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省曾文学复古观诠论
——以其与王阳明、李梦阳的思想交涉为中心*

贺玉洁,杨遇青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712000）

明中期，阳明心学和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并蒂双开，齐驱不悖，分别于哲学、文学领域革故鼎新，对明代思想文化乃至历史进程影响至深。诚如董其昌所云：“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始；理学之变而师古也，自东越始。”[1]黄省曾是此期颇为重要的复古文人。会稽问道，于王阳明“眉宇接而心神融”[2]153。继而，以恢复古道为己任，投书李梦阳，并明确提出“不复古文，安复古道”[3]781。其文章性道说，不仅是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的重新解读，更是新时期对阳明心学与文学复古理论的绾结、融通与提炼。在黄省曾与李梦阳诗文交涉与观念异同方面，学界已有较多关注，①如李清宇《明代中期文坛的“四变而六朝”——以黄省曾与李梦阳文学观念之异同为中心》（《北方论丛》2004年第2期），郑利华《黄省曾、黄姬水父子与七子派诗论比较—吴中文士于明中叶复古思潮融合与变异的一个侧面》（《中国文学研究·第九辑》2007年）等。谈蓓芳进而以为，黄省曾于王阳明良知说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其文学复古主张又与李梦阳相一致。②参见谈蓓芳《黄省曾的哲学思想及其在文学上的贡献——兼论王阳明哲学与文学的联系》，载廖可斌主编《2006明代文学论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6-216页。这一说法格外重视黄省曾的心学涵养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颇开生面，然所引文献未详征年代，部分论述尚欠充分，个中观点亦有待商榷。本文拟以会稽问道、致书李梦阳事为中心，对黄省曾思想的演变、发展及形成展开深入而精微的辨析，旨在揭示其文学复古观之生成、特质与时代意义。

一、道丧文弊，古道何存

正、嘉之际，早期复古派渐趋分化，六朝初唐派继起而后，革故鼎新的思潮层层迭进。与此同时，拟古主义流弊逐渐涌现：学秦汉者，尺寸古法，流于蹈弊；习六朝者，属辞华艳，失靡而浮。各家流派，就文体典范、师古对象、师法技艺等展开旷日持久的论争。向来被视为六朝派文人的黄省曾则以为，“今之天下文章翕然渝变，日入于促捷深诡之体”，“此恐心术之变”[4]。他立足于以吴中为腹地的江南地区，兼学并蓄，以儒士与文人的双重身份与通达视野，透视并批判了时文、士风、世俗之流弊，痛惜今人为文之病，视“心术之变”为斯文扫地的根本，而这一问题又导源于科举之堕落。

有明一代，进士科尤为人所重，诚如李东阳所言：“虽求贤路广，必出乎是者，乃正且贵，盖天下第一正途也。”[5]故凡“有志于当时，思自树立者，往往厌薄不屑，必需进士以升”[6]。科举不但是封建士子提高社会地位、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同样可以改善自身经济状况，这在风俗尚侈的吴中尤甚。黄省曾《吴风录》以为“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竞以求富为务。书生惟借进身为殖生阶梯”[7]。“一朝进士及第，富贵荣显，不一而足。”[3]812名利的驱动下，科举成为功名富贵的敲门砖，空疏不实、浮躁竞进的不良学风遂弥漫于世。诚如何良俊所言：“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8]黄省曾早年致力科举，对科举之弊深恶而痛嫉之，他以为八股导致了经术的堕落。在正德十一年（1516）所作《拜五经文》中，黄省曾讥讽科举体制下的众生相。该年，黄省曾还刻有《汉校书郎中王逸楚辞章句》，显示出对古文的偏好他对科举体制和理学道统影响下的经术与文学表现出不满，对古学则兴趣浓厚。

正德十四年（1519），黄省曾乡试不售，胸中所志，块垒难消，决意放弃科举，周游五岳。因而，祝允明作《神游篇》①参见祝允明《祝允明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2页。、王宠作《和黄勉之怀五岳之作》②参见王宠《雅宜山人集》卷五，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1页。、蔡羽作《送游五岳序》③参见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第150页。，咸为之赠行。李梦阳“未奉半面，先投书谒”[9]745，作《五仰诗》④组诗共五首，参见李梦阳《空同集》卷八，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2-114页。，亦一时盛事。其中蔡羽以为“事亲以荣，人子第一义”，耽于山水，非明智之举。省曾颇为不忿，学古明道者其名若“日月于天壤，而父母之名因亦随之而无朽”[3]788，然当今仕风败坏，学古明道者又安能甘心作一随波逐流之士？同年，宁王作乱。他在《仕意》篇中描述了此间种种丑象，“名为元老而右辅者、伪为儒而谘谋者、宦其地而倒从之者，与夫潜不轨之心而鼠伺于高位者、欲乘便而起环待于下僚者，亦不可以数矣”[3]813。凡此，皆使他痛切体悟到：古道不存，则仕意不明；仕意不明，则徒以富贵为心；徒以富贵为心，则乱臣贼子兴。故他一再表明心志，“夫五岳小子必游，游且必以圣贤之道发之于文，以成一家之言”[3]788。“学古”以“明道”为黄省曾真正的志趣所在，“成一家之言”成为其全新的人生追求。

正德十五年（1520），黄省曾又在《与文恪王公论撰述书》中痛斥伪道横行之弊，以为“今之为文者，颓然崩峰，逝然倒澜，鄙浅恶陋，狂悖一世。……濂韦东里之辈，可镜而知也。其故何欤？徒摭夫文之华，而道之精实诚有不在也”[3]790-791。“濂”指宋濂，“韦”当为“袆”之误，指王袆，明初宋、王齐名。“东里”则指杨士奇。此处，他不仅批判“乘习熟之誉”的台阁体，甚至将明初以来理学影响下的文学一概否定。此说看似偏激，实则表达了对古道不存的痛心与忧虑。然而何为“道”，“道之精实”者何存？为此，黄省曾遍览群籍，“日夜收载，籍征耆硕……乃愈以为即当于世，亦役我于劳，而无当于真我”。古道与真我不存的焦虑，使他穷心竭力、矻矻以求，然终不得其解，于是决计“东走谒王文成公阳明”[2]153。

二、会稽问道，探求真我

嘉靖甲申三年（1524）春，黄省曾前往绍兴，问道王阳明。此前，省曾以所著《格物说》《修道注》发挥阳明心学，并呈王阳明请益。阳明复书赞其识见超迈，向道恳切，为千里之才，然以为所作于己意“微有未尽。何时合并当悉其义”[10]163。求道期间，省曾晨参暮敛，神澄笔纪，作《会稽问道录》十卷，⑤参见黄省曾《临终自传》，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第850页。深得王阳明赏识，“阳明先生以先生笔雄见朗，欲以《王氏论语》属之”[11]582。六月朔，黄省曾以己之书斋名求质王阳明。阳明以《自得斋说》相赠，勉励其既有志于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致其良知而不敢须臾或离”[10]224。黄省曾自谓获王氏玄珠，黄宗羲则以为“以情识为良知，其失阳明旨意甚矣”[11]583，然失与不失，当看王阳明本人持论如何。

今《王阳明全集》载《与黄勉之书》两首，均作于甲申年，分别为省曾问道前、后所作。在第二首中，阳明讲到，自省曾别去后，病益狼狈，更兼人事纷沓，故于“来问数条，实亦无暇作答”，然“缔观简末恳恳之诚，又自不容已于言也”[10]164。其中两条，省曾以“良知”请教。

其一，问良知。省曾来书云：

以良知之教涵咏之，觉其彻动彻静，彻昼彻夜，彻古彻今，彻生彻死，无非此物。不假纤毫思索，不得纤毫助长，亭亭当当，灵灵明明，触而应，感而通，无所不照，无所不觉，无所不达。千圣同徒，万贤合辙。无他如神，此即为神；无他希天，此即为天；无他顺帝，此即为帝。[10]164

今《传习录》有省曾所记如下三条：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实与物无对。”

先生曰：“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

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昼知夜的。”[12]252、253、255

今观省曾文，正是为阳明语作注，不黏不着，不即不离，圆融通透，活泼泼地阐述了良知的妙用无端与真实受用。接着，他就《中庸》义理做了进一步阐述：

窃又以为《中庸》诚者之明，即此良知为明；诚之者之戒慎恐惧，即此良知者为戒慎恐惧。当与恻隐羞恶一般，俱是良知条件。知戒慎恐惧，知恻隐，知羞恶，通是良知。[10]164

阳明认为“《中庸》为诚之者而作，修道之也”，又“道即是良知”，故道与良知统归于“诚”[12]254。省曾据此阐发己意，认为以“诚”为先，则“戒慎恐惧”“恻隐”“羞恶”，“俱是良知条件”。此处提到的“恻隐”“羞恶”缘自孟子四端之说①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2-73页。。人有四心，心有四端，省曾于此独拈出“恻隐”“羞恶”，是为何意？孟子曾言：“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13]247“恻隐”为仁之端、“羞恶”为义之端，且仁为人心，义为人路，故恻隐、羞恶并提，乃求放心的目的，这正是孟子所谓学问之道，自然也是良知条件。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13]283故“知戒慎恐惧”“知恻隐”“知羞恶”，皆是良知。省曾此论将儒家典籍融汇贯通，简明意赅，其于圣人之学凿枘相契。故阳明以为“此节论得已甚分晓”，并盛赞“知此则知致知之外无余功矣；知此则知所谓建诸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非虚语矣”[10]164。

其激赏若此，真正到了无以复加之境地。而省曾于阳明旨意阐述得如此透彻，受到王阳明的具定，并被钱德洪录入《传习录》，世人何可轻抵之。

其二，问致良知。省曾来书云：

惟思而外于良知，乃为之过。若念念在良知上体认，即如孔子终日终夜以思，亦不为过。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虑，尚何过哉！[10]166

阳明曰：“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12]277省曾于此颇有感悟，并进一步做了深入体认，撮其要义，盖分两端：其一，论“过”与“不过”。他认为思而外于良知，为过；思而不外于良知，为不过。其二，论致中和。念念不断，即须臾不离；“念念在良知上体认”，即是致良知功夫。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4]193黄省曾有意抹去“无益，不如学也”，旨在说明孔子终日终夜以思，只在良知上体认，即致中和，即阳明所谓“大本立而达道行，天地以位，万物以立，于左右逢源乎何有”[10]224的极致境界。阳明读此，心有戚戚焉，以为“此语甚得鄙意”[10]166。

由上可知，省曾于“良知”说颇有体悟，并得到王阳明本人的认同与赞赏，因此，以语录重任相托。然《明儒学案》以为，省曾于《传习录》所记数十条“以情识为良知”[11]583，曲解了阳明旨意。殊不知良知说流用起用，本就涵天涵地，亦包括情欲，阳明以为“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勘得破，方是简易透彻功夫”[12]269。此说原原本本，简明若此，直下承当便可，不宜拟议之。

会稽问道，黄省曾“于阳明洞天了然”[15]462，“始知圣贤之意若是其简且易也”[3]791。归吴后，他“深居却扫，专意述造”[9]746，其《临终自传》云：“山人闻道以来，惟玩经体道，洗心箫斋。门人来咨既多，作《黄氏家语》，有《经说》，有《怀贤录》。”[3]851显然，于黄省曾而言，道与文并非去此及彼，而是一本相连，如其《秦汉文序》所云：“言乎政道，乃文之至大而根要者也。”[16]卷首问道之后，反而更加坚定了其文学复古的决心。故嘉靖七年，投书李梦阳，明确提出“不复古文，安复古道”[3]781。

三、不复古文，安复古道

是年，李梦阳得黄省曾书甚喜，以为“尺牍千言，凿凿中的”，故“定同声之交于千里之外”[17]570。此后，二人书札频繁，究讨文章旨归。据梦阳所言，其时欲刻其集者，省曾之外，尚有袁袠之兄袁褧及徐文明。然梦阳以为“此举非谋之五岳不可”[18]附录。嘉靖七年戊子冬，会程诰复下吴，“遂以全稿付之”[18]附录。嘉靖八年己丑（1529）夏，梦阳染病，就医京口，先行拜访，然省曾早一日出。八月，黄省曾归，与梦阳会于京口，相与论文，李梦阳赠诗云：“卧疴思知己，逢君惬素闻。萧萧绿云里，谁解有论文。”[17]227可见，李梦阳将黄省曾视为“同声之交”、知己友人，钱谦益“北面称弟子”[19]一说不足论定。窃以为，就文学复古而言，黄、李二人多有契合，兹撮要如下。

其一，以复归古道为复古之宗旨。黄省曾主张“不复古文，安复古道”，即提倡古文，当以恢复儒家道统为终旨。他衷心膺服李梦阳的文学成就，正是看到了其复古是以“复古道”为旨归，文曰：

主张风雅，深诣堂室。凡正德以后，天下操觚之士，咸闻风翕然而新变，是乃先生倡兴之力，回澜障倾，何其雄也。[3]781

他认为李梦阳能以“回澜障倾”之力，倡言复古，提振文风，得益于其“主张风雅，深诣堂室”。在《李先生文集序》中则明确指出，李梦阳力求以雅正之文恢复儒家道统，曰：“浣学囿之污沿，新彤管之琐习，起末家之颓散，复周汉之雅丽。”[3]183李梦阳一生以复兴古学为使命，以为“歌以永言，言以阐义，因义抒情，古之道也”[11]478。嘉靖初年，他有感于“圣远言湮，异端横起，理学无传”[18]附录，故作《空同子》八篇，主张文以见道，厘定儒学正统。此期，曾经蜚声翰苑、倡言复古的前七子或以离散，或以离世，复古事业渐趋凋零。故李梦阳不得不感慨“盖海内知己于古为难，况今乎”[18]附录。当他收到黄省曾来书，“不复古文，安复古道”，赫然在目，“大惊，以为横照千古，烨如悬镜，凿凿中的”[20]，故千里定交，引为同道。

就文学复古而言，不论唐代，亦或宋代，均以恢复儒家传统为宗旨，故韩、柳倡言“明道”，宋人主张“载道”。因此，“不复古文，安复古道”，不仅道出李梦阳心声，也是对此期复古事业绍续道统的理论号召。其实，明代文学复古，不论宗秦汉、宗六朝，亦或宗唐宋，皆为殊途同归。从表面来看，都是为了使文学步入文质兼备、光明朗润的健康状态，如张岱所言“各家造诣深浅不同，总之祖训明达，是其根源”[21]。就深层而论，古人以为，文章与道相盛衰，乃经国不朽之大业。故不论哪一派的复古，无不期望经由文学变革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因而，恢复古道才成为文学复古运动的题中之义。

其二，以兴起古文为复古之手段。长久以来，学界普遍视李梦阳为秦汉派，黄省曾为六朝派。其实，二人的师法范围并非这样狭仄。李梦阳虽力主秦汉，亦谙习六朝。①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十四载：“李献吉自序其诗大抵由唐人律诗，进而为李杜歌行，又进而为六朝，又进而为汉魏。”王世贞《艺苑卮言》谓李梦阳“骚、赋上拟屈、宋，下及六朝，根委有余，精思未极”。黄省曾主张师法多源，博罗六籍，学秦汉而法六朝。②早在弘治元年，以“吴中四子”为代表的吴地文人率先倡导“古文辞”，经过内部的自我变革与主流复古思潮的论辩，最终确立了偏好六朝、不废秦汉的文章观，并构成了吴中文章意识的主要方面。参见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盖因其文重藻饰，体兼骈俪，故人多以其文出之以六代。其实，他对秦汉文亦研习很深③出于对秦汉文的热衷，身为文人兼刻书家的黄省曾亦刊刻了不少汉代文集，如《王逸楚辞章句》《贾谊新书》《陆贾新语》《刘向说苑》《申鉴》（并注）等，且刻则序，序末常阐明旨意，“或惜说之阻于当时”（《汉光禄大夫刘向说苑序》），或“悲其泯废，幸其复传”（《汉校书郎中王逸楚辞章句序》）。，颇有时誉。赋作④以下所述赋作如《射病赋》《礼贫赋》均出自《五岳山人集》第一卷。如《射病赋》拟枚乘《七发》，然纵横铺排，讽而不劝；《礼贫赋》拟扬雄《逐贫赋》，然立意高于前作，决无“憎戚厌苦”之俗态。杂文⑤以下所述杂文如《客问》《拟诗外传》分别出自《五岳山人集》第二十、二十一卷。如《客问》仿刘向《说苑》，以《易经》“生生宇宙观”推衍世间万象损益更化之道；《拟诗外传》效《韩诗外传》，感时发议，纵论古今治乱之理，此二作皆盛行于时，《五岳山人集》外，“明人亦摘出别行”[22]。其论难文尤佳，今存四首，皆锋颖精密，说理透辟，论辩激切，王世贞赞曰“论难似充”[3]531。其中《难柳宗元封建论》《难八字射决论》《难墓有吉凶论》三首俱为《明文海》所收录。论者以为黄宗羲《留书·封建》篇、《明夷待访录·原君》篇，颇受《难柳宗元封建论》之启发⑥如省曾文指出“王天下者，计乎生民而已”，“计在子孙，未有能利其生民者也。不能生民利，而终能庇其子孙者，鲜矣！”《原君》论古人之君“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天下受其利”，后世之君“使天下之利尽归于己……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参见吴光《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性质、内容、渊源及其现代意义》，《孔子研究》，2009年第2期，第13页。。

文学复古运动的古文创作尤以“高古”名著。李梦阳推重贾谊“练达国体”，“文最高古”[17]462，为汉兴第一人。李开先称赏吕柟“《子畏与匡传》甚高古，虽王渼陂《周语补》、李崆峒《拟赵高答李斯书》无以逾也”[23]。黄省曾的古文书写也濡染了当时流行的秦汉文风，且以《寄北郡宪李公梦阳书》为例。此文句式四六为多，间以散句，情藻富赡，丽采朗映，于省曾文集中颇具代表性。就李梦阳而言，他显然更重视，也更乐于挖掘黄氏文中的“西汉”情结。他认为此文虽以俪语出之，不仅无卑靡萎弱之调，反倒具备散体古文“渊然之光，苍然之色”①语出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文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下》，长沙：岳麓出版社，2015年，第592页。。其文曰：“展之烂然，诵之锵然，目之苍然渊然”[17]570，“烂然”，即辞藻华丽，“锵然”，即韵律和谐，“苍然渊然”，即内在气韵古朴深挚，指的是一种涵养之功。陆机《文赋》云：“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玉而川媚”[24]，涵养之文，情味自然醇厚，风采自然朗润。在李梦阳看来，这一涵养之功，正是得益于其能学法西汉，所谓“系从汝南出，文从西汉来”[17]226。王廷相亦以为要，谓之“《内经注辩序》甚佳。大类汉人文字”[25]。此外，王世贞对黄省曾文曾做过非常全面的评价，曰：“先生骚赋似枚扬，语苑似向诗，传似韩，论难似充，碑诔出东京，间以六代。”[2]154故知，黄省曾为文涵养乎秦汉，辞体乎六代，骈散兼宗。

由斯可见，在黄省曾，甚至在李梦阳的视域中，秦汉乃至六代文章皆是古文，这与嚼饭与人的举业文字殊相迥异。李梦阳“因义抒情，古之道也”[11]478倡导在先，黄省曾“不复古文，安复古道”[3]781兴起而后，前后相继，承变相生，因着“复古道”的同一旨归，共同致力于在古色斑澜的文字中重塑古典的审美理想与人文精神。

四、性道与文章

黄省曾既承续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亦倾心于李梦阳的复古文风，通过与王阳明的道学交往、李梦阳的文学交往，其兼备文质的复古主张得以最终形成。嘉靖十七年（1538），在为王廷相文集作序时，他提出文章性道说：

盖质文虽殊名，而本末乃同条者也。性道者，文章之本干也；文章者，性道之葩萼也。使质而匪文，则衷志何以言永，彝宪何以弥纶，庙国何以经纬，而风化之术熄矣。文而匪质，则理命何以穷至，精一何以执守，心履何以昭洁，而礼义之门塞矣。……质之立之，文以修之，自此政与德光。[3]743-744

朱熹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26]而文中提出的“性道者，文章之本干也；文章者，性道之葩萼”，与朱子语同而不同，同则文、道并重，不同宜分两端述之。

首先，黄省曾变“道”为“性道”。然则何为“性道”？按照文中的阐述，性道即“衷志”“心履”“彝宪”“庙国”“理命”“精一”，显然过于笼统，难以确指。所谓“性道”，含“性”与“道”。就“性”而言，早在嘉靖九年（1530），黄省曾在给李梦阳集作序时，便提出了“性灵”说，文曰：

夫文者，所以发阐性灵，叙诏伦则，形写人纪，彰泄天化。物感而言生，声谐而节会，乃玄黄之英华，而神理之自然也。[3]742

他以为，文章不仅具有“敘诏伦则，形写人纪，彰泄天化”的载道功能，又可以“发阐性灵”，表现主观情志。然何为“性灵”，他又解释到：“郁忧愉喜，婉附委陈，性灵着矣。”[3]743李梦阳强调“情感于遭”，“天下无不根之萌，君子无不根之情。忧乐潜之中，而后感触应之外，故遇者因乎情”[17]471。“郁忧愉喜”，乃本真的自然情性，即“忧乐潜之中”，“物感而言生”即“感触应之外”，应之于外而“婉附委陈”，即发之于文，此之谓“性灵”。这一说法，显然受到李梦阳真情说的启发。然此处“性”“道”并提，已绝非文学层面所能牢笼。

王阳明以为，“性”“道”“教”原本同一，皆为良知。省曾论良知，尤重性，其以为“性即未发之情，情即已发之性”[10]165，并独拈出“性”加以阐述，作《陈晓问性》一文。此文设以问答，文中陈晓两次发问：

其一，陈晓问“性可以善恶名乎？”黄省曾答曰：“不可。性，犹命也，道也。谓之命也，命即其名矣，不可以善恶言命矣；谓之性也，性即其名矣，不可以善恶言性也；谓之道也，道即其名矣，不可以善恶言道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3]716性，即命即道，不可以善恶名之。后世儒家者流，昧于此理，“兢兢然以善恶本原，气质种种，诸名而拟议也。然而道心惟微，虽欲闻之不可得而闻也，是以人心拟议之也”[3]716。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寄赠《修道说》石本于黄省曾，曰：“道也者，性也，不可须臾离也。而过焉，不及焉，离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10]223省曾作《修道注》，发挥阳明学说，为此文作注。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为黄省曾撰《自得斋说》，文中再次重申：“夫率性谓之道，道，吾性也，而何事于外求？”“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致其良知而不敢须臾离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10]224可见，“修道”是黄曾省会稽问道的主旨，而“性道”正是其参合王阳明著述的自得之见。

其二，陈晓断续发问：“性无善恶乎？”黄省曾回答说：“‘有善恶者。性之用也，岂特善恶而已矣。善之用有万殊焉，恶之用有万殊焉，皆性之用也，而不可以名性也。’”[3]716性之用不仅有善恶之分，更有万殊之别。然此皆性之用，非性自身。那么如何使性之用趋于善？省曾以为关键在“习”，“习与性成，功在习，不在性也。若徒恃性，所成也何？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圣人竞竞焉，其重习也。言习善则善，习否则否也”[3]716-717。显然，省曾所谓“性”源于孔子“性相近”之“性”，然其论“习”之于“性”，又颇类阳明“格物”之于“良知”。王阳明晚年有著名的“四句教”，不妨以此文阐述之：性本无善恶，但以人心拟议，则分善恶，此之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性之用分善恶，或善或恶，关键在“习”，习善则性善，习恶则性恶，此之谓“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见，他正是以良知说阐释孔子思想。意即“性”“道”同源，“性道”即良知，源出圣人之道。

其次，性道与文的关系又当如何安顿？从黄省曾的本根、葩萼之喻可见，“文”与“质”依然有本末之分，文即文章，质即性道，绘事后素，先质后文为儒家文论之通例，但在黄省曾的论述中“文”的地位被极大提高。一则，与单作陪衬的“枝叶”相较，“葩萼”更具备一种光彩鲜明、形象可感的扬耀之色。省曾为文颇重辞藻，他认为“性灵昭朗，仁义霭如，蹈清者言萃，业良者语芳，固斧凿之本也”[27]。吴人重文有着悠远的历史传承。而风土清嘉、山水明秀的地方风物与“文蔚吴中，才臻江左”[9]756的文化渊源，使得这些才情流溢的吴中文人颇重文采藻饰。王鏊《姑苏志》言：“言游北学以文学列于孔门，吴民之秀而文，盖已肇于此。”[28]成、弘之际，祝允明等人又首倡古文辞，以为“豪颖之宣，须求藻丽”[29]，“以相丽益，此古之道”[30]，吴中文学始走向文质彬彬一路①参见邸晓平《明中叶吴中古文辞运动简论》，《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118-123页。。故黄省曾倡文，不仅是为文兴趣所在，更彰扬了一种地域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至隆万年间臻于极盛，王世贞晚年在文章中多有表露，如“吾东南儒生，以藻丽相煦沫”[31]537，“天下之文莫盛于吾吴”[31]536。

二则，“质而匪文，而风化之术熄”，文可以修“质”，亦可以裨益教化，文之用可谓大矣，庶几乎与质并重。受本地文风熏染，重词采、重藻饰是黄省曾一以贯之的主张，然此处他对“文”“质”显然有着更为独到的思考。其文章与性道相贯通的思想，既受阳明学之启示，又本源孔门之学，《论语》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4]54黄省曾以为“仲尼为书未尝不文，而其所主者道也。故其言道至，而文随之，如云如日，如龙如天，又未尝不耀照于天下”[3]791。只有性道与文章并提，即文、质合一，才能扬风化之术，启礼义之门，才能成一家之言，流诵于千万世。

正、嘉年间，吴中文人黄省曾努力突破地域、流派的拘囿，透视文坛流弊，直指要害：此皆古道不存。出于对“伪”道学的不满，也出于对改革文风的时代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期许，他求师问道，“于阳明洞天了然，独悟天则之妙”[15]462，不仅使心灵获得安顿，亦寻得古学复兴的源头活水。其后，李梦阳将他引为同道，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对“不复古文，安复古道”的认同。于文学复古而言，黄省曾的出现扩大了李梦阳在江南地区的影响。他刊刻《空同集》，也为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推波助澜。于阳明心学而言，黄省曾归吴著述传道，及门者“约略两千余人”[3]851，影响颇大，黄宗羲《明儒学案》将其置为“南门王学”第一人。但真正值得注目的是，黄省曾是首个将阳明心学与文学复古联系起来的人，其文章性道说不仅是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的重新判释与运用，更是阳明心学与复古文学相融通的一次有益的理论实践，为我们认识明代文学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②这对李贽的观点不无影响，李贽《与管登之书》曰：“空同先生与阳明先生，同世同生，一为道德，一为文章，千万世后，两先生精光具在……”参见李贽《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18页。。晚明时期，公安派提倡“性灵”，将“‘文以载道’之‘道’从程朱之‘理’转向阳明之‘心’”[32]，黄省曾于此应有先导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