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早期地学家群体的师承关系

段晓瑜 聂馥玲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2)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是第一代中国地质学家，他们的共同努力与学术传承，成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地学家的学术群体。对于他们学术传承的研究可以理解我国地学教育与发展的一个侧面。目前关于地质调查研究所早期创办历史[1]、以刘东生为核心的学术谱系[2]，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师承关系[3]等进行了研究，对学术权威在我国地质学人才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本文试图厘清以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为核心的早期地学家的师承关系，探讨在师承关系中我国地学发展的专业特色，人才培养特色以及对我国地学发展的作用。相比以往的文章，本文可在以下两点有些许突破：一、分析的代际数量增多，时段增长，将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看作第一代，研究四代内的师承关系，这有助于对我国地学家群体的学术传承及其转变提升认知。二、分析的范围扩大。由于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任教过的学校以及他们所培养的第一代中国地质学家不仅仅在地质调查所内完成，还涉及当时其他高校，本文会增加对他们各自的师承关系的研究，以此丰富、补充目前已有的研究。

一、中国地学教育的开端

中国近代地质学教育开始于1895年10月2日成立的北洋大学堂(1914年2月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这是中国第一所设有采矿专业的高等学府。它培养了一批矿冶技术人才，如1916年孙云铸就读于北洋大学堂采矿系。“北洋大学采矿专业的设立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发展。”[4]

1909年，京师大学堂在格致科创办了地质学门，这一届仅招收3名学生：邬有能、裘杰、王烈(未毕业去德国留学)。邬有能和裘杰毕业后都没有从事与地质相关的工作。

我国系统地培养地学人才的机构当属于1913年在北京成立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地质研究所于1913年创办，1916年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停办，章鸿钊为第二任所长。1912年章鸿钊在日本获得学士学位归国。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实业部次长马君武在该部矿务司下设立地质科，聘请章鸿钊担任民国临时政府地质科科长，章鸿钊在任时充分宣传了地质调查的重要性。第一任所长为丁文江。1911年丁文江留学英国归来，次年在上海南洋中学担任教员，1913被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聘请任为矿政司地质科科长。丁文江同章鸿钊一样，都强调了地质调查工作的重要性。他提出应尽快筹建地质研究班的倡议。

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3人都曾在地质研究所任职。章鸿钊于1913-1914年在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授地质学，授课内容为矿物学和地史学；丁文江和翁文灏均于1913-1916年期间在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任教，授课内容分别为古生物学和地文学以及地质学、高等矿物学、造岩矿物学、岩石学和矿床学。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作为我国第一家培养地质人才的专业机构，是我国近代独立自主、系统性地培养地学学科人才的开端。正像翁文灏所言“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地质者，始自兹始”。[5]此三人所在的上述教育机构均是我国地学教育较早的、发挥作用较大的地学教育机构。以此三人作为我国地学教育中的第一代学术传承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学术传承的人物关系

正如上述分析，我国地学教育的学术传承可以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三人为核心展开来研究。本文通过诸如《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地学卷1-4卷)、《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等地学家传记类资料及其他研究文献梳理出以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为核心的我国早期地学的师承关系。

第一代，在地质研究所、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的人员，即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

章鸿钊于1909-1911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跟随其导师小滕文次郎教授学习。小滕文次郎(1865-1935)是日本地质学的开创者之一，日本著名的地质学家。作为日本地质学的开山祖师，他在学术上的研究方向类型多样，小滕文次郎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地质学、岩石学、火山学、地震学以及矿物学。1911年夏章鸿钊完成毕业论文《浙江杭属一带地质》，文章的内容为对其故乡进行的地质调查，“这是中国人实地调查并撰写的第一篇区域地质论文”[6]。章鸿钊的研究方向丰富，包含5个方面：1.矿物学史，集中于用锌、锌矿问题；2.地质学，主要是地质学中的“空时问题”；3.震旦运动(构造地质学中与地壳运动有关的问题)4.地质学史5.岩石学。

1908年丁文江进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1910年又把地质学升为主科，加以地理学为副科。导师G.W.Gregory格列戈里教授对丁文江的影响很深。1911年，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得动物学与地质学双毕业文凭。丁文江的研究方向涉及古生物学、人类学、人口学、政治学、军事学、构造地质学、地层学、地图学。

1906-1908年翁文灏就读于上海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学校”学习现代科学与外文，并到欧洲留学，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系。系主任多尔罗托(deDorlodot)讲授地质学、构造地质；盖生(Kaisin)教授讲授结晶学、矿物学、岩石学，并且指导翁文灏的博士论文。沙莱(Salie)副教授教生物学、古植物学，副教授岛洛(Taurean)教矿床学。翁文灏的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研究了比利时最薄弱的岩浆岩岩石学，用当时最先进的偏光显微镜研究解决很多问题。“材料丰富，立论清晰，且为比利时地质科学填补了空白，具有首创意义，轰动比利时地质学界，因而被破格直接授予博士学位，成为我国历史上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学者，也是我国最年轻的地质学博士[7]”。

翁文灏的研究方向非常多样，以构造地质学贡献最大。还涉及应用地质学中的经济地质学、石油地质学、地震地质学、矿床学、煤田地质普查、沉积学、土壤学、山志学、古生物学、地图学、历史地质学、地理学史等。

上述三人在地质研究所、北京大学地质系等机构培养了大批学生，这些学生中有些仍然从事地学教育与研究，成为我国第二代地学学术传人。因此，我们将翁、章、丁等三人培养的学生都算在第二代中，不论时间先后。

第二代，即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在地质研究所共同培养的22人，其中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李学清、徐厚甫、徐韦曼、卢祖荫等7位均为丁文江在上海市南洋中学任教时的学生，1913年这7位学生全部考入农商部地质研究所。22位毕业生中，继续从事地学教育与研究的主要有7人，即叶良辅、刘季辰、李学清、谢家荣、朱庭祜、王竹泉。他们各自培养了不同方向的地学研究人才。

另外，三人均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分别培养地学人才。如章鸿钊培养的8名学生，其中孙云铸、王绍文、钱声骏继续从事地学的教学与研究，继续了地学的学术传承。丁文江在北京大学培养了赵金科、王钰、张文佑、孙殿卿、崔克信、阮维周、卢衍豪、郭文魁、岳希新、叶连俊。翁文灏培养的学生有常隆庆、黄汲清、李春昱、朱森、杨曾威等人；1926级的学生共计6人，包括常隆庆(1928年秋到北京大学复学，插入1926级，1930年毕业)、计荣森、李陶、潘钟祥……此外，还有熊永先、任绩……

第三代：章、丁、翁等三人培养的学生的学生都算作第三代，也不论时间先后。且第三代学人已经增加了许多，总共约300人。这里只列出有较大影响的几位。叶良辅的9个研究生即严钦尚(与任美锷共同指导)、丁锡祉、沈玉昌、杨怀仁、施雅风、蔡钟瑞、陈述彭、陈吉余、李治孝；刘季辰的学生有王晓青、赵亚曾、杨钟健、侯德封、田奇、张席禔；谭锡畴的学生有卢衍豪、叶连俊、郭文魁、穆恩之、郝诒纯、马杏垣、顾知微；孙云铸的学生有刘东生、盛莘夫、俞建章、计荣森、岳希新等人。

第四代：第三代地学学人朱森、俞建章、黄汲清、李春昱、谢家荣……共同培养了周明镇、李星学、盛金章、侯祐堂；刘东生的学生为丁仲礼；杨钟健的学生为阮维周。卢衍豪和郭文魁共同的学生有为穆恩之、张炳熹、顾知微、郝诒纯(女)、谷德振、贾福海、叶笃正、王鸿祯、谢义炳、池际尚(女)、关士聪、马杏垣、涂光炽等。

三、学术传承主要链条

学术传承的链条有很多，这里列举有代表性的两条。

章鸿钊主要传承人链条：章鸿钊→孙云铸→俞建章→盛金章、李星学、侯佑堂(三人都继承了地质学中的古生物学方向)。

章鸿钊培养的学生中孙云铸传承了章鸿钊地质教育家的身份。

孙云铸(1891-1975)，我国地质教育家，学术界的社会活动家，研究方向为区域地质学、煤田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层学。“辛亥革命后，中国学者开创了自己的地质事业，但早期多满足地质矿产勘查之急需，没有或极少人从事古生物学研究……中国学者在中国直接从事古生物学、生物地层学之研究是从李四光、孙云铸开始的，而专门在此领域内工作时间之长、成果数量之丰、质量之优，则首推孙云铸。”[8]孙云铸发表了中国第一部古生物专著，对无脊椎动物化石很多门类，特别是三叶虫做了开拓性研究。他注重正规教育，也注重成人业余教育，善于发现人才，精心培养，如刘东生、俞建章、卢衍豪、郭文魁……他培养的学生中近50人担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学部委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院士，而成为教授者更是数以百计，真正是“桃李满天下”！俞建章传承了孙云铸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层学专业，并且传承了章鸿钊地质教育家的身份。

俞建章(1899-1980)，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地质教育家。俞建章在老师孙云铸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下石炭统珊瑚的四个化石带，在我国最早研究了异珊瑚化石，主撰的《石炭二叠纪珊瑚》是总结性经典。用五十余年研究珊瑚化石，创建了中珊瑚目。俞建章长期从事地质教育，培养了几代地质人才。学生中，盛金章、李星学、侯佑堂较好地继承了他的学术专业，三人都继承了地质学、古生物学。

盛金章(1921-2007)，地质学家，研究方向为古生物学、地层学。盛金章在老师俞建章的基础上，主要从事古生物学中筵类化石的研究。盛金章把古生物中的“蜓”类作为研究对象，而且40年来锲而不舍，并取得了较大的科研成就，也建立我国北方石炭纪和南方二叠纪筵类化石带及创建缆类分类系统。

李星学(1917-2010)，地质学家，我国古植物学和陆相地层学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李星学在老师俞建章的基础上，将古生物学专业细分化，专注于研究古植物学和地质古生物学史。她是我国古植物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提出了华夏植物群早、中、晚三期及南北三区的概念。致力于地质古生物学史之研究，多次对中国古植物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回顾、展望和系统总结，推动了我国古植物学全面发展并走向世界。1993年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二届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1996年在美国加州召开的第五次国际古植物学大会上被授予“沙尼国际古植物协会奖章”。

侯佑堂(1919-2010)，女，地质学家，中国介形类古生物学及生物地层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研究方向为地质学、古生物学。侯佑堂在老师俞建章的基础上，开拓研究介形虫古生物学。她是中国介形类古生物学及生物地层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独著或与人合著了中国介形类古生物学与生物地层学最系统、全面的总结性著作，为我国科研、教学、生产部门培养大批介形类古生物学工作者。以她为首参与编著的《江苏地区白纪介形类》等是中国学者所写的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介形虫古生物学专著。她因此获奖众多。

从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出，这一学术传承链主要沿着古生物学的方向发展。古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动植物化石，属于探讨基本事实和原理的基础学科主要以地质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传统的古生物学研究在地质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9]古生物学曾经为科学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0]可以看出，我国古生物学的发展与章鸿钊→孙云铸→俞建章→盛金章、李星学、侯佑堂这一师承脉络有很大的关系。

翁文灏主要传承人链条：翁文灏→谭锡畴→郭文魁→张炳熹、涂光炽(二人继承了矿床学)、贾福海、关士聪(二人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在这一传承脉络中，有的学生继承了老师的研究方向，也有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

翁文灏，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在地学各分支领域里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矿床学方面，工作重点在于矿产地质的调查研究与分析总结。他于1919年发表了《中国矿产志略》，对中国矿产资源分布进行了科学分类与系统总结。他最先提出岩浆岩成矿专属性见解，还阐明了砷矿物在成矿系列中的位置，在我国首次提出了“成矿系列”这一术语。他对成矿规律之研究，为我国开拓了新的找矿方向，对后人有深远的影响。他培养的学生中，谭锡畴传承了翁文灏地质教育家的身份并且在矿床学专业上有所继承。

谭锡畴(1892-1952)，第一批地质学家之一，地质教育家。研究方向为地质学、区域地质学、矿床(业)学。在我国许多省区从事过最早的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尤其是四川西康地质矿产调查具有开创性意义。对资兴煤矿、易门铁矿等的开发经营有重大贡献。从事教育，培养人才，如穆恩之、郝诒纯、马杏垣……其中郭文魁继承了谭锡畴的矿床学。

郭文魁(1915-1999)，地质学家，研究方向为地质学、矿床学。郭文魁在老师谭锡畴的基础上，对矿床学理论有重大建树，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他提出的“格架构造控矿学说”，“中国金属矿床三大成矿域和三大成矿旋回”理论及“金属成矿的渗浸和注浸作用”理论都是现代中国矿床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学生张炳熹和涂光炽继承了他的矿床学方向，并且涂光炽还开创了地球化学研究。

张炳熹(1919-2000)，地质学家，研究方向为地质学、矿床学。张炳熹在老师郭文魁的基础上，对云南、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矿产做了很多工作，特别对太平洋成矿带，及轴矿、稀有金属、特种非金属矿之研究很有建树。他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矿床学》教材。

涂光炽(1920-2007)，地质学家，我国地球化学研究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创建人，也是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创立者之一。研究方向为矿床学、地球化学。涂光炽在老师郭文魁的基础上，提出“改造成矿”矿床成因新观点，并开展铀矿床研究。

贾福海(1914-2004)，地质学家。作为郭文魁的学生，他没有继承老师的矿床学专业，转向了基础学科与生产或其他学科结合而形成的学科，其目的在于为开发利用地下资源及改善和利用地球环境，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形成了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他主持领导黄河流域规划地质调查和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地质勘察；主持研究上海市乃至全国地面沉降的防治问题；领导发现天津市宝坻区奥陶纪灰岩中浅埋的隐伏岩溶水源地。主持领导了“中国玄武岩地下水研究”项目。

关士聪(1918-2004)，地质学家。与贾福海一样，作为郭文魁的学生，他的研究方向也发生了转变，既有探讨基本事实和原理的基础学科—区域地质学，又有为了开发利用地下资源及改善和利用地球环境，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的油气地质学。他工作领域广，在油气地质学、石油地层学、构造地质学、沉积学、矿床地质学等方面，也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在三十多年的找油实践中，为我国一系列油气田的发现和开发作出了贡献，成绩卓著。

从上述学术传承的讨论可以看出，主要传承了矿床学，和区域地质学。矿床学属于探讨基本事实和原理的基础地质学领域。“中国的矿床学研究发端于20世纪首个十年。自此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尽管从事矿床研究的队伍规模较小,研究条件落后,但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11]翁文灏、谭锡畴、郭文魁、张炳熹、涂光炽等一辈又一辈的地质学家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多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开展了地质调查和分布规律研究，促进了我国矿床学的发展。

以上两组师承关系的链条是线性的。在章鸿钊和翁文灏培养的三代学生中，笔者选取了地质学中两个发展比较好的学术方向进行详细阐释。

下面主要分析第二代学人在地学方向的发展脉络及师承关系。

1918年秋章鸿钊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任教讲授矿物学的8位学生中，由于当时处于地质学发展初期，他们研究虽然仍处于探讨基本事实和原理的基础学科层面，但也有拓展，如王绍文开拓了新领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结晶学。钱声骏细化了章鸿钊地质学的研究方向，从事地质学方面的图书馆学。王若怡将章鸿钊的矿物学史和地质学结合起来，进行矿物地质学的研究等。

1931年秋至1934年夏，丁文江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普通地质学、地质测量、地质矿业等课程，其学生赵金科、王钰基本继承了丁文江的专业方向。张文佑继承了丁文江地质教育家的身份，开启了第三代的学生培养，又在丁文江的基础上开拓了地学哲学的研究方向。孙殿卿开拓了地质力学方向、又发展了动力地质学方向中的第四纪冰川地质学分支。崔可信、岳希新创新性地突破了丁文江对基础地质学的研究，进入基础学科与生产或其他学科结合而形成的应用学科之列。崔可信前期从事矿产资源勘测，后期研究古地理学；岳希新研究煤田地质学；叶连俊开展了沉积矿床学方向。

翁文灏在3人之中，是唯一一位学术方向涉及基础学科与生产或其他学科结合而形成的应用学科的。由于翁文灏本身研究的方向多，所以其学生常隆庆、黄汲清、朱森、杨曾威、潘钟祥和任绩不同程度地继承了翁文灏的研究方向；李陶未从事地质类的研究和工作；熊永先和李春昱在传承翁文灏的研究方向的同时，又有开拓。李春昱发展了区域地质学；熊永先发展了地质和矿业勘察的方向。

结 语

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培养了众多学生，部分优秀的学生又培养了一批学生，代代传承。一个地质学家背后的成功与名师的培养、影响有很大的关系。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地质学初期的发展基本以探讨基本事实和原理的古生物学、矿床学等基础学科为主，随着代际学术传承，研究方向有所拓展，从第三代学人开始逐渐将基础学科的研究与生产或其他学科结合而形成了应用类地质学科，这些应用类地质学科的发展对我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从我们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我国地学教育与发展同早期地学家的学术传承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在这种学术传承中，在研究方向上有继承、有拓展，从而形成我国地质学的专业和方向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