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马克思对蒲鲁东辩证法的批判

徐多文

以往我们对蒲鲁东的辩证法的理解是：他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冒用。学界主要是对蒲鲁东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冒用为标的进行阐述，进而分析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抑或简单回顾马克思曾经教授过蒲鲁东黑格尔辩证法这一事实，而对蒲鲁东辩证法构成的叙述却不甚了了。“问题是，蒲鲁东的辩证法是否源于黑格尔，以及他未接受德语教育如何获得该知识。”(1)John Conway O’Brien, “Pierre-Joseph Proudhon, Socialist-Karl Marx, Communist: A Compari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19, Iss. 3-5, Bradford: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1992, p.72.既然蒲鲁东是黑格尔蹩脚的模仿者，为何马克思还要花很大精力去研究批判他？马克思也说：“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5页。。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蒲鲁东辩证法的构成特征，进而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蒲鲁东辩证法的批判。

一、重思蒲鲁东的辩证法之谜

蒲鲁东的辩证法不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冒用。如果只是简单地把蒲鲁东的辩证法看作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拙劣演绎，那么蒲鲁东辩证法的很大一部分会构成被我们忽略或归为黑格尔的理论。国内研究蒲鲁东的代表性人物朱进东在《马克思和蒲鲁东》一书中对蒲鲁东辩证法有两个结论：第一，认为“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是与康德和黑格尔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主要是与后者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3)朱进东：《马克思和蒲鲁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176页。，因此“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方法方面的失误，应归于他对德国哲学中黑格尔辩证法的误解”，这似乎代表了国内对蒲鲁东辩证法定性的一般共识；第二，认为蒲鲁东的“新形而上学”掺入了实证主义的内容，即他“吸收了实证主义认识发展的三阶段的理论”，模仿孔德的宗教阶段、哲学阶段和科学阶段提出他的三个时期——宗教、哲学和科学时期，进而认为“事实上，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正是根据系列的方法建立起来的。他在两年后出版的《贫困的哲学》证明了这一点”(4)朱进东：《马克思和蒲鲁东》，第 176、50、51页。。

这两个结论是有待商榷的，并且对第二个结论的澄清对第一个结论的定性有决定性意义，即对康德二律背反的无法解决造成蒲鲁东求诸黑格尔的“矛盾”。笔者认为，恰恰是通常学界对蒲鲁东的实证主义误判，造成蒲鲁东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割裂。他的“系列”辩证法所模仿的并不是孔德的“三阶段理论”，而是吸收了费希特的历史哲学思想，从而为他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分期提供线索。而且，正是蒲鲁东采用了费希特的“系列”观念原则，使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形式上具有同构性。因此，在探究蒲鲁东辩证法的时候，不能止步于考察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冒用，更要挖掘他思想底层的康德-费希特逻辑。

(一)蒲鲁东“常识”的康德底色

蒲鲁东辩证法的建构基础，是他所称的“常识”。在他看来，社会与逻辑一样，归根结底是理性，因而社会也必须遵守和理性一样的规律即“理性与经验的一致”，这是给经济学家与哲学家提出的共同任务，也是“强迫每一个行动着与思想着的人必须遵守的最后的命令”(5)[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27页。。而我们认识常识的能力被蒲鲁东称作“组织判断力”，这种判断力以直觉作为依据，发现一般的“程序”。这种通过组织判断力而发现的常识，“既能认识与判断周围的事物，又能自我认识和自我判断”(6)同上，第627页。。可见，蒲鲁东以主观的“判断力”来揭示人类理性，社会的发展与人的理性相一致，而我们认识社会的中介就是常识。因此，这种“常识”与康德的“先验知识”具有同构性。

在康德看来，理性是提供先天知识原则的能力或者方法，而这种方法所作用的对象即先天知识是我们在经验之前就能得到的，这些知识或者概念“仅仅通过理性亦即必然地被思维、但却根本不能在经验中(至少不能像理性所设想的那样)被给予的对象”，并且“经验的所有对象都必然地遵照这些概念，而且必需与他们一致”(7)[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由此，康德提出先天综合判断，即衡量一种知识是不是科学知识的准则：既具有感觉经验的内容，同时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才能称得上是科学知识。一切科学知识都是由这类判断构成的。

在政治经济学中，蒲鲁东痛感经济学家把事实和真理相混淆，指出他们的错误在于认为“事实就是真理，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们是事实，是有形的事实”；而“在我看来，事情正好相反，事实绝不是物质的事物，因为我不明白有形这个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而只知道事实是无形观念的有形表现”(8)[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6页。。这里，观念和事实形成对立。蒲鲁东以为，像李嘉图、斯密、萨伊等人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已经是对事实的分析和综合，而这种综合是一种自觉，即自觉运用二律背反来建立一种关于经济的科学。他认为有必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哲学：

在商业和农业、会计术和薄记术发明以前，自发地先于一切政治与经济制度而形成、从而避免了其后种种成见的影响的语言，早就表达了劳动、借贷、交换、债券与债务、我的与你的、价值与均衡等等一切观念。经济科学早就存在；如果康德研究过政治经济学，他一定会和那些自诩只相信未经文饰的经验的经济学家们相反，把这门科学也列入纯粹科学之中，也就是说，视它为一门可以凭一套原则结构、不依赖事实而先验地形成的科学。(9)[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第585—586页。

这种“先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不需要经验事实的检验。根据康德对先天综合判断的解释，凡是纳入先验的知识都是以普遍性作为担保，以必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知识从经验中来，经验却不能检验这种蒲鲁东“先验科学”的合法性。首项是必然、是原则、是应当、是秩序，末项是繁杂、是不可靠、是迷雾、是应当否定掉的。

(二)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的费希特逻辑

对于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dialectique sérielle)，卢森贝认为蒲鲁东“抄袭”了实证论者认识发展三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的定律”(10)[苏]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3卷，郭从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233页。，所不同的只是换了名称。朱进东也沿用这种说法，认为正是根据这种“系列”的方法，蒲鲁东构建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诚然，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的前言有“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教时代、诡辩时代和科学时代”(11)[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第13页。的论述，但仅仅把三阶段理论与他的系列辩证法联系起来，从逻辑上说甚为牵强。

首先，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对历史分期的排序摒弃了他之前提到的三阶段理论，而是把历史划分为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或捐税、贸易的平衡、信用、所有权、共有制和人口十个时期进行论述。“说到这里，我应该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我们要叙述并不是那种符合时间顺序的历史，而是一种符合观念顺序的历史。”(12)同上，第177页。因此，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建构绝不是单单一种历史的建构，而是从观念的阐明进而向现实投射的过程，这些观念是超然于时间之外的。按照费希特的话来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存在，是绝对超时间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中设定东西，只能在纯粹思想中a priori[先验地]加以认识、是永恒的，是在所有的时间都不变的”(13)[德]费希特：《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沈真、梁志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8页。。因此，在蒲鲁东看来，这些分期实际上是作为经济学中范畴的观念进行排序组合的，“其他的辩证工具都是为这个步骤服务的”(14)[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第651页。。这表明蒲鲁东摒弃了实证主义，转而用德国观念论来构筑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其次，朱进东认为，“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惟一的德国哲学家”，因此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只有一种选择，即以“黑格尔的矛盾作为发展的手段取代了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15)朱进东：《马克思和蒲鲁东》，第177页。来解决辩证法问题。虽然现在没有论著表明蒲鲁东与费希特的联系，但从《贫困的哲学》可以断定，蒲鲁东知道的德国哲学家并不只是康德和黑格尔，因为他把费希特、康德、黑格尔并称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16)[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第127页。。在解释他的“系列辩证法”之前，蒲鲁东用很大篇幅来谈“自我”和“非我”。虽然蒲鲁东对费希特持有批评，认为他在试图调和他的“绝对自我”和外在绝对物以达致同一，但其辩证法的演绎模式基本沿用了费希特的辩证法。

正如柯林伍德所指认的，费希特在“历史的基本概念乃是理性的自由”(17)[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7页。这一观点上追随康德，他的辩证法无疑是一种“近康德式的解读”。如果说对蒲鲁东而言，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是知识学，那么费希特的辩证法就是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中介。康德认为，意向、激情、欲望都是善意的对立面，善意必须为反对邪恶而斗争，这就是实践理性的目的。费希特则更进一步，认为在知识学的第一原理中，自我是被绝对设定的，但自我同一又是自我行动的产物，是哲学的目的、人的使命，因而不是实有，只是“应当”。继而在蒲鲁东那里，历史的发展实际上由两条逻辑展开：一条是人的理性逻辑，另一条是上帝的逻辑。这两条逻辑是一种对立、一种二律背反，并且它们互为担保。蒲鲁东指出，自莱辛以来，“进步便成为社会信仰的基础”(18)[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第735页。。从逻辑上说，我们的理性一方面通过启示即“理性和经验”教育人们，另一方面通过忏悔来认识上帝。我们的理性越发展，通过二律背反，我们越可以意识到我们的对立面上帝的存在。而这种对立是“我们的辩证工具无法深究”(19)[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第735页。的，这就否认了这种二元对立同一的可能性。

费希特的辩证法只能到达这个边界，自我设定非我只能在自身中设对非我，而不能设定“绝对物”，即便回到自我，也只能是自我本身。这永远是个闭环，既缺乏绝对的观点，又缺乏绝对的内容，有限的精神必然在其外部设定绝对的东西，否则这种对立便不复存在。因此，在《贫困的哲学》中，对所有权的理解被蒲鲁东推向神秘，然后又回到康德，回溯到不可知论。由此，蒲鲁东的哲学论证变成对尘世的咒骂，用意向、激情、欲望来指控对至善的侵犯。

通过梳理可知，蒲鲁东的辩证法是通过费希特知识学所展示的正题-反题-合题的形式来连接康德和黑格尔思想的。在形式上，它虽与黑格尔辩证法类似，但绝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冒用，而是有自己的一套康德-费希特逻辑。正是因为蒲鲁东这种企图在政治经济学中复活德国观念论的建构，给了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总批判的现实意义。

二、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辩证法的三个意蕴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对前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即形而上学中的先验论、实践上的道德主义的批判，二是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即历史合法性的批判。

(一)先验正当性凸显了哲学的贫困

在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论证了“无人身的理性”代替不了经济事实，从而取消形而上学作为“理性的人”在经济学出现的合法性。对人的抽象思辨虽然能描述某些经济事实，但是其演绎并不以经验事实为转移，这种辩证法的论证从事实论证“偷换”到对概念本身的演绎。马克思以分工为例：“既假定有分工，就是假定有交换存在，因此也就有交换价值，这样看来，本来一开头就可以假定有交换价值存在。”(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8页。这种逻辑先于事实的论证过程对形而上学来说并没有问题，但如果把它向经济生活投射，就立马显现出其局限性。

“无人身的理性”演绎会导致一种对事实本身的简化和剔除。蒲鲁东在论证交换价值的时候，由于其本身第一次提纯“自我设定非我”的逻辑演绎下，虽然能得出分工、交换、需求，但实际上并没有准确描述经济事实，所得到的只是“外部反思”，最明显的就是其“好”与“坏”的划分。例如，蒲鲁东认为地租是解释经济学规律的一条通途，因为他把人对土地的占有视为一种永恒的想象。我们无法想象从有人类起就没有占有土地的事实，这种抽象的二律背反使得蒲鲁东获得一种普遍性——使人均分占有土地是“正当”的，从而论证了所有权是“正当”的，反对所有权也是“正当”的，即现实中的土地占有并不是土地所有权“应当”有的样子，我们的任务就是恢复其“应当”。事实上，蒲鲁东把否定的东西经过思辨的演绎重新肯定，即肯定所有权、私有制。蒲鲁东深陷这种第一首项自身的抽象辩证法演绎与作为末项的经济事实本身的二元对立，正如马克思所说，“要说明这种需求，就必须‘假定’有这种需要，但是并不是否定这种需要，这和蒲鲁东先生前言中的第一个定理：‘假定上帝就是否定上帝’正好相反”(21)同上，第78页。。按照这种逻辑，所有的经济事实都应当肯定下来，蒲鲁东的“先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确证了这点。

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蒲鲁东辩证法所代表的“应当”，实际上是对经济事实的逻辑抽象和纯粹思辨，是一种简化和背离：简化在于，它忽视了现实中的各要素对经济现象的影响，从而导致为论证而论证的自欺；背离在于，思辨逻辑的论证造成与现实的割裂。这表现在思辨中就是辩证法，表现在现实中就是二元论。

(二)“视差”是道德主义对辩证法神秘化的原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康德进行了为数不多的集中批判。资产阶级在英法所造成的大面积革命和“启蒙”，实质上是“第三等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反抗与利益再分配；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在法国已成为现实，代表了“第三等级就是一切”的利益诉求。这种“启蒙”的思潮传播到德国，由于其时间上的相同但历史进程的不同，造成一种“视差”。当时德国仍是以容克地主的封建生产为基础的半资本主义式社会。作为启蒙运动的积极拥护者，康德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差异。“因此，不管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察觉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3页。这种理论的“早产儿”先于事实的发生，使马克思不得不对其作出双重批判：“现在我们已在德国中心！我们一方面谈论政治经济学，同时又要谈形而上学。”(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8页。这种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康德所代表的关于“人的理性”所能到达认识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哲学”(法哲学)陷入神秘的首尾倒置的神秘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

这就导致了第二个“视差”，即理论-现实的视差。蒲鲁东和康德想为他们的形而上学赋予一种现实性根基，即把这种想象中的“资产阶级”赋予某类人。由于德国的生产力和法国存在时间相同、进程不同的情况，他们找不到这种把“理性”变为现实的阶级，于是康德和蒲鲁东投向小资产者或者“德国市民”，在现实中的反映是“应当”与“不应当”、好的与坏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和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3页。在现实中表现为二律背反，表现为“自律”，一种二元论的不可知。当资本主义在现实中发生后，其表现形式和他们想的完全不同，留下的只能是咒骂和消毒。

(三)马克思对历史的重新理解

历史对哲学的重要性在于，哲学可以通过历史的合法性来对现实的人进行规训。但这就陷于哲学证明历史、历史证明哲学的循环论证之中。这种循环论证的历史哲学导致两条逻辑：第一条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25)[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1页。。通过历史，我们确证自己是什么而不是什么、能做什么而不能做什么，进而论证人应该是什么。这种路径的典型代表就是康德，在历史领域的表现就是实践理性，它在先验中以自由、上帝和不朽作为担保，在历史中以至善作为准则。正如邓晓芒所言：“我们还不能简单地把康德这种理性的洁癖斥为一种病态，而是要看到他的一种良苦用心，就是要把道德的绝对命令的法则通过严格的理性批判从道德生活中提取出来，以之作为普遍的标准去衡量人类的一切道德或不道德的行为。”(26)参见邓晓芒：《康德道德哲学的立论方式》，《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1期。人类的发展面貌就由自然史变成道德史。第二条逻辑认为历史是一种规律，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抽象运动。极端的例如黑格尔，认为历史就是绝对精神在人和自然中的复写。人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东西，被消解在绝对道德的他者和世界的规律中难以寻觅。因此，历史作为范畴，它的适用性被无限夸大，变成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他们以普遍的绝对性和绝对精神的发展所担保，过去变成一个虚构的“过去”，未来变成一个虚构的“未来”，方向被“必然地”指向未来。

因此，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的重要性在于，他实际上是借蒲鲁东完成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先验自我的展开进而复归到绝对的“自我”之中，历史也不是以现实为担保作为辩证法的末项而开显出的一种抽象运动。历史就是现在，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它本身没有范畴，它的指向就是现在，是现实本身。马克思提出人本身就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9页。的论断。“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0页。人是与他生活的现实环境紧密相连的，如果我们否认这种历史，那就是把历史无限夸大，历史就成为一种抽象的虚构。但这种运动本身成了人的“影子”，要么人动影子不动(康德)，要么人不动影子动(黑格尔)，“因此，要想在不过是这个社会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础上来改造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随着这个影子重新成为具体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决不是梦想中的一个变了形的社会，而是现代社会的实体”(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7页。。这里，马克思把历史的范围极大的收缩，把这个“影子”紧紧附着在现实本身，历史的指向只能是现在，只能是现实的人和他所在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辩证法的运用范围只能在现实中进行论证，如果把历史引向过去就会造成一种“无知之幕”和无数个虚构的“鲁滨逊”，他们会用脚占领第一块未曾开垦的土地，来宣布人类历史的开端。马克思并不否认人有认识过去和未来的可能性，而是取消了用抽象的思辨来论证过去和未来的合法性，取消了由于对经验或实存的不可靠而仅凭二律背反或者辩证法来借历史的名义为形而上学招魂。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30)同上，第145页。辩证法从天国回到人间，现实永远是辩证法的首项，而不是作为末项的证成，它作为方法不会提出任务，因为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1)[德]马克思：《资本论》，冯文光、李其庆译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47页。。辩证法的首项是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总体的东西，如果我们不从具体出发，总体又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复归。

三、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辩证法的两个启示

与蒲鲁东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作品题为《贫困的哲学》相对，马克思把对他的批判起名为《哲学的贫困》。如果说蒲鲁东企图用形而上学来拯救哲学在政治经济中的空场，那么马克思则是对整个哲学进行一个检讨。哲学的“贫困”凸显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形而上学的祛魅，也是对以政治经济学为名恢复形而上学的否定。这其中关键的一环，是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的批判对辩证法进行重新定位。重思马克思对蒲鲁东辩证法的批判，给我们两点启示：

第一，马克思的辩证法既不能作康德式的解读，也不能作黑格尔式的解读。从上文的分析可知，蒲鲁东的辩证法是一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近康德式解读，用道德主义的先验分析来为政治经济学奠基。蒲鲁东的辩证法实际上是为他所设想的实现社会正义张本，服务于他的道德哲学。这在他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表露无疑：“共产制——社会性的最初表现——是社会发展的第一项，即正题；与共产制相反的私有制是第二项，即反题。当我们已经发现第三项、即合题时，我们就可以得到所要求的解答。要知道，这个合题必然是从用反题来纠正正题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必须通过最后一次对于它们两者的特点的研究，来消灭那些与社会性相抵触的特征。两个剩余部分的结合将给予我们人类联合的真正形式。”(32)[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94—295页。蒲鲁东想通过构成价值比例、契约、人民银行和土地所有权的平均分配来实现平等。辩证法作为他的手段，只是一种“纠正”正题的过程，是一种“消毒剂”。先验的真理一旦被认识，剩下的就是对现实的不平等进行“消毒”，恢复它本来的面貌，“因为，归根结底，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即人类的自由、安定和幸福”(33)[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第52页。。

这种道德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僭越是马克思所反对的。首先，马克思在1843年的《洛克茨纳赫笔记》中就已初步形成“事物”决定“逻辑”的唯物主义观点，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主谓颠倒的批判进行深化。其次，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私有制在经济运行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辩证法的运动并不是先验“范畴”的自我消毒和纠正，而是从现实本身出发的历史运动。“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再次，人道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蒲鲁东所认为的首要原则，马克思虽然强调要抓住人本身，但人道主义只是恢复人本身的一个方面，实现人类的自由、安定和幸福的道德诉求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全部，“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64—65页。。

就辩证法本身来说，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恩格斯在1841年对谢林的批判中强调，黑格尔哲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它的“深邃的非静止的辩证法”。马克思也对黑格尔辩证作出积极评价，认为辩证法把“一切既成的形式都看作是过渡的形式”(36)[德]马克思：《资本论》，第847页。。因此，把先验原则作为辩证法的首项不是要描述现实，而是要用“范畴”“正义”来铲除现实本身。

随着20世纪罗尔斯正义论理论的提出，国内外学界对正义论与马克思理论的关系进行了各种探讨，其中不乏创新之处。但通过分析马克思对蒲鲁东辩证法的批判，笔者认为，无论是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正义论的“嵌入”还是“近康德式的解读”，在其理论合法性的检验上都有一定的困难。一方面，用正义论或者康德的思想解读马克思，会不会缩小马克思的理论深度与边界？不论是罗尔斯还是康德，他们的出发点首先是道德哲学的原则，进而以绝对命令来分析社会现实，这种“善”与“恶”的标准是否会令马克思思想缩水还有待商榷。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范畴本身具有非永恒和暂时的性质。如果我们要设定马克思的道德哲学原则，单单从辩证法来看就会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例如，我们从“善”和“恶”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会陷入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压迫奴隶，奴隶的“正义”战胜了奴隶主的“非正义”，这种思想不仅简化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也会使我们陷入“外部反思”的理论窠臼。

第二，马克思对蒲鲁东辩证法批判表明了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蒲鲁东作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不是因为其理论具有深度，而是其具有典型性，因而具备了马克思借以批判的条件。马克思之所以侧重于批判蒲鲁东辩证法的黑格尔维度，是立论于更宽广的批判范围的，即德国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溯源。若只针对蒲鲁东本身进行批判，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自康德以降至青年黑格尔学派以及费尔巴哈等，仍然无法摆脱这种对至高存在者即“无人身理性”确定性的渴望。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存在乃是存在者的存在。按照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思想的事实乃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即存在。存在在根据之本质方式中显示自身”(37)[德]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陈小文、余明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3页。。也就是说，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主语的存在具有无可言辩的正当性，而作为宾词的存在即现实是多变的。在黑格尔以前，存在是先验与事实本身的二律背反，即神-逻辑学(Theo-Logik)。黑格尔则赋予这种存在以运动的形式，即“黑格尔则是绝对地——对他而言即思辨地——来思考这种先验的”(38)同上，第49页。，即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固然，黑格尔辩证法赋予思维以运动的特性，但他的辩证法本身仍具有神学特性，即事实规定观念、观念决定事实。无论黑格尔的辩证法怎样思辨，它的指针仍然指向绝对观念。因此，蒲鲁东借政治经济学的事实来确证形而上学从而拯救“贫困的哲学”，与黑格尔本质上具有同构性。

因此，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就不能仅仅批判他本身，而必须要立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总批判的维度。问题不是“贫困的哲学”而是“哲学的贫困”，如若不突破哲学的旧有形式，辩证法就只能在思维的边界作出无批判的批判。因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蒲鲁东》章中，就不能只批判蒲鲁东一人，而是对德国观念论本身发起总攻：

正因为哲学过去只是事物现状的超验的、抽象的表现，正由于它自己的这种超验性和抽象性，由于它在想象中不同于世界，它必定会以为事物的现状和现实的人是远远低于它自己的；另一方面，因为哲学过去并不是在实际上与世界有所不同，所以它也就未能对世界作出任何实际判断，未能表现出对世界有任何现实的识别力，也就是说，未能通过实践来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4页、265页。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鲍威尔“无限的自我意识”，还是费尔巴哈“感性的人”，实际上都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变种，他要取消的正是这种不容检验的先验正当性，把“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这种手足倒立的态势扭转过来。这是自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所形成的“事物”决定“逻辑”的唯物主义理论态度。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特殊性在于，蒲鲁东把这种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延伸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因而，马克思批判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要解构德国古典哲学，消除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影响；另一方面要重新树立辩证法的权威，使之锻造成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利刃。之所说《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决定性的东西”，就在于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的批判、对德国观念论进行总检讨，确立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新方法——科学的、历史的辩证法。

我们之所以重思马克思对蒲鲁东辩证法的批判，意义在于借此厘清蒲鲁东辩证法的构成，试图还原它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联。蒲鲁东的辩证法不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拙劣模仿，如亨利·德·卢巴克(Henri de Lubac)就认为蒲鲁东拥有他自己的辩证法，只是他在受到其他哲学家的影响后才发现了这一辩证法(40)John Conway O’Brien, “Pierre-Joseph Proudhon, Socialist-Karl Marx, Communist: A Compari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19, Iss 3-5, p.72.。通过蒲鲁东辩证法这个靶子，马克思清算了德国观念论，继而阐发了自己对辩证法的理解。马克思对蒲鲁东借辩证法实现人道主义和企图在政治经济学复活形而上学的驳斥，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而且对目前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康德黑格尔两种倾向之争也有一定借鉴意义。不能否认，蒲鲁东是一个对马克思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马克思和蒲鲁东的理论关系这一重大课题仍尚待研究。笔者相信，这一研究不仅能丰富马克思的理论内容，更对当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