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网因素对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王明

建设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是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方面。体育锻炼是基本民生内容之一，其对应的是体育公共服务方面的国家义务，为公民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是国家公共服务领域重要的内容之一。公民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是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现状与提供质量的评判标准之一。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复杂社会背景中，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于体育公共服务质量评判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互联网等新型技术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与技术支撑；另一方面，互联网因素又通过公民体育锻炼需求等间接影响了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和总体的体育公共服务质量。因此，应当通过分析互联网因素对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来研究新型科技因素与我国体育公共服务领域融合发展的路径。

一、研究现状

已有的关于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研究，更多地体现在传统影响因素方面，较少有研究涉及互联网对体育公共服务的影响机理。具体来说，有关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现有研究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因素的传统性，已有研究选取的自变量一般是传统因素，这些传统的因素在现阶段已经逐步形成共识，如资源充足性、分布的均衡程度、获取的便利程度、普惠性、社会信任程度和生活的总体幸福感[1]、公众参与、政府形象[2]等。其二，关于互联网技术与体育公共服务融合的研究成果更多地着眼于互联网技术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的直接应用价值，而非其间接的影响机理。如徐瑶认为我国现阶段体育公共服务存在顶层设计与标准化建设落后、地区体育发展水平差异大、共享机制缺失、活力与质量不高、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可以在体育公共服务的管理体制、总体规划等方面融入互联网因素，实现共建共享的新型社会体育服务格局。[3]其三，对于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如顾雪兰等运用层次化结构设定测量指标，借助专家访谈与问卷调研等方法对上海市民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研究[4]；宋耀伟等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西北五省区2 506名居民的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分析[5]；戴小涛等利用调查问卷和数理统计方法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粤东地区、粤西地区和粤北地区共八个城市的居民的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研究[6]。这种区域性研究掩盖了互联网的无边界性变革对体育公共服务领域的冲击。

已有研究成果为互联网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借鉴和实践经验，但其对有关互联网因素的特征分析不够彻底，其试图构建的“互联网+体育公共服务模式”未能形成具体的实现路径。同时，互联网对于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在理论上具有间接性，通过文献分析、理论阐释等路径对其进行论证，缺少说服力。故“互联网+”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研究，需要进一步作以下回应：利用定量分析方法剖析互联网对于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发掘该影响对于时间推移、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作用；论证互联网对于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机理。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CGSS(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即“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是从2003年开始的中国社会各方面数据变迁及趋势调研数据集合，具有开放性，并在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定量与实证研究的重要数据库之一。其数据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完整性、权威性以及较高的可信度。本研究采用SPSS软件对2013年及2015年CGSS数据进行互联网背景下的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变量选取

首先，本研究因变量拟采用CGSS直接变量项目“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您对下列公共服务其他各领域的满意度-公共文化与体育”)，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社交情况、身体健康状况、主观社会等级等，这些自变量在已有理论研究成果中均有所涉及，应当在进一步研究中进行验证；同时为了研究“互联网+”背景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的影响，本研究将网络化因素，即“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作为自变量之一。具体的变量介绍见表1。

表1 变量表

(三)数据处理

第一步，采用CGSS 2015数据进行各自变量对于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将包含各因素的显著性(p值)，以及影响系数与标准误。从该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对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第二步，对CGSS 2013数据进行分析，观察其与2015年数据的区别。第三步，将数据分析结果与已有文献研究结果进行验证比较，得出结论。

三、结果分析

(一)基本描述分析

通过对因变量体育服务满意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研究体育服务满意度的总体分布，以及对我国现阶段体育服务满意度的基本特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图1)

图1 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直方图与正态分布图

从图1可以看出，剔除分值小于0的样本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具体分布具有正态分布特征，并主要集中在50～90分之间。这表明大多数居民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处于中上水平，但总体不高。

(二)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CGSS数据，对不包含互联网因素的传统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体系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1的分析结果。将互联网因素加入到传统影响因素体系中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2的分析结果；将所有因素加入到回归模型中，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得到模型3的分析结果。(表2)

表2 各因素对体育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在模型1中，性别、收入对人们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这一方面说明性别对人们的体育与锻炼需求没有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无论是哪一收入等级的公民都有体育锻炼需求与相应的公共服务需求。受教育程度、主观身体健康情况、社会等级、社交频率与年龄都对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不同的教育经历、社会等级的人们对于社会公共服务的看法具有一定差异。社交情况影响了个人对体育公共服务的看法，并且身体情况、年龄情况对个人的体育锻炼需求都会产生影响。这一模型的分析结果在现实中具有合理性。

在模型2中，加入互联网因素后，传统因素的显著性没有发生较大变化，而互联网因素也同时体现出影响态势。这说明，互联网的兴起、生活模式的改变以及社会信息的联系方式改变都影响了体育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即使体育锻炼是现实活动，但虚拟的网络社会也对人们的看法、思维产生了冲击。同时，互联网因素对于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系数是负数，这说明互联网的使用与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是反向的。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生活使得其需求提升，体育公共服务领域的需要也不例外；而现实中的体育公共服务发展并未跟上这一思维与需求的步伐。

模型3表明了剔除不具有显著影响效果的因素后，保留的5个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相应的数据结果。可以看出，除了相关数据的微小差异，所有变量的影响系数方向以及显著性并无较大变化。

总的来说，互联网对于体育公共服务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是很大。其可能的原因是网络发展情况在当时并不是非常成熟，没有传统因素影响大。

(三)年度比较分析结果

分析2015年的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可以发现，互联网作为新型影响因素对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是有影响的，但还不够，还需要与2013年的数据进行比较，以得出相关影响程度、显著性变化的动态结论。据此，将2013年相应的变量进行模型2的回归分析(包含了互联网因素)，得到模型4的结果。(表3)

表3 体育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年度变化表

根据模型4的数据分析结果，2013年的相关自变量对于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在总体上显著，并与理论分析结果相同。首先，2013年，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健康情况、社会等级等都对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影响，但社交频率、互联网使用对于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网络发展水平较低，对社会各领域、生活各方面影响不大。

其次，将2013年数据与2015年数据比较，2015年数据中不具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有年龄、性别、收入等，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人群都对体育锻炼具有一定需求，并具有稳定性。

再次，就互联网因素而言，2013年的互联网因素对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不显著，但2015年开始具有显著影响。虽然影响系数仍不大，但说明网络化因素对于体育与锻炼领域开始产生作用。这是因为，2015年被称为“互联网+”时代的开端，也被称为互联网化转型的元年，同时也是除体育领域外社会其他各领域进行互联网转型的开端。互联网逐渐开始对社会群体的主观满意度形成潜在的影响。

最后，社交频率对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在2015年开始呈现出显著影响，究其原因较大的可能是受到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影响。因为互联网等数据化因素影响最深的社会领域是社会联系方面。互联网改变了社会关系的结构、社会联系的方式和人们对于社会交往的看法与基本思维。也就是说，网络因素不仅直接影响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也可能间接地通过影响其他自变量来影响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对此应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即将互联网使用因素与其他自变量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表4)这一方面证明了互联网因素影响了社会各领域与各阶层，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其对于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双重影响逻辑。

表4 体育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年度变化表

四、结论与讨论

其一，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在最近数据显示中表现为社交频率、受教育程度、主观身体健康情况、主观社会等级、互联网的使用等。为了提高社会总体主观体育服务满意度，提高人民体育锻炼总体质量，应当加强体育锻炼活动中社会个体联系程度，如增加体育赛事的筹办，创建体育社交社区等；应当加强体育锻炼相关科普，从理论上丰富民众的体育相关需求；应当重视医疗与体能领域，如增加免费体测服务等，提高民众健康认识程度；应当进一步发展互联网技术，加快相关技术的现实转化应用，最为重要的即为提高民众与网络空间的融合程度。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我国的体育公共服务在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以及不同层级(如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互联网因素对促进体育公共服务有巨大的潜力。因为互联网空间中数据信息传输的特征之一是无边界性，不受区域与层级的限制；而在我国推行的政策运行目标中，均等化、一体化与精准化是公共服务尤其是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目的，故应当加强发挥该方面的价值。较为有效的方式是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如对于贫困地区、乡村地区以及其他互联网因素发展较慢的地区提高其网络普及率、完善基站建设、发放相应的网络发展补贴等。

其二，根据不同年份的数据分析与比较结果可知，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逐年发生变化，故应当逐年对相关主观满意度进行跟踪评测。同时，应当纳入更多的考量因素，发掘影响主观满意度的其他维度的因素。事实上，影响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公共服务居民主观满意度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元的、动态的。互联网与数据技术可以通过移动设备等数据采集技术，实时反馈居民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意见看法，并借此反映公共体育服务事业的发展状况，形成动态的、循环的优化体系。需要注意的是，在此循环过程中可能出现相关伦理与法律问题，如数据采集、数据反馈等过程中涉及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权利，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完善与法律框架构建予以保障。

其三，互联网因素对于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既有间接方面也有直接方面，其可能通过影响其他自变量而对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造成影响，如社交频率。这说明互联网等科技因素对社会的影响是广泛的、具有联系的。在社会发展与科技创新过程中，应当形成开放思维、互联思想，充分认识不同方面因素的联系，实现万物互联的优化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