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浙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包晓峰/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这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取胜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协约国于1919年上半年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漠视中国的利益，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各地学生、工人的声援，最后取得了胜利。6月28日，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1919年11月，杭州学生先后创办了《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报刊，这是浙江最早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这些刊物对于推动新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浙江籍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他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五四运动在浙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大战中战胜的协约国为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于1919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代表团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会。但是，会议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军警逮捕了30多名学生。第二天，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

5月6日，杭州之江大学学生得知北京大学学生爱国行动的消息。当晚，学生们在总会堂紧急集会，决定联络全市中等以上学校一致行动，投入爱国运动，并派出代表到浙江第一师范、省立第一中学、甲种工业专门学校、女子师范、法政学校等中等以上学校联络。这天下午，载有五四运动消息的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也传到了杭州、绍兴、嘉兴、宁波等地，各地学生也开始行动起来。翌日，之江大学致电北京各校，表示愿为北京学生的后援。浙江许多城市举行了纪念大会和游行示威。绍兴省立第五中学、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和越材中学等1700余名师生在布业会馆觉民舞台集会，会后学生走上街头，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号召同胞赶快觉醒；嘉兴秀州书院、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省立第二中学、女子师范学校等1000余名师生在城中体育场集会并游行。由于在北京就读的台州籍学生多人被军警逮捕和殴伤，台州省立第六中学、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的学生集会游行，并编印《毋忘国耻》的传单向社会各界散发，运动很快从临海传向黄岩、海门（今椒江）、温岭、天台、仙居等地。杭州、宁波、金华、嘉兴、湖州、海盐、镇海、义乌、缙云、乐清等地学校也举行了集会游行。

5月12日上午，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余人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联合救国大会。学生们手持小旗，上书“还我青岛”“毋忘国耻”“同胞速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各式口号，会议宣布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然后前往省议会宣读请愿书，要求致电巴黎和会归还山东主权，并要求北京政府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杭州学生还深入到大街小巷、市郊村镇，奔走于茶馆、酒肆、庙场、车站、码头、商店进行爱国演说。学生的行动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北京政府不顾全国汹涌的学潮，5月14日仍下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这激起了爱国学生的更大愤怒。5月19日，北京大学等26所大中学校宣布总罢课。21日，北京、天津、上海学联代表抵达杭州，分别在省教育会会堂和浙江第一师范礼堂介绍了北京等地爱国学生运动的情况，进一步激起杭州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28日，杭州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29日开始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致函全省中等以上学校一致行动。嘉兴、宁波、绍兴、台州、温州、金华等地学生积极响应杭州学生联合会的呼吁，先后于5月30日、31日和6月3日、4日举行罢课。各地学生在罢课的同时，也发表了宣言，阐发了爱国决心，抗议军阀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迫害。学校被迫放假，大批学生回到家乡后，把五四爱国运动的宣传带到了各地，使爱国运动深入全省城乡。

与学生爱国运动相呼应，浙江社会各界也投入了五四爱国运动。在被指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中，章、陆原籍浙江，章宗祥是吴兴（今属湖州）菱湖荻港镇人，陆宗舆是海宁盐官镇人。5月8日，全浙旅沪同乡会致电浙江各团体，要求驱逐章宗祥、陆宗舆出族；13日，湖州商界召开大会，公决开除章宗祥的宗籍，将他驱逐出族，并查封他的家产，充作地方公费之用；同日，海宁硖石镇召开万人国民大会，声讨陆宗舆，公决以后不认陆宗舆为海宁人，以为卖国者戒，会后并勒碑以戒后人。

6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下了两道命令，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辩护，并要学生立即复课、取消爱国活动。 6月3日，北京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数百名上街演讲的学生。北洋军阀的高压政策，进一步激起了爱国运动的高涨。6月3日以后，运动由知识界发展成为以工人为主体的社会各界参加的群众性革命运动。6月5日，杭（州）甬（宁波）铁路工人罢工。7日，杭甬铁路总机厂工人罢工，当铁路当局的洋员们一再劝令工人工作时，工人们坚决不为所动。10日，沪（上海）宁（南京）、沪杭甬铁路工人议决全线罢工，东南铁路线瘫痪。同日，宁波至上海的水手罢工，航运全部中断。浙江各主要城市的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合起来有数十万人之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人罢工运动。

在工人罢工的推动下，各地商人也先后罢市。6月6日，宁波各商店首先罢市。8日，台州、嘉兴、温州、衢州等地商界宣布罢市。9日，杭州总商会也宣布罢市，金华、绍兴等地商界也积极行动，遥相呼应，使全省各城市市场关闭、供应中断，陷入一片混乱。

罢课、罢工、罢市风潮席卷了浙江的主要城市，浙江反动当局深感惶恐。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免去曹、章、陆职务，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6月28日，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拒签和约。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浙江各界响应五四爱国运动，是近代浙江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市民兴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全省规模的群众性革命斗争。斗争地域遍及全省城乡，范围广阔；参加斗争人数遍布社会各界，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广大学生在斗争中冲锋陷阵，成为运动的先导。浙江工人阶级参加斗争的时间为全国最早，并在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五四运动的胜利，促进了浙江人民的觉醒。

二、浙江籍先进分子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探索改造中国的新方案。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其中一批浙江籍的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特殊贡献。

五四运动之后，上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这里创办的许多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浙江先进分子主编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即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报刊。《星期评论》创刊于1919年6月，沈定一、戴季陶任主编，1920年6月被迫停刊，共出了53期，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工运动而著称。沈定一、戴季陶各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120多篇文章，主要撰稿人还有浙江籍的先进分子陈望道、沈仲九、刘大白、夏丏尊、施存统、俞秀松等。《星期评论》是五四运动以后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与同一时期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一起被誉为“三大评论”，并成为“三大评论”中发行量最大、出版时间最长的刊物，在全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创办于1919年6月，由邵力子任主编，由他署名发表的文章约有1000篇，其中相当部分是专论马克思主义的，如《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马克思底思想》等，此外，浙江籍的陈望道、沈定一、刘大白、夏丏尊、施存统、杨贤江、沈雁冰等都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觉悟》还常常刊登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达、张太雷、恽代英的文章。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后，副刊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在党组织的直接指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已参加上海共产党组织的邵力子、陈望道把《觉悟》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成为当时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报纸副刊。

北京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其进步报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浙江籍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京报》不仅热情歌颂十月革命，介绍苏维埃俄国的真实情况，而且发表或译载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如《唯物史观概要》《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邵飘萍与他创办的《京报》负起了在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神圣职责，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浙江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等地创办报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浙江省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潮的报刊也不断涌现，其中最著名的是《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浙江新潮》是1919年11月由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等人创办的，这是浙江最早受十月革命影响、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指出要改造那不适合时代的社会，社会改革的方向是“布尔什维克”。11月7日，《浙江新潮》第二期发表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引起了社会要极大震动，被守旧势力视为大逆不道，浙江军阀政府乘机查封刊物。但《浙江新潮》没有屈服，他们把第三期稿子送往上海，由《星期评论》社代为印刷。《浙江新潮》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在全国很有影响，在哈尔滨、广州、长沙、成都、南京及日本的东京等地都有发行点，而且得到当时引领新文化、新思想主要人物的高度肯定，特别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高度评价《浙江新潮》。

《钱江评论》是继《浙江新潮》后，进一步主张社会改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该刊于1920年1月由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曹聚仁等创办。该刊发表的《杭州学生联合会致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国民及劳农政府信》《“社会共产主义”与“人情”》等文章，显示了浙江先进知识分子已有了初步共产主义的信仰。

此外，这一时期全省各地的进步报刊达二三十种之多，主要有：杭州的《教育潮》《浙潮第一声》，宁波的《时事公报》，温州的《新学报》，绍兴的《浙江学生联合会周报》，金华的《金华报》等，这些刊物对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浙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介绍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又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浙江出现了一批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拥护和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了初步了解，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已有17位浙籍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

俞秀松（1899—1939），诸暨人，1916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在校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参与组织和领导学生爱国运动。1919年11月，参与创办《浙江新潮》，任主编，这是浙江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年底赴北京，结识李大钊、陈独秀，开始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5月，在上海参与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党员之一，并担任全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

施存统（1899—1970），金华人，1917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1919年下半年组织“全国书报贩卖部”，推销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报刊和书籍。11月，参与创办《浙江新潮》，并在第二期发表了《非孝》一文，公开反对传统的孝道，主张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军阀政府查封了《浙江新潮》。1920年5月，在上海参与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参与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党员之一。随后赴日本，在东京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年5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第一任团中央书记。

陈望道（1891—1977），义乌人，1915年赴日本留学。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五四运动后回国，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倡导国文教学改革，提倡新文化，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2月至4月，在家乡义乌分水塘翻译了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5月，在上海参与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8月，参与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邵力子（1882—1967），绍兴人，1906年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6年在上海参与创办《民国日报》，是中国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第一人，热情歌颂列宁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俄。五四运动之后，创办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积极传播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参与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不久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一。

沈雁冰（1896—1981），桐乡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介绍革命后苏俄人民的生活。五四运动后，发表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为《新青年》《共产党》月刊撰写文章。1920年10月，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泽民（1900—1933），桐乡人，1916年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受《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影响，思想趋向进步，积极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活动。1920年7月，东渡日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初回国，4月经胞兄沈雁冰介绍，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玄庐（1883—1928），萧山人，早年曾任清政府云南广通知县、武定知州和省会巡警总办。五四运动前后，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1919年6月，在上海参与创办《星期评论》，宣传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同时还在其他报刊发表众多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参与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不久即成为成员之一，后又到广州参与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

华林（1893—1973），富阳人，1916年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1918年任浙江省教育会干事，1920年9月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1921年4月赴苏俄学习，1922年3月在赤塔加入俄共（布），1923年春转为中共党员。

谢文锦（1894—1927），永嘉人，1917年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1919年春赴上海，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社工作。1920年秋，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192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汪寿华（1901—1927），诸暨人，1917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身运动。1920年8月，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不久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赴苏俄留学。

宣中华（1898—1927），诸暨人，1915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五四运动爆发后，任杭州学生联合会理事长，是杭州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21年春，赴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不久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王一飞（1898—1928），上虞人，毕业于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1919年春赴上海，得到同乡胡愈之的帮助。1920年秋进入上海外车语学社学习，11月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赴苏俄，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张秋人（1898—1928），诸暨人，1915年入绍兴越材中学，1917年转入宁波崇信中学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0年夏赴上海，结识陈独秀等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叶天底（1898—1928），上虞人，1916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夏赴上海参加《新青年》的编校工作，8月参与创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

王会悟（1898—1993），桐乡人，曾就读于嘉兴师范学校，1919年赴上海寻求妇女解放的途径，1920年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结为伉俪，并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同时担负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

梁柏台（1899—1935），新昌人，1918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9月，经俞秀松、陈望道介绍，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不久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赴苏俄留学。

庄文恭（1901—1965），绍兴人，1918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一师风潮”。1920年9月，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并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赴苏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四、浙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对建党的贡献

浙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直接投身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为党的创建作出了特殊贡献。

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过程中，浙江籍先进分子起了骨干作用。当时，浙江籍的先进分子主要活动在上海，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来上海开始建党活动时，沈玄庐是最早和他商量建党的人之一。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帮助建党，俞秀松是他的助手。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即为其主要成员，占研究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从1920年8月至1921年6月，在8个党的早期组织中，浙江先进分子参加了其中3个组织的创建，俞秀松、施存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最早成员；随后，施存统受陈独秀的指派，赴日本建立了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出任负责人；沈玄庐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又到广州参与组建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58人，其中有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7位浙江人，人数在全国名列前茅。

二是为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作出了重要贡献。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全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有8人，浙江籍的就有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叶天底，占总人数的一半多。俞秀松受陈独秀的指派担任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第一批参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浙江先进分子还有汪寿华、王一飞、谢文锦、梁柏台、王会悟、华林、庄文恭等。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施存统担任团中央第一任书记。

三是为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并圆满完成任务作出了特殊贡献。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对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召开党的一大会议起了重要作用。浙江先进分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大召开前夕，邵力子、陈望道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王会悟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和生活服务工作，特别是当一大会场在上海被搜查后，王会悟主动建议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并具体做好会议安排和安全保卫工作，使中共一大最后一天会议在嘉兴南湖顺利举行并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中国共产党在南湖游船上正式宣告成立。

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20世纪早期中国历史发展和国际环境影响的产物。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为这一先进群体的形成奠定了阶级基础；新思想、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这一先进群体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爱国运动直接促成了两者的结合，从此他们以崭新的面貌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引领时代思想文化的主要力量，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