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府藏书来源及贡献研究

刘敏 刘艳朵

摘要：怡府藏书是清朝贵胄藏书中的佼佼者，在清代私家藏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学界对怡府藏书的论述多有抵牾之处，导致对怡府藏书来源的认识存在模糊性。以杨保彝《南北藏书诸家源流记》一文中关于怡府藏书的说法为基础，参考诸多书目资料，系统地研究怡府藏书来源，揭示怡府藏书在中国藏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使人们对怡府藏书有一个系统、客观地认识。

关键词：怡府藏书;杨保彝;谦牧堂;何焯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97/j.cnki.hbkjty.2021.0085

关于怡府藏书，清代学者鲜有论及，最早谈及怡府藏书的是陆心源，后来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沿用其说。怡府藏书的主人是清宗室怡亲王，第一代怡亲王是康熙第十三子允祥，第二代怡亲王是其子弘晓，父子二人均好藏书。耿觐光在《明善堂集序》中提到：“冰玉主人（按：弘晓号冰玉主人）于九经、诸子靡不详加厘定，使阅其书者不致有亥豕鲁鱼之叹，知主人信古之深、嗜古之笃矣。及得游藏书所，牙签缥，充盈栋宇，凡有关于世道人心及为诸经羽翼者，不下千百种，而文集、诗集尤为巨观。”[1]可以看出到第二代主人弘晓的时候，怡府藏书量已经达到很大规模。由于四库馆开时，怡府未有进呈，所以它的藏书得以保存百余年。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政变之后，怡府第五代主人载垣被赐自尽，其后人被迫居于他处，怡府藏书才开始散落民間，闻名于世。关于怡府藏书散佚的线索比较清楚，陆心源和杨保彝说法一致。同治五年（1866），北京各书肆开始出现怡府藏书，主要被海源阁、滂喜斋、结一庐、瓶庐购得，海源阁获得的怡府藏书最多。除了以上四家收藏有怡府藏书外，还有零星收藏者如钱孙保、李之郇、萧敷政、王懿荣、何绍基等。

最近，笔者读到海源阁第三代主人杨保彝《南北藏书诸家源流记》一文，发现杨保彝对怡府藏书的来源有两种不同于陆心源的新观点，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重视。笔者以杨保彝之说作为怡府藏书研究的基础，查阅了大量相关书目，考证怡府藏书的来源、评析其历史贡献，揭示其在中国藏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1怡府藏书来源

关于怡府藏书的来源，最早且影响较大的说法来自陆心源，后来清人学者谈到怡府藏书大都引用陆心源之说。目前，瞿冕良的《清代怡府藏书小议》、侯印国的《<影堂陈设书目录>与怡府藏本<红楼梦>》和孙海桥的《怡亲王府藏书肇始及散出时间蠡测》三篇文章对陆氏之说持怀疑态度，他们分别从怡府收藏图书时间、怡府主人名号、现有藏书书目等角度证实了陆氏之说不可信。本文参照杨保彝在《南北藏书诸家源流记》中的说法，并结合相关文献，在怡府藏书来源问题上，对陆心源之说和杨保彝之说孰是孰非，给出正确判断。

1.1陆心源之说

陆心源提到怡府藏书共有两处，但这两处说法是不同的。一是陆心源在《仪顾堂集续跋》卷一《宋椠婺州九经跋》中对怡府藏书的介绍“怡贤亲王，为圣祖仁皇帝之子，其藏书之所曰乐善堂（按：此处应为安乐堂）。大楼九楹，积书皆满。绛云楼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为毛子晋、钱遵王所锝。毛、钱两家散出，半归徐健庵、季沧苇。徐、季之书，由何义门介绍（按：何焯号义门），归于怡府。”[2]这是讲，绛云楼之书，经毛子晋、钱遵王，至徐健庵、季沧苇，经何义门介绍，最终归于怡府。二是陆心源在《仪顾堂集》卷六《刻续考古图序》跋文中云“相传徐氏传是楼之书，雍正中全归怡贤亲王之安乐堂。”[3]这是讲，徐氏传是楼之藏，在雍正朝时全归于安乐堂。

对于上述说法，早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卷四引陆心源跋语后有按语云“昌炽案，怡府藏书始自怡贤亲王之子，名弘晓，余闻之盛伯希（按：盛昱字伯希）祭酒云，存斋（按：陆心源号存斋）所言，考之未詳也”[4]。盛昱所说，应该是有证据的，但由于材料有限，这个问题一直难以详细考证。虽然叶昌炽仍用“徐、季之书，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的说法，但认为怡府藏书始自弘晓，并对陆心源的说法表示存疑。陆氏之说，第二个提到了“雍正中”徐、季之书归怡府，则指明了时间。假定传是楼藏书雍正时归于怡府这一说法是可靠的，那么，陆氏在前面说“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则是不可靠的，因为何焯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即雍正即位之前，但允祥被封为怡亲王是在雍正继位后，从权力和财力上看，允祥只有在雍正朝才有可能获得“徐、季之书”，但那时何焯早已去世，故雍正朝时徐、季之书不可能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陆心源的两个说法是自相矛盾的，这证明了他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既然陆氏之说自相矛盾，那么其说产生的依据是什么？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其中必有因由。笔者推测这或许与怡府搜罗书籍的另两件事有关。

首先，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发现怡府确有经人介绍购书之事。在怡府藏书《元本梅花字字香》中有杨绍和的跋语曰：“遵王（按：钱曾）所藏元刻已归内府，世少传本。此本为怡府旧物，即至大原刊，纸墨古雅，信遵王所评不虚也”。《古逸丛书三编影印说明》云：“清初钱遵王藏有此本，据《读书敏求记》记载，为蒋廷锡‘卖书进王府，故世人罕见。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此本，钤有：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等印鉴，当是清初宗室允祥印鉴。允祥是清圣祖玄烨第二十二子，清世宗胤祯雍正时封为怡亲王。杨绍和跋称：‘此本为怡府旧物，即至大原刊。怡府盖即怡府允祥。故此本于清朝长期为王邸珍秘。后散出，为聊城杨氏海源阁所得。”[5]294蒋廷锡，康熙四十二年进士，雍正年间曾任礼部侍郎、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职，于雍正十年（1732）逝世。通过跋文，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一些学者作为中介帮怡府搜集过书籍。而允祥在康熙年间并没有经济能力大力购买书籍，雍正元年十一月辛丑，雍正谈论允祥时曾言其“于皇考时……家计空乏”[6]。这与允祥康熙时没有被封爵，俸禄较低有关。允祥康熙朝时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财力空乏，所以可以推测蒋廷锡曾为怡府收集书籍之事应该发生在雍正朝允祥在世时，且不迟于雍正八年（1730）允祥去世的时候，这个时间恰与陆心源提出的“雍正中”传是楼藏书归怡府说法吻合。

第二，与杨保彝的观点相比较，从杨氏云“乾隆初，怡邸后人宏晓（按：弘晓）贝勒喜聚书。于是并义门（何焯）之遗册亦归焉。”（按：杨保彝的《南北藏书诸家源流记》一文出自孙毓修撰写的《书目考》稿本第六册，本文以下杨氏引文均出自该册）可以知道，何焯部分藏书归于怡府。由此可见，何焯和怡府之间确实存在关系。

再结合杨保彝的说法“北宗藏书，则始于毛、钱既散之际，贯花道人（按：钱曾），举其所藏，以重金沽诸延令。延令（按：季振宜）之后，多归传是楼（按：徐乾学的藏书楼）。康熙中党狱再起，徐氏子弟株系江南，东海昆季（按：徐乾学、徐元文兄弟）轻装南旋，其书悉赠纳兰相国家。通志、谦牧二堂，遂以藏书名天下。纳兰被籍，其入官者皆寻常之本，若宋元秘笈，则入怡邸。乾隆初，怡邸后人宏晓贝勒喜聚书。于是并义门之遗册亦归焉。” 可以发现这样一种递藏轨迹，即季振宜、徐乾学——谦牧堂——怡府。所以可以概括为季振宜、徐乾学藏书辗转归于怡府，这与陆心源所说如出一辙。将杨保彝之说和杨绍和的跋文相结合，我们发现怡府藏书来源有三种情况，即徐、季之书被归于怡府;雍正中有文人介绍书籍为怡府购得;何焯藏书进怡府。这三件事一起串联推理，笔者推测可能是陆心源混淆了事实，将为怡府搜集书籍的其他中介张冠李戴到何焯身上。毕竟，怡府作为清宗室，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使其藏书百余年来未被世人所知，关于怡府的事更多是道听途说。既然是道听途说，就有可能造成混淆。因此，笔者推测，陆心源应该是将徐、季之书入怡府，与其他两件事混淆，最后成为“徐、季之书，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

1.2杨保彝之说

杨保彝在《南北藏书诸家源流记》一文中提到了怡府藏书的来源和散佚情况，称“越二十年，四库馆开，贝勒先已获谴，避处山中，其书未尝呈进。百余年来，世无闻焉。迨乎同治纪元，端华（按：应为载垣）伏辜，藏书始散。其初售也，竟无识者。先学士退食之暇，辄物色之。既则朱氏结一庐亦往往得其善本。若滂喜、瓶庵二公后来之搜罗，则什之一二耳。三家所收，盖皆明善之余馥也。”

对比陆心源和杨保彝二人之说，发现关于怡府藏书来源的递藏轨迹。陆氏之说可概括为季振宜、徐乾学——何焯——怡府;杨氏之说可概括为季振宜、徐乾学——谦牧堂——怡府。可见徐、季藏书辗转归于怡府，二人观点相同，即怡府获得了徐、季藏书，不同的是获得方式。陆心源认为是何焯介绍的，但笔者在前面已经证实，这是不可信的。而杨保彝指出是通过谦牧堂这个中间链传递到怡府。笔者查阅《藏园群书经眼录》发现：季振宜、谦牧堂藏书印同时存在的书共有9种，如明丛书堂红格写本《使金录一卷》《夷俗考一卷》《萝山杂言一卷》《閒中今古四卷》《物异考一卷》等;查阅《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发现季振宜或徐乾学、谦牧堂藏书印同时存在的书共有11种，即《童溪王先生易传》《冷斋夜话》《博物志》《竹洲文集》《鲁斋遗书》《三辅黄图》《大学衍义》《董仲舒集》《晞发集》《临川吴文正公集》《道园学古录》，可知季振宜或徐乾学、谦牧堂之间的递藏轨迹清晰。

杨保彝的说法为怡府藏书来源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而从怡府藏书散佚方向来看，现有的怡府藏书书目可以证明杨保彝之说的可信性。据杨保彝之说，谦牧堂藏书散佚有两个方向，即怡府和内府。后来怡府藏书散出，被杨氏海源阁、朱学勤结一庐、潘氏滂喜斋、孟超然等收藏。笔者查阅了《藏园群书经眼录》和《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发现海源阁藏书中有谦牧堂藏书九种，分别为《元本注陆宣公奏议》《宝刻丛编》《支遁集二卷》《贞白先生陶隐居文集二卷》《追昔游诗三卷》《周翰林近光集三卷扈从诗一卷》《不系舟渔集十六卷存一至十二》《大雅集八卷》《元音遗响十卷》，但这九种怡府藏书没有内府钤印，不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可以知道海源阁获得这些书并非由內阁书散后从民间获得，而是由谦牧堂藏书归入怡府，其后怡府藏书散佚由书肆获得，即递藏轨迹是谦牧堂——怡府——海源阁。

既然杨氏之说可信，那么现存的藏书中应该能找到季振宜、徐乾学——谦牧堂——怡府这样的藏书印递藏证据，但笔者除了发现《童溪王先生易传》同时钤有传是楼、谦牧堂藏印外，未能在现存的怡府藏书中找到季振宜或传是楼、谦牧堂、怡府各家藏书印共存的情况，这是为何？笔者推测，这种情况可能与政治避嫌有关。传是楼藏书归谦牧堂时，是逢徐乾学被罢免，政治敏感，故谦牧堂避嫌;谦牧堂藏书归怡府，也是揆叙（按：纳兰揆叙）家被没籍抄家后，政治上正处于敏感时期，故怡府避嫌。这样，传是楼、谦牧堂、怡府各家藏书印未同时出现也属正常。此外，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对揆叙传记略去的处理上来看，可以发现政治事件的巨大影响和文人避祸的深层心理。《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体例是研究每一部善本的源流，记录藏书印记，并为首次出现的藏书家作传记。但在《童溪王先生易传》一书中首次出现谦牧堂藏书印时并未对揆叙作任何的传记说明，藏书事迹被略去未提。为什么编纂者会故意忽略揆叙传记？因为揆叙在世时参与了康熙王朝的储位之争，雍正即位后对已死的揆叙仍怀恨不已，于雍正二年（1724）控诉揆叙及阿灵阿罪状，免去揆叙官，并将墓碑改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可见雍正对揆叙积怨之深。经雍正帝如此评价，清代文人们对揆叙之名自然畏惧，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略去揆叙传记便可理解，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藏书文化所受的政治影响之大。

此外，在怡府藏书中还发现了一些明代藏书家曹溶的藏书。关于这个问题，侯印国在《清怡府藏书考论——以新发现的<影堂陈设书目录>为中心》一文中认为曹溶藏书是直接由怡府收集获得的，但笔者在考察揆叙谦牧堂藏书时发现曹溶部分藏书曾归入过谦牧堂。谦牧堂藏书是明珠、性德、揆叙父兄多年的积淀，其中有性德在世时得到过曹溶藏书的相关史料。管廷芬曾记录李富孙语云：“曹秋岳（按：曹溶字秋岳）家有宋之版近千种，其甲部尽为容若（按：纳兰性德字容若）侍卫取去。《经解》之刻，半资于此也。”[7]关于此事，陆陇其在《三鱼堂日记》卷十中亦有记载，康熙辛未三十年“十二月初二，三儿院试至郡，寓曹园，会秋岳次子敬胜，言有宋版书一大橱，俱为成德（按：纳兰性德）取去，盖不敢不应也。”[8]虽然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宋本是什么书，但这些历史文献证明纳兰家族曾经得到过曹溶的藏书。联系杨保彝的说法，怡府藏书中的曹溶之书便有了明确的递藏轨迹，即曹溶——谦牧堂——怡府。

杨保彝还提供了怡府藏书的另一个来源，即弘晓曾购买过何焯的藏书。杨保彝之文提到了怡府获得何焯藏书的时间是乾隆初，是弘晓购得，这与王曾鲁在《何义门先生事略一得》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何焯藏书“至于评校典籍，壬寅（按：康熙六十一年）捐馆，大都散落，其得之者，强半皆维扬（按扬州别称为维扬）富人，秘不肯出。”[9]何焯死后，他的藏书散出。雍正、乾隆时，弘晓购得何焯藏书，使怡府藏书数量达到顶峰。查阅《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发现何焯藏书有七种，其中《校明钞本元音遗响三卷》同时钤有何焯和怡府的藏书印，应为弘晓在江南收购所得。

简而言之，通过对比陆心源、杨保彝的说法，笔者认同杨保彝之说，即怡府藏书来源可概括为：季振宜、徐乾学、曹溶等藏书先入揆叙的谦牧堂，雍正中归入怡府。何焯藏书乾隆年间被弘晓购得。怡府藏书之事，世人知之甚少，有关怡府藏书各种传闻有被混淆的可能性。杨保彝之说应该来源于杨绍和，杨绍和同治五年（1866）于书肆中购得怡府藏书“……明刊宋元人集及各子书善本百余种”[5]294。买书过程中想必有知怡府藏书原委之人谈论过怡府藏书的来龙去脉，故杨保彝之说出自杨绍和，经考证是可信的。

2怡府藏书贡献

2.1成就海源阁南瞿北杨的地位

海源阁是晚清时期杨以增在故乡山东聊城兴建的私家藏书楼，经过杨氏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成为江北首屈一指的私家藏书楼，以藏书宏富、版本精善闻名于世，与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吴兴陆氏的皕宋楼并称“清末四大藏书楼”。海源阁的藏书一半来自南，另一半来自北（北即怡府藏书）。海源阁第二代主人杨绍和在同治年间购得怡府藏书，成就了海源阁南瞿北杨的地位。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怡府藏书得以保存百余年而未为世人所知。同治后，怡府后人遭诛，其藏书不幸散佚，使在京任职的杨绍和有机会购得大多数。此次购得的藏书和杨以增江南所购藏书，使得海源阁成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王献唐在《聊城海源阁藏书之过去与现在》一文中说：“近人多以杨书精本，率出百宋一廛，余以目验所及，知其得于乐善堂者（按：应为安乐堂），正不亚艺芸书舍。今见海源阁宋本名抄，每钤乐善堂印（按：应为安乐堂），故欲定其藏书来源，应分左列两大支：甲，黄氏士礼居故藏;乙，清室乐善堂旧藏。”[5]1250可见怡府藏书在海源阁藏书中的分量。杨保彝在《南北藏书诸家源流记》一文中对怡府藏书大加赞赏，云“昔明善堂冰玉主人藏书最精。凡书中有安乐堂印记者，皆有沧苇、健庵两家藏印。其尤精者，若北宋官本三礼图（澄心堂纸界画工緻，有钱蒙叟跋）、春秋公羊解诂（题签作瘦金体，有元翰林国史院印）、景祐本汉书、后汉书（有隆池山樵临写弇州山人小影）、咸淳临安志（原刻九十八卷，足本）、褉贴续考（澄心堂纸）、金本资治通鉴、北宋椠庄子吕注（经进本）、月老新书（后归黄氏）、家塾本楚辞集注（金粟山藏经纸）、监本六臣注文选（后归结一庐）、宝晋山林集拾遗（真想斋藏本见南禺外史赋注）、三苏文粹（澄心堂纸，字作小楷，极精）、淳熙信州公使库本花间集（真赏斋赋著录），皆数百年海内孤行，世无二本，足与汪黄媲美者也”。可见怡府藏书，版本之精善。

2.2保存流传稀少的珍贵典籍

《四库》馆开时怡府并未献书，因此怡府保存的藏书是独一无二、极其珍贵的，这表明怡府在中国藏书史或藏书链中的特殊地位。经过百年的收藏，怡府留下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据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怡府书目》统计，怡府所藏之书约4 500余种;南京图书馆收藏的残本《影堂陈设书目录》著录怡府藏书约5 300 余种。可见，怡府作为私家藏书楼可以拥有如此庞大的藏书，不能不让人惊叹，用收藏宏富来赞美一点都不为过。怡府藏书极为广博，其中有许多世所罕见的。它们不仅涵盖经史子集，还包含天文、医学、数学、小说、词曲等其他藏书家不重视的书籍。由于怡府特殊的宗室地位，这些鲜为人知的文献得以保存。可以说，怡府藏书对传统文化典籍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普通私人藏书家无法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怡府藏书明代抄本《御制本草品汇精要》，由于该抄本未有刊本，传本极少，约在道光末年被意大利传教士罗类思获得并带回罗马，被该馆认为是最珍贵的藏品[10]。

2.3成为清代私家藏书链的重要一环

怡府藏书是清代私家藏书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通过对怡府藏书印章的研究，可以了解一些书籍的流传原委和珍贵程度。杨保彝在《南北藏书诸家源流记》一文中总结了南、北两宗的递藏脉络，并指出江南诸家之藏书清初最终大都归于徐乾学的传是楼。明末清初，李开先藏书亦被传是楼获得。因此，在明末清初之季，传是楼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收藏了大量南北书籍的藏书楼。传是楼之后的藏书链为：传是楼——谦牧堂——怡府——海源阁等。从中可以看出，在清代藏书链中，怡府发挥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抄本、刊本因怡府藏书秘藏百余年而得以流传下来，如《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二十五卷，元元统间刻本，王绍增按：“王有三云：按明、清两代，是集原本，仅此一线之传，而见者绝少。……盖自怡府散出后，即为韩小亭所得，同治间又入海源阁;《楹书隅录》及《续录》不载，人或疑其复佚，今巍然在北京圖书馆插架中，亟应影印行世者也。”[5]559

2.4保留为世人忽视的藏书家历史

怡府的藏书保存着一些其他藏书家的藏书印，通过这些藏书印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些为世人忽略的藏书家，通过追溯这些藏书家的藏书事迹，可以丰富藏书史资料。藏书印显示了藏书家对藏书的所有权，它除了有档案功能外，还为藏书的源流留下线索，记录藏书流通的发展变化。因此，文献学家郑伟章先生说，藏书印“本身就是重要文献资料”。通过怡府现存的藏书，可以发现明清之际一些鲜为人知的藏书家，如：《诗集传音释十卷》明刊本，钤有安乐堂藏书印、世泽堂藏等诸印（按：世泽堂是明崇祯间义州人杨捷的藏书处）。《金本道德宝章》一卷一册，钤有清容居士、焦氏弱侯、文宠之印、耿会侯珍赏书画之印、明善堂藏书印等诸印，“清容居士之印”是元代袁桷的藏书印，“焦氏弱侯之印”是明代焦竑的藏书印，“耿会侯珍赏书画之印”是清代知名藏家耿昭忠、耿嘉祚父子的藏书印。明本《解学士文集》十卷，钤有梁维枢印、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诸印。梁维枢是明末清初人，梁维枢和其子梁清标都是清初知名藏书家。明本《甫田集》三十五卷附录一卷，钤有曹溶私印、洁躬、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檇李蒋石林藏书画印记、蒋氏家藏诸印。蒋石林是明末藏书家，家多藏书，曾师从于焦竑门下。

2.5彰显清代南北藏书格局的变化

宋代以来，中国的私人藏书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清初的私家藏书继承了明代藏书家余韵，辗转流传几十年，未出江南之境，可以说，清初的私人藏书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然而，自谦牧堂、怡府这些满族贵族藏书开始兴起，江南藏书开始向北迁移。如前所述，传是楼藏书是清初荟萃南北藏书的唯一集大成者，融汇了南宗北派各家藏书精华。传是楼书散后，部分藏书被赠给了揆叙的谦牧堂。此外，谦牧堂亦收有明代著名藏书家曹溶的部分藏书，至此藏书格局出现江南藏书转向北方的趋势。而怡府作为清宗室，独特的政治地位，雄厚的资金财力，使其收藏江南藏书更胜一筹。怡府汇聚了谦牧堂藏书中的精华，再加上弘晓不遗余力在江南购书，使得怡府收藏了相当分量的江南藏书。怡府藏書散佚后被海源阁获得独多，可以说怡府藏书为晚清海源阁彻底改变藏书格局由南方移向北方，形成南北并重的局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过渡作用。

3结语

怡府是清代著名藏书大家，世代相传百余年，其中宋、元精刻，叠床盈架，且多完帙孤品。由于怡府主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四库馆开时，怡府藏书未曾面世，故世人对怡府藏书的来源和地位知之甚少。关于怡府藏书的来源，通过考查现存相关书目，可知杨保彝之说是可信的。在清代私家藏书家链中，怡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故其藏书贡献和历史地位不容小觑。

参考文献

[1]弘晓.明善堂诗集·序[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548.

[2]陆心源. 仪顾堂续跋[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4.

[3]陆心源. 仪顾堂集[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439.

[4]叶昌炽. 藏书纪事诗[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456.

[5]王绍曾等.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M].济南：齐鲁书社，2002.

[6]鄂尔泰等.清世宗实录·卷十三 [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21.

[7]王逸明.昆山徐乾学年谱稿·上[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35.

[8]陆陇其.三鱼堂日记[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597.

[9]王曾鲁.何义门先生事略一得[J].江苏研究，1936（7-8）：4.

[10]刘海燕.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里的中国典籍[N].光明日报，2021-01-14（13）.

作者简介：刘敏（1981），女，硕士，聊城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文献学、图书馆学。

刘艳朵（1988），女，硕士，聊城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学。

（收稿日期：20210708责任编辑：马玉娟）

Research on the Source and Contribution of Yi Fu Collection

Liu MinLiu Yanduo

Abstract：The Yi Fu Collection is an outstanding one among the noble collection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i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private collections of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 have many contradictions on the Yi Fu Collection， so that there is ambiguity in the source of the Yi Fu Collection. This article uses Yang Baoyi'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oks of the North and South Collections” as the base ， consults many bibliographic materials， systematically verifies the sources of Yi Fu Collection， and objectively reviews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Revealing the status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Yi Fu collec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llections， a systematic and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Yi Fu collection is presented.

Keywords：The Yi Fu Collection; Yang Baoyi; Qian Mutang; He Zh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