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斯基的建筑教育之路 Ⅲ

2021-09-05 02:24刘延川言川建筑YCA创始人主持建筑师TextimagesbyLiuYanchuanFounderandChiefArchitectofYanChuanArchitectsYCA
世界建筑导报 2021年4期
关键词:普莱斯斯基博雅

文/图:刘延川 言川建筑(YCA)创始人,主持建筑师Text/images by Liu Yanchuan Founder and Chief Architect of Yan Chuan Architects (YCA)

第三篇:筹备国际设计研究所

6.建筑教育的危机

1965 年,博雅斯基接受邀请,去芝加哥教书,但他的妻子和孩子还在伦敦。在随后的几年中,博雅斯基将他的时间分配在两个城市之间。他一直被伦敦和那里的朋友所吸引,也邀请他在伦敦的同事和朋友来芝加哥演讲。与此同时,他也接受邀请,在多个欧洲的教育机构担任客座讲师。在伦敦——芝加哥学术轴上的活动,意味着他同时参与欧洲和美国建筑界的交流和对话。这让他具备了超越绝大多数人的广阔视野。他关于国际建筑暑期学校的想法并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对博雅斯基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见证的制度变迁和教学实验的直接回应。

1968 年发生在巴黎的五月风暴,是法国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文化革命。他们对法国社会现实的不满,也受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鼓励,并且和全球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北美的民权运动、反对越战的浪潮遥相呼应,对整个西方都有深远的影响。建筑界也不例外,生于1940 年前后的著名建筑师,如库哈斯、安藤忠雄、努维尔,年轻时都曾亲历五月风暴。库哈斯更是在五月风暴之后才下定决心,进入AA 学习建筑。

5 月底,法国总工会与政府达成复工协议,戴高乐发表讲演,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全国选举。此后,各地风潮趋于平静。6 月份以后,法国不再出现激烈的罢课和示威游行,但思想的冲击仍在持续。法国以外,欧洲很多国家的建筑学校成为了学生占领和抗议的舞台。博雅斯基在欧洲不同学校的经历,让他清晰认识到学生中存在的反军国主义,反威权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美的氛围。1968 年六月,博雅斯基应翁格尔斯(Oswald Matthias Ungers)的邀请赴柏林技术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讲学。学生们打着横幅来欢迎他,横幅上写着翁格尔斯称是叛徒,因为他邀请了一位美国演讲者。

欧洲国家的建筑教育都只局限在自己国家,并且各有各的问题。五月风暴之后,布扎体系解体,标志着建筑教学的根本基础戏剧性地崩溃。法国建筑学校无方向扩散,构成了联合教育系统;意大利建筑学校的学生数量过多;在瑞士建筑学校学习的瑞士学生正在接受瑞士建筑师的培训……

这段时间的经历让博雅斯基意识到建筑教育出现了普遍性危机。一方面,建筑学院狭隘的专业关注阻碍了该学科充分参与当代生活中不断变化的、异质的条件的能力。另一方面,学校与外界隔绝,地理上和知识上都助长了狭隘主义,阻碍了整个领域的进步。1

然而,建筑界的狭隘之中,似乎也孕育着另外一种可能。与瑞士和德国的氛围相反,美国的情况则是“人们纠缠在学术争吵中,彼此孤立的人们在等待新的名词,无论这个词是什么。总的来说,学生们非常高兴收到来自外界的任何人带来的消息。” 这种情况让博雅斯基发现,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可以为国际建筑专业学生和教师“带来一些新闻”的机制。

与这些潜在需求呼应的是,即便在1960 年代动荡的环境中,也有一些机构开始教学实验,如库伯联盟(Cooper Union)、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和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大胆地改革了课程;还有一些设计团体和个人,如意大利激进派(Italian Radicals)、弗雷·奥托(Frei Otto)、阿根廷裔美国建筑师埃米利奥·安巴茨(Emilio Ambasz)和蚂蚁农场(Ant Farm)尝试在政治理论、新技术、跨学科合作和媒体等方面找到新的切入点,开启新的工作模式。

另外,自从1950 年代以来,喷气式客机日渐普及,人们可以快速且经济地在全球范围内乘飞机旅行。电信技术的普及也使不同城市之间的联系更为方便,按博雅斯基的说法,“可以在芝加哥吃早餐,同时还可以打电话给莫斯科安排事情的发生。”2这些经历和思考,促使博雅斯基产生了创办一个独立的国际化建筑学课程的念头。最终,这个设想在1970 年变成了现实,定名为国际设计研究所(InternationalInstituteofDesign,简称IID)。

在IID 的筹备过程中,博雅斯基的妻子伊丽莎白也提供了很多极有见地的建议。在给学校取名的时候,博雅斯基一开始想叫做“大西洋建筑学院”( Atlantic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但伊丽莎白觉得不好,她在给博雅斯基的信中指出,大西洋建筑学院的缩写AIA 和美国建筑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简称AIA )的缩写重名,有一种“令人讨厌的弦外之意”。

当时博雅斯基频繁往返于伦敦和芝加哥之间,进行他自己的建筑和城市研究。他认为自己在世界各地流动,他的活动与“国际事件”有关。因此,一系列的“国际事件”才是IID 得以诞生的种子。随着来自亚洲、非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参与者的加入,“international”一词更为合适。然而,博雅斯基想做建筑教育的实验,因此“school”这个词并不合适,他从艾森曼那里得到启发,觉得应该使用"institute","association" 或者"groups"这样的词,这样就可以和传统的教育机构保持距离,而有一些法人团体的意思。

最后,这个机构的名字还应该有一个主题,比如“建筑”,“城市研究”等。采用“设计”这个词似乎顺理成章。这个词包括的范围更广,聚焦于空间实践的建筑设计可以被包含在内。因此,这个新的建筑教育机构最终被定名为“国际设计研究所”。另外,这个名称的缩写IID,背后还隐藏着更多的信息。

现代设计的源头包豪斯被纳粹关闭后,很多教师都成了流亡者,三位重要人物格罗皮乌斯,莫霍利-纳吉和密斯都来到了美国。包豪斯第一任校长格罗皮乌斯去了哈佛大学;包豪斯后期的艺术教育核心莫霍利-纳吉(LászlóMoholy-Nagy)和第三任校长密斯都去了芝加哥。在这三个分支中,莫霍利—纳吉基本沿袭了老包豪斯的课程,但格罗皮乌斯和密斯则分别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美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很大的调整和发展。

莫霍利-纳吉在征得格罗皮乌斯的同意后,1937 年来到美国,把他在芝加哥的学校命名为新包豪斯(New Bauhaus),但一年后就因为经济困难关闭,后来得到资助,重新开张,改名为芝加哥设计学校(Chicago School of Design),1944 年又改名为设计研究所(InstituteofDesign)。

1937 年密斯得到芝加哥阿尔莫理工学院(Armour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邀请,并于1938 年正式担任建筑系主任。1940 年,阿尔莫理工学院和刘易斯学院(LewisCollege)合并,改名为伊利诺理工学院(IllinoisInstituteofTechnology, 简称IIT)。1946 年莫霍利-纳吉因病去世,1952 芝加哥的两个分支合二为一,设计研究所(ID)并入伊利诺理工学院(IIT)。

三个缩写,IID、ID 以及IIT 十分相似。博雅斯基把自己的创新建筑教育机构定名为IID,既是在向芝加哥现代主义建筑教育机构致敬,也暗示了对更早期的包豪斯遗产的继承。

五月风暴

翁格尔斯

艾森曼、詹克斯和博雅斯基合影(1982 年)

伊丽莎白和博雅斯基

IAUS 的理论会议(1974 年)

年轻时的艾森曼

IAUS 成员和朋友们(1974 年)

艾森曼和肯尼斯·弗兰普顿在IAUS

库哈斯和华莱士·哈里森在IAUS

陶瓷丝带项目效果图

陶瓷丝带项目总平面图

博雅斯基最初打算利用在北美新建立起的朋友圈,在芝加哥开办暑期学校。但是,伊丽莎白却一直鼓励他选择一个欧洲城市,比如伦敦,巴黎或者阿姆斯特丹,这样可以保证参与者更加国际化,同时还能让他在美国学术圈保持一定的自主权。由于历史悠久的AA已经建立了强大的联系网络,AA 所在的伦敦条件最好。伦敦地处北美和欧洲大陆之间,交通便利,再加上1970 年7 月和8 月,巴特雷特建筑学院(Bartlett SchoolofArchitecture,UCL)可以免费提供暑期学校所需的空间,因此最终IID 花落伦敦。

7.参照对象和灵感来源

1960 年代,很多建筑师、理论家和教育家都在重新评估建筑学院的组织结构和作用,并且试图重新设计建筑教育的制度,就像他们试图重建建筑理论和实践边界一样。不只是博雅斯基意识到建筑教育的危机,并试图建立一所不同于技术学院、独立于大学和国家管理系统的新型教育机构,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1932-)的行动力更强,他走在了博雅斯基的前面。

1967 年,艾森曼离开普林斯顿大学,来到纽约,创办了非营利性独立机构,建筑与城市研究所(Institute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tudies,简称IAUS),致力于建筑和城市规划的研究、教育和发展。创办之时,IAUS 曾短暂地得到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康奈尔大学的支持。3

IAUS 是一个对建筑历史和理论以及当代城市问题进行渐进式调查的智囊团,独立于任何专业或学术机构,没有认证的负担。该研究所就吸引了一批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建筑师和学者,其中包括艾森曼来自普林斯顿、库伯联盟(CooperUnion)和其他地方的朋友以及来自欧洲的年青学者,库哈斯的《癫狂的纽约》就是在IAUS 期间完成的。研究员们参与了充满活力的知识生产活动,包括讲座、讨论展览和出版。

IAUS 从未定义其教育目标,但其独特的“制度化地反文化”品牌对重新定义理论在建筑教育和实践中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IAUS 是 1960 年代后期建筑理论发展的催化剂,它将教育、研究和实践视为相互关联且同等重要的方面,想象了一种混合了建筑师和教育家的新型专业人士。这样的人涉猎了足够多的理论,这样他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作为理论对立面的实践的现实。4

IAUS 在初创的六年间的生存基本全靠政府合同,研究员招募学生进入指导下工作的项目组,1973 年开始了本科教育课程。这些课程旨在提供非专业的建筑教育,将建筑定位为人文学科。其中包括一个涉及美国十所文理学院的建筑本科课程、一个继续教育课程、一系列展览和杂志《反对派》(Oppositions)。

IAUS 在发展过程中,十分依赖邻近教育机构的师资、资源和赞助,和普林斯顿建筑学院的联系对其存在尤其重要。普林斯顿建筑学院从 IAUS 吸收了新的教学模式,从而将建筑教学从专业实践重新调整为以人文为基础的教育。 1985年,IAUS 解散,普林斯顿吸收了 IAUS 的师资和理论探索,成为美国建筑理论的主要场所。IAUS 于2003 年重新开放,但已经转向了利用新技术、跨学科、材料和方法的应用理论和研究。

IAUS 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活力的地方,他重新定义了美国的建筑话语。它的创始人和参与者当时都很年轻,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最终将成为数十年来塑造建筑实践和理论的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巅峰时期,IAUS 是彼得·艾森曼、雷姆·库哈斯、奥尔多·罗西(Aldo Rossi)、查尔斯·格瓦思梅(Charles Gwathmey)、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戴安娜·阿格莱斯特(Diana Agrest)、马里奥·甘德尔索纳斯(Mario Gandelsonas)、拉斐尔·莫尼奥(Rafael Moneo),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和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等年轻建筑师和评论家的圣地。它和库伯联盟一样,是极少数能和博雅斯基开创和领导的巅峰时代AA 相提并论的建筑机构。其中不少人物,和这三个机构都颇有交集。IAUS 是重新思考建筑和城市的道路上最重要和最有活力的十字路口,它的影响持续至今。

1976 年,在IAUS 和AA 都进入快速发展,最为活跃的时候,对两位校长都十分了解的彼得·库克曾经(Peter Cook)曾在《网络》(Net)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近似八卦地比较了艾森曼和博雅斯基的相似。两人的妻子都叫伊丽莎白;两人都有一个女儿,都有一个儿子叫尼古拉斯;两人同时也是出版物和古董地毯的收藏者。两人都是被英国文化浸润的北美人。

两人的交集不止与此。1957 年,博雅斯基在康奈尔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导师是柯林·罗;1963 年,艾森曼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也是柯林·罗,以师承来说,两人同出一门,算是师兄弟。艾森曼本科就读于康奈尔大学,但在博雅斯基入学之前,艾森曼已经毕业,他们的交往应该是博雅斯基1965 年来到芝加哥以后。两人都有远大的抱负,都有通过创新的机构项目来重振建筑文化的共同决心,在良性的友好竞争关系中,他们的友谊持续终生。

博雅斯基在美国时,密切关注着IAUS 日益提高的地位和不断扩大的活动范围。他也在途经纽约时参加各种活动。当博雅斯基考虑创办一所新的建筑学校时,珠玉在前的IAUS提供了灵感和仿效的源泉。从1969 年秋到1970 年7 月第一届IID 暑期课程,Boyarsky 与Eisenman 讨论了他关于建筑暑期学校的计划,并就资金来源、组织策略和吸引学生和可能的合作者的方式寻求建议。

在筹备创立IID 时,除了艾森曼,博雅斯基还有其他两位重要的顾问和重要参与者,他就是博雅斯基在AA 的同事和朋友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1934-2003)以及彼得·库克。他们两位是IID 的联合组织者和“教师”成员,在IID 早期规划阶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IID 的资源网络贡献了他们自己的欧洲人脉。他们和Archigram 的其他成员很早就开始研究信息传递网络并探索移动教育的理念,这些设想为博雅斯基的教育实验带来了很大的启发。1969 年秋天,博雅斯基更是频繁和普莱斯沟通,向他咨询。塞德里克·普莱斯是极具影响力的建筑教师和思想家。1934 年生于英格兰的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1955 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58 年毕业于AA。普莱斯曾在几家事务所工作,还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插画师,随后于1960 年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1958 到1964 年之间,他一直在AA 兼职教书。

1961 年,普莱斯完成了伦敦动物园的鸟舍(Aviary at London Zoo),1962 年普莱斯和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合作设计了位于巴斯附近的克拉弗顿穹顶(Claverton Dome)。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61 年和戏剧家以及控制论专家一起合作的东伦敦欢乐宫(FunPlace)。这个项目没有建成,但主要的概念却在十年以后,被理查德·罗杰斯和伦佐·皮阿诺在蓬皮杜中心项目中得以应用并加以扩展和发挥。追根溯源,这个惊世之作的最初想法来自于罗杰斯在AA 的老师普莱斯。

1964 年,普莱斯提出了一个“陶器思带”(PotteriesThinkbelt)的移动大学概念。这个项目位于他的家乡,在曾经至关重要但已经破败的斯塔福德郡陶器厂100 平方英里用地,计划容纳两万工程和科学学科的学生。“陶器思带”不太像常见的位于乡村或城市的集中式校园,而是旨在成为一个无限扩展的网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创建一个广泛的学习社区。这个网络的框架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但已不再使用的铁路系统。利用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在住宅区和学习区之间运送人们,而且轨道车本身也将成为移动教学单元。

“陶器思带”设想为2 万名学生提供工程和科学学科的应用课程。它可以为在矿坑和陶瓷厂工作的当地居民提供新工业的再培训。提供了4 万个住宅单元,形式灵活,未来能够迁移或重组。这些单元被氛围四种,分别取名为蔓延(sprawl)、胶囊(capsule)、板条箱(crate)和电池房(battery housing)。表现了普莱斯的工业美学趣味。“陶器思带”是普莱斯对传统大学系统的批判。他认为当时的校园设计看是对中世纪城堡形式和象牙塔的渴望,十分装腔作势。他在1970 年写道:“虽然学生目前是技术先进社会中最具流动性的社会群体之一,但他们自己的特定生产工厂——学校、学院和大学的本质是静态的、内省的、狭隘的、僵化的,而且不是很有用”。5“陶器思带”是一个以个人、集体甚至基础设施规模的流动模式为前提的学习场所。普莱斯的项目具有远见卓识,它强调课程的灵活性,通过终身和兼职学习而满足学生群体的需求。

1966 年,普莱斯把这个项目发表在《新社会》(New Society)上。随后,他又在《建筑师杂志》(Architects’Journal)上发表了“国家学校计划”(National Schools Plan)。这个计划的目标是皇家建筑师协会(RIBA)对建筑教育系统的重新配置。普莱斯呼吁在英国建立一个专门的建筑学校网络,每个学校的课程和教职员工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每所学校,在网络中寻找方向的学生将遇到在特定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个人以及其他学生,从而在各种学习环境中接受全面的教育,并促进全国教育界的交流。尽管学校和学生很可能相距遥远,但在国家通信设施服务的信息网络支持下,该网络中的建筑学校也能够保持紧密的联系。

1970 年,普莱斯把项目命名为Polyark,重新发表在Archigram 第9 期中。这是Archigram 的最后一期,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建筑教育。其中也包括彼得·库克(PeterCook)1967 年的“想法马戏团”(Ideas Circus)巡回讲习班一揽子计划,1968 年设计的类似后来谷歌眼镜式的“信息贡克斯”(Info-Gonks,注:Gonks 是一种媚俗的玩具)。Archigram 的编辑们将Polyark 的国内项目扩展到国际环境中,描绘了一个学校和沟通的网络。它通过人员的流动,分发出版物、幻灯片和录像把大家连接再一次,这个连接部分被称为“建筑域”(Archizones)。“建筑域”有一个醒目的小标题:“为什么学校要限制学生的行动自由?”这也恰好是1970 年第一届IID 夏季课程的广告语。6

8.宣传和招生

AD 杂志和AA 联合运营的Polyark 公交车(1973 年)

信息贡克斯

《建筑域》

《进行中》小册子封面

IID 的 广告

IID 订制邮票

1970 年初,IID 广告开始出现在 Archigram、Domus 和AD 等期刊上。这部分工作需要有人协调对接。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除了课程设置,还有大量的行政和管理事务,这些工作也都由IID 的秘书处负责。秘书处的负责人有两位,一位是博雅斯基的妻子伊丽莎白,另一位是普莱斯的助理海伦·麦克查兰;秘书处还有两位志愿者,他们是博雅斯基十二岁的儿子尼古拉斯和九岁的女儿维多利亚,他们放暑假,正好可以帮忙;秘书处的办公地点,就是博雅斯基伦敦家里的厨房。

秘书处除了协调期刊广告,还要和感兴趣,并且能够提供赞助的教育机构和个人对接。这个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信息沟通。尼古拉斯和维多利亚帮忙接听电话,把航空邮票贴在信封上,将夏季会议邮票贴在海报上,把那些为IID 专门订制或是从博雅斯基古董收藏中选出的明信片分发给参与者。

IID 的广告虽然已经打出去了,但只有设想,落地所需的资金,师资和学生都没有着落。博雅斯基采用了精明而又大胆的组织方法,三管齐下,同时招募学生,“助理教授”和资金。在博雅斯基写给他熟悉的学校的信中,一般都要求推荐一名或两名杰出学生,顺便也问问学校是否能够提供学生的学习或旅行费用;他也会联系可能感兴趣的建筑师和建筑公司,请求他们提供赞助,用来支付学生的费用;博亚尔斯基也欢迎这些机构或从业者提出研讨会和工作坊的建议和计划。赞助费大部分用于支付学生的旅行费和奖学金,但如果从学生那里收取学费时,这些资金就可以用于日常开支。暑假期间,巴特雷特建筑学院免费提供教学空间和设施,这就促使IID 以很低的成本让几百人在伦敦停留六个星期的设想最终成为了现实。

有些人杂志上的IID 广告后,要求Boyarsky 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有些收到正式公告的学校和事务所推荐了合适的学生,提出了研讨会计划,并提供财务支持。博雅斯基有一种非凡的随机应变的能力,他把这些信件汇编成名为《进行中》(InProgress)的影印小册子,然后分发给越来越多的IID 联系人,努力让每个人都保持同步。参与者、教师,赞助者和感兴趣的观察者之间自发开始了反馈和交流过程。十分符合反馈和信息流的控制论原则。In Progress 表明,IID 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交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信息被传播但也被相互利用。

博雅斯基也极具营销才能。他注意到来往信件已经成为典型的IID活动,于是邀请平面设计师桑普森/费勒(Sampson/ Fether)设计了几套邮票,送给IID 联系人,激起他们的兴趣。其中一套是对夏季课程“杂交受精”(crossfertilization)的目标和联系信息的描述,并结合了各种反映了教育计划预期多样性和氛围的流行图像;另一套则印有IID 核心教师的肖像,统称为“世界建筑师系列”。随后分发的贴着IID 订制邮票的《进行中2》和《进行中3》,以文字和图像预示了博雅斯基正在创造的国际网络。

博雅斯基后来总结,《进行中》正在“逐渐成为发展会议氛围的媒介”。通过简单的信函媒介,机构实验就开始了:通讯员不知道他们的回应是IID 活动的一部分。通过参与这种正在进行的对话,他们实际上是在国外制定自己的计划。

《进行中1》刊登了Archigram9 上的IID 广告,介绍了IID 的起源。随后是博雅斯基写给《建筑论坛》(Architectural Forum)编辑彼得·布雷克(Peter Blake)的信。他谈到了在欧洲和美国所观察到的建筑教育国际危机,并将IID 暑期课程的定位。博雅斯基坦率地表示只打算招收40 个学生,数量有限,而且IID资金有限,不能在经济上补贴学生。在这封信中,他又一次表现出了出色的营销才能,他一方面走了饥饿营销的路子,另一方面,也为后来持续吸引赞助买下了伏笔。

为了进一步激起读者的兴趣,《进行中1》和《进行中2》刊登了来自芬兰、美国、英国、日本、西班牙、德国以及许多其他地区的学生、老师和建筑师的意向信函。受邀“教师”的来信谈到了他们打算贡献什么类型的活动。例如,班纳姆打算开设“比较伦敦和洛杉矶的城市发展和设计”的课程,阿纳托勒·科普(Anatole Kopp)则打算做一个关于苏俄构成主义的系列讲座,介绍他当时在莫斯科的研究;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学生提议组织一个以富勒 “世界游戏”为主题的研讨会。学生们也开始表达自己的个人兴趣(从系统分析到住房再到政治),并确定了他们希望与之合作的特定参与者,对话逐渐展开。到了这个时候,终于松了一口气的博雅斯基在《进行中2》写了一封公开信,向IID 网络表示,“我现在很高兴地说,研究所肯定正在开办。实际上,看起来我们可能要被淹没了。”7实际上,最终参加第一届IID 的暑期课程的学生有65 位,远远超出了预期的40 人。

随着有效信息的增多,博雅斯基制作了一份带备注的学生名单,刊登在在《进行中3》中。这份名单中,详细列出了每个学生的信息和打算去的研究领域,比如“讲俄语”,“想要组建流动房屋小组”,“用CAD 工作”等等。在这其中,也刊登了更多的关于研讨会、工作坊和讲座计划:普莱斯每周组织一次“问题/解答/问题”会议,尼古拉斯·哈伯肯(Nikolaus Habraken)打算举办有关住房“可拆卸单元”的研讨会,柯林·罗则打算用一个系列讲座介绍他的“拼贴城市”研究。最重要的是,公布了包括大学、专业期刊和建筑师在内的赞助机构和个人名单。

在IID 第一届暑期课程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博雅斯基介绍了他的工作方式,表示他热衷于讨论,并可能会在工作室进行跟进,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对典型的欧美城市的发展组织和动态进行比较研究,例如维也纳,米兰,巴黎,莫斯科以及美国的城市,可能会选择城市文脉的问题。他最有能力打交道的城市是芝加哥。

毫无疑问,IID 的广告投放,《进行中》小册子的开放性在确保第一届暑期课程的参与者,课程和吸引赞助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博雅斯基却没有建立整体课程结构。所有人到伦敦后,暑期课程如何进行?鉴于通过《进行中》沟通网络积累的兴趣、技能和野心具有极大的多样性,一旦参与各方彼此面对面,博雅斯基将如何平衡和管理这些内容?8

IID 订制邮票

(未完待续)

注释:

1.Irene Sunwoo,A History in Progress.

2.Igor Marjanovic,Cheerful Chats:Alvin Boyarsky and the Art of Teaching of Critical Architecture

3.Belmont Freeman,The moment for something to happen.

4.Esther Choi,The Institute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tudies IAUS and Princet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5.Cedric Price,The Cedric Price Column,a contribution to Archigram,Issue 9.,转引自Daryl Martin,The Thinkbelt:The University That Never Was.

6.Irene Sunwoo,Pedagogy's Progress:Alvin Boyarsky'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Design

7.Irene Sunwoo,Pedagogy's Progress:Alvin Boyarsky'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Design

8.Irene Sunwoo,Pedagogy's Progress:Alvin Boyarsky'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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