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城市化特征初探

2021-11-28 23:38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1期
关键词:租界城市化都市

艾 萍

(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44)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步步推进,上海逐渐从东方的小渔村,转变为世界的“东方巴黎”,成为中国最为现代化的都市,英文modern也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摩登。城市化伴随着上海的国际化、商业化、现代化,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的象征。

城市化,主要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向城市集聚,传统的生产、生活、行为方式从农耕型向城市型转化。现代意义的城市化兴起于英国工业革命,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推动与发展。恩格斯对城市化进程曾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大工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要有其他的人,如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就变成了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了大城市。”[1]

然而,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城市化又必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正如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一样,城市化也会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呈现出不同的模式。[2]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西方模式相去甚远,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拉开了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序幕,并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外源性和明显的殖民色彩为人们所周知。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始终与被动的开埠通商联系在一起,条约口岸城市首先开始了近代城市化历程,并成为第一批成果展示场,其中,发展速度最快、地位最为显赫的是上海。在上海,城市化的进程又表现为国际都市、移民都市和现代都市等特征。

国际都市是上海的第一个城市化特征。上海开埠以后,很快就展现出其强大的吸引力,成为中国最为国际化的都市。外国商人首先利用上海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经营对外通商贸易,仅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值就从占全国总值不足10%,发展到占全国贸易总值的50%左右,并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上海经济同外部世界有了联系。[3]与此相伴随的是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特别是国籍来源众多、异域风情浓郁的外国人充斥城市之中,真正让人们直观地意识到上海已经一步步融入世界。

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使租界和租界制度成为独立于中国政权体系之外的存在。租界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的发端,其设立之初,由于“中外民情扞格,以风俗习惯等种种不同”,[4]致使“华洋分居”成为既定的制度。上海租界开辟后最初十年,外侨数量和增长速度都极为有限。英租界内的外国侨民仅从1844年的50人增加到1851年的265人,[5]法租界内的外侨只有10人左右。1853年小刀会攻陷上海县城,大批华人涌入租界,打破了“华洋分居”的禁例,形成“华洋杂居”格局。 在对外贸易和以房地产为主的诸多投机事业的刺激下,19世纪70年代以后,租界的外国人数量稳步增长,其中,妇女和儿童的数量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成年男性增长的速度。这表明,公共租界外国人的投机色彩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从事较为固定职业、并长期侨居于此的外国侨民开始成为公共租界外国人的主体部分。[6]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沪各国侨民总数已达1.5万余人,其中有英、美、法、德、日、俄等国侨民近万人,还有印、葡、奥、意、丹麦、荷兰等国侨民。1936年外侨人口数约为6.2万,1942年达到最高峰8.6万人。在沪外国侨民国籍最多时曾达到58个国家,他们大多数从事工商业等经济活动。[7]上海城市化的启动使得上海成为外国人在中国的重要聚集地,国际化成为上海城市的发展趋势,上海民俗由此羼入大量国际因素。

道路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上海租界利用越界筑路进行租界扩张。租界当局“以之为先声,继之以扩界,相辅而行”。[3](P228)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天国军队进攻上海时,法国殖民者以保护租界为由,筑成由西门外直通徐家汇的军路,这是法租界第一条界外道路;到20世纪20年代,法租界所筑界外道路达20余条。从1900年到1925年,工部局所筑越界道路有39条,总长度约75公里。经过这一系列的拓展,上海租界总面积达48653亩,是其最初面积的24倍,是老县城面积的10余倍。[8]随着道路的开拓和城市交通的发展,各项城市建设快速展开,殖民者在上海“按照自己的面貌”从母国引入先进的市政管理模式和方法,“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9]。越界筑路客观上成为上海城市化的先导,这一切在上海县城北部首先开启,由此,城市的格局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华洋两界截然不同的城市面貌使得租界成为华界效仿的对象,在租界扩张及城市化的刺激和示范下,华界的近代化也艰难起步,城市功能全面提升。上海从东方的小渔村,逐步融入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都市。

移民都市是上海都市化的第二个特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城市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互为因果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中的关系却又十分复杂。城市化和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增加”[10]。上海的城市化也同样表现为人口集中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但与西方国家独立发展、以工业化为主的城市化相比又有一些不同。

首先,中国早期的城市化更多是在外力推动下、以商业化为主要动力。在经济因素推动的人口聚集过程中,商业贸易成为其中更重要、更突出的一大环节。对此,早就有人认识到:“这个城市不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只靠它的商业力量逐渐发展起来。”[11]随商业贸易而移民上海的商人成为上海都市移民中重要的一部分。

其次,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动力更多来自农村的推力,而非城市的拉力。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农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向中国大量倾销农产品与工业产品,名目繁多的赋税和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愈益贫困,天灾、兵祸更使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他们只好背井离乡,走上形同“难民”的移民之路;另一方面,上海在开埠以后,随着对外贸易和与之息息相关的金融业的发展,上海近代工业也在中外资本投资之下蹒跚起步,工商业的发展对农村人口进入上海都市有莫大的拉力。

第三,乐正在《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中根据移民动因的不同,把上海移民分为主动移民和被动移民,认为这种分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类,因为一个移民身上往往可能兼有两种动机类型”。[12]正因为如此,上海不仅有路途较近的江苏人、浙江人、安徽人、山东人,也不乏远道而来的广东、云南、贵州等地人,移民籍贯的多源性显而易见。

“移民都市”成为上海的一个别称。据邹依仁研究,1852年上海总人口为54万余人,到1936年增长到380余万人,80余年间上海地区的人口增长了6倍以上。[13]剔除其中的人口自然增长因素,有学者估计,这380余万人中至少有255万人属于由外地迁入带来的机械增长。[14]1885年到1935年这50年中,公共租界非沪籍人口所占比重始终在78%—85%之间徘徊,平均为82%。而华界中1929—1936年非沪籍人口所占比重则在72%—76%之间波动,平均为74.2%。[13](P112)如果取其平均数,那么两界沪籍人口与非沪籍人口之比则为21.9%和78.1%,客籍和土著人口比例达到了4:1。“客籍多于土著”[15]是一个可以认定的事实。城市化导致上海成为一个多元异质的都市社会,这也成为上海都市的一个特征。

现代都市是上海城市化的第三个特征。城市化首先是人的城市化,对于上海移民来说,进行的不仅仅是从乡民变为现代市民的社会化过程,而是经过多次社会化,直至成为近代上海人的过程。(1)关于上海人社会化的过程,具体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城市化的内涵不仅在于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而且意味着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化。

其一,城市化标志着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来临,传统生产方式转化为现代生产方式。大工业时代,机器代替了自然力和人力,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质变。与传统分散经营相比,为了配合以聚集为主的城市生产方式,必须建造公共设施,特别是公共交通设施。上海的现代交通建设发端于租界,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颁布后,英租界开始了早期的道路建设。到1911年,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下的界内外道路总长度已达180公里,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法租界对于道路建设也相当重视,自1857年成立“道路管理委员会”到1900年,法租界“已有一个宽阔的、铺设得很好的道路系统”。在租界道路建设形成的强烈刺激下,华界也开始了艰难的路政建设,至1927年,南市、闸北新建马路百余条,上海市城区大为扩展,北到虹口公园,东到军工路,西到曹家渡,南到龙华路,基本形成市区的范围。[16]

其二,现代市政建设直接改变了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式。与传统乡村的自然性相比,现代城市更多地考虑到人的生活需要,也就是说,要通过人的思维规划建造适合人的生活环境,这样的设计可以更大程度地满足人的需求。以出行和服饰生活为例,随着现代道路建设的开展,上海市民改变了“水行则船,陆行则轿”的传统出行方式,逐渐由轿子、马车、人力车过渡到电车、汽车和出租车。现代交通工具与传统步行的交通手段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速度的极大提升,还在于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差异。步行更多的是个体行为,而现代交通工具是集体的位置移动。与相对悠闲的个体步行相适应的长袍马褂在现代交通设施所营造的快节奏社会生活映衬下,尤其显得格格不入,西装以其简明、快捷的设计风格更加符合乘坐现代交通工具的需要,上海西服店的林立也就不足为怪。到1930年,仅加入西服业公会的商号就有四百二十余家,[17]穿西装已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时尚,也是都市生活的一种现实需要。

其三,现代都市生活伴生着传统行为方式向现代行为方式转化。行为方式是指一定的社会角色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程序化、规范化、模式化的活动。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出现,打破了人们自古以来受自然规律限制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行为方式。现代工厂凭借机器和电力技术等,可以不分昼夜地进行生产,从乡村走入都市,进入现代化机器生产线的工人不得不适应现代生产方式而改变作息时间,养成新的行为方式,人们的日常活动被纳入随西方机器生产一起引入的星期制度。同时,“市民”失去由季节变化而带来的闲暇时间,现代科技彻底改变了娱乐时间和娱乐内容,休闲成为城市生活的一种新的行为方式。

早就有学者总结出上海城市兴起的轨迹是“以港兴商,以商兴市,开埠以前奠基,开埠以后崛起。地理位置是基础,开放是前提,开埠通商是其迅速发展的契机。” 可以说,以开埠为先导的城市化成就了上海都市与都市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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