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视域下塑造中国形象的路径探析

摘要：新时期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可从三个路径着手：一是破解国际传播中的刻奇困境，实施好国际传播的分众化表达，树立谦谦君子的国际传播观；二是在总体外交布局下谋篇布局，重视大国传播中的对华友好民意培养，巩固亚非拉传播中的优势基础；三是发挥好中国警务国际传播的亮点作用，塑造平安中国的国际形象，在维护我国海外利益安全的同时为世界人民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关键词：中国形象；刻奇；警务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6-0098-03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四川警察思想政治研究中心资助项目“西藏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警务合作前景分析”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JS20B04

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取得的成就，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机遇，但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挑战。西方大国在中国取得的抗疫成就现实面前不是反躬自省，对照寻找自己的不足，而是抱持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中国的治理模式横加指责，使国际舆论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避免“半渡而击”的不测，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就必须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塑造可亲、可爱、可敬的新时代中国形象。

一、破解国际传播中的刻奇困境

刻奇的含義极为复杂，原是一个艺术学中的词，通常被用来指陈一种矫揉造作的、流于表面的文艺形式，后来刻奇这一概念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成为他重点探讨的一个现象，昆德拉将人类的生存意义与刻奇概念相联系进行终极质问，从而使刻奇成为文化界不断思索和警惕的对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昆德拉关于刻奇的理解也带有个人的记忆色彩，东欧岁月使他对意识形态始终保持间离视角。但非常遗憾的是，由于西方话语的强势色彩，昆德拉关于苏联意识形态和欧美意识形态双方都持批判态度的视角被有意识地遮蔽，使得刻奇概念中关于苏联意识形态的批判被放大，关于欧美意识形态的批判却被缩小，因此在“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下，刻奇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欧美对迥异于自身的新兴话语力量进行压制的概念工具。

实际上，有关刻奇概念的探讨，牵涉的其实是一个争论多年的话题，那就是引领社会的到底应该是大众的文化还是精英的文化。鲁迅在《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中就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鲁迅的回答就是对有关刻奇概念分歧的最好注解，围绕刻奇展开的不同解释，实质上就是艺术与传播虽然殊途歧路但又羁绊难舍的存在现状。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刻奇无疑是一种大规模的复制，是对个体的淹没；而从传播的视角出发，刻奇可能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理念输出渠道，是一种进行公共管理的方式。艺术看重的价值理性与传播看重的工具理性间的理性分殊使得二者在学术研究中无异于鸡同鸭讲，但在实际操作中，二者又不得不完成跨服聊天，因为在以物质为基础的世界中，完全脱离大地的纯而又纯的艺术是不存在的，同样，不讲求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理念的传播也是不可能长久的。

此外，西方中心论下的刻奇批判还有一种因素就是源于对群众的不信任感，对人民观抱有较深的成见，我们当然不否认“多数人暴力”的存在，但如果一味强调所谓的“乌合之众”修辞，那么就是对群众和人民的污名化，会陷入西方叙事的陷阱，而刻奇也就成为这个陷阱上面的障眼法。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会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存在，西方的精英话语霸权仍然会对我国的国际传播进行压制。其中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始终对我国民众的团结奋发行为进行冷嘲热讽，始终认为我们的团结行动就是一种刻奇行为。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是一副“教师爷”的姿态，显示的是西方不愿意俯下身倾听的姿态。对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西方媒体评价是“大多数的文化阐述是失语、单调的”“完美的表演也标示了中国对认可的疯狂渴望，且包含了许多宣传”[1]，过了12年之后，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评价仍然缺乏尊重并伴有巨大的敌视，将中国采取的抗疫措施蔑称为“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控制运动之一”，将社区管理举措称为“惩罚性行动和强制性做法”[2]。

因此，要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就有必要突破以上所说的刻奇困境。如何突破国际传播的刻奇困境？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3]部署。具体来说就是，对于西方受众中的精英集团要采取小众化传播模式，特别是精英集团中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要给予重视，这部分群体在其本国话语权高，拥有专业知识，批判性强，但同时也存有部分客观性，具有更为理性地看待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因此要有耐心，要向周恩来等老一辈外交家们学习，通过将心比心式的人际传播努力，促使他们能更为客观地评价中国道路。对于西方受众中的普通民众，则要采取适当的大众传播方式。其实在这一点上，国内的大众传播已经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适度的娱乐化是可以的，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毕竟消费社会是一个需要承认的事实，这一点全球皆然。因此，具有导向性的和符合人类价值观的娱乐化传播是无可厚非的。比如2021年云南野象北移新闻，我国在做好野象迁移引导工作的同时也做好了舆论引导工作，在报道中突出野象母子的温馨画面，东亚文化历来注重亲情，因此野象母子嬉戏的照片发布后不仅得到了国内也得到了周边国家甚至欧美国家的强烈点赞，为我们的国际传播工作加了分。

但在突破刻奇困境的同时，还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那就是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对欧美意识形态刻奇方式的警惕。他在书中刻画了一位美国参议员感动于自己孩子奔跑于草坪之上的刻奇图景。因此，我们的国际传播要有更大气魄，必须避免陷入欧美式的“自我高潮”，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崇奉不能在极端民族主义的错误引导中演变成自大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开展国际传播工作“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3]的理念，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是我们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保持战略定力的重要指向。中国的国际传播观既不会是某些国家那种刻板僵硬的大国沙文主义，也不会是欧美披着民主自由外衣的霸权主义，而是包容开放、欢迎各国搭便车、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的谦谦君子观。我们保持谦谦君子的国际传播观，才能够真正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和肯定，从而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为人类的美好明天作出中国贡献。

二、总体外交布局下的国际传播

如果说谦谦君子的国际传播观是一个较为宏阔的大局定向，那么更为明确的战术划分也是必需的一个工作前提。我们的国际传播要在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下进行区域划分，精准制定符合对象国国情的传播策略，提高国际传播的效能。

大国是关键，那么就意味着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大陆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我们进行国际传播时首先要面对的对象国，而且从目前国际传播的态势来看，欧美发达国家也正是对我国的道路、文化、制度、理论等攻击或不信任最强烈的活动体，特别是由于这些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中占有优势地位，对我国形成了天然的居高临下态势，因此可以说我国要打破国际传播的不利局面，就必须完成对西方大国意识形态偏见的有力反转。

其实，西方大国的舆论环境并不完全是铁板一块。少林武术风靡全球时，有许多外国青年不远万里来到嵩山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也有为数不少的西方年轻人在20世纪末来到中国教授外语，并最终选择留在中国，且发自内心地热爱中国，而目前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老外UP主也说明了全球舆论环境仍然保有多元性的活力。“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3]，在目前严峻的舆论斗争背景下，我们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在面对西方对我们的无端指责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犯打击面过大的错误，即便是在面对责任在彼的严重事件时，也要注意斗争的技巧性，特别是要注意引导对象国民众的情绪，毕竟西方一国政府的行为并不能完全代表一国民众的所有意志。新中国外交传播注重民间友好力量的培养由来已久，而且往往是化危为机，从对我不利的局面注重引导从而达致源自内心的友华爱华心声，周恩来总理的很多外交行动就是最好的率先垂范。

当然，我们在积极争取的同时，对于西方舆论场中的顽固派，应该在底线思维的基础上进行坚决的反击，特别是欧美政治精英普遍推崇胜者思维和进攻导向，奉行实力话语，因此，中国要赢得国际传播舆论战的胜利，就要敢于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进行正确的亮剑，“我们要继续秉持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不要因为一些国家的强势回应就退却，就自嘲，就打退堂鼓。中华民族是锐意进取、攻坚克难、顽强奋斗的民族，我们不能太软弱”[4]。

但须知，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的前后排序并不意味着四者存在孰重孰轻的关系，这样的排布其实是为了避免四面出击。从总体去审视，就会发现四者统合如一，共同塑造着我们的外交国际传播。针对西方大国的国际传播固然重要，但与周边、发展中国家联系密切的第三世界概念（亚非拉区域），同样是我们应该继续巩固阵地、保持传播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前，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风雨同舟，精诚团结，在反帝反霸的进程中结下了兄弟般的革命情谊；改革开放后，虽然我们调整了相关对外政策，但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相关国家渡过难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以更加开放包容务实的态度帮助新兴国家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以自己的坦诚行动赢得了亚非拉国家的尊重，积累了良好的国际传播基础。

西方大国固然把持着国际舆论传播的制高点，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西方话语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然开始动摇，亚非拉的发展潜力以及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都是充满潜力的。不过，要做好亚非拉地区的国际传播，也要对传播对象国的国情有深入的理解，特别是亚非拉的很多国家都有过被殖民的历史，因此对前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考察，一定要成为在精准制定对象国的传播策略时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局势的不断发展，亚非拉国家的内部舆论也容易被带节奏，所以，加大民间交往，重视国与国之间人民的相互了解，理解彼此的历史文化，认清并坚决抵制别有用心之人的煽动离间言论，就应成为未来我国在做好周边以及发展中国家国际传播的重点工作任务。

三、发挥好中国警务国际传播的亮点作用

如果把国际传播的内容再进行细分，可以分为政务传播、商务传播、文化传播以及教育传播等内容。相比以上提到的传播，警务国际传播仍然是我国一个新兴的且值得大力开拓的领域。警务国际传播的主体以驻外警务联络官和中国维和警察为首要，但并不局限于此，参与对外交往的相关行为人和行为体都可以成为警务国际传播的主体。警务传播是一个更为宽泛的理念，任何涉及安全相关事务的传播都可以放入其中，特别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中国警务国际传播本身也体现着大安全观念的统筹谋划。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地缘折冲导致部分热点地区持续动荡，恐怖主义阴霾也并未完全散去，跨国犯罪事涉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中毒株变异不断升级，世界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和平安宁、天下太平以及别来无恙，而警务国际传播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显得更加紧迫，中國作为负责任大国更应在此时呼应时代需要，把握机遇，将中国警务国际传播打造成为国际传播效能的新增长点。

中国警务国际传播要塑造平安中国的国际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安改革加大力度，警务工作模式迎来全新升级，大数据技术投入警务实战，极大地增强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警务实力；同时继续发扬“枫桥经验”，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2018年以来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则深挖线索，下大力气铲除危害安定团结的黑社会毒瘤及其“保护伞”，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2021年开展的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更是勇于将刀刃向内，务求实现政法队伍的灵魂重塑和自我净化。“2020年，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满意度达98.4%”[5]，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平安中国的目标，中国有底气也应该在国际上传播自己的警务声音，以国内生动鲜活的警务实践案例向世界人民展示平安中国的风采，吸引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友善英才到中国学习创业，与中国人民一起实现人生出彩的梦想。

中国警务国际传播，要直接转化为维护我国海外利益的战斗力，同时为世界人民提供公共安全产品。警务传播与其他类别的传播相比，更具直接性和现实性，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即解释好我国的涉外警务执法机制和规定，与相关国家进行良好沟通，实现良好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达成，同时在传播中实现执法情报的相互交流和相互预警。21世纪以来，我国“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加大，中资机构分布全球，留学生群体也遍及世界各国，中国与世界交流交往的程度超越以往任何时候，而这伴随而来的就是海外利益风险的不断升高，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海外群体受到了国外犯罪个体或组织的觊觎，我国海外群体也由原来的间接受害者变为直接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加大中国警务国际传播的一个最直接效果就是，任何伤害中华民族正当权益的犯罪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对蠢蠢欲动的犯罪势力进行有力的震慑。此外，中国历来主张全球一家，我们是拥有天下情怀和心忧苍生的大国，一国安全不是真正的安全，只有当世界各国都实现了相对安全，才能迎来天下大同。因此在警务国际传播中，还要学会分享，积极用在地化的语言介绍中国的警务经验，提供给对象国借鉴。大力援助相关国家的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发挥警务国际传播的传帮带作用，采取适合对象国国情的警务技战术送教，从而密切世界各国与中国的警务联系。

四、结语

中国国际传播经过新世纪头20年的积累，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从而拥有较好的起点和基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的国际传播形象一定未来可期，它的塑造路径除了以上三方面外，一定还有更广阔的面向。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开放自信又谦虚谦和。

参考文献：

[1] 魏一帆.西方媒体评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N].陈军吉，译.南方周末，2009-01-22（9）.

[2] 孙明，孔祥龙.国际舆论视域下的中国抗疫行动与公共外交[J].当代世界，2020（5）：11-17.

[3]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人民日报，2021-06-02（1）.

[4] 贾文山.全球传播的道·术·效[J].前线，2019（5）：26-29.

[5] 邬春阳. 2020年：十大关键词见证政法工作“非同寻常”[N].人民公安报，2021-01-11（3）.

作者简介：潘兴（1991—），男，四川乐山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