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以往·面对当下·指向未来
——对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展望

2021-11-04 14:27杨民康

民族艺术研究 2021年5期

杨民康

在“田联韬先生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学术专题完成之际，在此说几句结束感言。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本土研究领域，经历了40多年的学术历程。其中，中央音乐学院的少数民族音乐硕博研究生培养方向也在田联韬教授的学术引领下，迎来了自己的35岁生日。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当我们在田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正在组织策划开展和进行本学术专题的时候，先生突发疾病，从此离开了我们！为了将纪念先师的哀痛转化为学术传承的动力，我们继续本专题的学术初衷，通过在《民族艺术研究》刊载的5期10余篇文章，以“回溯以往、面对当下、指向未来”的姿态，力图展现田先生领导的学术团队业已形成和正在实施的学术理念。就此，本人将相关发展历史和学术现况归结为以下三个基本层面，并对其未来趋向寄以几点展望。

一、回溯以往·面对当下

（一）宏观层面

从整体社会文化角度看，我们借着改革开放、文化复兴的春风，脱离了以往内向封闭、视野偏狭的旧路，有了一段吸纳中外学术甘露、培育本土文化思维的时空境遇，为我们进一步建构中国音乐理论研究体系，将之融入更加宏阔的中国人文社科学术体系，以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多元一体分层格局思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关于学术视野的拓展和延伸，可以分为思维方法和对象领域两方面来说。在思维方法上，回想40年前，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学者主要依据的是音乐学研究方法。此时，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学者们已经从20世纪中叶开始，逐渐走出了以往仅依据音乐学研究方法，只关注音乐本体现象的旧路，有了该学科乃是“文化（语境）中的音乐的研究”①Alan P.Merriam，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Evanston，Ill.：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p.7.和“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②Alan P.Merriam.Definitions of“Comparative Musicology”and“Ethnomusicology：An Historical－Theoretical Perspective”.Ethnomusicology，No 21，1977，pp.189－204.这样的较新的思维和方法论上的认识。而在中国传统音乐学界，改革开放伊始，即有当时还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田联韬先生和他的同事们——袁炳昌、关也维、毛继增等先生，在积极学习、接受民族学大本营的人文社科文化素养的同时，也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③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读书》1990年第10期。和56个民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④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的思想方法贯彻到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设想和课题研究之中，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找到了一条关注“文化本位”（emic），将音乐与语境结合起来研究的新思路。当国外民族音乐学的上述思想方法传入之后，人们始发现在中国的民族学和民族音乐学阵营里，也同样有一批学者在做相似的事情，与之形成“殊途同归”的学术路径。并且，由此开始为以后40年的本学科研究思维和方法论的不断拓展和延伸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而从研究对象上看，40年前，由于中外联系尚处于隔绝状态，我们还只能局限于考察和研究境内的少数民族音乐。再看如今，我们不仅有条件走出去，而且在近20年的努力下，以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和“一带一路”音乐文化研究为中心，开辟了包括境侧、路带、环山（环喜马拉雅山）、环岛（海南岛、台湾岛）和海丝（海上丝绸之路）等不同课题研究方向。⑤杨民康、魏琳琳、赵书峰：《当代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学术格局——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八》，《民族艺术》2020年第5期。由此，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领域开始实现了研究思维和方法论以及研究对象两个层面视角上的宏观跨越。

（二）中观层面

从跨学科交流学术角度看，田先生以他逾20年浸润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民族史学的学术环境中，受到林耀华、费孝通等前辈人文社科学者熏陶的经历，与袁炳昌、冯光钰等先生率领几代学人，以20世纪末开始进行，21世纪初陆续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下册）⑥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下册），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三卷本）⑦袁炳昌、冯光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三卷本），北京：京华出版社，2007年版。为重点，通过大量聚焦于族性、族别音乐文化个案的音乐民族志研究，完成了重要的前期学术积累。继之，在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和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日益频繁，由历史形成的族际文化关系和新生的文化交融关系造成的不同的区域音乐文化“板块”以及对国内、国际音乐文化起到沟通交流作用的“音乐文化走廊”“音乐历史通道”等概念，开始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频繁显现，明显地影响和推动了目前有关“一带一路”音乐文化研究和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课题的陆续开展，在本学科的研究方法论上也产生了新的拓展和跨越，为完成和实现中华民族传统音乐多元分层一体格局的理论构建以及全面开展国际传统音乐文化交流、交融文化研究课题铺设了道路。在此过程中，田联韬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初涉少数民族音乐教学与研究工作开始，经过80年代至今在中央音乐学院创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生培养方向及历经30多年的培育新人、潜心问学和积极开展田野考察及课题研究等一系列活动，塑造了高尚的文化人格，透显了丰盈的人文情怀，展现出杰出的学术才智，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领域的蓝图设计者、事业引路人和学科带头人的尊崇地位。本专题里，李延红的《从实求知问学落地：田联韬先生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理念与传承实践》⑧李延红：《从实求知问学落地：田联韬先生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理念与传承实践》，《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1期。和杨民康的《开拓与引领：田联韬先生对建构少数民族音乐“三大体系”的杰出贡献》①杨民康：《开拓与引领：田联韬先生对建构少数民族音乐“三大体系”的杰出贡献》，《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1期。《联横合纵：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迈向“多元分层一体格局”的跨世纪转型》②杨民康：《联横合纵：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迈向“多元分层一体格局”的跨世纪转型》，《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3期。等文，对此做了较为集中、全面的阐述和评论。

（三）微观层面

从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方法论角度看，通过本学科三代学人的精诚团结、代际传承和不懈努力，围绕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实践，为该研究领域由微观到宏观、由局部到整体的研究路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及音乐民族志方法论在中国音乐研究中的实践和运用积累了许多本土经验。这里就有必要提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对象、主旨及其学术内涵。就研究对象来说，与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相对应，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自古以来主要分布在中国周边的各省市、自治区，与汉族传统音乐集中分布的中原地区之间呈现出“一点四方”的分布格局。在其周边，亦即国境线之外，则同样分布着与中国少数民族同源的各种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我曾经以夹心蛋糕作为比喻，用来说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与汉族传统音乐及境外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关系。大约40年前，由于受到国内对外开放和学术研究观念的种种条件限制，我们虽然有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可能，但对于将该类音乐文化与汉族传统音乐和境外跨界族群音乐的比较研究却怀着有心无力之感。随着其后国门逐渐开放和学者们对较新的学术观念及研究方法的广泛吸纳，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们在田联韬等前辈学者的引领下，逐渐萌生了开展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汉族、少数民族音乐比较的学术意识，并且有了初步的学术实践和课题积累。其中，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方面，笔者曾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研究对象归结为境侧、路带、环岛、环山、海丝5个研究方向，具体涉及陆路边界两侧音乐文化的跨境比较研究；路带、走廊音乐文化的穿越性比较研究；海岛、水域音乐文化的聚散性比较研究；环喜马拉雅山国家与地区音乐文化比较研究和海上丝路音乐文化的线索性追踪研究等研究课题。③杨民康、魏琳琳、赵书峰：《当代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学术格局——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八》，《民族艺术》2020年第5期。此外，如拙文《联横合纵：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迈向“多元分层一体格局”的跨世纪转型》所强调的，如今在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领域，已经开始重视和提倡与音乐文化圈和区域音乐文化相关的“板块”和“走廊”研究。

若结合上述几个方面来看相关的微观课题研究，在田先生自己的教学、研究和创作实践中，较早期便已经尝试去关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其中尤其以藏族音乐和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为主攻方向。在本专题里，银卓玛的《田联韬先生的藏族音乐研究及其学术传承》④银卓玛：《田联韬先生的藏族音乐研究及其学术传承》，《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2期。一文，便对田先生生前最为重视，并且投入了主要精力的藏族音乐教学与研究工作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田先生除了在此研究领域身体力行，开展进行了多个重要研究课题，发表、创作和出版了大量学术论著及藏族题材的音乐作品之外，更亲自培养了有史以来数量较多、质量甚佳的一批藏族博士和投身于藏族音乐研究的汉族博士学生。先生还结合藏族音乐的研究和教学，较早提出了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环喜马拉雅山周边跨界民族（族群）音乐研究的倡议和呼吁，为藏族学术研究人才和学术研究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识。

在楚高娃的《多元文化中探索学科前沿——学术谱系视域下的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⑤楚高娃：《多元文化中探索学科前沿——学术谱系视域下的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2期。一文里，对北方少数民族音乐中同属于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蒙传佛教音乐、蒙古族传统音乐以及中国与东北亚地区蒙古、韩国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的教学与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其中的一个亮点，即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艺术研究方向（隶属于该校民族学博士学位点），已经培养出二十多位民族音乐学博士和更多的硕士研究生，其中大多数人撰写的学位论文都涉及以蒙古族和其他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或跨界族音乐为对象的研究内容，后者又侧重于“境侧”和“路带”两方面的比较研究。由于较好地继承、延续了田先生的学术事业，该研究生教学点目前已经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之外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方向研究生培养的另一个学术重镇。在同样以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为对象的讨论文章中，王慧的《丝绸之路上的新疆多民族音乐研究》①王慧：《丝绸之路上的新疆多民族音乐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4期。，主要涉及有关新疆维吾尔族以木卡姆为代表的传统音乐研究以及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在这个学术领域，田先生通过亲自参与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乐谱的整理、修订和出版的审订工作，掌握了诸多第一手感性资料和田野经验，在此基础上指导了多位以维吾尔族和其他当地民族音乐及跨界族群音乐为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培养研究新疆少数民族音乐的高级学术人才、组建最佳民族音乐学学术团队竭尽全力，居功至伟。

其他研究文章主要针对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展开论述。这是田联韬先生个人于藏族音乐之外比较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略有不同的是，这既是田联韬先生最早涉入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对之进行体验、观察的地方，也是他身为学者兼作曲家，同时涉入学术研究、音乐创作两栖音乐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在这个民族音乐文化领域，田先生早期通过亲身参与田野考察实践，积累大量音乐创作素材和研究资料，写下了让傣族、苗族群众自己都“听得懂”，自己也能够“说得清楚”的《孔雀公主》《火娃》等电影音乐，为此后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学铺设了一条通畅的道路。董宸的《云南傣族与孟高棉语族音乐研究》②董宸：《云南傣族与孟高棉语族音乐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1期。一文，关注了田先生早期为之披荆斩棘、逢山开路，又由后辈学人砥砺前行、继续耕耘的傣族南传佛教音乐、布朗族民歌研究及云南与周边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跨界族群音乐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课题有的是侧重某一民族或某一类仪式、节庆活动的个案研究课题，有的针对某一跨界族群音乐开展“境侧”性质的比较研究。但是从局部整体的角度看，这类研究都带有南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中国西南段”的“板块＋走廊”的课题方向性质和特点。路菊芳、孙莉的《藏彝走廊、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川滇黔藏缅语族音乐文化研究》③路菊芳、孙莉：《藏彝走廊、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川滇黔藏缅语族音乐文化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3期。将讨论视点转移到国境线内侧，以川滇黔三省彝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普米族等民族音乐文化为对象，对于他们各自在日常生活、节庆仪式活动及舞台表演中的艺术特征和身份认同以及在中国内地汉族传统音乐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之间以及通向南方丝绸之路起到的“走廊”“古道”连接作用展开讨论。

从中国西南部到中部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中，除了前述与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相关的两个走廊（或通道）路段之外，还有另外两个著名的走廊或通道，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和路径，对国内外不同的区域性、跨区域性音乐文化板块起到重要的联系作用。李延红、白雪的《百越走廊上的多民族音乐研究》④李延红、白雪：《百越走廊上的多民族音乐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4期。，论述了田先生及其第一代学生指导的硕、博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对于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省区以壮侗、苗瑶语族为主的多个少数民族通过在百越走廊这一文化通道上开展长期的迁徙与社会活动，形成了带有“境侧”（中越边境两侧）、“环岛”（环海南岛）及“海丝”（海上丝绸之路）等地缘性特点的跨界族群区域音乐文化板块的过程及其艺术文化特征。本期吴宁华、岳子威的《区域、通道、文化空间——南岭走廊瑶族音乐文化研究》①吴宁华、岳子威：《区域、通道、文化空间——南岭走廊瑶族音乐文化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5期。则集中讨论了瑶族从湖南经广东、广西到达云南，然后迁至东南亚、欧美国家的过程中，怎样以特殊的文化记忆方式将瑶族传统音乐文化相对完好地保存下来。在这条南方多民族地区路线最长、最为艰险的历史文化通道上，人们穿越了陆路和海路，遭遇过与不同民族从陌生、冲突、磨合到和谐相处的过程，其音乐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多源性、融合性特点也从中淋漓尽致地凸显出来。与此同时，在上述两条文化走廊（或通道）的相互交叉和彼此纠缠过程之中，还显现了该区域不同族群均存在从广西经越南进入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因共同的梅山教信仰而一定程度结为某种区域文化（音乐）共同体等特有的文化现象。此外，在这类区域文化共同体中，还浮现出种种以佛教、道教和梅山教等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圈、文化层、文化（特质）丛等文化形态特点。

田联韬先生在其研究生教学及科研活动中，一直给予了重视和关注的另一个课题方向，是在中国多民族传统文化及传统音乐的发展及融合过程中，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与汉族传统音乐文化之间形成的交流、互动与文化涵化关系，以及由此形成“多元一体分层”音乐文化格局的过程。在刘嵘、梁怡《“武陵走廊”音乐文化研究的微观学术史叙事》②刘嵘、梁怡：《“武陵走廊”音乐文化研究的微观学术史叙事》，《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4期。一文中，作者结合田先生亲自指导的多篇以鄂、黔、湘、渝交界的“武陵走廊”周边土家族为主的多民族音乐文化研究博士论文，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在内地分布、与汉族毗邻杂居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个省际跨界民族，怎样在“环山”而居的地理条件下，形成、发展并培育出梯玛信仰仪式音乐、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及薅草锣鼓仪式音乐等充满了文化融合意味的传统艺术事象。蒋燮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交融关系的教学实践与学术思考——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为例》③蒋燮：《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交融关系的教学实践与学术思考——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为例》，《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2期。，更是从自己田门第三代学人的视角，以田门历代学人的论著及其本人和其他同门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例，回顾和梳理了他们怎样在音乐民族志个案中，对其中的各种少数民族族群音乐文化因子与汉族音乐文化之间因交融而产生涵化的现象及过程，并且结合习近平总书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及费孝通等人类学、民族学学者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理想，进一步阐述了作者自己的学术主张和相关理念。

回想40年来田先生带领田门学子求知问道的学术路径，既具体展现了由民族、族群个案研究到族际性、区域性的“走廊、板块”音乐文化研究，再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多元一体分层格局”的学术发展过程；也充分实践了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省和文化自觉过程。而从本专题的微观学术史的角度看，包括田先生在内的每一位学人，都在一种悠长的，由理想人格、文化精神、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构成的文化学统及语境中，借由短暂的、个人的时空际遇而各自默默耕耘，通过日积月累，由少渐多，终成今日之势。因此，这也是一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代际传承过程。

二、指向未来

在此要特别提及的是，本专题作为一个微观学术史话题，虽然包含了10余篇文章的篇幅，讨论对象包括了以田联韬先生为核心的数十位后辈学人及其众多的学术成果。但是，有鉴于同此微观学术史相比，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暨跨界族群音乐作为中国（或中华）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牵涉了后者的半壁江山，乃是一个具有重要文化影响和庞大事象规模的对象领域。在这个学科领域和相关研究课题方向里，还有与田联韬师生学术关系较为紧密的其他一些学术前辈和后辈学者，他们长期以来作为学术同道，组成了一个和谐、互助、友好的学术共同体，一同发起、进行并完成了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事业。在这个学术专题里，由于篇幅和话题范围所限，尚未能一一关注和涉及这些学者的业绩及其诸多相关的学术成果。对此，将有待于我们通过更多、更广的课题方向，对之进一步梳理和展开讨论。

在上述维系学统及代际传承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位团队成员，即田先生的众多学生们，都通过学校课程、相关课题研究和学位论文的写作得到了很好的学术锻炼。继而在近一年来共同面对本专题进行的互动研讨中，大家通过对各个学科子系统发展历史和现状的梳理和对相关发展前景的思考，凝聚了学术共识，明确了在前述三个层面基础上开展未来研究的三个方向性要点。

（一）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切实“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张。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另外，在中国民族学界，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理论框架里，国家认同可视为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整体文化认同，然后是各单一民族的民族认同。民族音乐文化身份的塑造或建构，如今不仅作为一种国族认同现象，发生在中华民族层面；同时也作为民族认同的另一种面目，分别存在于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层面。对于怎样从精神文化的角度去加以理解，目前学界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生长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进步的历程中，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质和意志本色，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延续、凝聚整合和繁荣发展而言，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生活归属、心灵栖息和全面发展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一个是结合上述观点，从纵向的社会文化角度厘清精神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及其文化认同的关系；另一个便是从横向的民族与区域文化角度，进一步廓清局部的民族、区域（音乐）文化之间的连接与合作关系及其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统属关系。

（二）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向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拓展的过程中，有必要同时注重“板块”与“走廊”（通道、流域），既考察区域音乐文化状况又追索其“连横合纵”关系的“两手”研究。比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而言，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区域文化板块”和“历史文化走廊”及其在不同族群文化之间“连横合纵”的功能作用，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构建相关文化认同观念的另外一条较具体、可行的学术途径，对于我们较晚一步开展隶属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范畴层面的“区域音乐文化板块”和“历史音乐文化走廊”等研究课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照作用。据此，在国内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面，我们既可以通过文化圈、文化层、文化区域的研究，陆续摸清东南西北不同少数民族与汉族音乐文化区域“板块”的特点，同时也可以借助本专题诸文已经涉及的“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百越走廊”“武陵走廊”“苗疆走廊”以及“茶马古道”“秦直道”和“长江流域”“澜湄流域”等文化通道概念，以此连接不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板块之间及其与汉族传统音乐文化板块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分层音乐文化格局”，进而倚借“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及南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课题研究的思维和实践架构，继续开展和深化我们业已进行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

（三）前述从社会文化观念层面及音乐文化外部范畴展开的种种讨论，最终将结合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自身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具体应用于本学科的课题研究实践。应该认识到，在我们自己的学术论域里，当代民族音乐学所强调的“概（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模式乃是一个动态、行进、互连的，而非稳态、静止、孤立的学术环链。我们可以对之展开局部、个别的分析和讨论，但是最终的目的和意图还是要在当下性、即时性的仪式、节庆或其他表演语境中，进行完整、系统的田野考察和阐释性的音乐民族志研究。因此，我们主张在该学术环链上，既做好其中每一个环节的分别研究，又要据此展开联系性、贯通性的整体研究。不仅从方法论上去加深认识，而且把它们具体应用于课题的分析实践。在后者来说，尤其有必要注重基于当下性、即时性音乐表演语境，展开面对不同音乐文化对象的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定点个案和多点比较研究课题。目前我们正在各自的课题研究中借鉴、摸索和应用的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音乐文化质点分析法等具体的研究分析方法，都是通过实践证明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意义，拥有其特定学术价值的研究分析手段。为此，希望在今后的相关研究工作中，能够产生出更多具有当代研究思维特点和较高学术水准，并可以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重大方法论成果。这是包括本学科在内的任何一个研究学科能够不断进取，让自己立足学界学术前沿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