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野下“ 诗到语言为止 ”的得与失

孙述言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东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一度成为“第三代诗人”的诗歌理论旗帜之一，对此后的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韩东所说的“语言”强调了诗歌写作中的本位问题，其实质就是符号主导问题。

【关键词】 语言;符号学;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1-0040-02

韩东最早在《自传与诗见》中提出：“我认为不应把诗歌理解为语言的‘变形’，或变形了的语言……我说过，诗歌以语言为目的，诗到语言为止，即是要把语言从一切功利观解放出来，使呈现自身。”韩东力图将语言从种种附生、高压下剥离出来，诗歌不与历史、政治等宏大命题关联，只以语言为对象，追求自然流畅的语言状态，这对第三代诗人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第三代诗人普遍对语言较为关注和敏感，追求语言的原生状态，力图打破语言长期以来被固化的形态，重新构建语言的张力。韩东后来一再强调这个口号只是一次随意的表述，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引起诗人对语言的重视，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我当时说这句话是为了强调语言的重要性，然后别人觉得我这话说得有劲、有力量，并对我做出总结，结果呢，就变成了好像我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像这句话就是金科玉律。但这些都不是我的本意。”[1]这个命题提出的大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人普遍处在朦胧诗人的笼罩之下，处在他们构建出来的宏大概念之下，韩东是为了摆脱这种束缚说出这句话的。

索绪尔说过：“依我们看来，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我们的全部论证都从这一重要的事实获得意义。”[2]关于索绪尔提出的这个认定，朱恒教授在《语言的维度与翻译的限度及标准》《汉语诗歌诗性问题的符号学解析》等文章中有过阐述。朱恒教授指出索绪尔将语言定义为符号，这个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两者是一种“化生”关系，声音形象和观念对应的是第一能指和第一所指的关系，文字和声音形象对应的是第二能指和第二所指的关系，汉语可以在第一能指和第二能指上都生成诗性，这就厘清了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到底是在讲什么，即第三代诗人是以第一能指诗性生成来反抗朦胧诗人的第二能指诗性生成，从而挣脱出朦胧诗人强大的文字藩篱，强调语言的本来意义和诗歌的本体意义。在他们看来，1980年代前期的诗歌语言是不原初的，所以诗歌必须回到语言本身，以语言来抵达欲抵之境。这里的语言不单单指口语。韩东提出来的这一系列概念，实质是一种语言观，最终又是由生命观思想观决定的，针对诗歌所要达到的无限逼近真理、生命之目的，只能采用语言——第一能指诗性生成来实现。语言是架构在诗人与欲至之地的唯一桥梁。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韩东提出的这个命题最积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中国长久以来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固定和板结，促使诗人重新思考语言，重新思考诗歌的生成方式。索绪尔说：“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3]但在中国这个诗学国度，由于传统的强大力量，几乎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书写方式，形成了一套几乎不变的诗歌生成模板。这就使诗人在外有强大政治和文化高压、内有儒学和“诗言志”的强力催动下，较少关注内心真实状态、对人类永恒困境做出探索。人们所依赖的，正以对自身独立、语言独立的丧失为代价。一个诗人，必须时时刻刻将自己置于陌生的境地，必须以原生化的眼睛来注视世界，必须以自己的声音来诠释思想。第三代诗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针对诗歌语言、意象、生成方式等发动了一系列变革，冲击了原有的能指所指链条，赋予了能指和所指之间更多的关系可能性，力图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恢复到原始的任意状态之时。第三代诗人以诗歌为中介，跳出语言的监牢，积极探索语言表达、言义关系的更多可能性，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力和表现力。在一些基础的必需的固定之下，更多地打破了锁链，更多地促使人们（不光是诗人）思索语言的意义，反思人们在诞生之前就存在的能所关系。

另一个积极意义是从中国强大的文字控制下夺取或试图夺取语言的自身地位，变无声的世界为有声的世界，还语言以原初的系统，恢复语言写作（而不是文字写作）传统，恢复汉诗的第一能指诗性。这个命题是直承五四传统的，按照朱恒教授的话来说，就是“能指偏向型诗歌”。索绪尔说过：“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4]索绪尔说的是西方的文化，是“声音中心主义”，中国“是双轨制的文化，但主要是第二能指的文化”[5]。西方文化以语言为主，尚且会被文字篡夺作用，何况中国向来看重“第二能指文化”，可想而知这几千年来我们经历的是怎样一个沉默的年代。口语写作或白话写作古已有之，但在强大的“第二能指文化”下，不免风雨飘摇。到了五四胡适提倡“白话入诗”，就是想要用第一能指诗性生成来压过第二能指诗性生成。不过韩东的这个命题，和胡适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胡适是纯粹拿“白话”、语言当工具，将诗歌等同于说话，主要服务于文化运动、思想革命，而韩东等第三代诗人，更多是强调信任语言、委身语言，强调诗与语言的结合、诗人和语言的相遇。第三代诗人在创作时，除了使用第一能指诗性生成方式外，另一个特点就是将诗歌写作与哲学思索靠拢，通过诗歌反思人类的生存困境，于平淡中起波澜，通过对常见意象的陌生化审视、解构、重新拼凑、反复吟咏等方式，促使人们思索活着的意义。所以就“汉语成诗”来讲，韩东的这个命题也不是没有裨益的。

但韩东的这个命题是有缺陷的，本身就不完备，又似乎略过偏激，所以在它形成大范围影响的同时，也一再遭受责难与非议。按照诗人自己的说法，这本就是一次“随意的表述”，且重在实用，并非理论的阐发。事实上，任何理论都不会是完备的，都要把它放到历史语境中去看待，具体地分析，不能站在今天以一种回视历史的眼光去挑剔苛责。尽管如此，从这个命题的影响来看，从第三代诗人的创作实践来看，还是与韩东的原初想法有所偏差。首先就是矫枉过正的问题，这也是历史上所有起着推翻或矫正作用的理论走不出的怪圈。当第三代诗人将语言当成诗歌的落脚点时，除过几位严肃诗人的严肃诗作，大多数沦为语言的狂欢，造成了语言的滥用与乱用，无所节制。事实上“诗到语言为止”的真正意思（后来的创作也如此显现）是只要能指，不要所指，并且否认能指变形，也就否定了第一能指诗性生成，从而否定了诗性。前文说过，韩东所指的“语言”是指联系诗人与生命的桥梁，即语言在担当构成诗意的同时，也要担当沟通此岸与彼岸的舟楫。大多数第三代诗人则试图直接搬用口語，不仅毫无诗性可言，也没有起到哲学思索的作用，简直就是语言的简单化与矮化。朱恒教授指出“第一能指最重要的诗性生成手段是能指膨胀”[6]，第二能指诗性生成手段包括“能指缩小”与“能指变形”，“所谓变形，针对的是‘日常语言’，即通过对日常语言的改造让其成为诗歌语言”[7]，第三代诗人的诗大多不具备这些特性。

“诗到语言为止”明确了诗的落脚点，却没有阐明诗的出发点。韩东忽略了诗歌的发生形式，忽视了诗人的写作方式，仅仅对诗歌的载体、终点做了限制（当然这个限制也有待商榷）。哈耶克认为在人类能用词语表达以前，人类就意识到了一些问题并且理解了它。事实上很多诗人的书写，都来自他的童年，来自他生命的起点。韩东在“语言”之前留下了相当大一片暧昧的空间，在那里他都没有言说，只是确定了归途，这也是历来人们争议不定的一个点。例如贺奕就说：“许多人把‘诗到语言为止’看作韩东个人的苛求和独特，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一种最大限度的宽容。不管诗人的生命体验是多么具体和独特，它们最终必须在诗歌语言中得到沉淀和凝结。”[8]更多的人则持批评态度，说它“在使诗歌走向了形式主义的同时，也丢掉了它走向解构主义的锋芒，诗歌因此而失去了当代性、现实性、批判性、知识分子责任感等诸多可贵品格”[9]。 “诗到语言为止”这个说法确实有问题。一是没有多方面思考，单纯拿出了“语言”，似乎要以第一能指诗性生成来对抗第二能指诗性生成，在第一能指诗性生成中，又似乎要剥离所指，单纯将能指拼凑，并且在“拼凑”的过程中，又没有使用“能指膨胀”等手段，仅以语言入诗。语言确实是现代汉诗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但韩东显然偏离了方向;二是将语言作为和生命沟通的桥梁，将语言观置于生命观之中，就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功能（即否定了汉诗的第二能指诗性生成），纯粹置其于能指的世界，但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放到了“生命”“真理”“哲学”等词眼上，限制了诗人对语言本体及能所關系的深入探究，实质上还是将语言当作了过渡，说的是“到语言为止”，其实并没有“止”。

鉴于“诗到语言为止”是韩东的一次“随意表述”，重在一时实用，且更多担当了历史作用（解构和对抗“朦胧派”诗人的宏大庄严叙事），不必拿来当作永恒说教，故关于“诗到语言为止”的得失我们就略说这几句。

参考文献：

[1]常立.“他们”作家研究：韩东·鲁羊·朱文[D].复旦大学，2004.

[2][3][4]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6][7]朱恒.汉语诗歌诗性问题的符号学解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8，（03）：96-103.

[8]贺奕.“诗到语言为止”一辨[J].诗探索，1994，（01）：163-165.

[9]徐志伟.言的窘迫：“后朦胧诗”语言观症候批评[J].天津社会科学，2002，（05）：10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