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2019年黄土高原植被潜在蒸散及影响因子

赵一蕾， 黄文婕， 曹 明， 齐 威， 李俊生*

1.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境标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12 2.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 北京 100012 3.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显示，与1850—1900年相比，近十几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已增加了0.85 ℃，其中1951—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的升温速率几乎是1880年以来的2倍[1-2]. 全球气候系统正朝着以温暖化为主要特征的方向发展，温度升高使得蒸散量增加，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年降水量呈显著增加趋势[3-4].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温度变化也呈显著上升趋势，降水量总体增加，但区域差异明显[5]. 水分不仅是大气圈、生物圈、地圈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也是一切生物维持生命体征的基本需求.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降水格局主要表现为水循环加快和更多极端降雨干旱事件的发生，其中水循环变化可能遵循“湿润地区更湿润，干旱地区更干旱”这一原则[4,6-7]，蒸散发是水循环中主要的输出环节[8]，包括植被蒸腾与土壤蒸发，前者为植被通过根系吸收水分再由气孔扩散至大气中的蒸腾过程，后者为土壤、水体或其他地表覆盖物的表面水分逸散至大气中的蒸发过程. 大约有70%的降水会以蒸散发的形式回归到大气中，在干旱地区这一比例甚至会达到90%，同时还会消耗60%的太阳净辐射[9]. 干旱与半干旱地区面积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3[10]，这些区域降水量少、蒸散发强度大，导致其生态环境脆弱，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更敏感，因此，相较于湿润地区，干旱与半干旱地区植被的潜在蒸散及其影响因子更为学术界所关注.

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1/2，是气候变化的脆弱区与敏感区，其中水分是决定区域内生产力和生态系统发展的重要因素[11]，其盈亏、时空分布决定着相关的水文过程与效应，不仅自然植被的生长会受到水源限制，人工植被的栽培更加依赖水资源的供应，因此对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展植被的潜在蒸散及其影响因子研究，不但可以丰富该区域水循环理论依据，为维护区域生态环境稳定等方面提供信息支持，而且对于了解地球能量平衡及生物多样性变化等具有重要作用[12-13].

黄土高原位于我国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 该地区的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70.9%，流失强度大，造成河道泥沙淤积，是黄河泥沙的重要源头[14]，为了解决上述生态环境等问题，1999年国家实施的退耕还林(草)工程在该地区率先开展，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15]，区域植被覆盖度显著增加，固碳能力不断增强. 虽然该工程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现有的人工植被覆盖度已经接近该地区的土壤水分最大承载力，可能对区域水分循环造成影响[16]，这种情境下，作为探究水循环变化的重要分量之一，蒸散发也会受到影响. 有研究预测，在未来50年内黄土高原地区的温度会不断升高，降水量呈下降趋势，东部和西部地区潜在蒸散将持续下降，其余地区则略微增加[17-18]，在此背景下，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势必会受到影响. 已有对黄土高原地区蒸散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型应用与改进[19-21]以及归因分析[22-24]方面，研究表明，黄土高原地区潜在蒸散大致呈从西北部向东、向南以及向西南递减的趋势[23]，日照时数[25]、植被NDVI[26]、降水量[27]、相对湿度[28]是影响该地区潜在蒸散的重要环境因子，但对气象因子在具体植被类型潜在蒸散中起到的作用方面了解有限. 鉴于此，该研究基于Penman-Monteith模型对黄土高原潜在蒸散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借助ArcGIS平台识别出各植被类型所对应的潜在蒸散，以此探究各植被类型潜在蒸散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治理和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黄土高原位于我国中部偏北(33°43′N～41°16′N、100°54′E～114°33′E)，包括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的部分地区(见图1). 该地区具有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沟壑纵横，地貌复杂多变. 黄土高原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暴雨，冬季寒冷干燥. 年均气温为4.3～14.3 ℃；降水空间分布不均匀，年降水量为150～800 mm，主要集中在6—9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55%～78%，且极易产生暴雨天气，冬季降水一般只占5%左右[29].

图1 黄土高原气象站分布及植被类型Fig.1 Distribution of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and vegetation types in the Loess Plateau

1.2 数据来源

所用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地面气候资料中的月值数据集(http://data.cma.cn)，收集黄土高原区域内57个站点1961—2019年的月气象数据，包括平均最高温度(Tmax，℃)、平均最低温度(Tmin，℃)、平均温度(Tmean，℃)、平均相对湿度(RH，%)、平均风速(WS，m/s)、日照时数(SR，h)、降水量(P，mm).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中的中国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http://www.resdc.cn)，分辨率为1 km，反映了1980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我国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信息，该数据集包括林地、草地、耕地、水域、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土地共6个一级、25个二级土地利用类型. 植被类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的中国1∶100万植被类型空间分布数据(http://www.resdc.cn). 该研究提取1980—2015年未发生土地利用变化的像元，并与植被类型对应，以期得到各植被类型的潜在蒸散数据.

1.3 研究方法

1.3.1潜在蒸散计算方法

采用Penman-Monteith法(简称“P-M法”)计算潜在蒸散，该方法既综合考虑了能量平衡和空气动力学的影响，又考虑了影响水分蒸发的大气因素和作物因素[30]，计算公式：

(1)

式中：ET0为参考作物蒸散发，mm/d；Δ为饱和水汽压-温度曲线斜率，kPa/℃；Rn为地表净辐射，MJ/(m2·d)；G为土壤热通量，MJ/(m2·d)；γ为干湿表常数，kPa/℃；T为月均温度，℃；u2为近地面2 m处风速，m/s；es为饱和水汽压，kPa；ea为实际水汽压，kPa.

将计算得到的月潜在蒸散转换为季潜在蒸散和年潜在蒸散. 气象季节分为春季(3—5月)、夏季(6—8月)、秋季(9—11月)、冬季(12月—翌年2月)和生长季(4—10月)，相应数值由各月潜在蒸散累加得到.

1.3.2空间插值法

空间插值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已知的空间样本信息，找到一个函数关系式接近已知点，并通过该关系式推求出未知点的值，用以实现离散站点数据向面数据的转换. 该研究采用普通克里金插值法进行数据的空间化处理，该方法基于广义线性回归，利用随机变量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而建立，是一种最优的线性无偏估计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生态、气象、地质等多个领域[31]，计算公式：

(2)

式中,Z(x0)为x0的估计值,Z(xj)为xj的已知值,λj为Z(xj)分配所得权重,k为估算中所使用的样本个数.

1.3.3趋势分析法

采用基于像元的一元线性回归法，得到每一像元在一定时间段(1981—2019年)内的潜在蒸散变化趋势，从而反映变量整体的变化特征，计算公式：

(3)

式中:a为线性倾向率;n为年数(n=39); ETi为各像元在第i年的潜在蒸散,mm. 当a>0时，表明该地区潜在蒸散呈上升趋势，a值越大，增加程度越大；a=0表明潜在蒸散无变化；a<0表明该地区潜在蒸散呈下降趋势.

1.3.4偏相关分析

采用偏相关分析方法计算潜在蒸散与某一气象要素间的相关性. 对于两个要素x与y以及控制要素z,x与y之间的偏相关系数计算公式为

(4)

式中：x为因变量(潜在蒸散);y、z为自变量(气象要素);Rxy,z为控制要素z的条件下x、y之间的偏相关系数，其值介于-1～1之间，当Rxy,z≥0时，表明x与y呈正相关，反之x与y呈负相关，Rxy,z绝对值越大，表示相关性越强. 基于t检验判断偏相关分析的结果是否显著. 当P<0.05时，认为潜在蒸散与气象要素之间呈显著相关.

2 结果与分析

2.1 影响黄土高原地区潜在蒸散的气象要素

首先选择可能对潜在蒸散有影响的7个气候因子(平均最高温度、平均最低温度、平均温度、平均相对湿度、平均风速、日照时数、降水量)，对1961—2019年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的线性拟合，得到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斜率表示该气象要素的多年变化趋势.

1961—2019年黄土高原地区平均最高温度以0.03 ℃/a的速率显著增加(P<0.05)，平均最低温度与平均温度均以0.04 ℃/a的速率显著增加(P<0.05)(见图2)；平均最高温度和平均温度的最大值均出现在2013年，分别为17.04和10.71 ℃，最小值均出现在1967年，分别为13.71和7.86 ℃，平均最低温度的最大值为4.59 ℃(2006年)，最小值为1.96 ℃(1970年).

1961—2019年黄土高原地区平均相对湿度、平均风速、日照时数均呈显著降低趋势(P<0.05)，而降水量非显著减少(见图2).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57.88%，最大值为66.78%(1964年)，最小值为53.57%(2013年)，下降趋势为0.06%/a(P<0.05)；平均风速年际变化减小趋势约为0.01 m/(s·a)(P<0.05)，多年平均风速为2.33 m/s，最大值为2.8 m/s(1969年)，最小值为2.02 m/s(2011年)；日照时数年际变化呈显著下降趋势，为4.47 h/a(P<0.05)，多年平均累积日照时数为 2 565.38 h，最大值为 2 927.38 h(1965年)，最小值为 2 345.35 h(2016年)；降水量年际变化减小趋势约为0.27 mm/a，多年平均累积降水量为432.6 mm，最大值为645.16 mm(1964年)，最小值为302.39 mm(1965年).

图2 1961—2019年黄土高原各气象要素的年际变化Fig.2 Temporal change of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the Loess Plateau from 1961 to 2019

2.2 黄土高原潜在蒸散时空变化特征及趋势

2.2.1潜在蒸散空间分布格局

从1961—2019年黄土高原地区年均和生长季潜在蒸散的空间分布格局(见图3)来看，二者空间分布格局相似，均呈南北高、东西低的特点，形成以同心县为核心的高值区和以五台山为核心的低值区. 年均潜在蒸散波动范围为691.15 mm(五台山)～1 173.53 mm(同心县)，多年平均值为989.32 mm. 生长季潜在蒸散为554.11 mm(五台山)～958.13 mm(同心县)，平均值为800.6 mm.

图3 1961—2019年黄土高原年均与各季节潜在蒸散的空间变化特征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nnual and seasonal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from 1961 to 2019

1961—2019年，黄土高原地区春季、夏季、秋季潜在蒸散空间分布格局相似，西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和宁夏平原以及东南部的三门峡东北部部分区域多为潜在蒸散高值区，西南部的六盘山脉以及东北部的五台山地区多为潜在蒸散低值区；冬季则有略微变化，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区域，低值区由东北部向西北部区域扩增. 春季潜在蒸散为208.3 mm(五台山)～359.77 mm(惠农区)，平均值为301.43 mm. 夏季潜在蒸散最高，为268.33 mm(五台山)～498.85 mm(同心县)，平均值为411.4 mm. 秋季潜在蒸散为150.47 mm(五台山)～231.25 mm(孟津区)，平均值为191.59 mm. 冬季潜在蒸散最低，为53.6 mm(右玉县)～132.48 mm(孟津区)，平均值为84.89 mm. 春季、夏季、秋季、冬季的潜在蒸散分别占年均潜在蒸散的30.47%、41.58%、19.37%、8.58%.

2.2.2潜在蒸散时间变化特征

黄土高原地区1961—2019年的年均潜在蒸散呈不显著增长趋势(P>0.05)，生长季潜在蒸散呈不显著下降趋势(P>0.05)(见图4). 其中，年均潜在蒸散波动范围为883.35 mm(1964年)～1 058.32 mm(1965年)，多年平均值为989.38 mm；生长季潜在蒸散为718.63 mm(1964年)～871.2 mm(1997年)，平均值为800.78 mm.

图4 1961—2019年黄土高原潜在蒸散的年际变化Fig.4 Temporal change of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from 1961 to 2019

1961—2019年，黄土高原地区春季、秋季、冬季潜在蒸散均呈增加趋势，其中春季以0.41 mm/a的速率显著上升(P<0.05)，夏季呈不显著下降趋势(P>0.05). 春季潜在蒸散为251.23 mm(1964年)～342.33 mm (2000年)，平均值为301.37 mm；夏季潜在蒸散为377.46 mm(1989年)～453.36 mm(1997年)，平均值为411.6 mm；秋季潜在蒸散为168.15 mm(1964年)～227.54 mm(1972年)，平均值为191.58 mm；冬季潜在蒸散为65.81(1989年)～104.97 mm(1999年)，平均值为84.82 mm.

2.2.3潜在蒸散变化趋势

1981—2019年黄土高原地区潜在蒸散趋势变化率为-0.71～4.45 mm/a(见图5)，平均变化趋势为1.35 mm/a，93.79%的像元潜在蒸散呈增加趋势，其中有62.98%呈显著增加趋势(P<0.05)；空间分布上，北部地区呈减少趋势且不显著(P>0.05)，东西部地区多呈显著增加趋势(P<0.05).

图5 1981—2019年黄土高原潜在蒸散的变化趋势及显著性Fig.5 Change trend and significance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from 1981 to 2019

2.2.4各植被类型潜在蒸散变化

黄土高原地区各植被类型1961—2019年潜在蒸散均呈不显著增长趋势(P>0.05)(见图6)，其中农田的潜在蒸散增加趋势(0.32 mm/a) 最大，其次为草原(0.26 mm/a)，针叶林(0.16 mm/a)和草甸(0.13 mm/a)的增加趋势较小. 草原潜在蒸散的多年平均值最大，达到1 017.74 mm，最小的是灌丛，其潜在蒸散多年平均值为973.02 mm. 各植被类型均在1964年达到各自潜在蒸散的最小值，1965年针叶林、草甸、灌丛、草原的潜在蒸散达到各自的最大值，1997年阔叶林、农田的潜在蒸散达到各自的最大值. 草原潜在蒸散在1965年达到6种植被类型中的最大值，为1 094.09 mm，阔叶林在1964年达到最小值，为851.5 mm.

图6 1961—2019年黄土高原各植被类型潜在蒸散的年际变化Fig.6 Temporal change of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of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in the Loess Plateau from 1961 to 2019

黄土高原地区各植被类型1981—2019年潜在蒸散的变化趋势频率分布如图7所示. 由图7可见，针叶林潜在蒸散表现为增加趋势，其中有76.66%的像元潜在蒸散表现为显著增加(P<0.05)，平均变化趋势为1.65 mm/a. 阔叶林有99.91%的像元潜在蒸散呈增加趋势，其中69.65%表现为显著增加(P<0.05)，平均变化趋势为1.66 mm/a. 草甸有91.43%的像元潜在蒸散表现为增加趋势，其中69.8%呈显著增加趋势(P<0.05)，8.57%表现为不显著下降趋势(P>0.05)，平均变化趋势为1.17 mm/a. 灌丛有99.28%的像元潜在蒸散呈增加趋势，其中74.15%呈显著增加趋势(P<0.05)，平均变化趋势为1.57 mm/a. 对于草原，潜在蒸散增加的像元数量占79.96%，其中显著增加的数量占56.11%(P<0.05)，另外有20.04%表现为不显著下降趋势(P>0.05)，平均变化趋势为0.98 mm/a. 农田有99.81%的像元潜在蒸散呈增加趋势，其中显著增加的数量占62.38%(P<0.05)，平均变化趋势为1.55 mm/a. 无论是从增加趋势像元数量占比还是从平均变化趋势来看，1981—2019年黄土高原地区各植被类型潜在蒸散均呈增加趋势，且增加趋势大小表现为阔叶林>针叶林>灌丛>农田>草甸>草原.

注：虚线表示1981—2019年各植被类型潜在蒸散平均变化趋势,单位为mm/a.图7 1981—2019年黄土高原各植被类型潜在蒸散变化趋势频率分布Fig.7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changes of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in the Loess Plateau from 1981 to 2019

2.3 气象因子对各植被潜在蒸散的影响

黄土高原地区各植被类型的潜在蒸散与平均最高温度、平均相对湿度和降水量均呈负相关，与平均温度、平均风速、日照时数均呈正相关，除草原外，其余植被类型的潜在蒸散与平均最低温度也呈负相关(见表1)，其中6种植被类型的潜在蒸散均与平均相对湿度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与平均风速、日照时数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草甸、草原、农田的潜在蒸散与降水量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

表1 黄土高原地区各植被类型潜在蒸散与各气象要素的偏相关分析

总体而言，平均风速与平均相对湿度对各植被类型潜在蒸散的影响较大，潜在蒸散随着平均风速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平均相对湿度的增加而减小；其次为日照时数，随着日照时数的增加，潜在蒸散逐渐增加；降水量对草甸、灌丛、草原、农田潜在蒸散的影响较大，温度指标(平均最高温度、平均最低温度、平均温度)对各植被类型潜在蒸散的影响较小.

3 讨论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欧洲[32-33]、北美洲[34]、南亚[35-36]等地区的蒸散发均呈上升趋势；然而，也有一些地区如北非[37]、土耳其[38]、墨西哥[39]等的蒸散发呈下降趋势，这与气候变暖可能会导致蒸散发潜力增加的理论推测相悖的现象称为“蒸发悖论”[40].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蒸散发呈上升趋势，如西南的滇池[41]、金沙江[42]、雅鲁藏布江流域[43]，北部的锡林河流域[44]，中部的渭河流域[45]，南部的珠江流域[46]等，但也有学者在东北的吉林省与辽宁省[47-48]，东南的福建省[49]，华北的京津冀区域[50]、海河流域[51]，西北的泾河流域[52]、黄河流域[53]等地发现了“蒸发悖论”现象的存在. 该研究中黄土高原地区潜在蒸散整体呈增加趋势(0.27 mm/a)，但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其增幅较小(渭河流域，1.371 mm/a[45]；锡林河流域，2.25 mm/a[44]). 该研究中，黄土高原地区有42.11%的站点年潜在蒸散呈下降趋势，尤其在夏季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这与Yang等[37]的研究结果一致.

该研究中，黄土高原地区植被生长季潜在蒸散在年均潜在蒸散中占比最大，这可能是因为此时植被刚开始生长，处于生长最旺盛的阶段，故植被的蒸腾作用强烈，导致该时期蒸散量大. 从季节变化角度分析，夏季植被潜在蒸散最大，这可能是因为夏季温度高，降水和日照较多，使得土壤水分蒸发作用与植被蒸腾作用强，潜在蒸散最大；而冬季温度最低，日照时数最少，植被蒸腾作用微弱或基本停止，因此其潜在蒸散显著低于其他季节.

研究表明，温度升高是引起潜在蒸散上升的主要因素[54-56]，但笔者通过偏相关分析发现，黄土高原地区各植被类型潜在蒸散与相对湿度的相关性强于其与温度指标的相关性，说明水分状况对该地区的影响较大，这可能是因为黄土高原地区降水资源较少，土地干旱缺水，植被生长受限于水资源的缺乏，因而对水分条件较为敏感；也有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潜在蒸散变化的主导因素具有季节性变化特征[57-58]，在未来相关工作中尚需进行深入研究.

在黄土高原地区主要的6种植被类型中，草原地区多年平均潜在蒸散最大，但是1981—2019年草原蒸散发增加趋势正在降低，这可能与我国推行的生态林建设和退耕还草政策有关[59]. 一方面，退耕还草和飞播种草等措施的实施，使草原植被的分布面积和植被密度增加，增加了该地区草原的蒸散量；另一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荒山荒坡造林，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该地区的风速(1970年以来该地区风速逐渐减弱)，使得草原地区蒸散的增速降低.

自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以来，黄土高原植被覆盖度总体处于上升趋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得到明显提升[60]，但随之而来的一些生态隐患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大规模的植被恢复会造成径流衰减，植被蒸腾耗水量的增加会减少降水量对地下水的补给，而作为植被生长直接水分来源的土壤水分也会大幅降低，严重土壤干层的出现会导致区域干旱度增大，加剧水资源的利用负担[61-62]. 有研究表明，大面积的植被建设开始后，黄土高原地区年均雨水资源化潜力仅占年均蒸散耗水量的80%[63]，因此如何平衡水分与植被恢复之间的关系，对于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研究中6种植被类型的潜在蒸散均呈增加趋势，而区域降水量却在减少，且随着气温的不断上升，黄土高原地区将进入暖干化时期，在此背景下，如果不进行科学合理的植被修复工程，减少水资源消耗，将会使该地区的水分亏缺越来越严重，进而抑制植被的生长发育，对生态系统产生一定威胁. 建议黄土高原地区在进行植被恢复时：①应根据不同地域生态恢复的需要，优先选择耗水量较少、生长周期较缓的树种，不应只追求生态恢复的速率；②对于植被建设应以自然恢复为主，因相比于人工林，天然林更能起到涵养土壤水源的作用，使降水与蒸腾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状态；③在人为建造的群落结构中，应确定乔灌草的最优搭配比例，以便充分利用光热水资源，形成立体的植被复合结构，该研究中，阔叶林潜在蒸散的增加趋势逐渐加快，因此该植被类型更适用于在降水量较大的地区进行植被恢复；④根据降水季节分配不均的特点，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措施，结合当地地形条件，修建蓄水设施进行集流，解决植被浇灌等问题；⑤生态环境的保护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强化个人环保意识及责任感并配合好政府环保举措，才能提高环保工作的可靠性与有效性.

除气候因素外，也有研究发现，蒸散发的变化还会受到人类活动与海拔因素的影响. 例如：地表过程包括土地利用变化[64]、退耕还林[65]等都会引起水循环要素在时间与空间上发生改变，海拔的差异对蒸散发变化的影响也不尽相同[66-67]，因此未来在这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4 结论

a) 1961—2019年黄土高原地区平均最高温度以0.03 ℃/a的速率显著增加，平均最低温度与平均温度均以0.04 ℃/a的速率显著增加(P<0.05)；平均相对湿度、平均风速、日照时数均呈显著下降趋势(P<0.05)，减小速率分别为0.06%/a、0.01 m/(s·a)、4.47 h/a；降水量非显著减少.

b) 黄土高原地区年均、生长季、春季、夏季和秋季潜在蒸散均呈南北高、东西低的分布特征，冬季则略微不同. 年均潜在蒸散波动范围为691.15～1 173.53 mm，年际变化呈不显著增长趋势(P>0.05)；在季节尺度上，潜在蒸散大小表现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除夏季潜在蒸散表现为下降趋势外，其余各季节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春季上升趋势(0.41 mm/a)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5).

c) 1981—2019年黄土高原地区潜在蒸散的趋势变化率为-0.71～4.45 mm/a，平均变化趋势为1.35 mm/a，其中62.98%的区域呈显著增加趋势(P<0.05)，多分布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北部地区呈减少趋势且不显著(P>0.05).

d) 1961—2019年黄土高原地区各植被类型潜在蒸散变化均表现为不显著上升趋势(P>0.05)，多年平均潜在蒸散大小表现为草原>农田>针叶林>草甸>阔叶林>灌丛；其中，1981—2019年各植被类型潜在蒸散增长趋势大小表现为阔叶林>针叶林>灌丛>农田>草甸>草原.

e) 在黄土高原地区影响各植被类型潜在蒸散的主要因子是平均风速与平均相对湿度，潜在蒸散随着平均风速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平均相对湿度的增加而减小；其次为日照时数，潜在蒸散随着日照时数的增加而增加；降水量对草甸、灌丛、草原、农田潜在蒸散的影响较大，温度指标对各植被类型潜在蒸散的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