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自延安“向内”凝聚的新疆话剧演出活动
——《新疆日报》文学史料分析（1935—1943）*

何 菲 菲

（1.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2.新疆文献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

自1937年—1945年的抗战八年被学界称为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①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泛指抗战八年。参见马俊山《“演剧职业化”运动铸就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代序），载马俊山《演剧职业化运动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话剧作为最直接最便利的宣传工具，发挥着反映社会现实、引起民众共鸣的作用。在抗日战争的促动下，话剧这种舶来品在全国各地都得到了跳跃式发展，话剧宣传抗战、揭露敌伪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20世纪30年代，延安方面应盛世才之邀先后派三批中共党人来到新疆工作，新疆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迪化（今乌鲁木齐）被誉为“小延安”。新疆现代话剧运动、现代文化的确立和蓬勃发展得益于中共党人的领导与推动。

目前，有关新疆现代话剧运动的研究大多是对戏剧活动的梳理②参见王华轶《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话剧运动（上）》，《新疆艺术》，1981年第1期，第30-35页；王华轶《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话剧运动（下）》，《新疆艺术》，1981年第2期，第36-40页；众生《回顾三十至四十年代新疆戏剧运动》,《新疆艺术》，1984年第5期，第69-72页+41页；众生《回顾三十至四十年代新疆戏剧运动（续）》，《新疆艺术》，1984年第6期，第58-61页；李晓虹《新疆抗战话剧运动概览》，《新疆地方志》，1992年第1期，第56-60页；张映姝《抗战时期新疆戏剧运动研究》，《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75-80页。另需说明：众生《回顾三十至四十年代新疆戏剧运动》分3次在《新疆艺术》上连载，前2篇的刊出信息如上所录；因资料有限，笔者目前无法确定第3篇刊出的年份和期数，只能确定页码为第71-75页。，涉及话剧运动在新疆的兴起、传播与发展的脉络；学校演剧与话剧比赛的蓬勃发展；实验剧团的建立及演出；戏剧理论学习及剧本创作等内容。本文则以现存1935—1943年《新疆日报》③《新疆日报》由原来的《天山日报》改版而来，1935年12月3日出版第一张报纸。1935—1943年现存《新疆日报》的份数为677份，虽然有缺失，但不会对本文所述观点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为史料基础，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主要从剧目选择及演出、剧团管理、“承自延安、向内凝聚”的特点等三个方面来梳理和研究新疆现代剧运，以求教于方家。

一、以延安文化为精神内核的剧目选择及演出

杨增新治新时期施行文化高压和愚民政策，金树仁时期虽然施行相对积极的文化政策，但由于吏治腐败、社会动乱等原因，新疆的文教事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①杨增新主新17年，施行文化封锁，宣扬封建传统文化，试图把新疆各族人民变为“不通文字，不读诗书”和“蠢蠢而居，嬉嬉而游”的“混沌之民”，以实现他的“无为而治”。全疆的文化事业基本没有大的发展，但其本身对守旧的儒家道统的认可和推崇，使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文化在边疆得以弘扬。但杨增新推崇的传统文化是为了维护其封建军阀的统治，和上海等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相去甚远。金树仁主政新疆只有5年时间，虽施行了比较积极的文教政策，但当时吏治腐败、财政崩溃、民族矛盾激化，新疆社会基本处于战乱之中，故文化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以上参照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笫643-644页；陈宁生《杨增新评传》，《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147-157页；刘虹《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汉文化传播研究（1884—1949）》，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5-28页。新文化运动的雨露未能滋润新疆。盛世才主政新疆后，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权，在联共党人俞秀松等的帮助下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为新疆现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环境。但“六大政策”的施行需要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而盛世才政府没有这样的人才。20世纪30年代，应盛世才之邀从延安来到新疆的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进步的思想、最佳的宣传方式——话剧演出——以及先进的戏剧理念，这一切给新疆现代话剧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发展机遇。

现存1935—1943年《新疆日报》刊载话剧演出信息共297条，其中，迪化演出信息218条。另刊载各地举行的话剧比赛信息48条②本文各处所列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为本人根据现存1935—1943年《新疆日报》刊载的演剧信息所统计，如有不准确之处，以《新疆日报》原版为准。。所有信息中可以确定剧名的汉语话剧共215部，在《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修订版）》③参见董健《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修订版），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中可查到的有84部，占总数的39%；84部可查剧目中内容为抗战反汉奸的有64部，占76%。这些剧作主要歌颂军民的英勇抗战，暴露敌伪的残暴凶恶，揭露汉奸的卑鄙无耻。

在来自延安的中共党人的引领和指导下，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促动下，抗战内容与话剧形式高度融合，开垦了新疆这块文化“荒原”。从现存1935—1943年《新疆日报》刊载的话剧演出信息来看，北疆各地演剧活动多于南疆，迪化及其周边各县的演剧活动更为活跃。新疆学院、女中、省一中、反帝总会剧团、实验剧团等都是迪化话剧运动的中坚力量。焉耆、奇台、惠远等县的学校和机关团体也较为活跃。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文化运动的内容及形态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自1936年就开始表述的，期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位党的领导人都曾经发表过重要的有影响力的讲话。因此，虽然本文研究时间段《讲话》还未发表，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已经基本成型并多次公开表述，经由自延安来新疆的中共党人在新疆的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指导作用。中指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1]此阶段最主要的革命任务就是反帝抗战。据现有资料统计，新疆学院等各校学生、反帝总会剧团等戏剧组织在林基路等中共党人和茅盾、赵丹等文艺界进步人士的指导下演出了百余部话剧，这些话剧在延安等地也曾多次演出，抗战救亡是其核心主题。1939年新疆学院十几名学生集体创作、经茅盾修改整理的《新新疆进行曲》的演出更是震动迪化。

在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以抗战救亡为核心内容的演剧活动，把身处抗战大后方的全疆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了同一件事情上——反帝抗战，不同民族间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被弱化，统一国家的认同被强化，逐步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延安“一脉相承”的先进的政治文化，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了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国语新文化为新疆现代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话剧演出内容的统一性和单一性证明了全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是新疆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础。

二、以晋察冀边区文化管理模式为指导的剧团管理

1935—1943年间，新疆各地的学校、政府机构以及民间组织组建了一批演出团体与话剧组织，他们互相促进，共同推动了新疆戏剧运动的发展。据现有资料统计，1935—1943年间《新疆日报》上刊载的与戏剧有关的信息中可统计出的戏剧组织及剧团有111个，其中，戏剧组织24个，学校或学校剧团48个，其他组织及剧团38个。具有职业演剧性质的剧团1个——新疆实验剧团。整体来看，迪化的戏剧组织和剧团中心地位明显，有45个之多，占全疆的41%，北疆的戏剧组织和剧团的数量明显多于南疆，演出大多集中在汉族聚居地，但南疆各地也积极组建剧团，进行演出和宣传，如喀什区抗日救国后援会组织的剧团、喀什区警务司令部全体官佐组织的新剧团、温宿各机关成立的联合剧团等。①全疆各地比较活跃的剧团还有：巩留各机关法团学校组织的剧团、镇西各法团公务员共同组织的新剧团——业余剧团、奇台直属四分会组织的新剧团、绥定前进剧团、伊宁突击剧团、鄯善县文化剧团、霍城锋芒剧团、精河新生剧团等。详细信息参见玉《喀什——抗日救国后援会第四次委员会议——讨论组织剧团等事项并增选塔吉克委员一名》，《新疆日报》，1939年5月21日，第3版；《简讯》，《新疆日报》，1941年1月25日，第3版；《镇西公务员组织话剧团》，《新疆日报》，1941年2月12日，第3版；学作《各处开始筹备四月革命节——发动节约竞赛工作排演新剧扩大宣传》，《新疆日报》，1941年2月27日，第3版；明智、伯湘、展路《简讯》，《新疆日报》，1942年3月26日，第3版；桥《鄯善县召开全县教育会议——决定本年补足各校数量并呈请将会校改归公立》，《新疆日报》，1942年7月18日，第3版；《霍城——暑期工作宣传队下乡宣传政府政策——锋芒剧团召开联席会议》，《新疆日报》，1942年8月20日，第3版；中《提倡民众正当娱乐——精河县组织剧团并成立三民主义研究组》，《新疆日报》，1943年8月11日，第3版。

1938年11月《新疆日报》连载了由克寒所作的长文《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②参见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新疆日报》，1938年11月11日—1938年11月30日，第2版。，该文全面介绍了晋察冀边区的社会状况，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发展情况，包括边区的戏剧运动和剧团管理的情形。中共党人在新疆对文化团体的管理采用的就是延安和边区的文化管理模式。政府拥有剧团的管理和指导权，能保证剧团所演剧目符合国家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要求，并有效阻止来自国内外的分裂思想和极端宗教思想的渗透和拉拢，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的健康和安全，在反帝抗战的同时保证边疆的稳定，维护祖国统一。

20世纪30、40年代，在新疆，虽然除实验剧团以外的其他剧团及组织几乎均为业余性质，但所有剧团及组织都是在官方的支持和管理下组建的，且组建这些剧团的官方机构中都有中共党人的身影。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省一中校长李云扬、“新兵营”文化教员杨梅生、省女中教务长朱旦华、反帝会文化科长于村、文化协会戏剧科长白大方等等，散布在各机构的中共党人都参加了各自所在单位剧团的指导和管理工作，为剧团向加

在抗战剧运中，虽然中?共党人直接领导和管理最多的是业余剧团，但在创作和演出等方面较有成就的职业剧团，有的是中共党人直接组织领导的，有的则是由左翼人士或受中共影响的进步人士领导和管理的。因此，中共党人对戏剧运动的引领和指导不仅带动了业余演出，同时也促进了职业化演剧运动的发展。强国家认同的正确方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除此之外，政府工作人员担任剧团相关职务成为各地剧团管理的一种普遍模式，“（一）杨副县长被选锋芒剧团团长，王秘书担任剧务监督，演出组由焦先生、万局长、刘科长分别担任新旧剧组长。会计张同林”[2]。通过中共党人的积极努力，所有剧团都能保证其正确的发展方向，几乎所有演出剧目都以抗战宣传为核心内容，由此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文化管理思路。

《每日小言怎样开展新疆的戏剧运动》一文指出：“关于怎样加速目前的剧运的发展的第一个具体办法是迅速成立剧运的中心机关，或者称为模范剧团。”[3]著名戏剧运动家、导演陈鲤庭认为：“要建立合理的进步的演剧制度，第一应该有个真正的实验剧团。”[4]1939年底在新疆文化协会领导下成立的，由赵丹等进步文艺工作者参加并指导的新疆实验剧团就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职业化的实验剧团。新疆实验剧团公演了《故乡》等多个大型多幕剧和十多个独幕短剧，虽然实验剧团仅存一年两个月，但以精湛的演技、绚丽夺目的灯光布景及动人心魄的舞台效果，多次轰动了迪化城。实验剧团是当时新疆唯一一个带有职业演剧性质的剧团，其制定的演出制度，③参见铁生，刊载于1940年2月7日第4版《新疆日报》上的《对于实验剧团剧场管理方面提出几点意见》中指出实验剧团演出时“剧场内管理得法秩序井然”，但作者还是提出了几点意见，如能否带儿童进入剧场、男女分座问题、吃瓜子等不良习惯问题，从最后作者的结论和呼吁“娱乐也要养成好习惯，言语、动作一切以不妨碍他人及大众秩序为原则，处处要表现我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文质彬彬一团和气更充分表现了十四个民族像亲兄弟一般的精诚团结”。可以看出，作者对实验剧团所制定的演出制度和剧场管理是很赞成的。如对号入座、男女合演、准时开幕等，在新疆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填补了新疆话剧园地的空白，为新疆剧运的职业化发展开了先例，推动了新疆剧运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来自延安的中共党人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先进的文化理念和管理措施，并在全疆文化教育机构施行，组织带动了各民族民众参加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对群众文艺团体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和指导，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了新疆文化事业的正确发展方向。20世纪30、40年代，这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剧团管理方式和群众性文艺活动带动文化发展的组织形式只在延安和新疆实现了，且被实践证明了其科学性，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

三、以统一国家认同为主导的“向内”凝聚

新疆地处祖国边陲，与多个国家接壤，加之跨国民族存在，近代以来，饱受周边国家及帝国主义势力的觊觎。盛世才施行“亲苏”政策后，苏联对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不断增加。据统计，现存1935—1943年《新疆日报》刊载中苏文化交流的信息128条，其中仅有2条信息涉及向苏联译介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①一为《[八月的乡村]译成俄文》，《新疆日报》，1939年11月24日，第2版；另一为《苏联将出版中国诗集》，《新疆日报》，1941年1月15日，第2版。原文为：“（中央社莫斯科十一日专电）苏联诗人目下正准备将中国诗人作品编成专辑，於五月一日劳动节发刊。其中有丁玲等诗人之作品，并附有照片书片，系中国艺术品展览会内陈例（列）之作品摄制而成。”仅有1条信息记载在中苏晚会上专门演出中国戏剧②参见《本市热烈庆祝新年——政府通知各机关于元旦日举行团拜——中苏文协举行中苏联欢晚会各机关召开晚会·总结工作》，《新疆日报》，1942年1月1日，第3版。原文为：“反帝总会与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亦为庆祝新年，特于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假督署西大楼举行中苏联迎晚会，邀请各机关首领及各外宾参加，会后并献演《佃户》名剧，剧情及演技颇佳，极获外宾赞许。”，其余125条信息均为对苏联作家作品、戏剧、电影、展览等的介绍。就电影方面来看，现存1935—1943年《新疆日报》刊载苏联电影信息94条，涉及苏联电影54部（含纪录片）；而刊载中国电影的信息则仅有22条，涉及影片22部（含纪录片）。另外，由于新疆与国内其他地区距离遥远、交通极为不便，造成文化书籍严重匮乏，即使在迪化，也“很不容易找出一两个像样的书店，……古书（很少）及文具之类，死板板的，门庭相当冷落，使多少读者深感失望！”[5]但苏联却利用地缘和经济优势，不受阻碍地向新疆销售书籍，甚至于茅盾的《子夜》都有莫斯科中文版。“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作为这一时期新疆新文化宣传的主要内容，占领了当地文艺领域极大的比重，在宣传的力度上，内地的五四新文化与之无法相提并论，这是新疆文化运动的特殊之处。”[6]

20世纪30、40年代，来自延安的中共党人，在充分了解新疆政治经济状况、文化语境、民族状况的基础上，用最易普及、最易见成效的群众性文艺活动——话剧演出——把各民族民众都凝聚到反帝抗战和统一国家认同这个核心任务上，他们带来的是以抗战为核心内容的剧目演出，推行的是以晋察冀边区文化管理为指导的文化团体管理模式，宣传的是抗战救亡和统一国家认同的思想和理念，这正符合新疆各族民众的现实需要和精神追求。

虽然当时新疆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交通极为不便，信息不通畅，甚至有关抗战的消息都是以电报稿的形式接收到的，对没有地理概念的老百姓来说，更不会有危机意识，不会有对抗战前线的感同身受；同时文化发展传播所需要的便利条件都不在中共党人的控制范围，上海等地新文化的出版物无法引进新疆，书店等文化阵地也基本不在控制范围，其他文化活动则基本仿效苏联模式。但是中共党人领导的话剧运动扭转了这一切。戏剧演出活动以其所表现的核心精神和亲民的宣传鼓动方式，一经推广便非常迅速地拉近了新疆与在地理位置上更远的国内其他地区之间的距离，各族民众的关注点都转移到抗战和祖国命运上。以抗战为核心内容的话剧的演出和观看，引发了老百姓的“感同身受”，引起他们对国内抗战语境的理解，正是这种“感同身受”，建立起了真正的同胞血脉的情感。共同的国家使命，共同的情感关怀，实现了新疆各族民众内心真正的“向内”凝聚。

所以说新疆现代剧运不仅具有一定的物质意义——演剧募捐支援抗战前线，更重要的则是其精神文化意义：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甚至与国外有千丝万缕关联的新疆各族民众全都集中在代表先进政治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下，通过戏剧运动这种大众的、普及的方式直接呈现，实现了民心的“向内”凝聚。

四、结 语

来自延安的中共党人在新疆领导的戏剧运动拓展了中国现代剧运的空间，为中国现代话剧史提供了新的戏剧传播模式，虽然并未有上海、重庆、桂林剧运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中的重要地位，但也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笔。“……把戏剧的种子洒向全国，连一些边远地区如云南、新疆等地，也有了新兴话剧的演出。赵丹、徐韬等于一九三九年在从未见过话剧的新疆演出《战斗》《故乡》（章泯），并建立实验剧团，就是其中一例。”[7]

20世纪30、40年代新疆剧运的成功向我们证明：中华文化认同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新疆现代文化的发展不能仅仅是立足于各民族原有传统文化之上的任意发展，而应该是在统一国家政治文化的正确引导和管理下，获得个性、现代化的发展。新疆现代文化的发展从来都不是要追求个性伟大的作品，其最根本的任务是向全疆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思想的宣传和普及。20世纪30、40年代体现在反帝抗战思想的普及以及民心的“向内”凝聚，发展到当下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凝聚人心为根本”“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开展文化润疆工程”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习近平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网址：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6/content_5547383.htm，访问日期2021年1月25日。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