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4年“ 三晋伐齐 ”考

李存建

【摘要】 “三家分晋”是春秋与战国分期最重要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本文对发生于“三家分晋”前一年的“三晋伐齐”事件，从发生原因到事件过程、涉及人物等多方面进行了详析考证，并对所涉及的相关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明确了“三晋伐齐”与“三家分晋”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事件的发生，就不会有“齐侯往”，周王对魏、赵、韩三家的封侯就不会发生于公元前403年。史学界对“三晋伐齐”事件多有忽略，但鉴于其与“三家分晋”事件的关系，有必要对“三晋伐齐”事件进行全面、系统地考证、分析。

【关键词】 三晋伐齐;齐侯往;求名;王命;三家分晋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1-0055-05

一、问题的提出

（一）司马光《资治通鉴》起始年代是公元前403年，开篇便是十四个字：“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其后是一大段文字的“臣光曰”。继之，司马光在一个“初”字后，详细追述了“三家灭智”的历史过程。在众多历史书籍中，当论及“三家分晋”时，几乎都是从“三家灭智”这一历史事件开始的。①但“三家灭智”发生于公元前453年，如果说“三家灭智”与“三家分晋”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两个事件竟相隔整半个世纪，这在事件发展的逻辑上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为什么在发生“三家灭智”后的50年内，周王都没有对魏、赵、韩三家封侯，而偏偏在公元前403年周王突然“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呢？符合事件发生逻辑的分析是，在公元前403年前应该发生了什么。

（二）史学家缪文远在其所著《战国史系年辑证》中指出，《史记》在“ 《六国表》本年（公元前404年）纪事有重大遗漏，失载三晋伐齐入长城事……由于司马迁本年失载三晋攻齐之役，致使次年周王命三晋为侯事，好像是突然而来，因果关系不明。所以次年的齐栏中应称：‘三晋伐我，入长城’。在三晋的栏中，应分别补入‘伐齐，入长城’。这样，史实的发展线索就比较清晰可寻了”。②著名史家杨宽所著《战国史》中对“三晋伐齐”事件也有所叙述。③这是笔者所看到的明确记载“三晋伐齐”事件仅有的两处文字，但由于不是专论“三晋伐齐”事件，故文字极为简略。本文认为，对公元前404年发生的“三晋伐齐”事件应给予重视，这对认识发生于公元前403年的“三晋封侯”事件是有益的，对“三晋伐齐”事件进行全面、系统地考证和分析也是必要的。

二、“三晋伐齐”事件的史料

（一）《资治通鉴》之前的编年史有《左传》，《左传》终于公元前468年（鲁哀公十七年）。所以，此后至公元前403年之前的这段历史是无编年史的，欲检索公元前403年前近些年的历史重大事件是无明确史籍可依的。

明末清初的史学家顾炎武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有一句名言：“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 ④处于“茫昧”的时代，“史文阕轶”，使得拂去掩盖在“三晋伐齐”事件上的尘土，还原其真实性，是有难度的，但甚有必要。

（二）《史记》《国语》《战国策》等古籍文献未明确记载“三晋伐齐”事件。这里说未“明確”记载，意指没有对此事件有明确年代记载和事件过程的相关记录，而就事件本身而论，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见下文）。

（三）虽然《史记》中未有近公元前403年前“三晋伐齐”事件的明确文字，但以下几条记载十分值得重视，提供了事件的重要线索：

《史记》在《六国年表》的“周威烈王二十一年”的“齐”栏明确记有：“五十一、田会以廪丘反”。“五十一”，即指当时齐国的齐宣公在位第五十一年，该年为公元前405年，⑤即为公元前403年的前两年。

《史记·齐世家》记：“（齐）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贷立。田会反廪丘。”

《史记·田世家》记：“（齐）宣公五十一年卒，田会自廪丘反。”

以上记载明确了两件事：一是齐宣公五十一年卒，二是田会反于廪丘。这两件事都发在公元前405年。

公元前405年是公元前403年的前两年，这两件事会与其后仅两年的“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之事有关吗？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重视“田会以廪丘反”？

（四）从目前可以检索到的文献看，《竹书纪年》中明确记载了“三晋伐齐”事件的发生。

《古本竹书纪年》于“晋”部分记载：“ （晋）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田布围廪丘，翟角、赵孔屑、韩师救廪丘，及田布战于龙泽，田布败逋”。晋烈公十二年又记：“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人长城”。⑥晋烈公十一年，即公元前405年，晋烈公十二年，即公元前404年。《今本竹书纪年》有相似记载。⑥

《水经注·瓠水》部分中引“《纪年》：‘晋列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田布围廪丘，翟角、赵孔屑、韩师救廪丘，及田布战于泷泽，田布败逋’”。⑦《水经注·汶水》部分引《纪年》：“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及翟员伐齐，人长城”。⑦

（五）骉羌钟铭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挖掘河南洛阳城东金村太仓古墓，出土了“骉羌编钟”。“骉羌编钟”铭文为公元前404年的“三晋伐齐”事件提供了铁的证据。骉羌钟铭文如下：

“唯廿又再祀，骉羌乍（作）力戈（戎），氒（厥）辟韩宗鬲攴，達（率）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阝金（阴），武侄寺力，矗（矗）敚（夺）楚京，赏于韩宗，令（命）于晋公，邵（昭）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武文咸刺（烈），永枼（世）母（毋）忘。” ⑧

该编钟铭文的年款为“廿二年”，据郭沫若考证，该年为公元前404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齐康公元年⑧。注意到上文所引《史记·齐世家》记：“（齐）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贷立”。齐宣公五十一年为公元前405年、周威烈王二十一年，即该编钟立于《史记》所记“田会反于廪丘”的后一年（前404年），这一年已发生了“三晋伐齐”事，故编钟铭文记之。

骉羌编钟出土后，有多位考古、历史学家先后对铭文进行考释，并取得共识，对编钟断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事，即《水经注》所引《纪年》伐齐入长城之事。“伐齐之事，仅见于《纪年》，甚略，赖有入长城三字，知为是役。” ⑨

以上铭文中的“（ ）”为注，这里略作说明：“力戈”为一字“戎”、“達”即“率”、“阝金”为一字，是“阴”字，“平 阝金”即“平阴”（地名）。

（六）《史记》中的两个失误。前引《竹书纪年》中，都提到了一个人：“田悼子”，是“田悼子卒”后，才有后面所云。田悼子为何人？为什么是在他“卒”后才有其后一连串事情的发生？

尽管正式的“田氏代齐”发生在公元前386 年，但从田常时，田氏已专齐政，故容易想到“田悼子”很可能为当时田氏的掌门人，是当时齐国的实际执政者。

查《史记·田世家》，记齐宣公四十五年，“庄子卒，子太公和立”。齐宣公四十五年即公元前411年，“庄子”即田白，当时相齐宣公。“太公和”即田和，为田常的曾孙。但据《古本竹书纪年》，田悼子卒于晉烈公十一年，即齐宣公五十一年，是年为公元前405年。

《史记》在“田庄子卒，子太公和立”后有司马贞“索隐案”：“ 《纪年》‘齐宣公十五年，田庄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庄子後有悼子。盖立年无几，所以作系本及记史者不得录也。而《庄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今据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灭，唯祇十代;若如纪年，则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乃与《庄子》《鬼谷》说同，明纪年亦非妄。”

如此来看，《史记》在田庄子后漏掉了一代——“田悼子”。田庄子卒于公元前411年，故田悼子元年为公元前410年，在位6年，卒于公元前405年。田和子元年当在前404年。

如此，《竹书纪年》记“三晋伐齐” 事从“田悼子卒”讲起的缘由就豁然明朗了。

以上所引司马贞《史记索隐》“案”中：“ 《纪年》‘齐宣公十五年，田庄子卒……’”，其中所记“齐宣公十五年”，在年代上有误，在“十五年”前脱去一“四”字，应为“齐宣公四十五年”，即为公元前411年。（对此史家已多有考证，这里不再赘言。）

《史记》记载漏田悼子一代，《史记索隐》在年代上有误，错上加错，使本已处于“茫昧”年代中发生的“三晋伐齐”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七）对比以上《史记》与《竹书纪年》等的相关记载，可注意到以下三个重要的重合：

在时间上，事件都发起于公元前405年。

在空间上，事件都发起于廪丘。

在人物上，事件都发起于一个名“会”的人“以廪丘反”。

从以上三个重要的重合，可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史记》中所记的“田会”与《竹书纪年》中所记的“公孙会”应为同一人，所言“反于廪丘”是同一个人所为，所记事件应为同一事件。

可以说，《史记》中虽未明确记载前404年“三晋伐齐”事件，但所记“田会以廪丘反”确是“三晋伐齐”事件中的重要一环，由此便留下了该事件的“历史痕迹”。

三、“三晋伐齐”事件的梗概

以上就涉及“三晋伐齐”事件的有关史料进行了梳理。但仅有这些资料，还难以对该事件的全过程（包括起因、进程、地点、人物、后果等）有一个比较全面、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正如史学家缪文远在其《战国史系年辑证》的“附录”中所言，“此事又见于其他战国文献”。下文就以上面给出的史料为基础，辅之于“其他战国文献”，冀期梳理出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事件的主要脉络。

（一）起因

《纪年》记此事，均从公元前405年（晋烈公十一年、齐宣公五十一年。周威烈王二十一年）“田悼子卒”开始的，故可断定事件引发于“田悼子”去世。上文已指出，田悼子是田庄子死后，继任田氏的掌门人，是当时齐国实际上的执政者。

在田悼子去世后，田氏内部应该是发生了“内乱”。上文指出，“公孙会”即“田会”，再从“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的先后衔接关系看，“公孙孙”也必为田氏族人，“公孙孙”被杀，田会便反于廪丘，可见公孙孙与田会关系之密切，为同一“公孙”氏人，似应无误。记载中明言公孙孙为齐“大夫”，可见“公孙孙”也应是“田氏执政”中的重要人物。

从对“田布”的一连串记录看——“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田布围廪丘”，“及田布战于泷泽，田布败逋”，推断在“田悼子卒”后，田布可能是当时齐国政局的控制人，至少是军队的统帅，可以领军出兵打仗。“田悼子卒”后的齐国政局如何、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在史籍中已难以寻觅。但从田布杀公孙孙、田会反于廪丘，可以断定，在“田悼子卒”后，当时齐国的田氏内部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内乱。

田悼子死后，田氏内乱，田会当时驻扎在齐地廪丘，于是在廪丘声明反叛齐国（田氏），继而投靠了赵国（廪丘近于赵国）。此后，田布带齐兵“围廪丘”以讨伐田会。这时“三晋”联军以解救田会、平息田氏内乱为名，出兵廪丘，开始了“三晋伐齐”。

今本《战国策·魏策四》中记有“缯恃齐以悍越，齐和子乱，而越人亡缯”。“缯”即“鄫国”，在今山东枣庄市东。“越”，国名，姒姓。所记意为缯国曾依仗齐国而抗拒越国，但乘“齐和子乱”之机，越国又灭亡了缯国。“齐和子”当就是田和，“齐和子乱”当就是指公元前405年的田氏内乱。言“乱”而前领以“齐和子”，就前后关系而论，田氏内乱应该是发生在田和继任后。齐宣公卒后，田悼子卒，田和初立，即发生了田氏内乱。齐国自顾不暇，此时缯国不可能再依仗齐国，越国趁此时反过来灭亡了以前曾“恃齐”而“悍越”的缯国。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田氏内乱给齐国造成的影响之大。

（二）进程

1.解廪丘之围

在田会于廪丘叛齐、投赵后，田布率齐兵围廪丘。出于当时“三晋”之间的关系，魏、赵、韩联合出兵廪丘，拉开了“三晋伐齐”之役的序幕。

当时“三晋”的盟主是魏国，“三晋伐齐”的最高统帅是魏国的魏文侯魏斯。《资治通鉴》于公元前403年追叙“三家灭智”后，有这样一条记载：“韩借师于魏以伐赵。（魏）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魏）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魏）文侯以讲于己也（胡三省注：讲，和也。）。” 随后司马光说：“（赵、韩）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魏、赵、韩三家中，魏以翟角（即翟员）为将、赵以赵青（即《纪年》之赵屑）为将、韩以骉羌（即上文所引“编钟铭文”中的骉羌）为将。

《吕氏春秋·不广》言及此役：“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 ⑩此役三晋解救廪丘，齐军大败，齐国“围廪丘”的将领田布《纪年》中言“败逋”，即逃亡，这里言“齐将死”。“二京”，是说三晋将士把齐兵参战而死的尸体排成两堆，像高高的两个山丘。

《孔丛子》一书言及此役亦云：“齐攻赵，围廪丘，赵使孔青帅师五万击之，克齐军，获尸三万。”

由此可见，当时此战役投入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惨烈之重。三晋“得车二千”，说明当时齐兵包围廪丘主要是排列密集整齐的车兵，而三晋联军是以步骑兵为主。

三晋在取得解救廪丘之围的胜利后，赵将赵青的某士宁越（赵国中牟人，曾为周威公师。）站立在齐兵尸体的“二京”前，对赵青说了一段话，颇有意味：“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宁）越闻之，古善战者，莎随贲服，却舍延尸，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大意是：这么多尸体在这堆着太可惜了，还不如将尸体归还齐国，而实行“内攻”。古代善战者，该坚守就坚守，该进退就进退（即“莎随贲服”），我军后退三十里，让齐军能收回死亡将士的尸体（即“却舍延尸”，却：后退;舍：三十里为一舍、延：纳也。）。齐战车兵器都用于收尸（而不是用于战斗），齐府库里的钱财都用于死者的安葬，这就是所谓的“内攻”！赵青听后问道：“敌齐不尸则如何？”（“尸”，动词，收尸）宁越回答：“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重：重复之重，“内功”成“双重”之攻了。）对宁越提出的“内攻”，吕不韦赞曰：“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此段所引有关对话皆出于《吕氏春秋·不广》篇，所记为“三晋伐齐”事。）

2.围平阴

齐将田布或死或逃，齐兵忙于“延尸”，三晋联军乘胜向东北进发，一路长驱直入，很快到达了位于齐国西边的重要关塞——平阴，并包围了平阴。《淮南子·人间训》中言及：“三国伐齐，围平陆”，这里“陆”当为“阴”之误。骉羌钟铭文中有“入长城，先会于平阴”。“先会于平阴”，即入长城之前，必须经过并攻克平阴，因为平阴为齐国西面的关塞。齐长城的最西端既始于平阴，是进入齐国的西部门户。《竹书纪年》记载了“廪丘”之战后，明确了“入长城”，既是指三晋联军“围平阴”，并在攻克平阴后，从齐长城的西部门户“平阴”而进入了齐长城。

3.入长城

以上所引《竹书纪年》《水经注》、骉羌钟铭等均有“入长城”的记载，此役三晋伐齐经过平阴后，已进入齐国长城的内部，确是史实。

如果说三晋联军从廪丘而向东北抵达平阴，是三晋伐齐事件升级的转折点（以超出解廪丘之围的战略目标），那么“入长城”便使事件发展到了顶峰，因为这已突破了齐国可以承受的底线。

三晋联军在突破齐国西部要塞平阴后，继续向北行军约二十公里以后，就抵达了齐长城的西端。“入长城”，无疑意味着三晋联军已经通过齐长城的西部端口，进入了齐长城以内，即齐长城的以北地区。此时，就齐国都城临淄而言，已无险可守，三晋联军与齐国都城临淄的直线距离已不到150公里。齐国如果此时再不做出“相应的应答”，则三晋联军将长驱直入，直抵齐国临淄城都下。

就“三晋伐齐”事件的进程而言，三晋联军攻入齐西部长城以后，战斗就停止了。

为什么三晋联军在攻入齐长城后突然停止了继续向齐国都城临淄的进发？这便是发生于整个“三晋伐齐”事件的“尾声”，而尾声往往将事件推向最高潮，更会出现令人料想不到的事件结果——“尾声”直接导致了下一年（公元前403年）的三晋封侯。

四、对“三晋伐齐”事件的认识

如上所述，“三晋伐齐”事件起因于齐宣公、田悼子先后死去、田和初立之后的田氏内乱，而后三晋出兵解救廪丘，齐军败、齐将“田布败逋”。仅就“田会以廪丘反”“投赵”而言，似乎该事件到此该了结了，怎么三晋联军在解廪丘之围后又长驱直入齐国境地，竟然攻破齐西部重塞平阴，继而进入齐国长城之内了呢？而此后的事件进展才是“三晋伐齐”事件最终导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的最直接原因。

（一）求名

对“救廪丘、围平阴、入长城”之“三晋伐齐”事件的认识，有一个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左右了后续事件的发展，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齐臣“括子”。在《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载，当括子得知魏、赵、韩三国伐齐，已经克平阴、入长城后，立刻向牛子（齐重臣）报告：“括子以报于牛子曰：‘三国之地，不接于我，逾邻国而围平阴，利不足贪也。然则求名于我也，请以齐侯往。’”

《淮南子·人间训》中这一史料的记载委实重要，可谓整个“三晋伐齐”事件的机枢。括子对三晋伐齐的目的看得极为清楚，魏、赵、韩三家是“利不足贪”，而是要“求名”“求名于我（齐国）”，魏、赵、韩三国是要通过“伐齐” 而使齐屈服，进而通过齐国向周天子“求名”——诸侯，“求名”成为整个“三晋伐齐”事件最为核心的内容。

“求名”就这么重要吗？司马光《资治通鉴》在“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十四个字后，有一大段“臣光曰”，其始即明言：“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可见，“名”最大 ，而“名”就是得到“公、侯、卿、大夫”的名分。“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就是魏、赵、韩三家都得到了周王所正式授予的、自己想得到的“名分”。《論语·子路》有“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牛子认为括子对三晋伐齐本质的认识正确，就对无害子（齐国另一重臣）说了。但无害子提出异议：“臣闻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闻杀身破家以存其国者，不闻出其君以为封疆者。” ⑪（“不闻出其君以为封疆者”，意为没有听说过让自己的君王前去见周王而为魏、赵、韩三家请命诸侯名）。牛子不听无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计，向齐康公报告了括子对三晋伐齐事件的分析，明确提出“请以齐侯往”。齐康公知道了三晋伐齐的真实意图是在“求名于我”，在三晋联军“入长城”的重压之下，只能被迫答应。

魏、赵、韩三家挟持齐康公去朝见周王（周威烈王），并将“伐齐”的“战利品”送于周王。齐康公当面向周王表明三晋平息“田氏内乱”有功，同时，向周威烈王提出要求，请命魏、赵、韩为诸侯。事已至此，周威烈王迫于内外压力，又受到魏、赵、韩三家的贿赂，也只能“从命”了。这便有了《资治通鉴》开篇的公元前403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三晋伐齐“求名”的目的实现了，继而“三国之兵罢，而平阴之地存” ⑪，“三晋伐齐”事件也就画上了句号。但“三家分晋”已“明正言顺”，魏、赵、韩三家成为正式的诸侯国，“战国”的“七雄”齐了，战国时代的序幕正式拉开了。《资治通鉴》以此为始端、春秋时期曾称霸约一个半世纪的泱泱大晋在“战国七雄”中突然不见了，魏、赵、韩三国却赫然位列其中。

荀子在其《王制》篇有一段关于“名分”的论述，甚是深刻。先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里是言人最为贵。次言：“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这里言“人能群”，故能用牛马。其后问道：“人何以能群？”答曰：“分。”这里“分”是“名分”之分，就是说人有了名分等级，才能“群”，“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群内争斗，群或散、或亡，群的战斗力或削弱、或丧失，而维护“人群”内部秩序的是“名分”，是保证“人群”发挥能效的基本制度设计。如果在“人群”中有了新的名分等级，则旧的“人群”也就解体了，随之而来的是新群体的建立并发挥起旧群体所不能发挥的能效，新的群体同时也改变了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春秋五霸”时代是一个群体，“三晋封侯”后，新的“名分等级”出现了，“春秋五霸”时代的旧群体随之消亡，很快被“战国七雄”时代的新群体所取代，这一旧、新群体变换之杠杆的支点就是“名分”。史家多以“三家分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来分界春秋与战国，是“史家眼光”。

（二）王命

公元前404年已进入战国时期，竟还发生了一次“王命”的征伐。

《竹书纪年》中记“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人长城”，这里“王命”当指周威烈王之命。从事件的结果看，是齐康公被迫朝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威烈王封三晋为诸侯。但在事件的起初，是周威烈王乘田氏内乱，“王命” 三晋伐齐。

以上所引《淮南子·人间训》语，高诱注曰：“据《淮南子》所言，正虏齐侯之事实也……然此时之齐，已在宣、康之世，方制于田氏而不能自存，王乃命三家以攻讨者欤？”显然，这里是说周王不满于当时齐国“方制于田氏而不能自存”，乘田氏内乱，方命三晋伐齐。“伐齐”不是讨伐“姜氏之齐”，而是讨伐“田氏之齐”。

以上高诱所问“王乃命三家以攻讨者欤”却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田氏代齐”之前，周天子不满于当时的齐国“方制于田氏而不能自存”，故在公元前404年乘田氏内乱之时，发动过一次对齐国田氏的讨伐，命三晋联军讨伐齐国，目的在于改变齐国“方制于田氏而不能自存”的现状，从而阻止田氏代齐。当然，事实上是适得其反，齐兵败，用括子计，“齐侯往”，为三晋请名，“三国之兵罢，而平阴之地存”。显然，括子作为田氏阵营中的重臣，洞穿了周威烈王“王命”三晋伐齐的初衷，认为三晋“利不足贪”，而是“求名于我”，施以“齐侯往”之计而为三晋求名，这不仅很快使周王的意图化作泡影，而且“三晋封侯”随之而来，历史的车轮也轰轰地驶进战国时代，这后面的“巨变”是括子不可能想到的。

作为对“三晋伐齐”事件的全面、系统考证，本应包括该事件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的考证。为突出重点，避免篇幅过长，以下只给出笔者考证的结论。

廪丘：故址在今山东范县东南。

平阴：位于今山东省平阴县东北。从廪丘（今范县）到平阴的直线距离约100公里。故平阴城位于古济水的东岸。古济水河在平阴段河水较浅，河中有沙洲，故在此设有古渡口，是濟水东西往来的要津。三晋联军由此津口渡济水。

齐长城：齐长城在战国时期修筑得最早，始建于齐宣公一世（在位51年，即公元前455年——公元前405年）。古济水河，在齐国的西南部，基本呈西南、东北走向。齐长城从齐西部首起，东西走向，故长城的西向延伸必与古济水相遇。齐国将古济水当作自然天险，对来自西南部的侵扰，古济水河是自然防御，故将位于古济水河东岸的平阴作为了齐长城的西边端口。《括地志·卷三·济州》：“齐长城西起济州平阴县，沿泰山之北黄河南岸，经淄州长山，折东南至密州琅邪台入海。”

龙泽：今濮阳县西北五里，紧邻范县，“龙泽盖即为龙渊矣”。⑫

五、结论

《史记·周本纪》：“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栏记：“九鼎震”，魏、韩、赵三国栏记：“初为侯”。公元前403年三晋封侯事件，是中国古代史称为“九鼎震”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该事件影响巨大、意义深远。而在该时间点发生该事件，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三家灭智”后相隔近五十年后周王“突然奇想”而“王命”的。公元前403年的“三晋封侯”完全是在其前一年所发生的“三晋伐齐”事件所引发的，“三晋伐齐”使“齐侯往”，便使“三晋封侯”成为事实，“三晋伐齐”与“三家分晋”在事件的时间上、逻辑上有着密切的关联。

注释：

①李尚师：《晋国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张小泱：《三家分晋》，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

②缪文远：《战国史系年辑证》，巴蜀出版社1997年版。

③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顾炎武：《日智录·卷之十三·周末风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⑤《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附录“中国历史纪年表”。

⑥张玉春译注：《竹书纪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含《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

⑦《水经注疏》中《瓠水》《汶水》部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⑧郭沫若：《骉羌钟铭考释》，见《金文丛考》，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昭和七年版。

⑨温廷敬：《骉羌钟铭释》，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专刊》一卷一期。

⑩张玉春等译著：《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不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⑪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十八人间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⑫（清）翰林院检讨徐文靖：《竹书统笺》，《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