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历程及演进逻辑

郑振宇

（福建江夏学院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尤其和习近平的实践经历和理论思考密不可分。习近平曾说过：“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1]。到中央工作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是对生态环境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有关重要讲话、论述和指示批示达300 余次”[2]。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对它的历史逻辑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历史性和必然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历程研究综述

（一）目前研究进展

目前，有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成为学界热点，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学术成果产出快速增长。在这其中，有些研究成果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期研究。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学者从空间角度通过回顾习近平从地方到中央的生态建设历程，概括式地梳理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几个发展阶段。如阮朝辉认为习近平 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历程可以分为萌芽、起步、发展成型、理论丰富与深化拓展四个阶段[3]。周光迅、郑玥认为：“习近平同志历来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这体现在他施政生涯的全部过程当中，尤以他主政浙江时论述最为全面”[4]。沈满洪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历了从区域治理到国家治理的演变过程[5]。张乾元、冯红伟介绍了习近平“从插队陕北到主政正定、福建、浙江和上海，再到领导治国理政”[6]过程中生态治理的主要历程。张赓、徐保风从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梳理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历程[7]。二是从内容层面揭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历程和背后的发展规律。如刘经纬、吕莉媛在历时态视野下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分为自然生态平衡观、人与自然的和谐观、生态文明观、生态民生发展观、生命共同体思想等七个演进阶段[8]。俞海等人则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由个人层面的认识实践发展到系统层面的生态文明思想这样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9]。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相关研究成果的增多表明了学界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历程研究日益重视，但也要看到，当前研究中仍存在一定的不足或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在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历程时，多数成果主要介绍习近平在陕北、正定、福建、浙江以及党的十八大之后发生的事，对于上海期间和国家副主席阶段处于研究的断裂带和空白带。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历程研究建立在不完整的片段基础上，对各个具体阶段划分不够科学，难以完整勾勒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脉络，也影响了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规律的理解。

为此，要进一步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历程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地方到中央的长期过程。要将习近平一以贯之的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历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不仅要探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历程，注意科学划分思想发展的每一个具体阶段，划分阶段时除了关注领导人工作地点和职务的变化，还应更多地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自身发展轨迹变化出发来科学勾勒出思想的完整脉络，深挖其历史发展背后的演进逻辑和发生规律，以准确回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怎么来”的问题。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历程回顾

从1969年到2018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历了近50年的发展历程。按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历史性和阶段性特点，大体可以将其分为孕育阶段、发展阶段、升华阶段以及最终确立阶段四个阶段。

（一）孕育阶段（1969—1975年）

1969年，习近平离开首都北京来到陕北偏僻落后的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开启了七年的知青岁月，“迈出人生的第一步”[10]。当时的梁家河面临着自然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黄沙漫地、生态环境脆弱等严峻生态问题。习近平扛起大队支部书记的担子，带领群众进行发展生产、保护生态环境的活动。一是打坝淤地，减少水土流失。为了增加群众的耕地面积，也为了减少当地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习近平和村民一起建造淤地坝，有效缓解了这个问题。二是办好沼气池，推广清洁能源。由于地处偏远，当地农村煤电等资源匮乏，影响了生产和生活。有些群众就去砍伐树木来烧火做饭，这样却破坏了当地自然植被。习近平指导乡亲们办起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池，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烧火、照明的问题，还有效保护了当地生态环境。

梁家河的生产生活经历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溯源和起点。首先，在这七年时间里，习近平读懂了中国西部基层农村的生态环境状况，萌生了生态保护的初心和责任。习近平曾动情地说：“我曾在西部生活过多年，深知环境恶化的灾害，拥有秀美山川而不知道珍惜，无疑是暴殄天物”[11]。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在西部生活的经历，使习近平深切感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从此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当作毕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其次，习近平在梁家河初次领导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活动，从中感受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艰辛，也展现了习近平致力于为人民改善生态环境的坚毅品格、实干精神和敢于创新的勇气。当然，在这阶段，习近平改善周围环境更多时候表现出一种自发行为，是面对客观恶劣环境的被动行为，开始萌生改善环境的朴素想法，但还未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因此属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实践根源和思想起点。

（二）发展阶段（1982—2007年）

1975—1982年间，习近平回到北京度过了大学学习和中央机关工作时间。从1982年3月开始，习近平开启了25年丰富多彩的地方生态治理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不同时期。

1.市和县视域下的地方生态局部治理时期（1982—1996年）

从1982到1999年，习近平先后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州工作。这一时期随着工作地域的变换，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和实践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

在正定时期（1982年—1985年），深刻反思掠夺式传统生产方式对生态的破坏并积极寻找出路。1982年到1985年，习近平先后担任河北正定县委副书记和书记之职。在这期间，习近平在主抓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一是深刻反思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生态的破坏。作为我国北方重要产粮区，正定取得粮食高产的背后是农民依靠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而付出的惨痛生态代价。习近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拿我县两河滩来说，无疑是我县一大资源优势。但过去却用作开荒造田，发展粮食，不仅投资大、用工多，效率不高，而且因破坏了自然植被，还加剧了风沙灾害”[12]113。二是提出生态环境保护的前瞻性对策。例如，他在两河滩、塔元庄村进行以林还林以及发展生态立体农业的探索，实现了经济、生态效益双丰收，体现了习近平的生态系统观意识。他在领导制订《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时，明确表示“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13]，彰显了习近平为发展画生态红线的底线意识。

在厦门时期（1985年6月—1988年6月），第一次面对在沿海开放城市快速发展中如何保护环境的问题。1985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特区建设进入了快车道。也就在同一年，习近平从河北正定调任厦门市委常委兼副市长，开始了习近平的特区工作时期。他既看到厦门生态环境优美的一面，也直观感受工业化发展与环境冲突的状况，从而在其职责范围内直接领导了厦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一是把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纳入战略规划中。习近平从战略高度看待厦门所拥有的良好自然资源条件。他说过：“厦门是属于祖国的、属于民族的，我们应当非常重视和珍惜，好好保护，这要作为战略任务来抓好”[14]。习近平主持制定《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专门把环境优美作为六大战略目标之一，体现了习近平的远见卓识。二是着力解决厦门当时比较突出的自然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针对一些人为了牟利在万石山风景区、鼓浪屿海滩等区域随意挖沙取土、开山取石等破坏自然生态的做法，习近平采取措施及时制止了这类行为。1988年，习近平还直接领导了厦门市中心筼筜湖综合治理行动，提出科学的治理方案，有效解决了治理资金来源等问题，为筼筜湖环境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宁德时期（1988年6月—1990年4月），进行较落后地区如何发挥生态优势的思考与实践。1988年，习近平出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宁德经济较为落后，是“守着青山绿水过穷日子”的典型。习近平因地制宜，提出了宁德只有充分发挥生态优势才能摆脱贫困的科学论断。一是精辟指出宁德发展的优势在于林业。习近平认为：“林业有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发展林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15]110习近平还强调，“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15]110，蕴含着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二是加强有关林业发展的体制和制度建设。在体制方面，习近平提出要“深化林业体制改革，……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大办林业”[15]111，凸显了共建共享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制度规范方面，习近平要求在全区层层落实好领导干部任期林业目标责任制，体现习近平重视制度对生态建设的保障作用。

在福州时期（1990—1996年），开始了省会中心城市的生态城市建设。1990年，习近平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在主政省会中心城市期间，习近平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施政的重点之一。一是明确了福州生态立市的战略目标。1992年，习近平领导制定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正式“把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从“环境保护”“治理气、水、噪音等污染”诸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6]145-155，为福州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二是努力实现福州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福州作为省会中心城市，面临省内外兄弟城市的激烈竞争，发展的任务很紧迫。在发展过程中，习近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以追求经济发展为单一目标，不做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事，志在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和永续发展。例如，为了避免引入污染项目，他明确要求不得在环保方面对“三资”企业实行特殊照顾的政策。三是加强福州城乡环境整治。习近平大力推进“绿化福州”建设，着力构筑自然生态屏障。针对福州靠山面海的地理面貌，习近平强调“既要抓好山上造林，又要抓好海边防护林”[17]，促进了福州城市绿化上了一个大台阶。习近平还主抓福州城区内河整治，制定《城区内河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并有力实施，使得福州内河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综上，在对市和县治理的这一时期，习近平从北到南，从内陆到沿海，从欠发达地区到省会中心城市，逐渐积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经验，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但总的来说，这时期的地方生态治理主要还是局部性而不是系统性的生态建设过程。随着习近平政治地位的提高，其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也向着系统性的地方生态文明建设时期进一步发展。

2.省级区域系统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时期（1999—2007年）

1996年至1999年，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主要分管地方党务和统战方面的工作。从1999年到2007年间，习近平先后担任福建省长、浙江代省长、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等地方主要领导职务，继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一是开展地方系统性的生态文明建设。1999年到2002年，习近平先后担任福建代省长、省长。习近平立足福建省情，在2000年前瞻性地提出了“生态省”建设战略构想。为了把战略构建落到实处，习近平亲自担任福建省生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领导编制完成了《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明确福建未来20年内要建设包括生态效益型经济体系在内的六大体系，福建的“生态省”建设进入全面实施的快车道。2002年10月12日，习近平调任浙江省，继续推进“生态省”建设的浙江模式，领导制定了《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并付诸实施。2007年4月，履新上海市委书记职务不久的习近平调研崇明生态岛建设情况，他要求“切实加快推进崇明现代化生态岛建设，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18]。总之，从2000年开始，习近平先后在福建、浙江倡导实施“生态省”建设战略以及推动上海的“崇明生态岛”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打造，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入了地方系统性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新阶段。

二是抓好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领域。在推进地方生态系统建设的同时，习近平也有针对性地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问题、重点领域，并力求取得实效。担任福建省长时，习近平高度重视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问题，破例将之列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力推进长汀水土流失治理行动。在浙江，习近平结合当地实际，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省”建设的重要抓手，2003年开始实施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既有效改善了浙江农村人居环境，也给当地农民带来了“金山银山”。在上海期间，虽然前后任职时间只有短短7 个月，但习近平马不停蹄考察了全市所有19 个区县，调研的重点之一就是各区县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问题，体现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如既往的重视。例如，习近平曾专门到上海淀山湖湖区调研水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强调要“下大力气解决一些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19]。这些体现了习近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环境”的高度责任意识和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的坚定决心。

三是对生态文明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和理论阐述。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不断丰富，必然要经历由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发展过程。其一，习近平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论断。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表《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的文章，从人类文明兴衰的高度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人们努力实现生态与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其二，提出了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观点的“两山”重要思想。针对当时存在着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破坏生态环境的错误发展观和思想困惑，习近平在《浙江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了“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认识三阶段论”，深刻揭示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一种发展思维的大解放和新变革。总之，“生态文明论”“两山论”等重要论述的提出，体现了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邃思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核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

（三）升华阶段（2007年10月—2018年4月）

2007年党的十七大之后，习近平来到中央工作，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舞台变大了，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倾注的心血也更多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高度、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得到全面升华，并走向成熟。

一是从重要性来看，生态文明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2013年4月，习近平首次从政治高度看待生态环境问题，认为“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20]4。2013年7月，习近平拓展了“中国梦”的生态内涵，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20]20。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创新性地将绿色发展作为关系我国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理念提出。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把生态文明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是从作用范围看，生态文明建设从地域性上升到全国性乃至世界性。首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从地方“生态省”建设到“美丽中国”建设的升华。习近平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首次明确提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20]5的生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美丽中国”又首次被纳入“十三五”规划之中。党的十九大又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从此，习近平带领全国人民朝着建设“美丽中国”目标不断前进。从地方“生态省”建设到“美丽中国”建设，是习近平一以贯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地方“生态省”建设探索为“美丽中国”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和理论基础，“美丽中国”建设则是地方“生态省”建设的拓展和升华。其次，习近平提出了建设“地球美好家园”和“清洁美丽的世界”等倡议。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必然选择。习近平顺应全球生态治理的客观要求，倡议“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20]127、以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20]143等。此时，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已经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等范畴，上升到“地球家园”“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人类高度。

三是从认识程度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完善和系统化。这一阶段，随着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在逐步完善和系统化。一是不断拓展生命共同体的内涵。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0]47，初步阐述了自然内部各种生态要素之间的关系。2017年7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7 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1]，增加了草原生态系统，生命共同体的内涵得到拓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2]的重要观点，生命共同体的内涵更为广泛和全面，不仅揭示了自然内部各系统间的紧密关系，而且进一步描述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相生相息的关系。二是进一步完善“两山”理论。2013年，习近平在回答哈萨克斯坦大学生提问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1，实现了“两山论”从初期“认识三阶段论”到“三个重要论断”的第一次发展。2016年3月7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两会黑龙江代表团讨论时，还提出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23]的论断，更加符合我国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实际，拓展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外延，标志着习近平“两山论”更加完善和成熟。

（四）最终确立阶段（2018年5月至今）

正是经历了上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孕育、发展、升华阶段后，在2018年5月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最终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首先，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这次大会具有权威性。2018年5月18—19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意义深远的一次重大会议，具有几个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规格高，首次以党中央的名义召开此次会议，具有权威性。二是规模大，中央政治局六位常委出席会议，党的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要讲话，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部门和地方主要负责人悉数出席，具有全局性。三是名称变，相对之前我国召开的七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大会)，这次会议名称首次改为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赋予了大会生态文明新的内涵。总之，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是我国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发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最强音。

其次，这次大会形成的一个标志性重大理论成果就是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会对理论的名称进行了规范，明确使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来命名，成为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之后得到全国性会议正式确认的又一重要思想。

最后，大会还实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这次大会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六项重要原则，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1]；大会首次强调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包括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安全体系[1]。六大原则的确立和五大体系的构建，说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已经体系化和成熟化。

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名称、理论内涵和理论地位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这一全国性权威会议上得以确认，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意识和根本遵循，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终形成。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演进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和漫长的发展历程蕴含着深刻的演进逻辑。总结、提炼其演进逻辑，对于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及科学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递进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演进的基本路径

回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是无根之萍、凭空产生的，而是伴随着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与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逐步完善的。在方位上，从生态恶劣的黄土高坡到风大、缺水的华北平原，从沿海海岛到生态屏障较好的东南省域，从农村到城市，习近平生态实践经历了从北方到南方差异明显的生态面貌。在层次上，从最基层的大队开始，历经县、市、省的生态治理实践，再到“美丽中国”目标以及“清洁美丽世界”的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实践覆盖了自下而上的各层次。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上，从保护绿色植被到解决人口增长、工业化与自然的矛盾到发展落后地区的生态生产力到生态城市建设和“生态省”建设以及全面系统的“美丽中国”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容实现了从点到面的立体升华。在地位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从党和政府的工作边缘位置到治国理政中战略位置的转变。正是在各层次各领域成功实践的基础上，习近平不断加深了对生态文明规律的理解并进行了科学总结，同时充分汲取前人理论成果，最终形成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思想，再用以指导实践。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由量变到质变、由不成熟到成熟的思想递进发展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规律和事物发展规律。

（二）问题导向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演进的外在推力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4]289马克思主义者深刻把握思想与时代的关系，每一次的重大思想理论创新都是对时代问题的科学应答。习近平历来高度重视问题导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紧密相关，其发展过程就是始终坚持正视“生态环境问题压力”不回避、积极作为的过程。无论是青年时期面对生活与生态矛盾，还是工作后遇到生产与生态矛盾、发展与生态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一定时期呈现加剧趋势，习近平不仅没有退缩，而是变压力为动力，迎难而上，积极找寻破解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难题之道，并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深刻反思和科学总结。例如，习近平多次指出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必须下大力气扭转”[20]11。可以说，习近平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每一次生态环境问题，都推动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不断前进。问题意识同样也引导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他们对中国发展中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着同样清醒认识，高度认同建设生态文明的主张。例如，2012年12月，李克强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年会时指出，我国面临资源相对不足、环境容量有限的“短板”，表示“我们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正是要打破这一瓶颈制约”[25]，为此他提出了要建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因应时代问题而生，它深入系统地回答了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不仅为解决当代中国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难题指明了方向，也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高度的责任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演进的内在动力

责任一直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点。首先，体现在习近平本人拥有高度的生态责任感。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化，习近平一直不忘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初心，一直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激励自己和告诫干部群众。例如，在福建工作时，他就要求福建各级地方各个部门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好环境保护。在上海工作时，也强调“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放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19]。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更是以前所未有的责任担当一步一个脚印、一茬接着一茬干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他曾说过：“我之所以要盯住生态环境问题不放，是因为如果不抓紧、不紧抓，任凭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不断产生，我们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就是对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不负责任”[20]15。因此，他要求广大干部，“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26]。正是习近平一以贯之的生态环境保护高度责任意识和“功成不必在我”的广阔胸襟，驱动着他不断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推动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不断发展。其次，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身就拥有为人民谋幸福的强烈担当。党的领袖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这种生态环境责任担当的形成。履行好主体责任、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的党内文化和制度逐步形成，正视现实生态矛盾、保持战略定力、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生态文明实践不断深

入推进。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在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这道关口面前，“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27]。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终确立和贯彻落实，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责任意识和勇于担当精神的集中体现。综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具有清晰的演进逻辑，它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直面国内外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不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在外在的人与自然矛盾推力和内在的勇于担当精神动力共同作用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历了从孕育到最终确立的递进发展历程，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