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的家长形象研究
——以《张协状元》《琵琶记》《荆钗记》为例

杨 帆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临汾 041000）

南戏里的“家长”可谓形形色色，无论是高官权贵，还是布衣小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属性——家长。家长是南戏作品中的关键人物，影响着男女主人公的发展，部分家长的态度甚至决定了故事的结局，所以本文以家长形象为研究对象，来探究南戏背后的深层问题。

一、家长的定义

家长的涵义有多种解读，可以是一家之主，可以是一族之主，或是女子的丈夫。《拜月亭记》中瑞兰被问蒋世隆是她什么人，瑞兰回答“他是我的家长”，这里的家长是丈夫的意思。家长的含义在古代和现在是不同的，古代家族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在当时家长就是父系父权的代表，难免带有权力的意味，而在现代家长是指子女的父母或监护人。本文的家长是指子女的父母或长辈，不限于男权的意味。

二、家长形象的特点

古代家长形象是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他们是注重科举及第的，不管是让儿子去考试，还是给女儿招状元或是走科举路途的女婿。不能否认，对于子女他们始终都是爱护的，但是在封建大环境下他们还是有着封建观念的家长。

（一）注重科举及第

在古代参加科举考试被认为是唯一正当的人生选择，人们一旦通过科举考试便会步入仕途，一步登天，飞黄腾达。

南戏《荆钗记》里，钱玉莲的继母孙氏与钱玉莲的父亲大吵原因是钱父放着有钱女婿不招，偏偏选择了无钱无权的王十朋，而钱父则反驳：“婆子，你不晓得,那王秀才是个读书人，一朝显达，名登高第，那其间夫荣妻贵。”虽然王十朋现在的彩礼不如孙官人，而且家世一般，母子俩无权无势，但是钱玉莲的父亲却同意女儿和他成婚。通过钱玉莲的父亲的话语可以看出来，他选婿的标准也是注重科举门第的，希望自己的女婿通过科举走上人生巅峰，以此来光耀自己的门楣。科名显耀之士或是科名有望的考生比富家公子更具吸引力，与进士、举人或才子联姻能极大地增强家族实力，是维系门第的重要手段。

《琵琶记》里蔡伯喈的父亲劝说蔡伯喈去参加科举考试时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是以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所以为不孝。你去做官时节，也显得父母好处，不是大孝，却是甚么？”蔡伯喈本身是不愿意去参加科举考试的，一是要孝顺父母，二是不愿和赵五娘分离，但是蔡伯喈的父亲却通过使父母荣耀以成大孝的理由使得蔡伯喈不得不去。中国传统的孝道，除了赡养父母以外，其本质就是顺从。把做官改换门楣作为大孝的标准，足以看出在当时功名成就不仅是文人的向往，更成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追求。

《张协状元》里张协的父亲“黄榜将传，欲待我儿荣耀门闾”的对白也可以看出一个家长对于孩子通过科举来光耀门第的重视和期待。高官王德用作为一个男性家长，注重科举及第，故而第一时间招状元张协为婿，这和当时盛行的“榜下捉婿”有关。王德用本身已是达官贵人，他的女儿也不需要依靠士子科举及第来获取富贵生活，他的目的是通过与及第者通婚，巩固家门的文化层次，从而增强自己在朝堂的势力，也可以看出当时封建家长希望子女们通过科举来光耀门楣及维系家族的迫切心态。

普通百姓期盼孩子考中科举光宗耀祖，富贵高官希望通过状元女婿来巩固家族。可见当时的家长不管地位如何，都期盼家族里能够有个光耀门庭的状元郎或是通过科举入仕的人。

（二）爱子女心切

《张协状元》里的王德用作为爱女儿的父亲，他想要为女儿招一个状元女婿，故而当街招婿，使她门当户对，称心如意。当他女儿因招婿而病至死，焦虑忧思，他为给女儿报仇，甘愿从京城高官下迁至地方当官，足以看出他的爱女心切。他看到庙中贫女，联想到自己的女儿，遂认贫女为义女，并答应为贫女找一份好姻缘，是在弥补对女儿胜花的遗憾，也是爱女儿的好父亲的表现。

牛丞相在《琵琶记》里说到女儿性格温柔，害怕将女儿嫁给官宦纨绔子弟，婚后会伤害女儿，要将她嫁个读书君子，这体现了他对女儿的爱护。“我的女孩儿性格温柔，是事实会。若将他嫁个膏粱子弟，怕坏了他。只将他嫁个读书君子，成就他做个贤妇，多少是好”。

《荆钗记》里钱玉莲的父亲没有被当时门当户对的观念所同化，而是站在女儿这一方，一方面有光耀门第的打算，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女儿的幸福，如此看来他们对于子女都是疼爱的。而且“我欲把西边空屋，相请他萱亲媳妇，移来并居，早我相看顾”，他把亲家母接来同女儿照顾，实际上也是对女儿的疼爱，为了减轻女儿的辛苦和负担。

（三）封建性

《琵琶记》里蔡伯喈的家长逼迫蔡伯喈去参加科举，但是蔡伯喈本身是不愿意去的，一是要孝顺父母，二是和妻子新婚不久不愿分离。但是蔡伯喈的父亲却通过使父母荣耀以成大孝的理由使得蔡伯喈不得不去，蔡伯喈难违父命，只能与赵五娘分离去参加科考。牛丞相虽然最后成全了蔡伯喈和赵五娘的团聚，看似是个开明的家长，但是他认为妇人之德，不出闺门，责备女儿整日在外游玩，不习女红，这是带有封建性的。在古代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就应待在闺房，学学女红，不与外人交往，这其实是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

《张协状元》里的王德用是一个好面子的官员，最后将贫女嫁给张协是为挽回自己权臣面子的表现，背后也依然牵扯他的官场利益，即使知道贫女的遭遇，最后还是把义女许配给张协，体现了封建家长制推波助澜的作用。

《荆钗记》里的继母和姑姑多次逼迫玉莲嫁予孙官人，因为孙官人的彩礼是金钗一对、压钗银四十两等价值不菲的财物，相比之下一个荆钗就显得廉价了。钱玉莲的继母和姑姑一心只在乎金钱的行为，也是一种封建的思想。同时钱玉莲的婚姻遭到了长辈们的阻挠也涉及门当户对的观念，和王十朋家相比，钱家的家庭条件是好于王家的，因此长辈认为他们的婚姻门不当户不对。古代社会男女联姻讲究门当户对，这极大地限制了男女交往的自由。

三、家长形象的深层投射

家长形象在南戏里占有一定比重，并在故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某些决定使得男女主人公分开或是团圆。当时家长形象不只是局限于一个文本中的角色，其形象之下的深层内涵和影射作用值得探析。南戏中的家长形象是古代女性话语权的缺失、社会风气的反映。

（一）女性话语权的缺失

不论是怎样的家长形象，是爱护子女还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在南戏的剧本中女性角色话语权是缺失的。《张协状元》里贫女的大团圆结局是王德用促成的，带有女性的悲剧性，贫女一定程度上是王胜花的代替品。而且她最后的团圆婚姻也不是自愿和自主的，她没有表达自己是否愿意接受这段婚姻的话语权，她是被迫接受的，即使她之前承受了张协心狠手辣的伤害，但是依旧妥协了。她是封建婚姻的一个牺牲品，是维系家族门第的工具。

《琵琶记》的蔡母是唯一一位努力阻止蔡伯喈参加科举考试的家长，而蔡母的阻止以失败告终，而且蔡母是《琵琶记》中唯一死去的女性人物，其本身带有悲剧性。赵五娘虽然最后和丈夫团聚，但是丈夫已再娶妻，她数年伺候公婆、操持家务、为他生子，忍受困苦的生活，而丈夫却在外享受荣华富贵，且美人在侧。更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团聚是以家长牛丞相的同意为前提的，赵五娘与蔡伯喈是明媒正娶的夫妻，但是最后的团圆却要倚靠他人家长的成全，这足以看出父权环境下女性地位的低下。《荆钗记》里钱玉莲的继母和姑姑不顾钱玉莲的意见，执意要把她嫁给孙半州孙官人，逼得她跳河自杀，这是对女性话语的无视，女性对女性都如此，男性对于女性更是不尊重。古往今来，女性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都是一个大问题。

（二）社会大环境的反映

家长对于科举的态度，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社会环境对于戏曲作品表达的主题和作者心理的影射都有较大影响，不同朝代对于科举、对于文人的态度，会在戏曲作品里有不同的体现。

家长们对于孩子科举的重视源于社会大风气和朝廷政策。自科举制度诞生以来，注重科举及第已成为社会的一大风气。宋朝对于文人的重视程度是相当高的，家长对于科举的态度就是大环境的真实反映。《张协状元》里王德用两次招张协为女婿，原因在于张协考中了状元，这反映了宋朝重文轻武，文人社会地位较高。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随着进士尤其是状元地位的不断提升,权门希望与其结交增加声望,而进士或是状元更是希望通过与豪门贵族联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盛行“榜下捉婿”、“进士富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通过读书改变门第的理念已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

而到了元代，科举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即使恢复科举之后，元朝统治者出于狭隘的民族心理，歧视汉人，尤其是南人，南人在元代四等人中居最后一等，考试难度和录取比例是最难的，而且就算做了官，想要做到三品以上对于南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元代南方知识分子的命运。《琵琶记》的作者是元代的高明，他对于科举是矛盾的，一方面想通过科举实现抱负，另一方面又因受到打压以及官场的险恶而内心矛盾、苦闷而辞官。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敢与不合理的现实作斗争，只能在封建统治势力下妥协。《琵琶记》的蔡父蔡母想要儿子通过中举来光耀门楣，但是最后却遗憾而去，这也是封建社会大环境下的一种悲剧。

四、结语

家长作为一类具有特殊符号印记的形象，创作者们将其融入不同的环境加以叙述，在这类人物形象上折射出了多重主题。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社会大环境对于科举的态度以及带来的民族歧视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寻找共鸣和获得感悟。

注释：

①④柯丹邱.荆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③钱南扬.元本琵琶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