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际贸易、技术外溢关联性研究
——以西部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刘 玉，杨 琴

(南京审计大学 实验中心，江苏 南京 211815)

引 言

数十年的信息化社会发展为人类生活提供了便利，在经济领域也创造了无数以技术为引领的财富神话，技术的发展在经济学领域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启示就是——实现技术升级是保持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唯一方式，这也是指引产业、地区和国家发展的“内生增长”理论。当前的经济性研究中，寻找技术升级的路径和渠道，是指导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Whittington(1990)认为，技术升级往往可以从两种路径实现，一是内部自主创新，它要求产业或地区内部具备一定的创新资源和创新动力，从而实现从“0”到“1”的技术突破，形成独有的产品优势；二是外部技术转移，这一类创新对技术水平相对薄弱的产业或地区而言，更能够节省成本，但在外部技术转移的基础上，实现从“1”到“2”的技术突破，就需要实现有效的技术内化，并进行有效的技术发展[1]。由此可见，无论使用何种途径提升技术水平，最终实现贸易比较优势的方向，依然是培育自主创新的能力。

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只有具备技术优势的国家才能够通过技术势差实现技术的向下转移。但随着全球化贸易的深入展开，“技术寻求型”贸易和投资打破了该理论的约束，钟昌标(2002)的研究发现，大量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实现了技术的逆向转移，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实现了内部技术的基础突破，进而形成了内化技术的持续推进，该现象被称为贸易领域的“技术外溢”[2]。技术外溢现象的产生不仅是全球贸易下各国发展共享的证据，更是实现各国全要素生产率突破的重要途径，考察技术外溢的渠道和作用方式，也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那么，国际贸易中的相互贸易所引致的技术外溢现象，在中国区域之间是否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即通过东部技术优势区域发散至西部技术劣势地区。赵伟等(2005)认为，我国地域广袤，实现国内区际贸易的过程相对复杂，不仅需要跨越省域进行贸易交易，还要进行不同经济水平的产业对接，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决定了我国不同地区产业发展模式的异化[3]。以东部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生产的产品能够迅速通过市场向全球进行发散，因此在技术与经济的转换中处于优势地位，也更有利于东部产业的技术培育和发展；而以西部为代表的内陆地区，一方面缺乏高新技术产业的助力，技术集聚水平较低，无法实现快速的技术变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缺乏高新技术人才，相对较低的资本供给导致西部的技术发展更加困难。由此可见，考察我国不同区域内部的技术溢出过程，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技术溢出方案，帮助不同地区实现发展平衡，建立全国层面的技术发展平台，强化我国的技术生产能力。针对技术溢出的考察，就一定离不开对区际贸易的有效分析，同时还要落足于西部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只有真正实现西部地区自主创新，才能够完善西部技术发展的短板。基于上述目标，本文将以西部地区为主视角，深入分析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区之间的区际贸易状况，以期对我国西部地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综述

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具备密切的联系，因此考察自主创新及其溢出效应，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一个关键点。David(2004)考察了自主创新及其溢出效应，研究主要考察了知识溢出的地理特征，并从创新生产函数的角度考察了技术溢出的特性，发现技术溢出相较于其他经济变量，存在更强的空间敏感性[4]。John& Myriam(2003)的研究首次对创新绩效进行了量化统计，并通过多个指标所建立的创新绩效模型，考察了自主创新能力的量化表现[5]。赵伟和何元庆(2005)的研究则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出发，分析了我国商品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情况，认为市场开放是吸引技术发展的有效方式[3]。蒋仁爱等(2013)认为，隐性技术知识的跨国数据大多从投资渠道展开，研究采用G7国家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无形技术外溢显著促进了中国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在信息技术时代其弹性系数有逐步增大的趋势[6]。综合来看，技术创新是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也是促进产业发展，梳理宏观经济的重要抓手。

由于国际贸易理论的逐步发展，部分学者发现国际贸易能够有效推动各国之间的技术交流，并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各国交易过程中专利、科研人员及R&D要素的流动，逐步找到了技术外溢与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关性特征。Andrea(2001)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工人流动性的关系，该研究通过建立母公司进行技术培训，并向国外子公司派遣技术工人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技术人员的流动不仅仅带来了培训所投入的经济流出，而且由于工人所具备的技术要素，实现了因技术溢出带来的经济溢出，该研究首次证实了技术外溢现象的存在性，并说明了技术外溢可能对技术输出国产生的经济影响[7]。韩民春和徐姗(2009)提出了一个包含国际贸易、FDI和信息技术的综合性框架，检验了我国技术进步的路径，研究发现，进口和FDI是中国当前获得技术外溢的主要途径，但技术进步率的贡献最大[8]。吴建新(2010)利用阿尔蒙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对国内外研发、国内专利与中国劳动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发现国外研发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国内研发和专利，国际技术溢出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9]。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证实了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溢出特点，证实了国际贸易中伴随经济交易而潜在的技术交换现象。

在国际贸易的基础上，部分学者开始分析区际贸易中的技术外溢特征。首先，陈柳和刘志彪(2006)的研究中第一次就本土创新能力这一要素展开分析，认为FDI的技术外溢效果可能被高估，并通过27个中国省份数据证明，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创新基础上，FDI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10]。其次，余泳泽和武鹏(2011)的研究以中国的高技术产业为出发点，提出了“技术势能”假说，认为内部技术溢出是技术势能存在的关键点[11]。再次，刘名远和林民书(2013)以能源的区际贸易为切入点，考察了要素价格扭曲与我国区域经济利益实现问题，其研究发现，我国能源要素区际贸易存在严重的区域失衡，这一失衡也使得区域利益无法通过区际贸易实现，进而构成了中西部的经济利益失衡现象[12]。最后，张建清等(2019)则以桂林市为区际贸易的观察对象，分析了桂林市实现自主创新的路径，研究认为，无形技术外溢短期内显著促进了桂林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但投资技术外溢未能显著促进桂林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13]。从上述研究的分析来看，区际贸易的作用效果实际上并不亚于国际贸易，甚至在内部自主创新过程中承担了重要角色，因此从区级贸易角度展开对技术溢出问题的分析，能更好的就中国问题进行解读。

(二)相关理论假设

熊彼得认为，所谓创新就是由多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更高效率的新生产函数，基于这一理论背景，可以解读为：技术溢出实质上是多种禀赋的重新组合，而不同禀赋的复合路径不同也会影响技术溢出效果。对此，郭丽娟和邓玲(2013)的研究认为，产业承接过程的不同，会导致技术外溢的发展路径不一致，进而影响产业创新的实际能力，这是由于技术溢出存在不同的要素组合与要素排列[14]。孔晓妮和邓峰(2016)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结论，认为我国内部区际贸易中存在不同的技术溢出路径，而劳动力和资本移动导致了技术溢出路径的偏移，也构成了不同的产业专业格局[15]。基于上述分析的内容，本文可以制定如下假设：

H1：区际贸易中存在多种渠道的技术溢出路径，各个路径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并不一致。

一个地区在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必然会实现旧技术的对外转移，而高技术区域的旧技术对低技术区域而言，其技术含量依然具备较高参考性，但对中等技术区域的发展而言，其技术含量则有所限制。由此可见，贸易双方的技术区位构成了技术转移的效果差距，这也是部分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技术势差”理论。吴丰华和刘瑞明(2013)的研究中针对自主创新中技术势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证明了技术势差的存在性，认为要通过宏观国际贸易效应、中观地区协同效应和微观需求拉动效应降低我国不同地区的技术势差，实现技术溢出过程的平滑性[16]。对此，本文有如下假设：

H2：区际贸易的技术溢出会因为贸易区域的特征而对应改变，不同区域间的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一致。

技术溢出不仅受到贸易双方的技术差距影响，还与技术输入地区本身的经济状况有关。技术输入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足，将影响技术的快速吸收，输入地区基础建设薄弱，将导致技术变现困难。对此，张宏元和李晓晨(2016)的研究指出，技术输入地区的自身创新力量薄弱，会导致“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形成对技术东道国的依赖，并不利于自身技术发展[17]。基于上述研究的的结论，本文给出如下假设：

H3：技术溢出效果受到区域自身的特点影响，西部地区的内部技术溢出效果低于外部技术溢出效果。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设定

(一)实证模型

研究基于R&D存量视角展开对区际贸易中的技术外溢探讨，针对这一指标的设定中，Coe& Helpman(1995)所构建的区际贸易(1)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俄林(Bertil Ohlin)在《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首次以区际贸易概念替代了国际贸易概念，认为即使在一国内部的不同区域，也存在禀赋的差异。本文沿袭这一理念，分析我国国内三大经济区不同的技术溢出情况。、投资及自主创新三位一体的技术外溢模型成为了研究者所公认的基准框架，本文将C-H框架中不同国家的R&D存量替换为我国三大经济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的R&D存量，从而建立扩展的C-H分析模型：

(1)

(二)变量设定

1.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是本文所需要考察的核心被解释变量，Andrea(2001)的研究中分别采用新增R&D规模、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绩效来评价区域的整体创新能力，发现上述三个指标具有一致性，即采用任意一个指标均能够有效体现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从数据可得性和完整性的角度出发，采用区域专利申请数量代表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是因为区域专利申请数量在不同统计年鉴中口径相对一致，另一方面则源于该指标得到了广大学者的应用(吴建新，2010)。

2.区域内部R&D存量

R&D存量测算方式较为多样，这是由于R&D存量计算必须考虑真实增长率、资本折旧率以及价格指数等多个角度。现有研究中主要分为两个类别，一是直接通过设定折旧率与增长率的方式进行统一测算，比较代表性的有永续盘存法和卫星账户法；二是通过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从侧面反映R&D存量水平。为了保持量纲的统一性，本文借鉴美国SNA体系的卫星账户法(2)卫星账户理论可以参加美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网站：http：//www.bea.gov/.对R&D存量进行测算，过程如下：

(2)

(3)

将公式(3)代入公式(2)，即可得到：

(4)

由此可以将R&D存量分解为当期R&D总投资流量、R&D投资流量增长率和折旧率三个部分：

(5)

公式(5)中，g的取值还需要确定m这一系数的大小，而m则需要通过公式(5)的二级式进行回归得到。具体方法是：本文的研究时期为2005年，则以2005年作为基期，逐步扩大样本数量进行回归分析，当判决系数R2达到最大时，代表回归效果最好，此时的m值即为核算增长率的最佳系数，该方法也被称为自抽样法。此外，根据陈柳和刘志彪(2006)的研究，中国的资本折旧率均值为10%，本文沿用这一设定。价格指数的影响方面，借鉴张建清等(2019)的研究，采用不变价方法进行处理：

RDPI=0.4CPI+0.6PPI#

(6)

3.区际贸易R&D存量与外部投资R&D存量

本文的模型中已经说明，不仅需要考察区域内部R&D存量，还需要考察区际贸易和外部投资两条路径所形成的R&D存量，针对这一存量的计算，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C-H模型中考虑了双边进口份额的技术影响，Lee(2005)的研究则用工业附加值和人力资本聚集指数进行分析[19]，孔晓妮和邓峰(2016)的研究则采用了技术溢出权重分析模型对此进行考察。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西部地区的整体自主创新情况，我国西部地区整体经济条件相较中东部更差，工业占比相对较小，因此人力资本等聚集性指标，并不能反映研发存量的情况，因此本文以贸易区域的总产出作为测算区际贸易R&D存量的核心标准。

(7)

类似的，针对外部投资所形成的R&D存量，分别以和作为i地区利用外资金融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8)

(三)测算结果及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东部和中部经济区对西部地区的技术溢出情况，所有数据均来自2005-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关于不同城市之间的欧式距离数据来自法国CEPII-BACI信息数据库。观测期内西部地区的R&D存量数据如表1所示，为了更好的观察三类R&D存量的变化，将表1绘制为图1的形式。

表1 西部地区三类R&D存量及其份额

图1 三类R&D存量的份额比例

由图1可见，西部地区的内部研发存量总额处于明显的上升过程，但在总存量的占比份额却在不断下降，份额最高占比为1.078%、最低占比为0.374%，这说明西部地区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差，内部研发投入相对较少，因此通过技术外溢途径改善西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从区际贸易来看，在观测期内R&D存量保持了持续上升的过程，其份额占比也快速提升，从低点的20.511%提升至57.221%，这说明区际贸易渠道是实现技术溢出的核心渠道，对西部地区的创新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同样证明了西部地区存在极大的市场空间，可以帮助中部、东部实现技术扩张。从外部投资的角度来看，其绝对值在2005—2016间始终处于上升过程，但在2016—2018间出现了下降，占总存量的份额也具备类似的情形，这一数据说明了两个情况：第一，外部投资在一段时期内作为为引领西部地区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承担了实现技术溢出的核心渠道作用，大量外部企业对西部地区的创新助力均以投资的形式展开。第二，外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技术溢出途径正逐步发生改变，随着西部地区自身创新能力的加强，区际贸易实现的技术转移占比正不断上升。

三、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基准检验结果

研究选用了VAR模型作为测算我国西部地区技术外溢渠道的主要工具。为了避免时间序列中因非平稳而形成的伪回归问题，研究首先针对各个变量的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一阶差分后，各个变量的序列结果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由此证明各个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平稳序列。从而可以采用AICLR方法对模型整体滞后期进行选择，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3。

针对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的列(1)代表中部和东部整体对西部地区的技术外溢情况，模型(2)-(3)则分别说明了中部和东部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情况。由表2的模型判决系数可见，三个模型的判决系数均大于0.90，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Chi2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的VAR模型整体具备显著性。

表2 西部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VAR模型回归结果

表2的列(1)中给出了除西部地区外的其他区域整体影响。由于各个变量的最佳滞后序列为3阶，因此针对三类变量总共存在9个结果。第一，从内部R&D存量的影响来看，3阶滞后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这也对应了表1的计算结果，即内部R&D存量占比较低，对西部地区的整体自主创新的作用效果较小，因此不存在明显的影响能力。第二，从区际贸易R&D存量的影响来看，在滞后一期影响最为显著，外部区际贸易外溢R&D存量每提升1%，西部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将上升3.15%，这一影响在3阶滞后期内依然显著为正，该现象同样对应了表1的测算，区际贸易形成的技术溢出对西部地区的自主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从外部投资R&D存量的影响来看，仅在1阶滞后期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当外部投资R&D存量每上升1%，西部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将上升1.13%，这一作用仅在短期有效，在长期不具备持续性。

表2的列(2)和列(3)分别列示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效果。由回归结果可见，两个区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第一，东部和中部地区对西部的内部R&D存量均显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在1阶滞后期，东部和中部对西部内部R&D存量的负面影响分别达到-2.69%和-2.97%，这说明中东部地区相较于西部存在更好的技术向心力，因此会影响西部的内部R&D活动。由于我国中东部在科研水平、经济基础及设施建设上更具优势，对开展技术研究活动的补贴能力更强，更易激励相关技术创新活动，因此对西部的科研人员及科研资源的吸引力更强，从而造成了对西部内部R&D存量的吸收作用。第二，从区际贸易的基础溢出R&D存量角度来看，东部和中部在当期均能够有效促进西部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但在长期情况下，东部的推动作用仍显著为正，但中部的作用转换为负值，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区际贸易更能帮助西部实现技术独立和自主技术创新。之所以出现该情况，可能是由于中部和西部存在地理邻接效应，在初期的区际贸易中，能够帮助西部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上升，但由于交易双方的地理距离较近，因此中部地区在长期贸易中更能引起西部地区的技术资源溢出，导致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第三，东部地区能够通过外部投资R&D存量渠道帮助西部地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但中部地区无法通过外部投资R&D存量渠道帮助西部地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出现这一情况的可能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中部与西部存在地理邻接，因此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平抑了西部地区的技术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东部的技术水平更强，处于更高的技术层级上，因此对西部产生的技术推动作用更强。

(二)稳健性分析结果

从VAR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外部区际贸易所形成的技术溢出是帮助西部地区实现自主创新的核心动力，而R&D内部存量和投资所形成的技术溢出并不能帮助西部地区实现自主创新的发展，为了证明这一结果，下面将以R&D流量数据代替存量数据，观察西部地区内部的贸易能否实现自主创新的发展。

由表2的回归结果还可以发现，选择3阶滞后的情况下，大部分参数在3阶滞后的情况下，其回归估计的准确性大幅下降，其可参考性也相对下降。因此在分析流量数据时，采用滞后2阶的策略构建分布滞后模型：

(9)

(10)

类似的，可以处理上述三类R&D流量数据渠道，从而采用分布滞后模型对流量数据进行稳健性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到，表3的结果与表2比较一致，区际贸易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效果最强，且在两个滞后期内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外部投资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发现，西部地区的内部R&D存量对自主创新能力在当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2阶滞后项影响效果不显著，由此可以说明西部内部区际贸易R&D投资显著提升了区域自主创新水平，但作用效果远小于外部区际贸易形成的技术外溢作用，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证明了前文研究的有效性。

表3 基于流量数据的分布滞后模型检验结果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拓展的C-H模型分析我国区际贸易中的技术溢出现象，并依据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这一切入点，深入考察了我国西部地区技术发展问题。利用2005—2019年的相关数据，针对西部地区区际贸易、内部存量和外部投资三类R&D存量进行了计算，对比分析了三类R&D存量的份额变化及影响效果，采用VAR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实证结果中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区际贸易实现了其他地区向西部地区的技术外溢，有效促进了西部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发展。该结论说明，实现我国西部地区的有效发展，依然需要依赖中部与东部等技术优势区域的助力，当前我国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科研技术人员待遇不足、技术发展激励水平较低，为了改善西部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当地政府应该首先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强化西部地区的创新资源配置，以更具优势的薪资条件吸引创新企业和创新人员的进入，全方位增强创新实力。

第二，不同地区的区际贸易向西部地区产生的技术外溢具备显著的差别，东部地区区际贸易技术外溢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中部地区区际贸易技术外溢仅在短期内显著促进西部地区自主创新水平，但在长期转换为显著负效应。针对中部地区区际贸易问题，西部地区应该主动纠错，在保证区际贸易过程中的人员自由流动同时，强化地区吸引力，以更优质的创新环境留住人才，保证创新的可持续性。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也要持续推动向西部地区的人才输送，通过有效的技术转移措施，帮助西部地区实现技术发展。

第三，西部内部区际贸易R&D投资显著提升了区域自主创新水平，但作用效果远小于外部区际贸易形成的技术外溢作用。西部地区的内部R&D投资存在有效的自我推动作用，但由于规模较小，在作用力度上小于外部输入的技术资源。对此，西部地区应该在保持对外部技术资源的吸收前提下，进一步实施更有效的R&D发展策略，通过投入资金、提供金融支持、给予优惠措施的手段，多项并举，拉动创新产出，实现创新发展下的R&D良性循环，为自主创新发展打造更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