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互噬现象探析

陈波　彭岩松

摘要：全球化引发的西方发达国家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其实质是价值观的冲突。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起初建立在宗教逻辑孕育的独立自由、资本逻辑孕育的拜金主义和政治逻辑孕育的正义平等之上，又在全球化的狂飙突进中逐渐走向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和霸权主义，有悖于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因应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化解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问题是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念、共商共建共享为求、文明交流互鉴为重的中国共生逻辑则是针对霸权体系的破局关键，唯有兼收并蓄而不失自我、和而不同谋求双赢，才能实现每一个人更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关键词：全球化;西方制度;资本主义价值观;中国共生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0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0-0015-11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数百年在全世界扩散的顶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型塑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取代了所有前资本主义关系与价值，带来了一种“时空转换”。这种“时空转换”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扩张的简单继续，更是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建构。随着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在身份危机、社会危机和权力危机的多重影响之下，西方世界出现了对原有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解构和重塑。自本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博弈愈演愈烈，如何化危为机，如何应对国际形势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成为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亟待解决的世纪难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念、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求、以文明交流互鉴为重的中国共生逻辑成为了一种新的全球化进路。

一、全球化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建构逻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事实已然呈现，随着世界上新兴经济体的成长，特别是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利益格局上的冲突在所难免。究其实质，中西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对抗，利益之争只是表象，意识形态的碰撞才是实质。西方的价值观不是世界价值观，更不是救赎世界的良药与密匙。西方价值观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建构起来的行为逻辑，其关键不在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本身，而在于资产阶级用普遍的形式掩盖其特殊的阶级诉求、阶级内容，把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诉求的价值观美化成代表全人类普遍利益的“普世价值”，向全世界兜售。

（一）自由、独立、富有斗志的价值神话塑造

历史和现实赋予了可以被接受的故事和文本流动的解读，“上帝选民”从圣经里“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这一简单的文本，日渐内化为基督教徒悠久而共有的核心意识、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的象征符号，甚至成为了西方社会公民信仰的基础。基督教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帝选民”这种认知实际上处于被动状态，但经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之后，人的精神和现实的经济活动被赋予了神圣性，《圣经》成为了教徒与上帝沟通的桥梁，这种自我认知也被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成为“上帝选民”不但不再需要教会乃至上帝的认可，反而成为了一项仅需自诩自证便可完成的事业。新教将所有理想统统世俗化，再加上基督教徒“入世苦行主义”的生活态度，为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强劲的宗教伦理、精神文化上的主观动力，同时滋养了“上帝选民”面对“非选民”及异教徒时的自我优越感：“上帝选民”每攫取一点经济利益，资本主义每获得一点进步，都进一步厚植和强化了这种优越感，而这“一切都为上帝的荣耀”。

不再需要教会和上帝认可的“上帝选民”意识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利益的攫取相互印证且相互加强。“平信徒皆为教士”和“因信称义”的新教原理极具人文主义倾向，其中暗含信徒绝对自主、独立的意蕴：能否与上帝达成沟通并成为上帝的选民，在于信徒自身的“信”，而“信”是纯粹的个体心理体验，是个体独立而自由的选择和证明。亦即，只有个体独立且自由，才能证明个体是真正的“上帝选民”，自由可以体现生命个体的宗教和社会本质。如果说新教原理背后的自由独立性仅仅是自诩自证的内在心理体验，那么“事功”积累就是一种外显的实践证明。基督教徒贩卖“赎罪券”的现象，正是与基督教教义中“原罪”和“赎罪”思想息息相关：行善者得到拯救升入天堂，作恶者罪孽深重进入地狱。人世间众多难以赎清的罪孽使得基督教徒面临严苛之至的惩处制度，于是“赎罪券”日益畅销，成为教会大肆搜刮钱财的卑劣手段。在马丁·路德痛斥教会无耻行径的论纲的影响下，“赎罪券”被废除，彻底终结了罗马天主教会粗陋且异化的“事功”证明模式，创造了新教倫理影响下发展资本主义商业的更为完美的“事功”证明模式。能否攫取巨额利润和能否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成为证明信徒成为“上帝选民”最重要的佐证。事实上，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在自诩自证的“上帝选民”不断追求自由独立的宗教心理体验与巨额经济效益的过程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新教伦理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而且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文化：严格的组织纪律、勤奋的工作热情，以及一种对事业的奉献精神。正是新教徒独立且自由的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逐，培育了理性的生产和交换，“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是一种普遍且合理的动机，但韦伯的研究还认为，在当时环境下成长的新型资本主义企业家还需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如果一个人不能把利润最大化，这个人就缺乏理性精神，就不是上帝的选民。这种精神，是一种上升到超越了一切的对利润的偏好，这样的人自然具有一种敬业的精神。①

“上帝选民”意识背后的人文主义倾向极大地激发了新教徒反抗和冲破宗教封建牢笼的斗志，指引和推动新教徒开拓了大片疆土。据《圣经·约书亚记》记载，领袖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的部落在迦南定居，“这样的征服，在那个时代的那一片区域是很自然的，也必然导致与邻国的持续对抗和冲突”②，“迦南事件”为基督教徒和基督教国家提供了领土扩张合理的宗教心理支持。这种宗教心理支持在地理空间上通过暴力手段逐渐将全球变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社会空间上构建了一个“上帝选民”居于顶端，对“非选民”进行差别对待的鄙视体系。随后，这种宗教心理支持的实践形式又由土地扩张转变为了以谋求经济霸权为核心的霸权主义，但其进攻性的实质始终未变。

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调自由和强调个人是殊途同归，自由就是顺应个人意志和行为自由。谈到自由必将谈到独立，独立是自由实现的基础。追求个人价值的全面实现、自我突破和个性张扬成为了西方社会推崇的真谛，再加上宗教心理支持的长期滋养，自由、独立且富有斗志就构成了西方国家人权体系的重要内容，并且被神话、实践和在世界范围内推广。

（二）市场本位、个人价值至上的利益野蛮拓荒

在现代社会以前，绝大多数人类文明都逃不出利用血缘继承原则来解决权力分配问題的怪圈。由于各个国家存在的贵族制度本身就具有血统不平等的特性，贵族血脉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暴力战争。事实上，一切政治制度建立的初衷都是化暴力斗争为某种非暴力竞争，走出血缘政治也就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的终极追求。

西方国家用财产的不平等代替了基于出身不同的不平等，将传统的需要暴力斗争来争夺的权力资源转化为通过非暴力竞争来争夺的财富资源，这个巨大飞跃奠定了西方现代国家崛起的基础。但这种用财富资源替代权力资源的制度背后近乎零和博弈的资源分配过程极具垄断性和世袭性，为了最大程度攫取利润，资本家势必会遍地扩张、积极开拓市场，进而导致穷苦民众的平等严重受限、资本家的自由大肆扩张的局面，“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③ 导致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随着西方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私有制和分工出现了，并且劳动力逐渐成为商品，商品生产者运用货币、生产资料等来雇佣工人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资本表现为“简单的生产关系”才得以形成。但资本要完成自身的出场还需要使这种“简单的生产关系”上升到国家制度的层面，并且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资本的贪婪者必须把追逐资本增殖的生产方式制度化，作为资本人格化身的资本家们才逐渐形成了具有阶级意识的利益群体，即资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本身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是统治者”⑤。

资本在现实运动中表现为货币、机器、商品等各种物的形态，但“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⑥。资本具有二重性，它在本质上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但又总是物化为各种具体的形态。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资本积累必然具有二重性：一是资本积累是规模日趋扩大的生产社会化，以获取增殖的无限性，或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二是资本积累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特权加大剥削工人阶级的力度，不断产生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可以说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同步的，资本积累理论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资本积累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经济基础，亦即资本逻辑。

资本逻辑的展开主要沿着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生产力路线”，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疯狂追求资本增殖，大肆占有工人阶级的无酬劳动，迫使工人去为生产而生产，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⑦ 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自由市场经济势必会在西方社会流行起来，市场是天生的自由派、平等派，市场与自由、平等紧密相连。另一条路线是“社会路线”，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得资本逐渐发展为垄断资本，资本家成为了金融寡头。垄断资本在逐步掌控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经济领域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⑧。简言之，资本逻辑展开的两条路线既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推动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上行趋势”，也是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下社会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受到限制的“下行趋势”。资本的无限扩张和过度扩张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现实矛盾日益突出。面对资本家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⑩，“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11}。资本家借助资本实现了“孤独的灵魂”同“神圣的上帝”之间的对话，他们怀着“天赋人权”的“选民”优越感开始构建新的垄断经济秩序，但“天赋人权”却被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逐渐吞噬，逐步变异为“商赋人权”，这是资本逻辑疯狂展开的必然后果。

商赋人权的直接体现是个人价值至上的个人主义成为西方世界浸入骨髓的民族特性，因而自由是市场交换的自由，民主是有产者的民主，平等是资本的平等。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要求经济的绝对自由以及个人的绝对自由，都是为征服市场的自由服务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整个西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石。

（三）平等、法治、正义的平权程序再造

资本主义诞生之初，为了争取社会政治地位、破除封建神权、对抗教廷束缚，资产阶级代表喊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口号，号召人们反对封建神学，倡导思想解放。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自由”是建立在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乃至劳动力买卖自由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以至于“自由得一无所有”的自由。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里处于自由状态的并非个人，而是资本。“平等”自然也会烙上资本主义的烙印，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平等。这种奠基于资本人格化上的平等，抽掉资本之后就是想象的平等。

基督教将理想的追求寄托于虚幻的彼岸，这就是西方社会最初且最根本的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基督教站在上帝的视角在人的主观世界中塑造了人与人平等的美好图景，但这种信仰上的精神追求并非真正的平等。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发展使政治等级变成社会等级，所以，正如基督徒在天国一律平等，而在人世不平等一样，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存在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却不平等”{12}。但不容置否，基督教的“平等”已经在中世纪的西方人心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人民自由、独立的意识日益覺醒;随着资产阶级的诞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人民摒弃了最初对神圣彼岸世界的向往，开始疯狂追求世俗的个人欲望和利益。在商品经济和自由市场的基础上，货币的出现使原来的商品价值衡量尺度的无差别性表现得更加明显，谁拥有等价的货币量谁就是交换的对象，无论他属于哪个阶级或者阶层。可以说，在货币交易所及的范围，任何等级制观念都会遭到无情的摧毁，随着商品交易和市场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转变成为基于所有权原则的资产阶级平等，西方社会这种新的平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为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需要，“平等”被资产阶级宣布为政治法律原则。但西方社会不得不面对商品交换范围扩大化带来的“自由放任”困境：商品交换带来的阶级或者阶层的消解只存在于理想王国，因为任何特权的存在都是与商品自由交换的存在和发展相悖的，都具有阻挠商品占有者等价获取交换价值、货币占有者等价获取商品的特质。资产阶级是在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基础上逐渐孕育的，资产阶级要想壮大，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也就是要保障资产阶级作为商品占有者拥有的平等的权利，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实现手中商品的价值。事实上，等级制的政治制度与资产阶级的诉求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资产阶级要求自己能够获得政治上、社会上的平等权，呼吁工人阶级获得同样的平等权利以求满足资本家进一步开拓市场的需要。由于当时“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13}

“权利要能够生效和实施，只有通过那些做出对集体有约束力的决定的组织。”{14} 公民权利不可能在无政府的状态下得到实现，同时政治力量也应当受到法律的制约，以确保决策不会损害到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限制政治力量最行之有效的工具是民主立法。因此，西方社会在确保个人独立、自由，资产阶级能够获得政治、社会上的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强调对权利的限制以保护权利，并希望通过民主立法保障资产阶级权益的正当性。事实上，对权利的限制是西方社会法治诞生的逻辑起点，再结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法治观念就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因为法治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要求的平等性、安全性与公平性的回应，所以法治主义统治在西方自由市场中全面确立。

这种平等、法治的人权体系诞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有其深刻的发展衍生逻辑：一是意识形态逻辑。“商赋人权”背后的平等只是人在潜质上的平等，巨大的财富差距的存在只是因为人后天选择的不平等：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占有巨额财富，是因为其具有对事业的奉献精神;工人之所以贫困潦倒，是因为其恶劣的个人品质。“商赋人权”的背后是默许不平等存在的意识形态：资本家优越地认定资本逻辑构建的经济秩序中总有一部分人不得不为经济的稳定作出牺牲，这部分人应该为自己贫困潦倒的处境承担全部责任。二是资本逻辑。在自由市场这个“伊甸园”内，财富的地位被提升到了历史性的高度，贫富越悬殊，垄断资本家优势地位就越显赫，对社会关系产生的排斥性就越强，社会内部发生分裂的可能性也越大。简言之，社会的不平等同财富占有和社会地位高下之间紧密关联，而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市场垄断竞争根本无法解决平等问题。人的潜质平等且市场机会均等同起点平等完全不同，市场机会均等是形式化的平等，市场提供人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机会，但市场提供的这种公平竞争环境仅仅有利于天赋异禀的幸运儿或者早已累积巨额财富的资本家，其实质就是牺牲弱者利益来满足强者需求的程序正义，看似平等实则不平等的西方社会的“平等”价值观实则就是资本逻辑演化的产物。

强调程序正义在西方法律制度中占主导地位，对于这种“看得见的正义”，美国前联邦大法官甚至认为程序的公正、合理是自由的内在本质，美国人宁肯选择通过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暴力的实体法，也不愿意通过不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较为宽容的实体法。正如凯恩斯所说，“各式各样的社会习俗和经济活动会影响财富和经济奖惩的分配，不管这些东西本身如何低级趣味和缺乏公正，我们仍然在坚持着它们，因为它们在促进资本积累方面具有巨大作用。”{15} 西方国家认为独立自由即平等，“平等”的权利要想得到自由发展，就需要制度囚笼来禁锢有些政治力量的权利，从而使得资本家的权利得到保障。因此，平等、法治、正义在“齐万物”的平权流程中被消弭，“程序正义”这种占据主流地位的法治观念就在西方自由市场的资本逻辑下应运而生。

二、全球化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互噬的现实嬗变逻辑

西方在近代现代化进程中率先迈出第一步，“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爆炸式扩张相并行的，是从特定社会背景中挣扎出来的文化的全球扩张”{16}，它们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走在前列，精神文化领域也占有优势，日渐膨胀的“西方中心主义”要求世界都遵循西方的价值观念、理论和生活方式。在文化的同质化和整合增强的同时，文化的异质化和冲突也在同步增长。作为某种特定价值观的全球化，近年来无疑已处于“逆转”之中。

（一）从神话危机到身份危机：民粹主义滋生的摇篮

从财富神话到价值神话，从来不是世袭的领地，它是创造出来的，创造是没有特权的。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反移民浪潮、白人种族主义、“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下跪认罪”等群体性社会运动都带有极其显著的身份政治色彩。当代西方身份政治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尊重不同群体及其文化差异性，承认不同文化群体特别是社会边缘群体的价值，并以此为基础保护各种身份群体权利的政治形态。{17} 身份政治依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的政治形态，只要疯狂扩张的资本逻辑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始终会立于危墙之下，而身份认同的危机更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最大体现。客观说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促进了公民身份认同的觉醒和身份政治这一政治形态的崛起，在西方社会原有的自由、独立、平等、法治以及个人至上的被神话了的价值观滋养下，新的扭曲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从身份政治危机中孕育而生，其中最令人忧虑不安的当属民粹主义。

草根性、平民性是民粹主义重要的精神源泉，民粹主义自诩为人民的主义，对“人民”或“民众”极端推崇，“民众观”“平民化”和“人民崇拜”是民粹主义公认的标签。在政治理念的建构和意识形态的宣传上，民粹主义所强调的“人民”是不掌握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其意识形态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随着政治的世俗化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民粹主义开始演化为“民之精粹”，表现为视民众为工具的精英主义，民粹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种精英主义在政治上的商业操作。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价值观，貌似关注社会正义与经济平等，试图表达劳动大众的理想和愿望，愿意为他们代言，实则是带着极端的平民化倾向，而其中暗含着一部分伪知识分子、伪精英阶层对人民的怀疑、不信任甚至是操纵。

民粹主义是煽动者作秀的精神温床，表面上看与掌权者、上层政治精英、金融财阀、知识分子是不相容的，仅指向特定的底层社会，但从本质上看，民粹主义的平民性、草根性是底层大众的基本认知受限的结果，带有浓厚的草寇性色彩。当底层大众被动员参加一场由精英或知识分子设计并领导的政治运动时，身份政治开始觉醒与崛起。与之相伴随，身份认同也逐渐产生危机，“我的地盘我做主”这种民粹主义的极化变成了极端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种族分裂主义。

引爆身份政治危机并走向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浪潮。作为最主要的移民接收国，美国自诩为“种族大熔炉”，但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以及种族等级制现象如同移动的活广告分布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且自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以来，美国的种族主义回潮现象只增不减，甚至愈演愈烈。种族主义回潮现象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美国白人群体的身份危机：一是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白人自身的种族纯洁性以及主导地位受到极大威胁。白人工人阶级认为，美国正面临丧失其自身文化和身份的危险，美国本身的生活方式需要加以保护。二是本土白人认为移民会侵害本土人的利益。美国经济朝后工业化方向发展，严重冲击了白人工人阶级占多数的制造业。三是白人对美国本土的情感和移民对故土的情感之间爆发了大量矛盾，白人和移民的语言障碍进一步放大了白人对移民的不安与恐惧;移民对本土的特殊情感甚至可能促使其参与美国政治，尤其是采取族裔游说的方式影响美国对其故土的外交政策，而美国白人群体则认为这极有可能大大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因而更排斥移民。身份认同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步衰微，身份政治在美国走向合理甚至步入极端，进而引爆了美国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身份政治已经成为政治形态的主流，身份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极大地倾向于资本主义，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同盟军，更沦为了极具戏剧性的表演政治。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并未正确对待并解决身份危机，反而用身份政治遮蔽了阶级政治，用文化批判代替了资本批判。脱离资本批判的核心，任何反资本主义联盟都无法达到共同的政治目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不可能是单个的文化差异群体，必须重返阶级，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干预才可能形成普遍化的斗争。身份政治学表面上看似极具反抗力量，实际是与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相匹配的意识形态框架。”{18}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与之相关联的身份不确定性的加深，有一部分群体把对种族和民族特性的意识当作是一道反对真实的或想象的全球化力量的防护墙。与日俱增的政治规模意味着在公共想象力空间中更多具体思想上的控制会逐渐放松，民粹主义得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找到可以融合思想的盟友。因此，民粹主义具有善变的特性，但善变背后实际上是其自我局限性的本性。带有阶级政治意味和以资本批判为核心的民粹主义也许能够带给我们某些正确的引导，但扭曲的民粹主义必然会摧毁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共同的价值观，甚至是良性的理性发展模式。

（二）从利益危机到社会危机：反智主义喧嚣的遮羞布

民粹主义的世界观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利用人民反精英，又认为知识精英的觉悟起决定性作用，一切功劳应该归于精英;一方面又认为真正的智慧和创造力属于人民，知识分子的要务是向大众学习。基于对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关系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民粹主义者觉察到在经济全球化逐步推进的同时，原本落后的生产方式甚至并没有那么不好，原先固有的平庸也没有那么不可接受，反而正是由于原本的落后和固有的平庸才使得社会生活相比于现在更加美好，而这种对落后的崇拜、对平庸的认同和自得成为了民粹主义的衍生物——反智主义的根基。事实上，每当西方国家遭遇政治危机、价值危机的时候，反智主义便会涌现出来，可以说反智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危机的前兆，因为“任何时代的反智主义都可以恰当地理解为多种原因带来的复杂症状，而症状的延续有可能让原本有望好转的问题变成危及整个政治机体的恶疾”{19}。

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像一面照妖镜，折射出了西方国家的乱象，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当属美国。疫情初期，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乐观地认为新冠肺炎如同西班牙流感，大肆鼓吹新冠病毒无害论，并且提出“不要害怕新冠，不要让它主导你的生活”。美国经济学家纳瓦罗也说，“在新冠病毒治疗方面，我认为特朗普的直觉比科学更有价值”。面对如此反科学、反理性的言论，大部分美国民众依然选择相信并且支持特朗普政府。大量美国民众拒绝所有新冠病毒检测及防护工作，甚至公开挑衅州政府及法律，号召口罩自由、行动自由，抗议患病隔离措施，坚决要求解除封禁、恢复正常生活。这一系列反智言行并非仅仅出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为美国的反智主义比美国的国家身份还要古老，而且具有漫长的历史。{20}

美国反智主义蕴含的这种对落后的崇拜、对平庸的认同和自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一，美国民众缺乏阅读习惯并且抛弃庄重的公共话语，造成了语言劣化和美国政治进程堕落相互推进。美国的公众媒体、政府公文甚至是国家领导人讲话中把“人民”“农民”“老人”“寡妇”等称谓统一换成“伙计们”，不停地告诉美国人他们只是“伙计”，这种称谓意味着毫无期待，意味着身份的认同逐渐缺失。在语言不断模糊与智识歧视不断叠加的过程中，政治言论总是最先恶化的，继而公共空间中的劣化语言如同低剂量的毒素，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人们的是非观念。其二，美国民众对美国历史中的里程碑式事件、作为政府基石的根本思想和组织结构了解有限。正是美国公民这种知识的普遍退化加重了政治极化，因为政治走向完全被那些离经叛道的“特朗普们”所主导。美国人治理方式的天生缺陷和公众的知识缺陷有着必然联系——经过选举筛选出来的政府官员和票选他们的人有着同样的智识盲点。其三，美国民众拒绝接受科学和人文知识，甚至是进化论这样使西方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理性洞见。在发达国家中，唯一认为進化论“有争议”而不是已被接受的主流科学观念的就是美国人。其四，新的怀旧情绪加入了美国反理性主义的大杂烩。美国本土白人对原来那个不那么现代化、白人更多、来自各种不同文化的移民更少、总是吹捧基督教认同的国家有着执着的追求。以上种种反智言行实质上都在说明：当今美国，不论是不是知识分子，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听不进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声音，就连美国民众也认为只有反对主流价值观，才能获得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身份认同。

尽管特朗普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处理得很失败，但美国民众并未因此否定特朗普，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拒绝批判现实主义，拒绝真相可以被压制或者被建构的观念，拒绝接受他们不知道的事实。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反智主义言行背后的政治逻辑实际上无外乎“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伟大”，哪怕做法可能离经叛道、异想天开。民众反智化正在成为美国甚至是西方国家的主流趋向并且愈演愈烈，这种近乎癫狂的反智主义价值观一旦流行，这些国家必将受到强烈的反噬，镇压大规模社会动乱、族群冲突可能已经无法止损。如何改变西方社会发展步入下沉期、政治体制积弊已久、经济制度华而不实、社会治理乏善可陈、文化建设封闭自守的发展颓势，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从道德危机到权力危机：霸权主义的强盗心态

全球化不只是一个经济过程，更是一个权力扩张的政治过程，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西方国家建立了便于资本疯狂扩张攫取高额利润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虽然是推动全球化走向深入的根本性动力，但同时也是扭曲自由秩序本质的罪魁祸首。这种自由秩序的本质并非我们理想中的平等、自由，而是演化成了不纯粹、有等级区别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且霸权才是这种秩序的实质。这种霸权不仅存在于中心国和边缘国之间，更存在于国内资本家和平民阶级之间，一旦中心国和资本家的利益受到威胁，边缘国和平民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就会随时被掠夺，民主就沦为了少数人的民主。

冷战结束后，世界全球化体系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中心—边缘”结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拱卫美国成为中心，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散落于边缘。但如今全球化体系逐渐走向“去中心化”阶段：一是“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对称全球化逐步变成网状结构的对称全球化;二是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不再仅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主权国家，掌握话语权的主体逐步多元化。这种巨大变革背后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之间的博弈，这场博弈让世界陷入无序的漩涡，而新冠肺炎疫情让这场博弈的结局更加不可预知。“去中心化”的道路绝不会是一片坦途，而避免灾难性局面“唯一可选的途径，是由有组织的强制力建立一个超越国家主权范围的国际秩序”{21}。但西方主权国家靠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建立起的国际秩序看似强有力，本质上仍然是强权国家主导的霸权主义国际秩序。

全球化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狂飙突进之后，似乎陷入了困境。同新自由主义全面渗透同期发生的是：“中心—边缘”结构的中心主导者美国已经不是制造业大国，而是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型为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全面控制了美国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如果说英国对美国的产业转移使得“日不落帝国”走向了衰败，那么美国的制造业出走必将带来“山巅之城”的沉沦。为了让各国继续保持甚至加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以军事霸权为基石，逐步形成了由美元霸权、粮食霸权、石油霸权、数据霸权、科技霸权等构成的霸权体系，牢牢攥紧全球的粮食、石油等基础性资源的控制权。但全球化逐渐建立的网状结构让美国永葆霸权地位的梦想化为泡影，因为绝大多数国家早已形成了经济上相互交融、相互依赖的局面，新型“制造工厂”市场体量的扩大也直接导致全球各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步下降。美国作为多边贸易规则制定者、全球价值链建立者、超额利润获得者、国际投资受益者，其垄断世界经济的权力出现了危机，而这种经济权力的相对落后与美国绝对的军事霸权出现了无法并行的巨大落差。这种巨大落差直接威胁到美国的主权国家利益和跨国资本利益，美国势必要夺回自己绝对霸权的地位，于是霸权主义在美国甚嚣尘上。

美国不能容忍存在挑战者，美国认为全球霸主地位是其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金融科技方面，美国滥用美元金融霸权向世界转嫁危机，但转嫁危机并未有效振兴美国的实体经济，美国因此开始大肆打压、封杀威胁自身霸权地位的高科技相关国家和企业，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在基础性资源方面，美国向贫困国家大量提供转基因食物种子，使这些国家粮食自给自足的能力逐渐丧失，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彻底受控于美国经济寡头，这就是美国打着科技的旗号构建的粮食霸权。在文化方面，深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滋养的好莱坞获得了全球电影霸权，并且进一步宣传新自由主义下的霸权主义。从“布拉格之春”到“五月风暴”，消费文化（或商品拜物教）和资本逻辑逐渐代替原先对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左翼潮流。昔日的“山巅之城”逐渐陷入权力衰落的漩涡，美国国内的整体气氛发生了改变，通过霸权主义消解权力危机不但已成为两党政治上的“共识”，而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民主制”背后或多或少都蕴含着霸权主义。马克思说：“民主制和其他任何一种政体一样，归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骗人的，也无非是一种伪善。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一种最坏的奴隶制;这种自由只是徒具空名，因而实际上是奴隶制。政治平等也是这样。所以，民主制和任何其他一种政体一样，最终总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要末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22}。这种“赤裸裸的专制”直至今日演变为疯狂的霸权主义，既得利益者将国内矛盾转嫁给全球，无视全球化只是西方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工具的真相，将各种现实矛盾装扮成“民主胜利的果实”甚至是“普世价值”，这种行为无异于“吹口哨，走夜路”，自欺欺人。

三、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价值观重构的中国共生逻辑

逆全球化尽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但全球化进程不会终止。习近平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也不可能逆转。”{23}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发展中国家正展现出一种新的全球化图景，在这种全球化体系中，不再維持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念;不再有绝对的占有者、支配者，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求;不再有先进与落后、优越与卑劣之分，而是以文明交流互鉴为重。因为，全球化“好像是把无数的细线编织成一个五彩缤纷的纺织品，一旦编织在一起，就不可能再安排每一根线去承担专门角色了，每一个细线只有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才具有价值和意义。”{24}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理论的诞生

“生产过剩”让富裕的资本家越来越奢靡，让贫苦的平民大众越来越困顿，高速发展的生产力似乎并没有减轻人类贫困，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走向不可调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5}。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逐渐意识到资本家的罪恶本质，开始联合起来反抗资本家的肆意压迫和疯狂剥削，全球化使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

历史、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资产阶级在大肆发展科技和聚敛财富的同时也在给自己掘墓，让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26} 必将取代资产阶级建立的虚幻的、抽象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在资本疯狂逐利过程中形成的生产过剩、贫富悬殊、生态危机等恶果早已成为人类社会未来生存发展的桎梏，资本逻辑是促使无产阶级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根源。为通向“真正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想。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27} 如何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具备中国特色的共生逻辑：其一，在国际关系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主张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纠纷，杜绝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摈弃冷战思维，避免對抗思维，秉持互相尊重原则，平等对待他国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文明传统，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倡导建设一个公平正义、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其二，在经济发展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主张建立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应该建立在义利兼顾的基础之上，各国应该在合作中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避免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客观理性地对待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机遇和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其三，在社会文化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主张构建全球新型的文明观，提出只有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才能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其四，在生态建设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主张坚持环境友好，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28}

资本主义遵循的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早已与这个多元融合的时代格格不入，唯有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得以实现，美好生活才能得以落地，这就是通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共生逻辑。

（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的伟大实践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历来秉持‘亲仁善邻的理念。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29}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共享”实际上是一个由资本主义范式向社会主义范式转换的过程，只有扬弃了私有制，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共享制度。“共享”离不开前期的“共商”和“共建”，而“共商”“共建”实际上也是“共享”过程的一种展开，这是三个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无法割裂开来的概念，其背后不仅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阈来看，“劳动为富人产生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产生了赤贫。劳动产生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30} 私有制固有的结构性矛盾让参与劳动的工人阶级并未与资本家们共享劳动的成果，甚至让工人阶级愈发贫困潦倒，资本家“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31} 是成比例的。究其本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共享”实则是资本家的“独享”。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享”才能让劳动者作为劳动主体的身份和劳动成果得到认可，从而激发劳动者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简言之，作为主体的人更好地融入“共商”“共建”的过程之中，就能更好地“共享”劳动的成果，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享”机制的运行方式。“共商”“共建”的过程实际也是“共享”的另一种表现维度，“共商”“共建”是“共享”的前提要求，只有人人都参与必要的劳动，才能实现劳动主体的“共享”，而“共享”其实就是美好生活的价值意蕴，只有实现了“共享”，美好生活才能得以实现。“共享”同时也是“共商”“共建”的实践导向和价值归宿，这也是人的需要与人的劳动在共商共建共享进程中的统一。除开必要的劳动，共商共建共享机制可以“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公共事务——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32}，“有闲的生活”能让一切人都有可能去追求并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这也更加符合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享”并非简单的利益共享，生存发展只是共享机制最基础的价值追求，让一切人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前景，才是更深层次的“共享”。这种价值观的“共享”实际上是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最深层的内在动力，只有认同“真正的共同体”的理念，才能奔赴“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视阈来看，民本思想和“天下大同”就是“共商共建共享”背后的文化根基。《尚书》中写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论语》中也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建立在民本思想之上的“大同社会”理想，符合平等、互助的价值追求。黄宗羲更是提出：“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古人早以“开眼看世界”的姿态提出了人民主体的思想，将人民同时也看作所有发展成果的享有者。以“共享”为价值追求的发展机制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不仅蕴含了“以民为本”的人民主体思想，还包涵了“天下大同”的全民共享思想。只有把握人民群众最关心最在意的利益问题，才能使人民群众“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33}，这才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民本”本质的体现。

习近平强调：“我们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34} 完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在于：一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沟通，以协商谈判的方式处理国际纷争。“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35} 二是各国共同参与、齐心协力，创造并分享发展机遇，以联合体的姿态共同参与全球治理，肯定并且维护联合国的国际地位，构建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新型大国合作共建治理体制。三是让一切人共享新型全球治理的成果，不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還坚持普惠包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让后代人也能共享当代人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型全球治理的成果，满足后代人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唯有“共享”才能避免民族冲突、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等诸多全球问题，才能保证全球得以和平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民本和大同思想为蓝本，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实践模式，跨越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粹霸权道路，以非凡的洞见构建了一个顺应时代潮流、迎合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诉求的中国共生逻辑，为全世界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治理范本，将引领全球治理走进新时代。

（三）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大国风范

经济全球化时代，大工业的发展依然突飞猛进，但“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36}。这种“民族独特性的消亡”并非是民族本身特性的消失，而是指“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7}。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全球化让相对落后的文化逐渐消弭，甚至可能被西方先进文化所取代，也就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8}。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39} “文明冲突论”因吻合西方价值观而得到了极大的肯定，但是它“视中国文化为西方文化最大的威胁，并坚信儒教文明必然会与伊斯兰文明结成联盟，共同对抗西方文明”{40}。西方正是利用这一理论疯狂干涉中国内政，大肆打压中国。面对西方的打压，仅仅从金融手段、科学技术等方面来解决这种冲突是远远不够的，应对“文明冲突论”必然要从文化上入手，制定相应的文化策略。

马克思认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41}。因此，文化就是在各民族内部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形成的，由于社会现实的不同，各民族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正因为文化具有多样性、多元性，习近平指出：“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42}

新时代的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打造平等尊重、开放包容、和谐共生的新型文明交往范式，这种面对中西文化冲突的“中国风范”否认文明有中心和边缘之分，也否认文明具有统一的发展模式，而是明确认定文明的发展路线是基于平等的多元化发展。这种“大国风范”背后的文明观念超越且批判了以文明中心自居的西方文化，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型文明交往观。而这种理论只有深入到实践之中才能焕发其生机与活力：其一，坚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是对中华文化具备深刻的认知，此即所谓文化自觉;其次要坚定文化自信，此乃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动力，是“四个自信”的坚固底色;最后要实现文化自强，“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43}。其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的重要前提，发展文化产业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的重要载体，切实推进文化外交工作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的重要保障，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其三，面对全球化浪潮中的文明冲击时，应该秉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态度。历史和事实早已证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冲突的根源，若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任何一种文明，不仅会使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甚至还会受到反噬。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只有摒弃“文明冲突论”，才能“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44}

结语

自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以来，“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消亡论”“世界趋同论”几度甚嚣尘上，“西方中心论”和“悠悠万事，以民主为大”的论断迄今为止仍然极具话语霸权，这种话语霸权以西方世界引以为傲的“普世价值”为支撑，虽历经演变和重塑但从未更改过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本性。霸权的萌芽、发展、斗争和更替始终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主线，要突破这种霸权枷锁，唯有遵循合理的共生逻辑，搭建与全球化进程适配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国共生逻辑”便是中国针对霸权体系为世界提出的破局思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念、共商共建共享为求、文明交流互鉴为重的中国共生逻辑必然能够“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45}。总而言之，国际形势波云诡谲，世界正在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遵循正确的共生逻辑，找准中国的国际定位，必能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释：

①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②[美]S·N·艾森斯塔特：《犹太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刘丽娟、张瑞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③⑥{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877—878、68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页。

⑦{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19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

⑨{30}{36}{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158—159、567、533页。

⑩{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192页。

{12}{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4、57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3页。

{14}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65页。

{15}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Macmillan， 1972， p.329.

{16}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17} 方敏、朱韵：《当代西方身份政治历史局限性反思》，《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0期。

{18} 郑薇、张亮：《身份的迷思——当代西方身份政治学的兴衰》，《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1期。

{19} [美]苏珊·雅各比：《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曹聿非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20}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何博超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8页。

{21} [美]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頁。

{23} 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推进合作——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0年第33期。

{24} [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汪和建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25}{37}{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5、36页。

{27}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28}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29}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4日。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90页。

{3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4} 习近平：《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1日。

{3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74页。

{39}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40} 张先义、李道湘：《离散与整合：“文明冲突论”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开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4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3—544页。

{43}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44}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45} 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3月27日。

作者简介：陈波，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0;彭岩松，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0。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