家话语建构的实践力。

关键词：公共危机;国家话语;现代性;治理现代化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HIT.HSSZ.M2019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HIT.HSS.HXJS202008）;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重点课题“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培养的挑战与多重实现维度”（GJB1320073）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8-0021-06

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显著增强”列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大目标，这一重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国家话语体系的重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间以国家话语博弈为主要方式的软实力对抗愈加常态化、激烈化，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污名化动作愈加频繁，动机更加隐蔽，目的更为直接，手段愈加多样化，在世界范围给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不断制造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话语却在诸多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中暴露出正面信息输出能力、负面信息解构能力、反击信息建构能力等多方面能力的严重欠缺。在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下，国家话语能否在面临重大突发公共危机时，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既体现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关乎国家整体安全。

一、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国家话语重构的逻辑探赜

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之一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离不开国家话语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支撑。习近平2021年5月31日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① 国家话语体系现代化是顺应话语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话语体系重构，提升国家话语的“行为能力”，从而对内实现凝心聚力，对外实现形象塑造、展现综合实力，以及提升国际博弈能力。

（一）现代化视域下国家话语主体的重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这一重要决策是对国家话语体系在新时代发展趋势的深刻体认，同时也是对传统国家话语体系的重大革新。

首先，传统的中国国家话语主体主要是对国家具有“代表”能力的组织或个人，国家话语的表达主要以官方渠道为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治协商会议是民众最主要的话语表达途径，但周期长，频率低，无法形成常态化和即时性的话语表达效应。造成的弊端就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其官方和“民间”（多数是以民间为伪装，有官方资助和指挥）构成的话语表达体系，能够对中国进行常态化、多元化的污名化行动。因此，传统的国家话语体系下，实际上是中国的官方话语主体与美西方的官方和“民间”话语主体抗衡，结果就是，往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传播力、影响力、说服力都落于下风。

其次，现代化视域下，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指数级的普及，社会治理的话语议题日趋多元化，促使公共话语空间持续扩大，并打破原有的地缘、语言、阶层、群体等限制，国家话语的建构体系随之从垂直型逻辑向网状型体系转型。这一转型标志着普通民众表达话语的途径愈加丰富。普通民众日益深入国家治理的格局中，以集体行动的形式表现出共同意志;日益全面展现国家治理参与主体的价值，拓宽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执行者的话语收集渠道来源。因此可以说，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过程，在逐步实现着治理重心的下移。

再次，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不同，中国的国家话语体系从未出现过二元对立，各个主体只是处于不同的維度中。而互联网和全球化的高速进程促使过去处于“此在”与“彼在”两个维度的话语主体逐步向统一维度聚拢，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影响而成为随时可以“共在”的话语主体。同时，国家话语的叙事方式也在发生重大改变，场域重叠、主体重构，个体从自身的封闭世界被拉到了国家话语的公共场域。

（二）国家话语体系的主要功能解读

国家话语体系是由各个领域的话语组合而成的集合体，涉及设置议题的能力、参与乃至主导国际社会规则的能力等，发挥着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功能。按照话语建构的逻辑，国家话语体系作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其功能可以从对内、对外、衍生三个方向进行审视。

对内，国家话语体系在举旗定向、凝心聚力、动员群众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表现为对国内意识形态和公众舆论的引领和主导能力。从革命年代的战争需要到和平年代的发展需要，国家话语在不同时期的主旋律虽然不同，但其构筑话语空间的核心思想始终未变。十八大以来，中国聚焦“深化改革”，从不同维度构建起国家话语，以推动相应领域改革的深化。以政治领域为例，为强化执政认同度，中国共产党从提升执政本领，夯实执政基础的维度构建了系列政治改革话语：一方面，“反腐”系列话语强化了民众的政治信心，从“八项规定”到“打虎、猎狐、拍蝇”，再到“反腐永远在路上”，政治改革系列话语的认同度不断强化，在坚定民众信心、保稳定促和谐上收到了明显成效;另一方面，“奋斗”系列话语给民众鼓足了干劲，“梦想是奋斗出来的”、“撸起袖子加油干”等话语深入人心。两类话语协同作用、相得益彰，始终围绕着凝聚共识、激发力量的功能要旨。

对外，国家话语在传播中华文化、构筑国家形象，提升话语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形象是国家历史在当代的反映，也是国家发展现状的体现。习近平强调，“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②。在国际社会塑造符合中国价值理念、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国家形象，国家话语体系主要有两种言说范式：第一，主动言说范式，即通过主动设置各种与国家形象相关的议题，或者主动参与探讨、解决重大国际或地区热点问题，进行话语建构，阐释中国文化价值、中国政策理念、中国人文情怀、中国的世界态度和世界理念;第二，被动言说范式，即面对西方对中国的污蔑、批评、否定或者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疑惑、疑虑，给予积极的回击或者回应，有效表达国家立场、维护国家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如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利用2020年上半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抹黑、造谣、污蔑，中国政府则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揭露美西方国家将病毒问题政治化的阴谋、要求美国开放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证清白等等反制措施。再如针对美国作为幕后推手的“新疆棉”事件，中国政府进行了及时的、多方面、全方位的回应和回击，强有力地、有针对性地揭露了美国黑人被强迫采摘棉花的历史，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全世界播放了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办公室主任、前陆军上校劳伦斯·维尔克森的阴谋视频：“中情局想破坏中国的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中国的动荡，与那些维吾尔人一起刺激北京，无需外力，直接从内部搞垮中国。”从多角度、多渠道澄清了整个事件真相，维护了民族团结，保护了国家利益，在全世界面前再一次维护了国家形象。

衍生方面，国家话语是国家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向国际社会输出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将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持续不断地转化成话语优势是赢得国家间对抗和博弈的关键一环。二战结束后北约与华约进行了长达40年的冷战，最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北约取得最终胜利，决定性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美苏两国进行军事竞赛的同时，美国持续提升其国家话语能力，从而在两大集团的意识形态对抗中逐步占据上风并最终获得了压倒性优势。

2014年以来，习近平在很多重大场合相继提出并闡述了一系列具有全球视野的重大理念和命题，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些理念和命题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在价值观领域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建构、主动出击的转型。这一重要转型标志着新中国成立70年来积累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已经能够转化为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我国的国家话语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说服力和支配力以及参与国际事务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已今非昔比。2021年3月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时，杨洁篪怒怼美国高层：凭实力同中国谈话！这既明确表达了中国的国家立场，也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国家品格，更是通过国家话语向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展现了发展优势、输出了中国的综合实力。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③。虽然我们对外输出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但“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仍未得到根本改观，目前中国国家话语距离主导国际关系和维护世界秩序所要求的实力还有明显差距。

二、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中国家话语建构的语境考察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爆发时容易从多点引发舆情爆发，衍生出系列的舆情危机，这些都会增加国家话语建构的复杂性和难度。

（一）话语博弈的矛盾张力增强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深刻考验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强、持续时间长、危害程度大等特征，给积极话语的建构增添了难度。法国作家加缪在小说《鼠疫》中曾有过这样的表述：“真要是地震倒好了……只是清点一下遇难者、幸存者，也就万事大吉了。可是，这种传染病也太歹毒啦！即使身体没有感染上的人，也有了心病。”④ 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在面对重大公共危机时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在危机爆发之初让民众认知真实情况，认同国家话语传递信息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存在难度;另一方面，在民众认识到危机，特别是认识到自然事件、卫生事件等对生命健康恶性影响的严重性后，及时有效治愈他们的“心病”也有很大难度。

另外，国家间价值博弈日益加剧，中西方话语场域交锋频繁，西方时刻准备并不断制造话题质难中国。“后真相”时代，西方上至国家政要，下至大众媒介，各路话语主体借助重大突发公共危机抨击中国国策、抹黑中国贡献、歪曲中国真相、责难中国政府，借以否定中国体制和解构中国价值，不断加剧中国国家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的矛盾张力⑤。无论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处于爆发初始期，还是发展平台期，中国都会持续面对不断增加的负面、消极的国际话语，双方的话语博弈存在强大张力。

（二）话语的场域关系发生复杂改变

进入互联网时代，重大突发事件势必引发舆情，舆情必然体现着多元话语主体的观点、态度和立场，参与舆情的不同利益群体以不同的话语场域为单位进行话语博弈。一方面，随着事件的推进，公众对事件的关注点，如事件真伪（起因）、事件危害、传播途径、防控措施等的关注度会持续升温，不同问题、事件则会引发新的话语场域，新的话语场域势必对传统话语场形成挤压;另一方面，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发生时舆情的严峻形势会干扰人们的正常社交活动，而在信息网络化的促动下，很多看似日常化的交流可能都流淌着巨大的能量暗流，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作用极易导致话语场域从一个单纯的、偶发的事件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上升到民族团结层面、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上升到国家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层面。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国家话语处于失声状态或者发声不够，则容易引发公共危机。基于此，在互联网和全球化时代，国家话语的建构必须随话语主体的多元化作出适时调整，必须建构多元化、即时性的话语场域以供不同群体进行讨论和博弈，让舆情在可控范围内发酵。一方面让不同利益群体有释放情绪和表达意见的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充分收集不同群体的意见，不断丰富国家话语的内涵，扩充国家话语的外延，完善和提升新时代国家话语体系。

（三）话语建构的时效性凸现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应对是一场全民战争，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直接影响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稳定，更直接影响着政府今后的决策。国家主导的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应对措施一般是根据传播特点采取预防+治理相结合，这需要整个国家体系通力合作，形成上下协同效应，这就对国家话语的时效性提出了硬性要求。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一般会经历三个时期：爆发期、平台期、消退期。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爆发之初，最重要的就是防止非专业和低层级的“涟漪效应”的扩散，为此，从省市主管部门到基层落实部门，必须配备专业领域的人员队伍，建立权威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机制，以保证后续的应急话语、政策话语和动员话语的效能。进入平台期后，由于爆发期可能出现的控制不力的“涟漪效应”，“群众对于未来的预判会迅速从观望走向担心直至恐慌，对真相信息的需求变得极为迫切”⑥。此种恐慌心理容易导致突发公共事件在传播中的“滚雪球效应”，从而推动舆情走向极端化。这一阶段，国家话语必须基于前期建立的专业人员队伍和权威的信息传播机制占领信息认同高地，并依托信息认同高地解构某些话语群体建构的谣言谎言生成机制，截断虚假信息蔓延传播途径，防范民间负面情绪爆点挤压甚至冲击主流话语的主导地位。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消退期，实际上正是攻坚关键期。此阶段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丝毫不亚于前两个阶段。这一阶段，公众尚未完全解除焦虑，对安全感的期待和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妥善处理的期望处于上升期。公众容易因为个体行为或来源不明的信息导致盲从的“羊群效应”，国家话语在此阶段一方面应及时解构负面话语，遏制恐慌情绪;另一方面应注重从源头消除引发恐慌的信息，稳定民众情绪，提升民众士气。

三、重大突发公共危机视域下国家话语的优化建构路径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严重性、发展速度和影响辐射面决定了国家话语建构的必要性、紧迫性与时效性，在问题意识导向下，国家话语建构的逻辑可以从向谁说——方向性问题，说什么——内容性问题，如何说——方式性问题三个维度进行把握。

（一）明确方向——把握国家话语建构的靶向力

现代化视域下国家话语主体呈現分散性、多元性，但在国家主导下，国家话语的建构要把握住主要方向，特别是重大突发公共危机期间，话语的时效性尤为重要，如果在建构时靶向偏离甚至背离，则会出现话语虚置问题，进而导致意义危机。具体来看，可以从对内和对外两个大方向对国家话语建构靶向进行把握。

对内，国家话语的目的是形塑信心、凝心聚力以起到强化动员、共克时艰的作用。因此，对内话语建构，宏观上要注重寻求共性，用共性增强话语的亲和力和影响力。

共性的探求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第一，内在探求：共同的文化基因。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影响的是特定范围的人群，无论范围多大，这些人都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话语建构时要注重挖掘共同文化场域中的人文情怀与精神力量，如此，既能强化话语认同，又能提振民众士气。2020年在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之后，习近平提出了伟大“抗疫精神”，同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理论版》的评论《以伟大抗疫精神推动民族复兴》深入阐释了伟大“抗疫精神”正在“筑起中华民族新的精神丰碑”⑦，成为新时代铸造全民信心，凝聚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精神指引和情感依托的新的国家话语。第二，外在体现：发掘共同的利益诉求。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⑧。利益是一切行动的动力，是人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直击利益诉求核心的话语建构才能震慑人心，才更能发挥出实效。微观上，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在话语建构时针对不同的利益群体要有不同的利益疏导方向。企业主、公务员、农民工、学生、医护人员、军人等，他们在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中受到的影响状况是不一样的，利益诉求亦不同，因此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人员要建构相应的靶向话语。

对外，国家话语建构关乎国家形象，更关系到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媒体通过多棱镜折射歪曲中国高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客观事实，从而达到通过重大突发公共危机抹黑中国的目的。因此，以问题为导向，甄别话语对象，做到有的放矢的话语建构是十分有必要的。宏观上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可以采用宏大叙事，以生命健康、生态安全、生活美好等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为价值底蕴，用真实故事诠释好中国对一贯主张的价值的恪守与躬行践履，彰显大国的责任意识，提升话语认同度进而增强国际话语影响力。微观上来看，国际上各种群体的诉求又不一样，有需要中国提供援助的渴求的声音，也有对中国给予称赞和鼓励的友好的声音，还有一些质疑中国动机，甚至抹黑中国形象的否定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代表一类群体，而对不同态度、不同诉求的人群，我们在话语建构时也要体现出靶向针对性，做到敢发声、能发声、会发声、发好声，不但要及时回应诉求，回击否定，还要积极主动设置议题，掌握主动权，提升话语的主导性。

（二）完善内容——提升国家话语建构的表达力

话语主体通过话语内容可以完成三种行为指向：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言取效。话语内容是信息符号的具体化，其质量直接影响着行为指向的完成，高质量的话语内容首先是语义明确。重大突发公共危机持续期间国家话语建构语义考量的最重要标准就是受众理解其所表达的核心语义——话语内容满足受众的利益诉求。在表明态度、告知信息、激发行为等方面，主体意图不同，其话语内容选择自然不一样。话语内容建构时，宣传主体如果认知不足或认知错位，没有深挖价值或准确解读，其话语主体身份势必被削弱。在话语主体多元化的时代，话语内容的表达力对不同的主体提出的是不同的要求。相比民间宣传媒介，官方宣传媒介被要求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中民众所关注的问题给出精准的行动界限、及时有效的数据说明、详实的危机处理方案等。这就对国家话语内容的建构和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注重方式——增强国家话语建构的实践力

现代化视域下国家话语的建构必须要注重方式的把握，既要注重使用富有现代气息的方式方法，更要注重灵活地转变方式，以提升话语实效性。

1. 借“力”增强话语的穿透力

“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淮南子·主术训》）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凸显出国家话语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需要借力助力。

首先，借专业权威之力。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处理涉及诸多专业技术和理论知识，所以由专业机构、专业人员来进行话语建构，能增强话语的可信度。从国际视野来看，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一些世界性的机构，在全球治理中的桥梁作用越来越明显，借力这些国际组织的话语主体作用，既能扩展中国国家话语的传播范围，亦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有效提升。为此，我们应加强与世界性权威组织的交流、合作，借助其专业和权威的地位分享中国经验、传播中国价值。从专业视野来看，经过专业培训和实践经验累积的专业人士，其观点的价值性更强、认同度更高，对负面话语的解构力也更突出，应充分借力其主体功能的发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有很多外国专家表达了客观公正的话语，例如美国医学权威专家贝多亚就公开表示：“中国向我们展示了拯救人民生命并给予人民救治的意愿，展示了他们应对的能力……我们应该以中国为榜样。”⑨

其次，借助非专业领域名人之力。非专业领域名人虽然不是危机防控方面的专家，但是在各自领域甚至全社会范围内都有较强的影响力，他们的话语具有较大的关注度，触发一点即可辐射强大的受众面，“只言片语”都可能成为“头条”。因此，加强对非专业领域名人的借力，可以促进交叉领域的话语建构，进而筑牢国家话语的根基。

再次，借媒体融合之力。媒体融合时代，世界以人为点、媒介为线组成了社会网络。电视屏、电脑屏、手机屏、广播构成的“三屏一声”互相协作，在情报供给和信息输出方面功能强大。应加深多媒体的融合，发挥集团优势，促进多元平台联动，全维度放大主流声音。

总之，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处理过程中，国家话语的建构既要借力发力、借力助力，也要借力打力，以点连线，连线成面，同向立体发力，建构出穿透力更强的国家话语。

2. 借“利”增强话语的认同力

公众利益诉求是社会矛盾的直接体现，也是国家话语建构的能量支点，在话语建构中可以借“利”发力。

首先，借美好生活诉求之利。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如果处置不当，容易激化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某些社会矛盾，如贫富差距矛盾，公平正义矛盾等。而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多集中体现在获取物质资料的矛盾问题上，别有用心者会利用此类矛盾宣扬中西方差距，放大体制不足，进而削弱公众的政治信仰。所以，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发生时，国家话语建构既要在宣传上、理论上针对性地进行有效解释，也要在具体实践中解决好这类矛盾问题 。

其次，借心理诉求之利。危机对不同群体的冲击程度不同，他们在心理上的诉求自然也不一样。如老年群体、病患群体、残疾人群体等，面对危机他们在生命健康方面的利益诉求较强;企业主、农民工等群体，他们在经济方面的直接诉求较强。话语建构要以真情实感，通过定向体恤特定群体，满足他们的心理诉求，进而提升话语认同。此外，为提升话语影响力，对于不同话语主体也要从不同维度建构迎合他们喜好、便于并能刺激他们评论、转发的话语，以激发多元主体的积极舆论。

最后，借价值诉求之利，包括道德价值、政治价值等。危机之下，个体在善与恶的价值抉择上面临着紧迫性和模糊性，而国家话语建构要注重以主流价值观进行引导，及时破解价值滑坡、价值困惑、价值模糊等问题，构建既有价值性，又有实践性的国家话语体系，以促进社会凝心聚力、向善而行。

3. 借“例”增强话语的感染力

以例激趣、以例言理是提升话语实效的一种常用方式。好的事例能为话语注入鲜活血液，通过对受众进行情感按摩进而增强话语的即时感染力和延时影响力。

借“例”发力可以从两方面把握：一方面，挖掘具有价值性和传播性的典型案例，讲好有趣有料的好故事。宏觀上可以从国家、民族、人群等进行着眼进行宏大叙事以激发受众对国家、民族、职业等的认同。微观上注重挖掘个体身上所蕴藏的公众价值，一张图片、一段视频记录的虽然是普通个体生活的点滴，但背后可能隐藏着现实生活中某些群体的诸多共性特征。国家话语建构要注重挖掘其中的政治性和文化性，引发群体的情感认同、身份认同，进而提升关于个体事例的话语讨论与情感分享。当今时代，国家话语的建构早已从国家层面的治理模式演变成了个体生活层面的弥散模式。个体无论担任故事中的主角，还是以个体身份去追责恶源，或为国家、群体、个人等在正义之事上的贡献进行申辩，其话语建构过程中既体现着趣缘关系，也彰显着个体关于文化身份的认同。

另一方面，培养“现身说法”的使者。由于中西方在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我们已经建构的国家话语在面对国外的受众时往往出现话语期望与国外受众在接收信息时对我们的概念、语义带有主观想象、主观偏见，进而导致话语交流时的中西“二元”叙事的尴尬场面。并且，从叙事模式看，我们的话语主体往往处于自我中心话语场，而异质文化的话语受众作为“他者”可能处于“离场”状态。在中西方之间的人才交流、文化与经济往来愈加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每个参与交流的个体都经历了中西之间异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能够深入体察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距，他们不仅可以以个体视角激发共鸣，引发共情，而且自身亦可以通过鲜活的实例成为话语传播的主体。因此，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我们为这些鲜活的话语主体打造现身说法的多元化渠道，能够提升国家话语建构的感染力，有效改善过去国家话语面对西方世界时明显乏力的窘境。

话语方式的灵活转变是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是方式再灵活也不能离开实际行动这个“道”的支撑，否则话语就失去了灵魂。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讲的“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⑩。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应对关乎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一切行动都围绕、把握这个核心，那么我们建构的一切国家话语就会具有无可比拟的强大生命力！

注释：

①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

③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④ [法]阿尔贝·加缪：《鼠疫》，李玉民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9页。

⑤ 《中国是“疾病孵化器”？〈纽约时报〉黑中国上瘾，WHO：你们才是全球公共卫生之敌》，《中国日报》2020年2月14日。

⑥ 史少春：《加强信息公开与新闻宣传做好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2期。

⑦ 孔祥艳、姜昱子：《以伟大抗疫精神推动民族复兴》，《人民日报》（理论版）2020年12月10日。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页。

⑨ 新华社记者：《综述：国际学界高度评价中国对全球抗疫贡献》，中国政府网2020年4月15日。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作者简介：姜昱子，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黑龙江哈尔滨，150001;张世昌，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