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动员撬动乡村振兴
——基于徐闻县乡村振兴实践的分析

李 娟，邓 祥

（中共徐闻县委党校 广东，徐闻 524001）

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依托行政体系，国家快速而广泛地动员了大量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经过三年战略实施，农村贫困人口锐减，乡村基础设施，尤其是乡村道路硬底化、自来水、污水管网铺设等大幅度普及，人居环境得到一定改善，乡村振兴成效显著。与取得的成就相比较，关系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硬核——产业发展、治理模式、新型农民的培养，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有实质性进展，乡村振兴任重而道远。

不少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国家确立的目标，必须走内源式发展道路。所谓内源式发展道路是指发展过程由本地控制，发展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收益保留在本地[1]。由此推及，内源式发展强调的是振兴主体的在场与参与的卷入程度，而后者恰恰取决于社会动员的效率，可见内源式发展模式只能作为中间变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最终取决于政府动员社会的能力。

1 乡村振兴中社会动员的特点

2018 年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活动。以徐闻县为例，各级党政组织，各类企事业单位，以及一些有名望的乡贤均被动员起来，投入到这项国策的实施过程中。

1.1 行政性动员为主

从动员的对象来看，乡村振兴战略动员的行政性属性较为明显。国家主要通过压力型体[2]，层层考核，并通过定期的巡查工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促进地方政府将乡村振兴放在其工作的中心位置，采取行政资源在置换社会资源，落实振兴战略。在徐闻县，针对省巡视组的反馈意见，县里召开多次专门会议统筹安排推进乡村振兴，通过走“千村进万户”“回到原生村”等活动促进体制内人员与乡村振兴产生更多的联系。在产业振兴上，为完成产业专项拨款资金使用率的任务，许多乡镇的领导人不得不动员本地企业老板义务接受资金，为村里的贫困人口分红，其好处是负责人将会从其他方面多方照顾。

1.2 熟人网络精英动员为主

在徐闻，乡村振兴的社会动员以同质型的熟人网络[3]为主。徐闻有不少外地单位进驻挂点。一般来说，外地挂点单位主要直接与村委协作，他们的建议通常只能在村级层面起作用，其意见很难左右县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与本地干部相比较，挂点单位干部处于从属地位，协助性的工作角色决定了挂点干部不会主动积极出谋划策，更不会利用单位的网络或者私人的社会网络动员更多的资源。目前，乡村振兴中动员的主体仍以负有直接责任的党政机关人员为主。因为乡土社会相对于工业社会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因此动员的网络往往是同质性的，这导致乡村振兴中当地最为缺乏的资源，例如技术支持、智力支持往往无法通过社会动员获得。此外，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对精英动员的力度远远要超过对普通农民的动员力度。存在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税费改革之后，悬浮性政府的形成导致了对农民动员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政府旧有出政绩的行政思维方式未能改变过来，在“快、好”的标准下，对精英的动员能够在短时期内集中更多的资源打造精品工程。

1.3 命令性动员为主

与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动员不同，当时的社会动员主要是以细致的思想工作进行说服教育，并通过诉苦等方式激发群众的情感，产生兴奋点，达成共识促进动员。现行乡村振动员则以行政命令为主。通过命令，行政系统内部很快被动员起来。被动员起来的企业及社会组织则与行政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被动员起来是因为他们看重行政资源置换其他资源的能力。实践表明虽然国家已经进入到非总体性社会阶段，不能全面控制各类资源，但行政资源置换其他资源能力仍然是强大的，能间接促进行政命令在体制外执行。

2 乡村振兴社会动员的优化

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动员方式也要随之变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动员而言，应打破行政科层制组织的限制，走向开放的社会动员；动员时应该借助现代网络技术，通过社交媒体空间聚集功能，走异质性社会网络动员路线；在动员的过程中应该多用选择性激励、更新组织结构，动用惩罚性手段等策略以提高社会动员的兴奋性和参与性。

2.1 由行政性动员走向社会性动员

国家治理要从全面控制型的管理型模式向建立制度化的民众参与机制的治理模式转型。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要求社会动员必须从行政性动员向社会动员转变。

行政动员是组织动员，通过压力型科层组织体制，短时间内可以调动大量资源参与乡村振兴，但是依靠行政控制力层层动员，却有可能造成一种假象性社会动员——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与参与质量不高并存。以徐闻县为例，一部分驻村干部原本是单位的“闲人”，自身的社会经验以及眼界有限，一部分驻村干部则可能是单位的业务骨干，任务繁重，分配给乡村振兴的精力有限，而且，驻村干部实行轮换制，乡村振兴对许多驻村干部来说只是一个短期任务，不可能将其作为一项事业，全身心的投入。同时，对基层政府来说，乡村振兴也仅仅是众多重要任务中的一环，比如从2018 年到现在除了乡村振兴（扶贫、人居环境整治以及乡村文明建设等均为乡村振兴重要环节），国家层面推进的重大政策还包括“扫黑除恶”等，重要活动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省市级层面有“与海南相向而行打造南门户城市”，创文等，哪一项都是重要的，哪一项的检查都是密集的，为了考核达标，体制内的动员部分程度上导致巨大行政压力下权宜性、短期性的策略，导致乡村振兴实践在县级层面上形式重过内容，考核目标重过实质性发展。

这种短缺迫切要求乡村振兴的动员必须由行政性动员走向社会性的动员，通过改变项目制由政府包揽的方式，采用社会组织，特别是农村合作社等农民组织申请项目的方式，让社会中有情怀、有相关专业知识，有相关农村工作经验的人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

2.2 由熟人网络向社交媒体发动社会动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地区从本质上来说仍然属于农业社区，人口同质性较强，其社会网络是典型的同质性较强的熟人网络。依靠熟人网络发动的社会动员，动员的资源往往与动员主体所拥有的资源相似，因而导致乡村振兴中缺乏的硬核性资源比如发展的思路，技术等往往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振兴的效率。

因此，在乡村振兴中必须建构出一张异质性的网络以便及时为人才奇缺、人力资源水平不高的乡土社会补充发展的智慧。异质性网络的构建可以依靠网络时代的社交媒体。统计乡贤的名单，建立乡贤微信群，并且将乡村振兴的议题发布于微信群，倾听他们的意见；在官方媒体上开辟乡村振兴议题的通道，收集相关的意见，对于一些有创建性的意见予以奖励；同时加强院地合作，建立当地智库，负责收集并联系乡建研究方向的学者，共同商讨乡村振兴大计都可以广泛发动知识精英参与乡村振兴。

2.3 适当动员策略的使用

前两项是针对乡村振兴动员对象、动员网络和动员的资源进行的分析，接下来将进行动员力度的分析，及如何让动员对象深入参与乡村振兴的实施。

2.3.1 以决议权撬动兴奋点提高参与的主体意 成功的社会动员标志之一是找到动员对象的兴奋点，加强动员对象的认同感，提升其主动性与自觉性。一项社会动员的议题如果不符合动员对象的需要或者与动员对象关系不大，很难想象动员对象能够积极参与。以人居环境政治为例，在官方眼中这是对农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但是当人居整治的规划由县统一安排时，很难确保其实施不会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比如有些地方拆掉农民的猪圈、鸡舍，千百年来农民生计中的补充收益被阉割，无疑会招致来部分农民的抵抗。另外，即使人居环境整治不损害农民的利益，但因为没有决议权，无形中农民与政府就分成了两个阵营。某户主说：“他们要求我把低洼地填平种上花草，我懒得费这个力气，他们想当先进就得自己出力气”。该农户庭院中种满了鲜花、果树、搭有葡萄藤，可见是个爱美之家，但是村干部的“指导”不但引起了村民的逆反心理，而且将村干部称之为他们，决议权的缺乏使人居环境整治产生的一个意外后果是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更疏远了。决议权不仅能树立农民的主体意识，而且村民在决议的过程中将通过意见表达、协商等环节增强对官方的认同、提升共同利益体意识，增加责任感从而促进其行动的积极性。

2.3.2 通过选择性激励调动参与的积极性 决议权解决的是参与的深度，可以预计出主意越多的人其行动卷入度也深。但是乡村振兴中许多项目，比如人居环境整治对于村道、村中小广场的修缮等是公共物品，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就避免不了搭便车现象，也即中国人熟语所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搭便车理论的提出者奥尔森认为选择性激励是克服搭便车现象的良方[4]。基本思想是通过组织的分层分类使得参与的人隶属的组织规模越来越小，这样方便组织成员间的相互监督、也能使优秀的成果隶属于少数人，从而加强个人的荣誉感。根据此原理，在乡村振兴一些提供公共物品的项目应该分成较小的子项目，让较小的群体来承担。比如在人居环境的整治中，奖励不再以行政村为单位，而是以自然村的某条巷道为单位进行多轮评比，奖励直接发放给巷道农户，这样可能会更好的调动起农户参与的积极性。

2.4 通过惩罚性措施保证参与的广度

如果没有严格的惩罚性措施，一些素养不高的村民不但不会参与乡村振兴，甚至会抓住政府的弱点，产生等、靠、要等行动。徐闻县中就出现过一些贫困户以脱贫要挟干部给钱渡过难关，而当扶贫干部动员其通过劳动致富时却赖着不动。对于此类人必须要有一定的惩罚以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

通过制度性的供给创造新的动员资源是惩罚得以实施的关键。首先要建立有效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在乡村文明建设中去掉一些花费大、靠拉架子、搞形式的项目，而要将资源集中在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物品的攻击上。比如针对农村教育资源匮乏，在村内开展中小学生课外活动；针对农村娱乐活动单一，赌博成风，开展园艺比赛，巧媳妇比赛、牌艺比赛等形式多样的文娱活动。其次通过控制公共产品供给对象的资格，加大在乡村振兴中无法动员起来的村民的惩罚。剥脱村中等靠要的老赖们享有的公共物品，以此扩大乡村振兴中农村参与实践的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