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文/张忠强 邱士娟

一、引言

2020 年全国前三季度经济排名出炉， 南北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全国GDP排名前十的城市， 南方城市占九成。 总结前十名城市不同产业在GDP 中的贡献比发现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先进城市发展的产业定位清晰， 着重发展新兴产业和高科技服务行业。比如上海、深圳、北京等城市的信息产业、高科技服务行业、 金融服务业等发展迅猛， 这些产业发挥的人才聚集效应以及其对政企之间良性互动的促进，加速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二是区位优势为城市带来更高的扩散效应。 长三角地区注重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联动协调和相互支撑。 上海对苏州、杭州、南京三城市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明显。 三是注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创新。 苏州和武汉注重扶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智能制造行业发展， 在税收、就业、人才、政策等方面，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较大空间；排名第十的武汉市同样重点支持发展生命健康产业、 信息产业以及智能制造业， 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消费服务业的升级， 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天津本身就是一个重化工业城市， 面临的结构调整压力非常大， 而且经济数据“挤水分”后也需要一个调整和恢复期。 此外，近年来天津面临着人口流失、 人口老龄化以及城镇就业等问题。 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 以及相关新闻报道统计数据，从产业、就业、工资、人口年龄结构等角度解析天津经济发展的瓶颈， 并提出相对政策建议。

二、天津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产业发展角度

从历史角度看， 天津属于老牌工业城市， 工业具有比较优势， 但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制造业， 就会导致其他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加之部分制造业含有较低的附加值， 带有严重的负效应——环境污染， 严重阻碍了天津城市的绿色发展。近年来，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导致大量制造企业被挤出市场， 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后劲不足。此外，与前十名城市的经济发展相比， 天津的高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比较缓慢， 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小。 从区域合作角度看，“京津冀” 城市群各城市间的合理分工和相互支撑的局面尚未形成，天津、北京、 河北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还不平衡。 产业在区域间的配置也不合理， 与长三角城市发展相比， 首都对周边城市经济还存在虹吸效应，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等依然不断向北京聚集， 聚集效应使得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 天津新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自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以首都为核心区域向周边辐射生产要素的扩散机制还未完全建立， 核心区域的发展受到限制。

（二）就业与工资角度

按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来看，北京2019 年的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共1273 万人，仅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就超过83%， 可见北京的现代化服务业吸纳了绝大多数的劳动力就业。而天津2019 年的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共896.56万人， 其中第二产业就业人数超过30%， 可见天津仍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 其中， 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中， 制造业的就业人数高达200.54 万人。 在全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天津仍然面临着较大的挑战。此外，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活跃程度， 还取决于私营经济的发展，“十三五”期间，天津私营企业就业人数自2017 年开始连续三年下降，到2019 年为190.8 万人。 由此可见， 天津经济活跃程度逐渐下降。

就业以及收入的影响使得天津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比较严重。北京自2016 年来人口流失比较严重， 其中常驻人口累计减少19.3 万人，户口问题以及高房价现象加速了人口流失速度。 相比而言， 虽然近两年来天津常驻人口小幅度增加， 具有波动性，但仍不及2016 年人口数量多。从工资水平来看，天津和北京地区整体的工资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北京2019 年末城镇在职人员年平均工资达到17.3 万元，而天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为10.08 万元，年平均工资收入差距7.2万元，比2018 年平均工资差距增加近一倍。 就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机会而言，北京对天津、河北两地高层次人才的虹吸效应更明显，导致天津就业形势不景气。

（三）人口年龄结构角度

世界老龄化的标准是65岁以上比例为7%，天津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据报道，2019年底天津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78.46万人，老龄化形势使得社保和医疗负担加重。据统计，天津目前拥有367家养老机构，只有70家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并且养老机构内职业医师数量少、 养老服务纳入医保的也少， 严重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 2015年“二孩政策”全面实施以来， 天津人口出生率从2015年的5.84‰上升到2017 年 的7.65‰ ，2018—2019年又下降到6.73‰，生育政策的刺激效应不可持续， 导致人口出生率逐渐回落。一方面，不少研究指出老年人口属于“消费型”人口，人口老龄化加剧了社会资源的消费占比， 对天津的资本积累具有“挤出效应”，不利于创新产出， 从而削弱天津经济的增长动力。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还会影响劳动力资源供给， 劳动力是经济增长中比较重要的生产要素， 劳动力供给不足必然会导致社会生产力不足，经济增长放缓。

（四）人才资源角度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人才支撑， 人才是创新驱动的根本。 义务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扩招极大地提高人们的受教育程度， 根据国家统计局6 岁及6 岁以上人口（1%抽样调查） 显示，2015 年中国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为16.44%，比2005 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人口接受学历教育的比例依然较低。 我国地区之间和城市之间的人才差异依然较大，众所周知，北京的高等学校和研究院所比例较高， 据恒大研究院统计发现， 北京高等教育人才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40%以上，而天津却不到25%。由此可见， 京津冀地区的人才比例分配不均，北京对天津、河北两地的人才虹吸效应依然较大， 毕业生在天津就业的比例逐年下降。 人才流失暴露出天津就业形势严峻，制约天津经济发展。 2017 年来各大城市争抢“人才”新政出台，2018 年天津实施 “海河英才” 政策， 旨在吸引高学历、 高技术等类型的人才来津就业，推动天津经济发展，改善天津的人口结构。 政策实施之初， 确实吸引大量人才来津落户， 但随后也暴露出“人户分离”现象，户口在天津， 而人却在外地就业。“海河英才”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 才能充分发挥政策的应有效应。

三、天津经济的未来机遇

（一）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人才体系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立以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在“产学研”深度融合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好主导作用， 构建多渠道吸引海内外人才政策，支持“产学研”的结合。 高令（2017）在研究日本首都经济圈的发展历程中发现，“产学官” 制度对日本首都周边地区经济的辐射作用明显，推动了周边经济的快速发展。“产学官”制度指的是企业主要进行科技成果的转化，科研院所和科研机构主要进行研发创新， 而政府负责制定支持或引导政策。 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 更需要借鉴日本“产学官”制度的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学研”制度， 促进北京经济向外的辐射带动作用。 恰逢 “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京津冀的发展需要构建区域之间、各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人才共享等机制， 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多元的良性发展机制。

天津拥有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院校和科研院所， 城市本身的科研基础雄厚， 天津应当抓住机遇促进企业与学校合作，这不仅能够留住高素质人才，还能推动天津产业发展，实现“1+1>2”的经济效益。天津要在已有的“海河英才”体系上发力， 将人才体系构筑成引得来、留得住、有贡献的优势平台， 逐步建立有竞争力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学习其他城市的人才招揽政策， 依托京津人才优势， 搭建跨区域的人才合作交流平台和人才市场信息网络。比如在引人才方面，要培育可靠的人才市场中介组织，政府、企业以及组织部门要在工作经验、 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交流， 形成人才交互交流的创新制度。同时， 也要注重人才体系建设的信息交流， 主要是新闻媒体、 政府及各部门建立跨区域共享的信息交流平台，并实现内容的及时更新。 京津冀的城际交通系统的便利， 有利于加快三地区的经济联动， 解决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

（二）促进区域合作的制度创新，释放经济发展新活力

既有研究表明， 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地方政府间进一步的制度创新， 扫除影响京津冀三地发展与合作的层层制度障碍。 制度创新才是创新的前提条件， 制度创新才能够激发微观主体的自主创新性， 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和社会财富的累积。

研究发现，“十三五”期间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制度障碍，制约了天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随着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推动区域间合作的制度创新、优化制度供给是促进天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提高天津经济高质量发展， 需要推进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创新， 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推动管理体系的现代化， 建立服务型政府， 服务于天津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还需要在财税、 金融等领域进一步创新制度， 降低高科技企业的经营成本， 向发展具有活力的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政府或监管部门更要洞察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

（三）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实现国内外市场的联动

京津冀地区是北方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圈， 天津作为京津冀经济圈主要城市，还占据有利的港口区位优势。 天津应当注重与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通过对接能够提高京津冀地区特别是天津地区对外开放的能力， 借鉴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经验，联通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推进国际国内的双向开放模式。 “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的设定， 更是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做出的创新壮举。 天津经济发展应该抓住机遇， 加强三个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 深化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与国家重大战略对接， 不断推进天津经济的繁荣发展。 以天津自由贸易区为支点， 一是要调整天津地区的产业结构，引进高端的制造业企业， 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 二是发展外向型产业， 有利于国际融资租赁的离岸业务发展。 此外， 我国是大宗商品消费地和生产地，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自由贸易港优势，实现国内和国际、 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联动， 促进国外优质商品“引进来”，国内优质商品“走出去”，实现两个市场的双赢。

（四）发展特色旅游业，打造消费型城市

天津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发展历史， 这些特点有利于推动天津特色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有利于把天津打造成消费型城市。天津素有“世界建筑博览会”的称号，是东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地， 可依托意式风情街、五大道风景区、西开大教堂等建筑群， 推动发展天津特色旅游业。 天津还拥有众多的特色饮食，例如麻花、煎饼果子、狗不理、驴打滚等， 增加了游客的味蕾体验。 此外， 天津被称为“哏都”，天津还有“北方曲艺之乡”的美誉，为外地游客带来了许多乐趣。建筑文化、饮食文化、 曲艺文化等传统文化增加了游客来津旅游的粘性。此外，天津还拥有众多特色小镇，集田园、休闲、健康等元素于一体， 吸引天津市内外游客的汇集， 拉动了小镇周边的消费， 例如杨柳青文化旅游小镇主打传统文化、 团泊休闲特色小镇以运动休闲为主、 京津新城温泉小镇以健康养生为主……众所周知，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天津生活节奏较慢，适宜快节奏生活的群体来此消费逗留， 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体验北方的休憩闲散、幽默与快乐。

（五）发挥“银发经济”潜力，打造标杆型养老服务城市

针对天津老龄化的现状，天津更应转变思路，认识到“银发经济”也蕴藏巨大发展潜力。 不少研究表明，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在各年龄段中占优。 第一，推进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提高养老行业的准入门槛， 鼓励社会资本、 民营企业进入养老服务领域， 提高城市养老服务能力。 第二，促进社区、医院、养老机构的协作，完善医养结合，确保“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保证老年人的生命健康，提高养老服务质量。 第三，促进数字经济等与老年服务的结合。 比如可以效仿日本利用人工智能来促进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 天津正值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可以在数字经济方面发力。 借鉴人工智能与养老服务的结合，一方面可以缓解老龄化带来的护理人员短缺的现状，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天津的 “智造业”发展。 第四，鼓励与养老相关的金融创新。 老年人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持有者，他们属于风险厌恶型， 不喜欢权益类产品， 更为偏好稳健型和保值类金融产品。因此，养老金融服务或养老理财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四、结语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 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天津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要紧跟国家“十四五”发展目标，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赋予天津的定位，发挥天津的比较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找准发力点，确立天津经济发展的大思路、大举措。天津要勇于面对挑战，抓住机遇，多管齐下，提升城市发展水平。 实现创新人才体系建设， 要有天下才为天津用的格局； 要坚持区域合作的制度创新， 收割制度创新红利； 承接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做好 “引进来”和“走出去”；大幅度提升战略性新兴服务业， 打造消费型城市； 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确保老有所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