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尽何以救民:1948年春山东解放区政府的灾荒应对

邓 广

(聊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现有研究表明，中共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灾荒救治方案。与历代王朝相比，在救灾问题上，战时中共有着自己的优势，即共产党扎根农村且以阶级为划分标准，天然地与弱势群体的贫雇农站在一起，这使得中共更易发现农村灾情，救灾的意愿和努力更为突出，故救灾成效显然。(1)有关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灾荒救济的研究颇多，这些研究均表明中共在灾荒救治方面极为成功。参见李金铮：《晋察冀边区1939年的救灾渡荒工作》，《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高冬梅：《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郝平：《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粮食危机及应对》，《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这种优势在此后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得以继承，然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救灾方面的困境也愈加突显。这是因为随着解放区土改的深入，传统救灾中作为政府救灾重要补充的民间救济被弱化，特别是士绅大户在救灾中所发挥的作用消失，而近代新兴的诸如华洋义赈等外来救济难在解放区觅及，故此时已无外力分担中共的救灾压力。

检视目前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灾荒治理的研究，多静态之总结，少过程之分析，且多表其功，少触及问题。这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中共为救灾而努力的艰辛。事实上，中共并非全能战士，在上述缺乏外力协助且又处于战时紧张状态下，如何妥善应对灾情，对于解放区政府而言本身即是一大考验。更为棘手的是，战时中共军需财粮的供应本就极为紧张，在此情形下，解放区政府又有多少余力可向灾民施以救济？可做对照的是，抗战时期，面对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国民政府就因优先考虑河南驻军而非当地老百姓的粮食需求，致使救灾不力，灾民遍野。然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并未发生如此惨剧。两党灾情应对的结果反差极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1949年国共鼎革的结局。那么解放战争期间，面对上述困难，中共是如何救济灾民的呢？

本文聚焦1948年春山东解放区的灾荒，以灾情的发展为线，过程性地梳理和考察中共华东局(2)中共华东局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解放区的最高领导机关。1945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和华中局合并组成华东局，此后山东分局撤销，华东局直接领导中共山东各区党委。随着战事发展，1947年初华中后方机关北移山东，华东局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山东地区。和山东解放区政府在救灾中所遭遇的困难、解决之道和救灾成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救灾背后所反映出的中共革命的某些特质。

一、年初灾情与华东局的初步应对

1948年初，中共已经掌握了山东战场的主动权，山东各解放区逐渐连接成一片。对中共而言，战争形势可谓大好。然而，此时摆在中共面前的却是一个破败的农村，山东解放区农民存粮普遍不足，灾荒问题开始突显。

对近代农民而言，春荒几乎年年有之，不足为奇。该年华北各解放区尤以山东灾情为重。在山东，灾情又以大鲁南(鲁中、鲁南和滨海地区)最重，胶东次之，渤海(区)再次之。(3)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分为鲁中、鲁南、胶东、渤海和滨海5个地区，渤海区大致是指津浦线以东，胶济线以北，潍县以西的地区。该年山东灾情之严重，当时公开报道中几乎用了最严重的词语来描述。华东局称“空前的严重”(4)《华东财办负责人谈生产救灾》，《大众日报》1948年3月11日，第1版。，鲁南区党委书记傅秋涛称“历年来前所未有”。(5)《鲁南区党委傅秋涛同志传达生产救灾布置》，《大众日报》1948年3月11日，第1版。据灾后中共中央通报，大鲁南“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农民嗷嗷待哺”。(6)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克服财政困难经验的通报》，1948年7月15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46-1-214-8。鲁中区党委书记高克亭回忆，该地“群众生活极其困难，有些地方群众吃糠咽菜都难以为继”。(7)高克亭：《忆郭子化同志》，戚惠民、董助才主编：《忆郭子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该年灾象在年初就已显露端倪。1948年初，持论相对公允的《大公报》描述经战争洗礼的胶东解放区，“壮年都被征走了，遗留下的老弱妇孺，耕种无力，田地荒芜……小麦依然未下种，三十七年春荒就要临头了。”(8)《胶东百姓在呻吟》，《大公报》(天津)1948年1月8日，第4版。胶东灾情最严重的为南海和西海两区。(9)胶东解放区主要辖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和滨北5个区，其中，西海区大致是向西靠近潍坊的胶东地区，南海区大致是向南靠近青岛的胶东地区。1948年初，南海地委称，“受灾难的区域全南海8个县就有33个区，其中最严重，生活无法维持者即有21个区，如按人口计算将有70万人口左右”，约占南海总人口的1/4。(10)南海地委：《关于今冬明春生产度荒的重要决定》，1948年1月19日，山东省潍坊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41-1-5-35。南海区总人口没有相关统计，该地600万亩耕地，以该年调查，胶东人均土地2.2亩计算，南海人口大约为272万，无法生活的比例即为25%。作为大后方的渤海区，尽管没有遭受战争的直接破坏，但仍未避免灾荒的发生。1947年10月底，在渤海区主持工作的舒同称该地“到现在群众还有许多地没有耕的”。(11)《舒同主任在华东局工委高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7年10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3页。1947年底，华东工委委员张蓬给邓子恢去信，反映渤海三专署“由于水灾，食粮不多，明春灾荒饥饿可能严重”。(12)《张蓬同志给邓政委的信》，1948年1月4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46-1-179-22。

对于即将到来的灾荒，中共华东局和各级政府提前作出了应对。如胶东地区，行署在1947年下半年就反复号召生产备荒，甚至早在8月份，就开始动员全体军民收集野菜准备度荒。(13)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关于生产备战节约，紧急备荒的号召》，《大众报》1947年8月15日，第1版。1947年11月，华东局在大鲁南会议上提出“生产节约备荒救灾”的问题。1948年元旦前后，中共领导的山东省政府接连发布了备荒救灾的“八项禁令”和“十项要求”。要求严禁政府扩军、摊派和募捐；禁止民间宰杀耕牛，破坏生产；号召农民冬天“吃糠咽菜”；早种春菜，爱护“树头菜”等。(14)分别见《山东省政府关于为减轻人民负担，节约备荒的八项禁令》，1947年12月28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第528页；《山东省政府布告》，《大众日报》1948年1月1日，第1版。

尽管华东局和各行署均已注意到该年春荒问题，不过，此时的救灾工作多停留在号召和动员的层面，实际的工作重心并没有完全转移到农村救荒上来。这可从华东局会议和沂源县个案有所了解。

1947年12月18日，位于胶东的中共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等人与远在后方渤海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康生和华东工委书记邓子恢等通气，一致认为“山东干部理论水平低，山头宗派观点和盲目性很浓厚”。鉴于此前渤海整党取得的成绩，饶漱石等人决定继11月份大鲁南会议后，在来年召集胶东县级以上干部，召开为期一个月的胶东高干会议。会议主旨是批判华东局过去土改的错误和讨论中央土地会议决议。(15)《饶黎张同意康张邓对山东党内情况的估计》，1947年12月18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46-1-176-13。现实情况是，胶东高干会议迟至1948年2月16日才告结束。(16)饶漱石：《在胶东高干会议闭幕时的总结》，1948年2月16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46-1-180-8。由此可以看出，在华东局的意识中，这一时期土改整党才是首要议题。

沂源县个案也可发现此种倾向。1947年10月全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华东局对于如何具体平分土地尚无经验。11月，华东局以鲁中沂源县作为试验县，派工作组进驻该县三个村做平分土地的试点工作。(17)刘延博：《沂源县一九四八年的生产救灾》，中共沂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沂源党史资料》第2辑，1988年版，第14页。据高克亭回忆，该工作组除了进行平分土地的试点外，还负责指导整党工作。(18)高克亭：《我的革命生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当然，无论是平分土地还是指导整党，均与生产救灾无直接关联。

迟至1948年1月底，土改工作组并没有分心该地灾情。直到1948年2月，该县张庄区区委书记朱涛上报灾情，作为县委书记兼土改工作组副组长的刘延博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据朱涛汇报，“张庄区灾情非常严重，群众既没吃的又没烧的，已经饿死了三口人”。而且，此前北撤的群众陆续返家，“随着人口增加，灾情又一天比一天严重”。(19)刘延博：《沂源县一九四八年的生产救灾》，中共沂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沂源党史资料》第2辑，1988年版，第14页。当刘延博将此问题反映给华东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兼该县土改工作组组长贺致平时，贺还没有意识到灾情严重，两人甚至为下一步工作重点是“土改试点”还是“生产救灾”问题产生了分歧。此问题上报鲁中区党委，党委书记高克亭也不敢决定，随即上报华东局，才明确该县应立即救灾。(20)刘延博：《沂源县一九四八年的生产救灾》，《沂源党史资料》第2辑，第14页。另参考贺致平：《忆沂源县的生产救灾运动》，沂源县民政局编：《南麻战役》，1992年版，第188—193页；高克亭：《忆郭子化同志》，戚惠民、董助才主编：《忆郭子化》，第94页。

由此可以看出，在1948年2月份沂源灾情上报华东局前，鲁中区党委乃至华东局尚没有将救灾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时任华东局组织委员会主任的张鼎丞也承认，华东局对于生产救灾“动员迟了些”，“有许多客观原因，我们对于生产救灾的实际准备不足”。(21)《张鼎丞同志在讨论五莲县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8年2月，《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当然，也不能苛责解放区政府在救灾方面的应对迟缓，如果注意到新旧历时间的间隔，该年农历春节为1948年2月10日，按往年春荒规律，农历春节前后，仅是春荒初发期(22)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21页。，政府尚无需全力以对。而且沂源县为山东解放区灾情最严重地区之一，其它地区灾情应轻于此，且该县灾情的发现也尚属及时。不过，沂源个案已经表明，全省严峻的灾荒已经开始，华东局必须严阵以待。

二、政府救济为主的度荒

沂源个案对于华东局工作重心的转移起到多大作用尚不知晓。可知的是，在该月下旬(2月27日)，中共华东局在其机关报上发表了“生产救灾为目前严重任务”的公告，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彻底转移到救灾上来。华东局要求各地党委应抓紧救灾，要做到“不饿死一个人，不荒掉一亩地”。(23)《华东局连续举行会议，作出生产救灾决定》，《大众日报》1948年2月27日，第1版。不久，华东局又在指示中进一步强调：“明确规定春耕生产和救灾工作是当前的紧急和中心任务，除作战外，一切其他工作都要服从这中心工作。”(24)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春耕生产和救灾工作的指示》，1948年3月8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0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至此，该年山东解放区的救灾工作全面展开。

政府是如何救灾的呢？华东局提出了包括“以工代赈”“社会互济”“清理公家存粮”等救灾方案(25)《华东局连续举行会议，作出生产救灾决定》，《大众日报》1948年2月27日，第1版。，其中，“以工代赈”成效尤为明显。以工代赈，即灾民以劳动换取赈济报酬。对中共而言，早在抗战时期就以此种方式救济根据地灾民，此时已颇有经验。具体而言，男性劳动力主要通过运输、筑路和修水利等劳动方式换取报酬，其中，又以“运输”最为普遍。

所谓“运输”，即政府将粮棉从储备相对较多的渤海区和胶东的部分地区调运到严重短缺的大鲁南和胶东区部分地区。调运的粮棉部分用于救济灾民；部分投入市场，平抑物价；部分为党政开支。5月份饶漱石向中共中央报告，省粮食局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先后从渤海、胶东余粮区调剂3450万斤粮食到灾区。(26)《饶漱石在五月份给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的综合报告》，1948年5月8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0辑，第175页。灾民从这些粮食中得到多少救济呢？按3月1日省粮食局制定的“提成包工”运粮办法规定：每运100里，平原按运量的13%提成，山地按15%提成。(27)《省粮食总局决定运粮新办法，提成包工以工代赈》，《大众日报》1948年3月1日，第1版。据反映这一标准已经高于一般农民的收入水准，而且各地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将薪酬进一步提高。(28)《编后话》，《大众日报》1948年4月18日，第2版。据莒沂、莒北、莒县、沂北、安邱5县3月运粮的不完全统计，民工运粮340余万斤，提成粮80余万斤，提成比例达23.5%。(29)《二十五天工赈运粮，帮助万余户渡荒》，《大众日报》1948年4月21日，第2版。另据莒沂县上半年统计，6次调运粮食597.3217万斤，仅农民运输提成就有148.1131万斤，提成粮占运粮总数的24.8%。(30)鲁中南莒沂县委：《上半年生救工作的初步总结》，1948年8月29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2-10。鲁中实业部门的总结更称，“以工代赈运粮中除去提成粮外，所剩很少”。(31)《鲁中实业部门会议总结生产救灾工作》，《大众日报》1948年5月20日，第1版。由此可知，以工代赈的运输方式确实给灾民提供了大量粮食救助。

由于得到实际利益，灾民们运粮热情高涨。以往支前中，由于没有提成粮，许多民工是应付态度。据1948年省支前委员会对战争以来历次支前运粮总结称，小车载重低，“平均二百斤”。(32)山东省政府支前委员会：《两年来支前粮食供应工作报告》，1948年11月17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6-1-28-25。而此次运粮，灾民表现出极大热情。莒沂县报告：“现在以工代赈的运输，群众是自觉自愿，不像过去在支前中运的数少，费人力又多。在去年支前时，两人一辆小车运二百斤，今天平均起来，没动没静每个人一辆小车一般的推四百斤至五百斤，多至六七百斤，顶少的还是三百斤……一听说有运输任务，群众争着干。”(33)鲁中南莒沂县委：《上半年生救工作的初步总结》，1948年8月29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2-10。沂北县在“以工代赈”的运棉过程中，也比以往高出不少，“有的车子推到四百余斤，少的二百余斤，一般的三百多斤”。(34)《沂北县运棉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8月17日，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8。而据华东局机关报反映：不少地区灾民，在春耕紧要时期，“宁可放着地里的活不干，抢着要运输”。(35)《编后话》，《大众日报》1948年4月18日，第2版。

不过，战时农村成年男性大量参军和支前，许多农户缺乏劳动力，无法受惠于运输救济。为此，政府专门针对女性，提供了“做鞋”和“纺织”两类以工代赈的救济方式。

华东野战军所穿军鞋多是解放区妇女所做。在战争前期，军鞋多是以慰劳输捐的方式摊派到农户，妇女做鞋基本没有酬劳，政府“即使给钱，定价也很低”。这种方式虽然节省了政府开支，但军鞋“质量极差，常常穿几天就坏了”，部队称之为“礼拜鞋”。1947年5月，分管华野后勤支前工作的邓子恢，提议改由政府规定鞋子规格，以合理报酬交农村妇女订做。此后，山东各解放区多以此方式实施。(36)《华东局关于支前工作的讨论》，1947年5月22日，刘瑞龙主编：《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金盾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政策规定订做军鞋应给予农民合理报酬，但现实中仍存有不小比例的“摊派军鞋”现象。因此，做军鞋成为解放区政府和农民“公私两利”的事情，特别是对解决此时灾荒中农民吃粮问题有重要帮助。

以鲁中区为例，1948年2月9日，鲁中二专署动员各地妇女做鞋卖。规定所做军鞋由各地工商局、商店或生产推进社等机构按当地市价收购，而且考虑到贫雇农、军工烈属和难民妇女缺乏做鞋原料，各县银行办事处先提供贷款。(37)鲁中区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关于发动群众做鞋子的指示》，1948年2月9日，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2-1-4-16。在南麻县，有专人在市集上收购鞋和纺线，并可以鞋、线换粮，一双好鞋可籴粮2大升(36斤)，最优等线一斤亦可换粮2升。(38)《悦庄商店稳定粮价，南麻集上低价粜粮》，《大众日报》1948年3月14日，第2版。在沂中县，由合作社商店采购做鞋原料卖给或贷给群众，做成鞋后由东里、郭庄、沂城、荆山等区联社按市价收买。(39)《沂中合作社会议决定业务结合生产救灾，纠正单纯盈利观点》，《大众日报》1948年3月22日，第2版。在胶东滨北区，仅“上鞋”(将鞋帮和鞋底缝合在一起)一等品可换高粱1斤，二等品换高粱14两，三等品换高粱12两，一般妇女每天可上两三双。(40)《滨北实业推进社发动贫苦妇女上鞋》，《大众日报》1948年3月29日，第2版。不同资料均反映，农民对于做鞋挣工资非常认可。沂源县大部分青壮年妇女均加入做鞋生产，该县灾情最重的旋风峪、西顾庄“妇女日夜不停的做鞋”。(41)《沂源张庄区一个月生产救灾概况》，《大众日报》1948年4月27日，第3版。沂北县黄家峪一妇女，“七天做了两双鞋，因身子不壮实，又加腿上搓麻线多，将腿搓肿了，无法，在晚上用他男人的腿上搓”。(42)《关于长安区生产状况》，1948年，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14。据该县一个月不完全统计，做鞋(包括纳鞋底)1.5万双，得工资粮食13.2万斤。(43)《沂北县委关于生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4月2日，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15。

政府为扶持农家纺织也做出各种努力。以胶东为例，因洋纱、洋布的价格要比土线、土布价格便宜，往年政府从财政角度考虑，多从国统区购买洋纱、洋布。不过，此种做法却使得解放区内土线、土布价格大跌，抑制了小农家庭的纺织发展。此时，为了扶持农家纺织，政府下令禁止洋纱、洋布流入解放区，同时，公营商店向农村妇女发放棉花、收买成品。(44)《胶东工商局决定大力扶植纺织》，《大众日报》1948年3月1日，第3版。

“以工代赈”的政府救济遏制了灾情的发展。迟至4月中旬，各地对一个多月的救灾总结中，均指出救灾取得了显著成效。4月14日，沂源县县委书记在会议上分析，由于政府援助，“目前除少数灾情特别严重，劳力奇缺，生活艰难，无力耕作外，一般村庄春耕期间吃粮均可勉强维持”。(45)《检讨克服尾巴主义》，《大众日报》1948年4月25日，第3版。前述该县灾情严重的张庄区，“各村讨饭的已成个别现象”。(46)《沂源张庄区一个月生产救灾概况》，《大众日报》1948年4月27日，第3版。沂北县也称救灾工作“在三月份很好，一般的给缺粮户解决了困难，明显的减少了讨饭户”。(47)《沂北县委关于目前生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4月26日，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16。该县灾情最严重的韩旺区，靠做鞋和运粮“全区讨饭的已减少了三分之二多”。(48)《发动各区开展生救情况报告》，1948年4月17日，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7。4月16日，胶东灾情严重的西海地区也汇报：“在抢救灾荒方面经半月余努力，除新收复区外，算是基本上解决了饿死人的问题。情况已较缓和，大体可支持一个时间。”(49)中共西海地委：《区党委生救工作会议后西海情况简报给向、赖同志信》，1948年4月16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24-1-581-3。

三、政府财粮不足与灾情再次加剧

在救灾工作全力展开，灾情得到初步遏制的同时，以工代赈的问题逐渐显露。这是因为无论运输还是做鞋，背后所依靠的是政府强有力的财粮支持。问题是，解放区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财粮储备？

从相关文件中可知，该年华东局的供需矛盾极为紧张。2月间，华东局财办主任曾山在胶东高干会议上讲，“华东去年经敌人进攻，公私损失奇重”，在全国各解放区中“华东财政亏空最大，去年亏空了五百万万元”。该年上半年预算，在华野西兵团已经外线作战的情况下，华东局现有粮数尚缺两个月。(50)曾山：《财经工作的报告》，1948年2月15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46-1-180-9。曾山所言并非夸张，在此前后，山东党政部门对此也多有相似反映。年初，山东省粮食总局下发“关于战胜粮荒的紧急指示”，指出“目前各地粮荒现象已日趋严重”(51)省粮食总局：《关于战胜粮荒的紧急指示》，1948年1月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14-1-14-11。,为此，华东局下发了“立即减少吃粮人数的紧急指示”。(52)《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立即减少吃粮人数的紧急指示》，1948年1月19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0辑，第27页。同期，胶东灾情严重的南海区指出：“按预计的秋征粮(1947年秋征——引者注)计算，党政军也仅能吃到三月底。”(53)南海地委：《关于今冬明春生产渡荒的重要决定》，1948年1月19日，潍坊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41-1-5-35。该年灾荒过后，饶漱石在向中央汇报中反映：“严重战争与灾荒造成去冬今春华东财政粮食严重的困难。”(54)《饶漱石关于山东各方面情形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1948年9月3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至于困难到何种程度，中共中央有过说明，称当时山东政府“粮食奇缺”，“全省上半年财政赤字最少要超过四百亿以上”。(55)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克服财政困难经验的通报》，1948年7月15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46-1-214-8。在此种情形下，可以想见，政府能拿出救济的财粮相当有限。2月间华东局委员张鼎丞就曾直白地讲：“战争仍在继续，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仍极巨大，仍需人民负担。同时财政上给予生产救灾支持仍有限制。”(56)《张鼎丞同志在讨论五莲县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8年2月，《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18页。

在上述财粮紧缺的情况下，华东局又是何以能在三四月间拿出大量财粮救灾呢？笔者发现，这主要得益于此前华东局开展的以“精简编制”、降低“供给标准”和“清理资财”为内容的“三大方案”的整顿工作。早在上年10月间，为解决渤海区的财粮危机，邓子恢等华东工委人员开创了与整党相配合的“三大方案”的渤海整顿。此举成效大显，渤海区不仅“亏空全部弥补，还有余力供给野战军”。(57)《刘瑞龙对淮北目前工作的指示》，1948年1月12日，刘瑞龙编：《第三野战军后勤史料选编》中卷，金盾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有鉴于此，在扭转山东战局后，华东局于1947年11月召开大鲁南会议，在整党的配合下将三大方案的整顿工作在山东解放区全面铺开。此举同样成效显著，党政军节余出不少财粮，这笔财粮在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5月，饶漱石称，经此整顿，“不完全的统计，就有四百万万北币交公，使得公家能以这笔财力来救灾”。(58)饶漱石：《关于大鲁南会议以后工作总结与目前形势、任务的报告》，1948年5月，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24-1-75-1。

然而，即便如此，省府财粮仍不宽裕。该年预借粮的归还情况，可反映出政府的财粮紧张。上年春季，省府在大鲁南和滨北地区预借了1亿斤公粮，按规定，这些预借粮应在上年秋季归还完毕。加之该年灾情严重，更理应按时发还。但现实是，上年秋季返还预借粮时，鲁中行署通告“地主富农的缓还”，“中农的还半数”。(59)鲁中区行署：《关于目前土改复查、田赋征收等几个主要工作的指示》，1947年9月3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35-1-64-7。延至该年春季，仍有大量预借粮未发还农民。如沂北县5月初的统计，近半数预借粮未还。该地农民抱怨“上级也不用救济，也不用这种办法，那种办法，只要还俺那预借粮即不愁了”。(60)《沂北生救工作简况及分区意见》，1948年，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4。沂源县也有类似情形，该县安平区的干部不时反映“上级为什么救济而不还粮，群众要求还粮，咱也没话可说”。(61)鲁中分社：《沂源安平区怎样归还了预借粮》，《大众日报》1948年7月27日，第2版。加之前段救灾过程中，干部“单纯的救济观点”，“将运粮、做鞋工资提的过高”(62)《饶漱石在五月份给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的综合报告》，1948年5月8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0辑，第175页。，使政府原本紧张的财粮进一步捉襟见肘。进入4月份，以工代赈的救济工作逐渐显现出疲态，突出表现在运输和做鞋工作趋向停滞。

以沂北县为例，4月19日，县政府向上级反映,“我县扶持群众副业生产，前阶段靠做鞋子、运粮解决了缺粮困难，但是因运粮停止，做鞋子公家经济困难，工资开支已成了困难”(63)《沂北县生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4月19日，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6。，“现使做鞋工作走向结束”。(64)《沂北生救工作简况及分区意见》，1948年，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4。此种问题成为县政府救灾工作中遭遇的最大困难。该县灾情严重的韩旺区，“不仅减少做鞋数目及工资数，并且在现有工资开支上也成了问题，群众自筹原料所做成鞋，因公家经济困难，亦停止收购。”(65)《沂北县委关于目前生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4月26日，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16。对于停止做鞋，该县群众充满恐慌，“缺粮户整天说害怕没原料拉了，怕上级不叫做了。如不叫咱做鞋，咱就打了饭碗，等着忍饿就是。”(66)《发动各区开展生救情况报告》，1948年4月17日收，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7。

受政府鼓励的纺织遭遇同样问题。4月17日，沂北县委向上级报告：“纺织问题，目前已成了严重困难。各个合作社走向了垮台现象，如合作社一般反映提到，织一个布即亏本一万至二万元，不但亏本并纺出布无处销售，商店又没款要。而纺织困难，春荒很成问题。一般合作社布卖不了，而原料即成了困难，且工资也无款可支。另外老百姓手中也存着很多的布，也是销售不了。”全县两万匹布无法销售，以致农民反映“守着布得饿死”。(67)《发动各区开展生救情况报告》，1948年4月17日收，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7。资料显示，尽管沂北县政府不断向上级反映，但迟至5月1日，做鞋和纺织因政府财粮不足被迫停滞的问题仍无法解决。(68)沂北县政府：《沂北灾情报告》，1948年5月1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4-1-170-4。滨北地区也有同样困难，“现在纺织到处都动，而公家资本少，成品没销路，利润大减”。(69)滨北专署：《对执行生产救灾任务的检讨》，1948年4月13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4-1-188-4。

自4月中旬开始，沂北县委一改此前救济得力的报告，多次向上级反映灾情严重。4月19日报告，“灾害空气有些紧张”，“目前群众无饭者已发现要不饱现象，我县分配该区(韩旺区)的60000斤救济粮，仅做一时的急救而不敢放手开支。”(70)《沂北县生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4月19日，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6。4月26日报告，“据各区情况了解，缺粮户一天多一天了”。因缺粮，韩旺庄有村民偷盗公粮；东安庄有村民卖地；各村都有卖闺女的，把闺女找婆家要粮食吃；还有酝酿到临朐要饭，先把地耕上，要一个时期的饭，待苗子能锄时再回来锄地；也有要求政府归还上年的预借粮、支柴代金和柴粮票。(71)《沂北县委关于目前生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4月26日，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16。

由于各地灾荒程度和救济力度不一，灾情再次严重的时间早晚不一。4月上旬，胶东南海区灾情再趋严重。4月6日，南海地委上报，“目前我南海某些地区灾情已很严重，据不完整统计要饭者已达万余户(其中包括相当数量是烈军工属)，且在继续发展着。”(72)南海地委：《关于生产救灾问题》，1948年4月6日，潍坊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41-1-5-22。按照春荒发展规律，愈接近麦收，农民余粮越少。也即是说，在6月麦收前的一个多月，各地均进入灾情最为普遍和严重的时期。6月10日，鲁中区下发的救灾工作指示中称：“麦收前各地灾情都曾急剧上升，某些县区且发展的极为严重，蒙阴大崮区饥民发展到二分之一，个别村庄达三分之二，石匠窝八十八户，已有四十户没得吃，群众多以反白草、菠萝叶充饥。沂源张庄区二分之一没的吃，安邱、蒙阴等新区饥民达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蒙阴、沂中、莱芜近又有数人因饥饿致死。因饥荒的严重，各地病灾正在普遍的蔓延，特别是蒙阴、沂东、沂源、淮安为最严重。”(73)鲁中区党委通报：《救灾中的几个问题》，《大众日报》1948年6月24日，第2版。

上述分析可知，在政府财粮不足的情况下，灾情再次恶化并日趋普遍。如何妥善地救灾再次严峻地摆在解放区政府面前。

四、转入民间救济

对于灾情的再次严重，政府“以工代赈”的救济有心却已无力。自4月中下旬，公开报道中再未见长途运输工作的开展。做鞋工作也只得重点进行，鲁中行署4月下旬建议各地“把已分配至非灾区或灾荒较轻地区之鞋料转至灾情严重地区，有重点的组织灾民做鞋”。(74)《鲁中实业部门会议总结生产救灾工作》，《大众日报》1948年5月20日，第1版。5月下旬，又进一步细化做鞋工作，要求“由县区发做鞋证，通过自报公议，将做鞋证发给特别困难无劳力之妇女。”(75)《鲁中救灾委员会紧急通知，将救灾提到重要地位》，《大众日报》1948年5月21日，第2版。同样，鲁南行署在5月初也宣布“停止普遍发动妇女做鞋，仅在灾荒严重的地区收鞋一部”。(76)《鲁南行署、工商七分局：三个月收鞋十万双》，《大众日报》1948年5月4日，第2版。问题是，选择性的救助无法解决普遍性的灾情。

鉴于上述情形，华东局有意将救灾方式向民间转移。事实上，这一时期，对于如何发挥民间救济的作用，解放区政府颇感棘手。传统社会，民间救济作为政府救灾的补充，发挥着重要作用。据学者研究，作为古代赈济事业发展鼎盛时期的清代，赈济主体已呈现出“社区化倾向”，即“官方逐渐退出对民间赈济的监控，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社区赈济行为越来越普遍。”(77)吴韬：《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181页。在赈济时，政府多注意发挥地方士绅的作用。中共建立地方政权后，接管了地方权威，加强了社会掌控，地方士绅的赈济功能被弱化。抗战时期，在统一战线和相对温和的“双减”政策下，根据地还可动员地主、富农“捐输”，及至解放战争时期，受战争和土改的影响，解放区已不再有大量存粮的大户，政府也就无从发挥这一作用了。

地方有粮大户没有了，并不等于民间救济就不能开展。解放区政府指出，可以发动普通村民进行“穷帮穷”的救济。事实上，抗战以来，根据地在灾荒时节就鼓励普通村民间的互济救助。不过，随着中共农村革命的深入，民间互济也变的愈加困难。其中缘由大致有二。

从农民角度观之，主要是余粮农户惧怕被“借粮”。这是因为自抗战以来，根据地和解放区发动的借粮运动，往往出现“有借无还”“强迫借粮”的现象，民间正常的借贷关系已趋向停止。而且，在此前土改运动中，由于没有明确的阶级划分标准，许多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中农被错划为地主、富农，遭到不应有的斗争。因此，在农民看来，“有余粮”或“余粮较多”会引来祸端，普遍存在怕“露富”、怕“冒尖”的心态，故即便有余粮，农户也多不敢主动拿出示人。如3月初沂北县报告，“中农怕人家借，怕复查，不安心”。(78)《沂北县委关于近几天的生产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3月8日，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13。“有的有粮户怕借粮，也要饭，大叫大喊”。(79)《沂北县委关于生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15。长安区的有粮户“大喊没的吃了，等着饿死，并有部分的要饭”。(80)《沂北县委关于近几天的生产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3月8日，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13。韩旺区在灾情开始时，有粮和无粮户均出门要饭，使得“要饭的一天天的增多，人心慌，有十数个开始准备到外边去逃荒”。(81)《沂北县生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4月19日，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6。该区西瓜峪村有余粮的张文利怕被借粮，蒸一锅菜放在屋内，“谁家去玩，叫谁家去看俺吃的饭”。(82)《沂北县委关于生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15。

从政府角度观之，此时政府为了纠正土改过火，安定中农心态，尽管早在救灾工作起始时，即将“社会互济”列为救灾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华东局更为强调的是“发动群众互助必须完全根据自愿的原则”。(83)《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春耕生产和救灾工作的指示》，1948年3月8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0辑，第110页。在内部讨论和具体指示中也多加各种限制，要求“原则上不要提出发动群众向中农、富裕中农借粮”(84)华东局：《关于生产救荒问题讨论记录》，1948年(判断3月前)，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46-1-81-1。，“不要普遍发动登记粮食及借粮运动，以免造成富裕中农及中农的恐慌”。(85)华东局：《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给西海地委的指示》，1948年(判断3月初)，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46-1-81-2。因此，社会互济的救灾方式并未强力推行。

在上级并未全力推行下，基层干部对民间救济的开展并不积极。这是因为1947年底中共中央叫停激进的土改，华东局开始纠正此前对中农的侵犯，强调正确对待中农问题，许多基层工作人员担心违反土改政策，在工作中缩手缩脚，不敢动员社会互济。如大鲁南滨海区，许多干部“对群众性的社会互济作用估计过低，特别怕违犯八大禁令及侵犯中农利益，而不敢提社会互济”。(86)滨海区：《生产救灾初步总结材料》，1948年5月整理草稿，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16-1-23-18。加之，年初的土改整党中不少基层干部受到批判，据张鼎丞讲，“今年一二三月是村干普遍苦闷的时期，两面夹攻，对自己前途苦闷黑暗，大吃大喝，发牢骚等不正常现象发生。”(87)《张鼎丞同志在五莲县委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8年6月1日，《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48页。滨北地区也反映，年初至3月县里干部整编期间，“干部思想混乱，工作布置下去，推不动”。(88)滨北专署：《对执行生产救灾任务的检讨》，1948年4月13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4-1-188-4。

因此，华东局原本就未强力推行的“社会互济”政策，在地方上也多半未坚决贯彻。如3月26日，鲁中区党委书记高克亭提出地方干部在救灾中犯了“单纯的救济观点”，“一般的强调救济，片面的向群众宣传公家准备多少菜种，农具，拨多少粮食救济，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互济则很差，以致普遍发生了群众依赖政府救济，下级依赖上级救济。”(89)《高克亭同志发表重要意见》，《大众日报》1948年3月26日，第2版。滨海区的莒县反思，“单纯依赖公家救济扶助的思想比较浓厚，在宣传上片面的强调了贷款，贷粮，平粜食粮打油，公家扶持，忽视了群众的生产自救社会互济(即是求亲，告友，邻帮，乡助)，形成了群众的依赖思想(靠上级救济)与干部恩赐观点。”(90)《单纯依赖公家救济，忽视组织生产自救》，《大众日报》1948年4月16日，第2版。同样，胶东的胶河县也承认“生产救灾开始时，有单纯靠公家救济思想，以后打破了救济思想，才转入自救。”(91)胶河县政府：《胶河县生产救灾工作》，1948年7月2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4-1-170-1。

上述情形的结果是，在三四月救灾中，民间救济的作用发挥较少。如沂北县提出“劳动自救，反对吃斗争饭的二流子”。该县葛庄区“区里号召不借粮，村干光说谁家没的吃要靠自己生产想办法”，由于过分强调反对借粮，甚至产生“绝粮户认为不能去借”，以至出现抗属魏柄建六七天没啥吃的情形。(92)《沂北县委关于生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3-15。

面对严重的灾情和政府财粮不足的现状，华东局不得不再次强调民间救济。5月10日，华东局机关报发表社论，重申“要把救灾工作变成一个群众运动”，批评“眼睛向上，只指望上级的救济来解决问题”的错误观点，提出“进行劳动互助生产，进行群众的社会互助互济”。(93)《社论：检查生产救灾，贯彻生产救灾》，《大众日报》1948年5月10日，第1版。5月21日，华东局机关报再次发表社论，强调民间自救，“要迅速进行社会互济，进行本村互济、本乡互济、本区互济、本县互济”。(94)《社论：抢救灾荒》，《大众日报》1948年5月21日，第1版。

在政策上，为了不致引发有粮户的恐惧，政府希望民间互济能有序地、可控地开展。如鲁中行署在号召借粮时，依然表现出谨慎的态度，要求各地设法动员“有劳力而目前无口粮者……向亲朋邻居暂借一部口粮，为不致形成硬借强借，可用低利借与写借据，绝不要引起有粮户之恐慌”。(95)《鲁中救灾委员会紧急通知，将救灾提到重要地位》，《大众日报》1948年5月21日，第2版。

然而，在现实中以救灾为第一要务的前提下，仍不可避免地出现由政府主导的强借现象。加之，有粮户对此前土改中错划阶级或错被斗争的恐惧，面对干部的强借多被迫服从。如滨海区临沭县在开展“一把粮运动”中，“有些村庄的干部自己出头向各户借粮，讨价还价”。南古庄中农徐贞祥此前复查时被评为富农，在借粮运动中主动捐出一升糁子。然而，“干部嫌少，又强借了一升豆子，十斤地瓜干”，并威胁“这样比扫地出门强”。(96)《许庄乡互济中强借中农粮食》，《大众日报》1948年6月3日，第2版。胶东区东海县某基点村，贫农23人结成小伙找中农借粮，然后平分。贫农张广启等到中农王清南家口气强硬地说，“上级叫你借两石粮食”，后来讨价还价借了2斗。贫农胡三到中农陶成韦家说,“你得借两石粮食，不行就扒，你老实点”。(97)《东海社会互济中侵犯中农利益》，《大众日报》1948年5月31日，第2版。此类情形，并非特例。6月10日，鲁中区党委通报，“鲁中有的区形成了以区为范围的‘借粮运动’，违犯自愿原则，侵犯了中农利益，反而降低群众生救情绪，造成恐慌。”(98)华东财经办事处：《山东半年来生产救灾工作概况》，1948年8月23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4-1-146-4。

实际上，为了全力救灾，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尽管对强借提出了批评，但批评的重点在于借粮方式，而非借粮本身。临沭县陈利村的借粮事件反映出地方干部、区委以及华东局三者间的不同态度，以此也可观察由政府主导的农村借粮实效。该村在借粮互济中，中农刘喜安捐出杂粮25斤，区干嫌少，又迫使他拿出85斤。区委知晓后，认为区干违犯政策，应将强借的粮食返还农户。然而，在退粮会上，区干威胁“谁不愿意救命，谁就拿回去”，刘喜安自然不敢拿回粮食。事情至此并未完结，华东局机关报在报道此事时认为，区委提出的退还强借粮食，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目前灾荒严重”的情况下，“这是只照顾了一面，而又忽视了救灾救死的另一面”。机关报建议更合理的做法是“耐心动员，使其自愿的借出”。(99)《许庄乡互济中强借中农粮食》，《大众日报》1948年6月3日，第2版。

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为了保证全力救灾，无论强借还是耐心动员，有余粮的农户终究是要拿出粮食救济缺粮村民。因村庄熟人社会的特性，村民也很难隐瞒余粮。如沂源县王家庄农会主任在动员村民借粮无果的情况下，威胁道:“谁家有粮食各人都知道，瞒也瞒不住，不能看着人饿死，好话先说在头里，有再一再二，不能有再三再四(意即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100)《王家庄互济渡荒》，《大众日报》1948年6月14日，第2版。因此，尽管借粮或有违背出借户的意愿，但就效果而言，确实使缺粮农户得到了一定的接济。相较于土改是将土地“平均化”而言，此次救济，实将农民的口粮“平均化”。可以说，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民间救济被发挥到了极致，农民也得以在麦收前的一个月间共济难关。如灾情严重的沂北县，6月中旬县委汇报称,“自打破了救灾观点转向了群众自救，麦前灾荒一般的解决了问题”。(101)沂北县委：《关于生产救灾会议汇报》，1948年6月11日，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6-1-12-1。

结 语

1948年山东解放区的救灾成效显著。华东局书记饶漱石5月间向中央报告，“因全力救灾生产的结果，各地缺粮自杀及饿死者仅百余人”(102)《饶漱石在五月份给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的综合报告》，1948年5月8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0辑，第175页。，对比山东解放区两千万以上的人口，年初即百万的灾民，这已是很大的成绩。农民的感受更为直观，西海昌南县的农民感叹,“没有今年的救灾，还不得饿死多少人”。(103)区委西海工作队：《昌南县朱阳南孟区工作汇报》，1948年6月8日，潍坊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1-1-71-3。据省支前委员会调查，一些农民说,“按照灾情这样严重，要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决心生产救灾，我们是很难活过来的”。(104)山东支前生产委员会：《山东两年多支前工作初步总结：支前与生产结合问题》，1948年12月，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G6-1-22-2。

成功救灾背后所反映出的中共革命的某些特质尤应值得我们关注。有关清代救灾的研究表明，政府财政的充裕与否与救灾成效的好坏有着直接关联。(105)江太新：《清代救灾与经济变化关系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8页。以此对照，战时状态下，中共领导的山东省政府财粮极为紧张，面对如此大灾，以往政府根本无力应对。中共是何以做到的呢？概言之，这主要得益于中共对自身组织和农村社会的强力掌控。这是中共异于以往政府的明显特点，也是中共能够战胜国民党的重要之处。当然这种强力掌控若运用不当，也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共成功解决农民灾荒的过程极大地改善了党与农民的关系。受战争破坏和激进土改影响，1947年下半年的山东农村颇为萧条，党群关系紧张。很难想象，如若此种情形继续恶化，中共在山东将会怎样。好在1948年华东局将农村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救灾上。在救灾中，中共赢得了民心，改善了党群关系。用当时济南和青岛国民党军的话说：“共军百万易抵挡，就怕整党和救荒。”(106)《1948年上半年华东生产救灾经验》，1948年7月10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0辑，第295页。可以说，中共在救济农民的同时，也加强和巩固了与农民的关系，使得此后的山东解放区能得以继续为战争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为山东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