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下民营企业制度创业研究
——基于电视剧《在远方》的解析

张传洲

近期陈坤晖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在远方》热播，刘烨、马伊俐演绎的爱情故事扣人心弦，但是故事本身所阐释的快递行业创业发展史却被观众忽略。实际上，这个故事的背景应该是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杭州桐庐，讲述的是以“三通一达”（即申通、圆通、中通和韵达）为代表的民营快递行业的制度创业故事。何谓制度创业?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而言，是指组织或者个体认识到改变现行制度或者创造新制度蕴含潜在利益，通过建立并推广获得认同所需的规则、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模式，从而创造开发和利用盈利机会的活动。制度创业作为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新兴主题和领域，也是迎合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时代趋势，近年来得到了众多学者和实践者的关注。但是制度创业为什么会出现？制度创业的过程有什么基本规律？如何实施制度创业及其策略选择？本文拟以电视剧《在远方》演绎的故事为引子，从制度创业理论分析入手，以“桐庐帮”快递业创业史的演化为逻辑，以期寻求中国转型经济下的民营企业制度创业相应的解释和答案。

一、制度创业文献回顾

创业研究始于熊彼特，他认为，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其“创造性破坏”观点被广为接受，而制度研究则关注于政治、法律和社会等因素，聚焦于解释制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但是难以解释“嵌入能动性悖论”。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学者DiMaggio引入制度创业的概念，他认为：“当拥有充足资源的有组织的行动者看到可以实现他们所看重的利益的良机时，新的制度就会产生。”①DiMaggio P J.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A].Zucker L.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Culture and environment[C].Cambridge:Ballinger,1988：3-22.其后，制度经济学派和制度组织学派从不同视角在制度创业领域进行广泛探讨，制度经济学聚焦于成本效益分析，制度组织学着眼于组织场域。制度经济学派和制度组织学派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就制度创业的基本研究议题达成了一致的思路，以社会学的组织场域为基本分析单元，就为什么会出现制度创业？谁来进行制度创业？如何制度创业？从制度创业的动因、制度创业主体和制度创业过程及其策略等方面展开研究。

从制度创业的动因而言，解释“嵌入能动性悖论”是主要任务和关键所在。“嵌入能动性悖论”是指行为主体已经嵌入到制度当中，其观念和能动性已被所嵌入的制度所形塑，那么行为主体为什么还有动力去改变原有制度或者构建新制度推动其所嵌入其中的制度变迁呢？①Seo M-G,Creed W E D.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praxis,and institutional change: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7(2):222-247.毫无疑问，以组织场域为分析单元，从组织场域内部和外部进行考察谋求经济利益、获取盈利机会，被认为是制度创业的根本原因。从场域外部而言，普遍认为政治、社会和技术都有可能导致制度创业的出现。如，有学者认为，社会动荡不安、技术停滞不前、竞争受到遏制，都有可能因破坏社会建构的场域共识而激活制度创业；而其他学者认为，环境资源、新技术采用等因素，也促进了制度创业。但是，这些从场域外部视角形成的观点，忽视了制度创业者的主观能动性，因其解释性具有显著的缺陷和不足而受到质疑。从组织场域内部来考察，普遍认为制度矛盾是触发制度创业的重要诱因。制度矛盾是已有社会安排之间或者内部的割裂和分歧，是在组织场域存在多重制度或者制度逻辑时出现的不匹配。根据Seo & Creed的观点，制度矛盾表现为四种形式：一是合法性导致功能性效率受到侵蚀，合法性导致的组织趋同降低了不确定性，但是组织趋同与技术逻辑的多样性和个性化需要相矛盾；二是适应性导致适应能力蜕化，组织同形获得合法性资源，但是难以适应制度环境的变化；三是制度内部协调导致制度之间不匹配，制度的多层次特征可能会导致制度之间的协调性受到抑制；四是同形化导致利益分歧，制度同形往往会导致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错配。当组织场域内部的制度矛盾积累到一定阈值时，制度矛盾导致的利益和权力斗争必然会出现，利益受损者向受益者挑战并推动制度创业就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实践。同时，一些学者还从组织场域类型和制度化程度等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成熟场域与新兴场域因其结构化程度的高低不同而具有强度不同的制度创业诱因，制度化程度的高低同样影响制度创业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均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动因只是制度创业的理论可能性，只有制度创业者的出现才会把制度创业变为具体实践。制度创业者是制度创业的核心要素，是制度创业的主体，他们充当了把制度创业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角色。②张铭,胡祖光.组织分析中的制度创业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0（02）.制度创业者是在组织场域形成过程中率先发现制度矛盾并领悟制度矛盾所蕴含的潜在利益，然后动员资源改变原制度或者创设新制度据此获取收益的行为主体。按照制度组织学派的观点，识别和辨析制度创业者至关重要，现有研究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即“反思观”“社会技能观”和“位置观”③胡祖光,张铭.何谓“制度企业家”？谁会成为“制度企业家”？——来自组织新制度主义的观点[J].社会科学战线，2010（10）.。持“反思观”的学者认为，行为主体成为制度创业者，是因其具有这一特征：摆脱他人关注而能够自我反思，从而体验环境结构的冲突、构建新概念并俟机推动制度创业，但是这种特质论导致的个人主义受到质疑。“社会技能观”则从行为主体的社交技能识别制度创业者，他们认为，政治技能、分析技能和文化技能促使制度创业者洞悉组织变迁的意义，理解组织内部行动者及其外部行动者的偏好，为制度创业实施创设条件和进行实践，同样，这种观点也没有迈出特质论的苑囿。持“位置观”的学者认为，位置或者地位会影响感知和资源的获取，①Battilana,J.Agency and Institutions:The enabling role of individuals' social position[J].Organization, 2006,13(5):653-676.虽然其关于场域中心和外围、行为主体的主导地位以及个人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讨论没有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甚至得出的结论是相悖的，但是对于识别、辨析制度创业者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无论从什么角度而言，制度创业者在制度创业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制度创业的过程而言，制度创业是一个权力和利益格局变革的复杂政治和文化过程。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采取不同方法对制度创业过程进行了阐释，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创业模型，如，关注成熟场域的G-S-H模型、宣称秉承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传统的seo-Creed模型、运用网络位置理论的G-S模型、基于制度理论和集体认同的M-W-E模型、基于行动主体能动性的Dorado模型以及聚焦新兴场域的M-H-L模型。②方世建,孙薇.制度创业：经典模型回顾、理论综合与研究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08）.其中尤以Greenwood等对于成熟场域的模型（G-S-H）和Maguire等对于新型场域的模型（M-H-L）最具代表性。G-S-H模型认为，受外部事件的冲击会导致现行制度“突然震荡”，导致新行为主体介入场域进入“去制度化”阶段，去制度化催生新理念，扰乱现有制度结构，其行为主体开始动用资源实施“前制度化”，进而经过“理论化”的提炼，新的实践得以推广并“扩散化”，通过合法化机制实现“制度再生”，即成熟场域制度创业的过程是：震荡——去制度化——前制度化——理论化——扩散化——制度再生。③Greenwood , R, Suddaby , R, and Hinings , C R. Theorizing change.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ized field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2002 , 45(1):58 -80.Maguire等在实证研究后提出了M-H-L模型，他们认为，新兴场域制度创业有三个关键过程，一是制度创业者要占据主导地位，以有利于动员更为广泛的社会行为主体参与其中；二是制度的理论化，制度创业者对问题进行概括总结，据以形成策略和解决方案；三是制度化，实质上是新的实践被社会行为主体广泛接受并形成自觉行为的过程，从而实现制度创业。④Maguire,S,Hardy,C, and Lawrence, T B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fields: HIV/ AIDS treatment advocacy in Canada [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5): 657- 679.

从制度创业的策略选择角度而言，制度创业策略包括话语策略、理论化策略、社会网络策略和文化策略。⑤相国鹏,阳恩松.国外制度创业策略理论探析及未来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13）.张铭、胡祖光认为，制度创业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创业者通过各种策略的实施和运用，与其所处制度环境及其利益相关者互动，从而实现制度创业目标的过程。制度创业策略是制度创业者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特点，所开展的一系列互动活动，从而使新制度得以确立与扩散。话语策略、理论化策略、社会网络策略和文化策略在制度创业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及其作用机制。简而言之，话语策略旨在传播利益相关者变革的必要性；理论化策略在于识别现有问题、建构身份，进而提出具体变革方案，并赋予其理论化形式；社会网络利用策略用于建构网络，以连结志同道合者，并凭借社会网络获取及配置资源；文化策略通过影响利益相关者的信念、价值观与文化观念，使潜在行为主体对新制度产生认知，进而实现新制度的推广。制度创业策略的运用就是制度创业者发挥其能动性，根据不同阶段、不同情形，运用相关技能，实施不同策略，以进行互动、达到共同目标的过程。

综上，制度创业研究以组织场域为视角，从制度创业的概念出发，以制度创业的动因为逻辑起点，审视制度创业的过程和策略选择，实现制度创业的目标和任务。

二、快递业制度创业的动因及其条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物品传递需求快速增长，交通状况不断改善以及信息技术的革新为快递业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979年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与日本海外新闻普及株式会社率先签订了国内快件代理协议，成为第一家代理国际快递业务的企业，随后1980年中国邮政开始办理特快专递业务，应该说这是开启快递业的先河，但是主要服务于国内与国外间寄递服务，并且鉴于1987年的《邮政法》的条款限制，信函快递业务仍处于中国邮政独家垄断。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长三角和珠三角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外贸业务的增长，对快递业务的需求迅速放大，而中国邮政独家垄断并且运营效率低下，给民营快递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利益空间。“桐庐帮”快递企业就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兴起的，《在远方》演绎的故事就是以此为起点。当时浙江作为民营经济的启蒙地和发源地之一，杭州及其附近地区民营企业以外贸企业为特色发展迅猛，很多贸易公司的报关单作为函件邮寄就出现诸多问题，无论是时间间隔还是效率都存在难以置信的困难和空间。一是按照当时邮政法规则的函件处理，即便是按照特快专递形式来运营，中国邮政至少要三至四天才可以完成相关业务，对于报关效率和外贸效率都是难以容忍的，其导致的海关滞留成本和低效率都是企业难以承受的；二是中国邮政政企合一的局面在难以打破的情况下，垄断形成的经营效率也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因素都快速促进了作为快递业制度创新的出现。

从组织场域外部来考察，市场放大和拓宽已经难以被传统经营企业所适应。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实践基础，其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在中央层面已经提出，但是如何做、怎么做，还需要实践的探索和时间的检验，转型经济下市场体制机制的构建需要不同维度的试验和扩展。快递行业的发展无疑置身其中，在国内市场垄断专营的中国邮政面临难以应对快速扩大的市场需要，同时又面临国企效率低下的弊病，市场扩展和市场效率的悖论难以在原有体制下得以有效缓解和解决。

从组织场域内部来考察，快递业务制度性矛盾凸显。按照制度组织主义理论，导致的制度矛盾凸显：一是作为国内函件市场专营的中国邮政，政企合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其合法性毋庸置疑，但是组织结构的趋同性，导致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其低效率备受诟病但是无人解决也难以解决，合法性导致效率损失矛盾凸显；二是制度的固化导致的组织同形，难以应对民营经济的快速演化，业务流程的固化和僵化不仅使得经营效率难以提升，更难以适应制度环境的变化，适应性与适应能力矛盾凸显；三是单一制度难以适应多层次社会经济实践，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亚洲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中西东部多元结构已经形成并且有条件被固化，法制表现的固化和解释的一元化，难以对多层次的经济现状予以回应，制度之间和制度层次之间的矛盾凸显；四是制度同形导致的不同利益参与者的利益错配更为显著，无论是体制出了问题还是单位制出了问题，体制内外都有不同的阐释和解读，加重了制度矛盾和制度矛盾的复杂性。

因此，就出现这些“姚远们”。更为实际地来考察，从组织场域角度而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快递行业的发展还处于初创期，虽然从组织场域角度判断属于成熟场域，但其结构化程度、规范化程度还处在比较弱化的阶段，具体表现在：一是制度化程度方面，中国邮政开展快递业务本身时间不长，业务范围不甚清晰，规则尚未完全结构化，因此，行业的制度化程度较低，为所谓的“姚远们”的制度创业提供了市场空间和制度空隙；二是在显性制度建设方面，中国邮政独家垄断快递业务，行政事业职能混淆，政企不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导致监管和经营效率双低下，这与市场存在的巨大空间存在严重不匹配，为所谓的“姚远们”的制度创业提供了市场机遇和利益空间。同时，改革开放之初，户籍制度制约人员流动的机制开始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突出矛盾，机遇与矛盾并存，利益与风险共在，“姚远们”的劳动权益保障还无从谈起，他们处在利益场域的边缘地带，冒险、冲动、“赌一把”都是司空见惯，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理性的选择。因此，他们可能成为制度创业者、被迫成为制度创业者也成为理所当然的实践结果和现实选择。

三、快递业制度创业的过程及其策略选择

从广义而言，制度创业的过程是制度创业者恰当运用创业策略，适时实施个人技能，实现权力和利益格局变革的复杂的政治和文化过程。从转型经济下成熟场域而言，更为现实地考察，是一个从局势变革领悟，到获取资源取得合法化，取得制度化的过程。沿袭G-S-H模型研究的基本思路，制度创业过程的“震荡——去制度化——前制度化——理论化——扩散化——制度再生”是我们考察这个剧情的客观依据和逻辑。

“没有一个故事不动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姚远们”出场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在改革开放之初，商品经济的提法还备受质疑，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词汇。虽然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经济已经被理论界接受，但是市场经济如何运作、怎么运作，还是一个“黑匣子”。长三角地区率先的探索和实践，事后被证明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但是处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然而，道路和规制的选择没有阻挡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邮政法》规制与现实的背离，函件的固化限制，没有抵挡住利益的诱惑，“一张报关单收费100元，除去上海到杭州的来回车票30元，净挣70元，这活脱脱就是一条财路”，“姚远们”找寻到一条生财之道。震荡的市场经济格局为这个制度创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民营快递行业对于制度的突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不可待。

利益的诱使为“桐庐帮”的快递业展现了“前制度化”的广阔空间，民营企业趋利的本意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灰色市场，固化的快递制度已经成为放大的民营企业效率的瓶颈，“姚远们”通过“讲故事”使这个利益空间被行为主体所共识。一是“姚远们”作为组织场域的外围者，通过建立与“路晓欧”的联系游说，某种意义上构建了实际意义的强联系；二是作为关键要素中介的“路晓欧”，在无意的参与和沟通中，理解了这个“故事”的脉络，并认可了这个“故事”的意义建构；三是“姚远们”被中国邮政的“路中祥们”围追堵截，让其认识到，合法性导致功能性效率低下、适应性导致的能力退化以及同形化导致的利益错位的制度矛盾，从而构建一定意义上的话语权。同时，“姚远们”在实践中主动与民营企业进行有效沟通以博取民营外贸企业的利益认同，放大了买卖两个市场，通过生成可被利用、理解和说服力的文本信息，对信息广为传播、利用和链接，渐次构建了其竞争性话语，促进了“前制度化”阶段的实施。

毫无疑问，“理论化”阶段在制度创业过程中至关重要。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导下，通过信息联通、资源共享、智能化应用等措施，使快递行业逐渐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加盟制与直营制的选择、商业模式的运作都成为不得不面对的话题。“姚远们”在与外部市场的全面对接和商业实践中，全力获取行业发展的有效资源，探索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和运作模式，在此过程中“路晓欧”为“姚远”提供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后备人才培养，“刘爱莲”为“姚远”提供的包括财务资本后援和网络社会资本，都为建构其“理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阶段，“姚远们”通过现代经济理论和管理知识的学习、理解和实践，在与竞争对手的合作斗争中，全面剖析了现有规制体系的不足和缺陷，有效配置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本，在建构新理念、新思想的基础上，详细地概念化行为机制和运作机制，探索性地构建了新的行为准则和标准，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制度创业的“理论化”。

“扩散化”是实施制度创业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合法化”是关键，也是“姚远们”实施制度创业的关键，但是“合法化”这一步在转型社会下的过渡经济中极其艰难。从理论上讲，制度合法化是一个多层维度的概念，包括规制性合法化、规范性合法化和认知性合法化三个有序层面，但是在转型经济下制度合法化获取并不一定沿袭这一规范顺序展开，极有可能通过在薄弱环节中可以突破的层面寻求着力点，重构制度合法化程序。即便如此，在意识形态和渐进式改革压力之下，在理论探索总是落后于社会实践的现实之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逐步完善过程中，“合法化”可能透过“灰色合法化”形式渐次实现“合法化”的目标。“灰色合法化”是转型社会中非正规经济在组织场域形成“合法化”的一种特殊表现。比如，当企业期望以一定的策略手段暂时获得与规章制度不直接冲突的地位或者暂时得到相关部门的妥协，就形成了“灰色规制合法化”；当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的现行规范认识不一致，但是已经被广为认可与接受时，就形成了“灰色规范合法化”；当利益相关者面对新兴事物或者行为表现出广泛的理解与接受，就形成了“灰色认知合法化”。①苏晓华,徐云,陈云君,刘莉.非正规经济中组织场域形成及其制度创业研究——以中国山寨手机产业为例[J].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17（01）.“姚远们”正是通过“灰色合法化”进一步扩散其制度模式和价值理念，从认知合法化、灰色规范合法化至灰色规制合法化，突破传统思维和理论苑囿，实现了制度创业的“扩散化”。

当然，灰色合法化并不一定会长期存在，也不可能长期存在。“姚远们”运作的商业模式在实践中逐步被市场检验，标准规制的广泛推行，合法化被利益相关者和大众逐步认可，“灰色合法化”演化为“合法化”成为必然趋势。同时，随着“扩散化”的推进，在制度创业实践居于制度核心位置的“路中祥们”从制度矛盾中进行反思，从制度效益和效率中渐次醒悟，从“姚远们”的实践中受到启发，最终“主流故事”得以重演，转型社会中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得以实现，“制度再生”走向目标终点。2009年，《邮政法》修订版获得通过并施行，修订后的《邮政法》重新确立了快递市场准入制度，全面明确了民营快递企业的法律地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快递市场，民营快递企业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姚远们”作为民营企业在快递行业的制度创业在政府主导制度变迁中得以全面实现，快递业制度创业故事圆满落下帷幕。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转型经济体，渐进式改革为制度创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制度创业研究提供了众多素材，深入研究转型经济下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必要和现实必要。借鉴电视剧《在远方》，运用制度创业理论重述了中国民营快递行业制度创业的故事。故事表明，民营企业在转型社会中从经济体制的快速变革中寻找利益机遇，从制度矛盾中发现利益空间，借助转型社会中人力资源挖掘的新机制，运用制度化机制，实现行业规制的创新和行业业态的创业，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为实现中国经济新突破提供了坚实支撑。虽然限于故事的艺术性形式，制度创业的历程表现还不足以对制度创业理论作出有力的诠释，但是借助讲故事形式的研究同样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