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时代高句丽移民史事考略
——以《申洪之墓志》为线索*

王连龙 丛思飞

（1.吉林大学考古学院；2.吉林艺术学院）

公元398年，拓跋珪定国号为魏，都于平城，即皇帝位，至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是为北魏平城时代。在东北方向上，与北魏长期并存的高句丽政权是汉唐时期由高句丽族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自建立伊始，高句丽政权就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宗藩关系，接受册封，成为中原王朝朝贡体制下的一个重要成员。在北魏平城时代，大量高句丽移民以不同方式进入平城地区，为鲜卑拓跋氏早期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遗憾的是，因为史料缺乏等原因，平城时代高句丽移民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幸运的是，20世纪40年代大同地区出土的《申洪之墓志》中保存有高句丽移民若干信息，弥足珍贵。本文拟在《申洪之墓志》相关记载基础上，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对北魏平城时代高句丽移民史事进行考证，以期对古代多民族聚居区域及相关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从三、四世纪北方政治格局来看，因为三燕政权的存在，北魏、高句丽并未直接接壤。不过，根据笔者研究，三燕曾将近15万高句丽移民迁入辽西地区，以青山、棘城为起点，经龙城、蓟城，最后聚居于邺城、中山等地区[1]。随着北魏与后燕、北燕之间掠夺战争的频繁爆发，原存于三燕的高句丽移民又被间接地迁徙到平城地区。其中，最著名的移民事件是天兴元年（398年）大移民。根据《魏书·道武帝纪》所载，天兴元年春正月，拓跋珪攻取后燕中山后，“辛酉，车驾发自中山，至于望都尧山。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畤宫，更选屯卫。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2]。在这次移民活动中，高句丽移民独自成类，与山东民吏、慕容部民一起组成三十六万人的移民团体。至于此次高句丽移民数量，史籍未有明确记载。使情况变得更复杂的是，《魏书》所载迁徙总数“三十六万”，《北史》《册府元龟》《通志》等引作“三十六署”，并与“百工伎巧”连文，致使移民总数减少至十余万口。学界对此也多有探讨[3]。实际上，清代学者修《四库全书》时已经注意“署”为“万”之讹[4]。更为直接的证据是，天兴元年移民事件亲历者张济明确讲到魏定中山后，迁徙“七万余家”到平城[5]。以一户五口计算，“七万余家”约等于上举“三十六万”之数，可证《魏书》记载无误。如此，联想到三燕存在高句丽移民“十五万”的总数，以及作为“三十六万”之三分之一部分，天兴元年迁往平城的高句丽人保守估计有数万户之众。

与数万户数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史籍再无平城高句丽移民相关记载，学界的研究也至此而止[6]。这些高句丽移民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仿佛不曾存在过。幸运的是，地不爱宝，20世纪40年代大同地区出土的《申洪之墓志》中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为平城时代高句丽移民寻踪带来了曙光。《申洪之墓志》出土时地不详，相关图版信息等最初由日本学者披露[7]，后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8]。《申洪之墓志》现藏大同市博物馆，为行文之便，今据墓志原石及拓本，誊录墓志文如下：

君姓申，讳洪之，魏郡魏县人也。曾祖钟，前赵司徒、东阳公。祖道生，辅国将军、兖州刺史、金乡县侯。子孙家焉。君少遭屯蹇，与兄直懃令乾之归命于魏。君识干强明，行操贞敏，孝友慈仁，温恭惠和。兄弟同居，白首交欢；闺门怡怡，九族式轨。是以诠才委任，甫授东宫莫堤，将阐茂绩，克崇世业。而降年不遐，年五十有七，以魏延兴二年十月五日丧于京师。以旧坟悬远，归窆理难。且嬴博之葬，盖随时矣。考谋龟筮，皆休云吉。遂筑茔于平城桑干河南。形随化往，德与时著，敢剋斯石，以昭不朽。

先地主文忸于吴提、贺赖吐伏延、贺赖吐根、高梨高郁突四人边买地廿顷，官绢百匹，从来廿一年。今洪之丧灵，永安于此。故记之。

依墓志所言，申洪之祖籍魏郡魏县（今河北省邯郸市东南部），后随祖父定居金乡（今山东省济宁市西南部），北魏永初三年（422年），金乡没于魏，申洪之兄弟等人被迁于平城，以延兴二年（472年）十月五日卒，享年五十七，葬于平城桑干河南。

值得注意的是，墓志最后记载申洪之21年前曾以官绢百匹的价格于地主文忸于吴提、贺赖吐伏延、贺赖吐根、高梨高郁突等4人买地20顷。“地主”高郁突，即是卖地者之一。关于申洪之墓志后涉及土地买卖部分文字的性质，学界存在不同意见[9]。笔者认为这段文字中卖家、买家、土地面积、价格、时间等因素齐全，是一件标准的土地交易契约。文中出现了“地主”“丧灵”等词汇，墓葬买地券气息浓厚。土地买卖部分文字单列于墓志文后，字体大小有异，与北魏时期出现的王皓墓志、买地券[10]并见等形式一致。所以，从内容、文辞、形式等方面来看，这是一件附属于墓志之后的买地券。但与一般买地券不同的是，这件买地券不带宗教镇墓色彩，侧重于土地买卖，应该是当时现实世界地契的直观反映。券文中买地后出现的“洪之丧灵，永安于此”，也与买地券中常见的“冢中先人，无惊无恐，安隐如故”[11]“先有居者，各相安好”[12]等相一致，表现出安葬比邻，和睦相处的良好愿望。那么，作为墓域四周的“地主”，即先前入葬者，高郁突等四人应该真实存在。

在墓志文中，高郁突全称为“高梨高郁突”。关于“高梨”，周伟洲认为“高梨”当是“高丽”的别写。殷宪同意周说，并提出“高梨高郁突”本名高梨郁秃，高梨为姓，郁秃为名[13]。鲁西奇主张“高梨”或当即“高离”，指高句丽[14]。后来侯旭东、罗新两位从周、殷二说，认为高郁突是高句丽人[15]。以上诸位均认为高郁突是高句丽人，非常正确。但“高梨”如何等同“高丽”，因为涉及到高郁突身份的认定，还需要进一步的系统论证。按，《说文》云：“梨，果名。从木声。，古文利。”以目前掌握史料观之，未见“梨”“丽”直接通用的例证。不过，以音同之故，传世文献中“梨”“黎”古同。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黎且谓景公曰。”《太平御览》引“黎且”作“梨鉏”。这种通用也得到出土文献的印证，如《杨震碑》“凡百梨萌”、《高颐碑》“梨庶□□”、《元钦墓志》“吊彼萌䔧”等碑刻中出现的“梨（䔧）”均通“黎”。就此而言，《申洪之墓志》中的“高梨”即是“高黎”。又因“黎”与“丽”“骊”皆通用，“高梨”等同“高丽”即可讲通。各举一例：《大戴礼记·保傅》：“而厉公以见杀于匠黎之宫。”《新书·胎教》引“黎”作“丽”。又《尚书·大贡》：“厥土青黎。”《史记·夏本纪》作“厥土青骊”，《太平御览》引“黎”作“骊”。更直接的证据是，“高丽”也可以写作“高黎”。如《大唐新语·极谏》“高黎”三见，《执法》“高黎”一见，皆关“高丽”史事，均指“高丽”。其中《极谏》：“高黎虽平，扶余尚梗。”《唐会要·行幸》作“高丽虽平，扶余尚梗”，可为佐证。众所周知，汉唐时期高句丽又称高丽。因为高句丽在接受中原王朝册封后，易名为高丽，这在学术界已形成共识[16]。由此判定，高郁突是一名生活在平城的高句丽人。

关于高郁突何时来到平城，墓志没有明确记载，可以根据申洪之生卒年略作推测。按，申洪之卒于延兴二年（472年），享年五十七，逆推之，其当生于泰常元年（416年）。考虑到高郁突先卒先葬，且买地券签于21年前，则高郁突的年龄要远远大于申洪之，甚至要生于泰常元年之前。那么，这个时间点就与上述天兴元年高句丽移民大迁徙相契合。换言之，高郁突应该是在天兴元年被拓跋珪从中山迁徙至平城。

申洪之墓志有关高郁突的记载不多，但也透露出一些西迁高句丽移民的生活信息。

首先，“高郁突”的姓名。从墓志文记录情况来看，“高郁突”置于“高梨”之后。“高梨”既为族属，则“高”应该为姓，“郁突”即是其名。高氏缘起，史有明载。《魏书·高句丽传》云：“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即以高句丽出于夫余，先祖朱蒙建国，号高句丽，以高为氏。这样的表述内容及方式还见于《周书·高丽传》《北史·高句丽传》《隋书·高丽传》《通典·高句丽》，以及《好太王碑》[17]《冉牟墓志》[18]等出土碑志。相比“高”氏而言，“郁突”与高句丽人名凸显不类。稽查《魏书》《三国史记》等典籍，不见以“郁突”为名的高句丽人。反而是代北贵族名号中多见“突”字，如与高郁突时代相近的和突[19]、陆突[20]、元突[21]、封和突[22]、纥干和突[23]等人。那么，“高”加“郁突”这种高句丽姓氏与代人名字结合方式的出现，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高郁突移民平城后曾经更改名字。这种推测并非没有依据，稽查史籍所载，移民改名的现象在北魏初期的平城较为常见。如张蒲，字玄则，河内修武人，本名“谟”，天兴元年被拓跋珪迁徙至平城后，改名为“蒲”[24]。又如高闾，渔阳雍奴人，移民平城后，易本名“驴”为“闾”[25]。还有古弼，为拓跋嗣所喜爱，赐名曰“笔”，取其直而有用，后改名“弼”[26]。在上举美名之外，也存在改恶名的现象。如铁弗刘虎曾孙屈孑，本名勃勃，拓跋嗣改其名曰“屈孑”。屈孑者，卑下之义[27]。同样，赵黑，字文静，初名海，本凉州隶户，魏平凉州，没入为阉人，因改名为“黑”[28]。相比之下，高郁突之“突”，与“秃”“拓”属于同音异译。孝文帝改姓诏书称“北人谓土为拓”，虽有美誉攀附成分，但也可以推测出“突”属于美名范畴，元突、封和突、纥干和突等名的出现也是佐证。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中古北族名号研究，提出“拓”为官号的观点，也值得重视[29]。至于“郁突”的出处，笔者注意到突厥语中有一词，与“郁突”发音相近，义为战时保卫可汗的守卫人员或者与可汗同行的随员。相类似的是，蒙古语中“郁突”表示力气、力量的意思。所以，高郁突改名的“郁突”语源应该是突厥语

从传世文献上看，高郁突的改名并不是西迁高句丽移民唯一者。根据《周书·高琳传》记载，“高琳字珉，其先高勾丽人也。六世祖钦，为质于慕容廆，遂仕于燕。五世祖宗，率众归魏，拜第一领民酋长，赐姓羽真氏。祖明、父迁仕魏，咸亦显达”。高宗归魏时间不详，但在移民平城后，赐姓羽真氏，这与高郁突改名属于同一性质。进而又显示出高郁突出身高贵，并非一般平民，其改名极有可能是官方行为。无论是自改名讳，还是奉制赐姓，都反映出高句丽移民在慢慢融入鲜卑社会。

其次，“桑干河南”。桑干河，作为申洪之墓地所在，其与高郁突并无直接关系。但是按照买地券的记述，申洪之墓地所用二十顷土地买自高郁突等四人，所以桑干河南的申洪之墓地曾有一部分为高郁突所有。也就是说，高郁突的土地在桑干河南岸某地。这就涉及高句丽移民安置区域问题。前文已言，高句丽移民自迁徙入辽西，从青山至中山，一直聚族而居，进入平城地区后，赏赐耕牛，计口受田，分土定居。那么，这个“桑干河南”就是天兴元年高句丽移民的聚居之地。关于桑干河，郦道元《水经注》有明确记载：“桑干水又东南径黄瓜阜曲西，又屈径其堆南。……又东，右合枝津，枝津上承桑干河，东南流径桑郡北，大魏因水以立郡，受厥称焉。……（南）池水又东北注桑干水，为湿（㶟）水，并受通称矣。”[30]文中“桑干河”与“桑干水”并见，恐非一河，应该指桑干水南未与之交汇前的㶟水，即是郦道元记录的狭义“桑干河”。此外，还有广义的“桑干河”，通指桑干水及其与㶟水交汇后的㶟水。如《魏书·仇洛齐传》载，仇洛齐自中山乘驴赴平城，“鲁元候知将至，结从者百余骑，迎于桑干河”。中山至平城的直道，拓跋珪在天兴元年平定后燕后就开始修建，后来专称“定州大道”[31]。那么，鲁元迎接仇洛齐的“桑干河”，就是平城东南与“定州大道”交汇的㶟水。此外，《南齐书·魏虏传》也记载“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界，流入海，去城五十里”。及《史记·韩信列传》：“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索隐》引证《北疆记》“桑干河北有白登山，冒顿围汉高之所，今犹有垒壁”。均可证明桑干水与㶟水汇合后的㶟水又称桑干河。这应该是前田正名所谓“桑干河在北魏时代既称桑干水也称作㶟水”[32]的根据所在。无论狭义，还是广义，“桑干河南”都为高句丽移民聚居区域的寻找指明了方向。回顾《魏书》所言天兴元年大移民，有一个信息值得注意，即“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畤宫，更选屯卫。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现已探明，繁畤故城在今山西省朔州市应县东北边耀乡边耀山麓西的浑河曲畔[33]。这一区域邻近黄瓜堆、白狼堆，位于桑干河南岸，与《申洪之墓志》所载高郁突土地所在“桑干河南”相对应。这个对应关系不仅反映出《申洪之墓志》出土于浑河曲畔，更能证明今应县边耀乡一带即是高句丽移民聚居区域所在。

至于拓跋珪为何将高句丽等移民安置于繁畤，即今应县边耀乡一带，关系到高句丽移民的生活环境等问题，也值得探讨。繁畤，汉晋属于雁门郡，群山环而拱之，故名，地势险要，北魏初即为拓跋氏所重。繁畤地有宫城，什翼犍即位于此[34]，天兴元年拓跋珪南下，毗陵王顺曾据繁畤故城力战叛军[35]，说明繁畤为北魏初期重要的政治、军事据点。就此而言，拓跋珪将高句丽移民安置于繁畤，相类于咸康八年（342年）慕容皝移居高句丽民众于大青山。在政治、军事因素之外，拓跋珪考虑更多的或许是经济因素。繁畤在崞川，今称浑河水，该水系在边耀山麓西形成广阔的冲积平原区域。按照北魏初制定的畿甸之制，边耀乡一带属于“畿内之田”[36]，位于桑干河南，历来为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区域所在。和跋曾告诫子弟“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37]，即是例证。就高句丽移民而言，其擅于耕种，也适合聚居于繁畤这样的农业区域。高句丽早期处于五女山、丸都山，耕地无多，但用力佃作，“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38]。此外，这些高句丽移民被迁入中原近五十年，应该学习并掌握了先进的农耕技术，自然是农业移民的最适合对象。

拓跋珪迁徙高句丽移民至繁畤后，分地定居，计口授田，并配以牛耕等生产工具。当然，这是国家层面的宏观管理模式，至于移民群体内部组织形式，史无明载。不过，上文分析买地券时，已经确证高郁突拥有多余土地，从事买卖。此外，高郁突改名现象也透露出其出身不凡，应该为高句丽贵族。高句丽建国初期，“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39]。五族，即五个具有血亲关系的宗族集团。五族首领均担任高句丽中央领导层官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到了与平城时代相对应的高句丽好太王及长寿王统治时期，五族制的原始属性已经减弱，逐渐演变为封建制国家阶级关系。高句丽王族、五族大人等贵族转化为地主阶层，与之并存的就是大量的自耕农民和依附农民。从高郁突身份来看，高句丽的封建制国家阶级关系也同样存在于平城高句丽移民群体中。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平城时代的拓跋氏政权正由部族联盟向封建国家过渡，社会发展程度与高句丽相当，统治阶层没必要对移民群体组织形式做进一步的改变；另一方面，北魏统治者继承历代移民管理政策，也习惯性地利用高句丽王族、五族大人等贵族来协助管理移民群体。如前文言高琳“五世祖宗，率众归魏，拜第一领民酋长，赐姓羽真氏”。高宗既然能率众归附北魏，并被任命为第一领民酋长，说明其原本即为高句丽移民宗族首领。此外，辽宁省朝阳出土的高句丽移民后裔高淑英墓志也载高淑英曾祖高会任北魏“本蕃大首领”[40]。既言“本蕃”，说明高句丽移民存在“蕃”，即以部族形式聚居，“大首领”在高句丽移民群体中具有宗族管理职能。《申洪之墓志》显示出，北魏平城时代的高句丽移民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高郁突作为地主阶层，担负着移民族群的管理职能。

从目前高句丽移民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在唐代的洛阳、西安及辽西等地区。《申洪之墓志》中高句丽移民信息的发现，对于唐以前高句丽移民情况的考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以北魏平城时代历史观之，曾有大量族群被迁徙至平城地区，为北魏初期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贡献良多。作为众多移民中有代表性的高句丽移民，对其进行的个案考察，于古代多民族聚居区域及相关问题研究都有所裨益。就高郁突个人而言，虽然其出身高句丽贵族，但也存有众多高句丽移民的来源、途径、安置、融合等共性。相信随着出土文献的陆续发现，北魏平城时代高句丽移民问题会有更深入的研究。本文仅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学者对高句丽移民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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