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1896年中西欧经济慢性萧条探析

朱华进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GreatDepression”一词通常指1873年维也纳和纽约金融秩序崩溃引发欧洲(1)就其影响范围及后果而言，这一名词更适用于英国之外的欧洲。这一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经济发展并非处于相近的节奏，据统计，欧洲大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870-1890年较1850-1870年下降80%，同时期英国只下降30%。([英]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M].王宏伟、钟和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42.)而之后欧洲大陆国民生产总值呈增长态势，英国则持续下降。此外，这次大萧条最主要打击领域是农业，农业却在英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北美等地区的经济持续不景气。自19世纪以来，欧洲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已成为常态，但这次被西方史学家公认为是欧洲现代资本主义以来第一次整体性经济大萧条，而且由于涉及到部分非西方国家如埃及、阿根廷，导致其“不仅仅具有国际性，甚至还开始表现出某些世界性特征”，[1]马克思在早在1875年便认为这次经济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强烈程度来说，是19世纪以来历次危机中最大的一次”[2]。在此之前，欧洲经济形势一片繁荣。工业革命的机器轰鸣声早已响彻整个欧洲大陆，1860年英法科布登商约之后欧洲大陆也随即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贸易时代，人员和资本处于自由流动状态。霍布斯鲍姆笔下的“资本的年代”便对此盛况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但资本主义的欢愉在70年代初被按下了暂停键，取而代之的是混乱与萧条。对于这场经济慢性危机，国外已多重角度的解读(2)如S.B.Saul.The Myth of the Great Depression，1873-1896[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69；SevketPamuk.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1873-1896[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44,No.1 (Mar.,1984)，107-118；Hans Rosenberg.Politic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1873-1896 in Central Europe[J].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 13，No. 1/2 (1943)，58-73 ；Peter Alexis Gourevitch.International Trade，Domestic Coalitions，and Liberty: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J].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8，No. 2 (Autumn，1977)，281-313；T.W.Fletcher.The Great Depression of English Agriculture 1873-1896[J].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13,No.3(1961).，国内尚较为缺乏专门性探讨(3)目前仅见张明、韦定广.全球化视野中的1873年经济危机及其对马克思的挑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50-55.一文探讨了1873年危机与马克思理论创造的关系。。本文旨在对1873—1896年欧洲经济慢性萧条的成因、主要表现以及对欧陆农业转型、贸易政策调整，特别是欧陆大国政治生态的转向的影响进行尝试性探讨，亦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加深对一战爆发缘由的认知。

一、1873—1896年中西欧慢性萧条的主要成因

首先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欧陆经济发展是带着一定病态的虚假繁荣。19世纪70年代中叶之前欧洲大陆的经济繁荣，带有一定虚假性，其狂野扩张脱离了经济运行的正常轨道。创建银行、信贷公司、股份公司、贴现公司和其他形式信用机构在70年代前后风靡一时，特别是德国、奥匈、意大利等新统一国家成为投机热土。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曾精妙地概述了该时期的投机狂热：“铁路的建筑，银行的设立，大城市的兴建，采矿、制铁和机器制造业的进步，整个世界商业的巨大进展，引起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高潮，这种高潮由于公司创设、证券投机、骗局和诡计而不断上升。”[3]特别是创设投机性公司成为该时期经济狂热化的显著特征。如陷入“创业狂躁症”的德国，在1851—1870年间新成立的股份公司只有295个，在法国战争赔款刺激下，举国掀起开业潮，短期内出现大量带有投机性质的股份公司，1871年有207个，1872年甚至达到479个。[4]在金融领域，1871—1873年间证券市场中新增登记银行不少于103家。奥地利同样不逞多让，从1870年至1873年上半年，奥匈的证券发行和创业活动有528次，涉及总额达25亿弗罗林，滥设各种为攫取投机利润的银行和建筑公司。[5]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同样是工业滥设的重灾区，这块贫瘠之地短时期内涌入大量外国资本和技术，掀起创业狂潮。据统计，俄国在1861年之前仅有78家公司，资本共为7200万卢布，而自此至1873年共开设了357家股份公司，资本达11.16亿卢布。[6]过度投资兼技术进步促使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国内、国际经济无序膨胀。新增投资领域获取利润的竞争白热化必然致使利润率持续下滑，无利可图的后果是投资消失、需求减少，导致新投资领域巨大的生产能力与购买需求急剧降低之间的尖锐矛盾。现有经济体系开始受到质疑，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写道，“利息率下降到连经济学家都考虑把丰富的资本视为免费品可能性的程度。利息暴跌，公众意识到周期性衰退可能无限延长。现有经济制度也似乎陷于崩溃边缘了”[7]。

其次是“谷物大入侵”打破了欧洲农业的稳定状态。所谓“谷物大入侵”，即19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俄国等农业生产大国的谷物大量涌入欧洲市场。“谷物大入侵”包括两个前提，一是交通运输革命。蒸汽机走出实验室，与船运和铁路运输结合，推动欧洲、北美、印度等地的交通运输网络迅速铺开，特别是把内陆的农业区域联络起来，根本解决了产品长距离运输高成本的障碍，意味着小麦、黑麦之类体积大、价值低的商品进行远洋运输可能成为一笔合算的交易，国际贸易地理发生巨大转移。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更是其中浓厚的一笔。二是以美国和俄国为代表的“处女地”农业生产大发展。农业机械的发明和先进技术的应用，加上低廉的生产成本，推动农业朝着规模化方向发展，导致农产品产出大幅增长。美国小麦种植面积从1870年1899万英亩增长到1886年3680万英亩，产量在1839年、1870年和1886年分别为8482万、23588万和45721万蒲耳式，[8]“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剩余国家，也是扰乱欧洲农业的最大因素”[9]。而俄国自19世纪初已是欧洲粮仓，农奴改革后南部农业发展的新机遇推动它继续保持粮食生产大国地位。

欧洲成为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1871年到1895年是美国食品出口的狂野增长期，大体吻合欧洲农业萧条的持续时间。欧洲占美国跨大西洋食品出口的比重，从68.3%增长到1880年94.8%。而欧洲进口来源中，美国所占比例从10.5%增长到1880年31%。小麦则是重中之重，同时期美国小麦出口价值从31.3百万蒲式耳增长到153.5百万蒲式耳，仅欧洲在1880年便吸收了144.8百万蒲式耳，超过总量的94%。[10]从1860年起到19世纪末，俄国谷物出口增长率远甚于产量增长率，以1860年代的谷物产量和出口量分别为100，在1890年代和1900年代分别为205、230和505、555，[11]一直是其最大的出口产品类别，只有在1891—1892年大饥荒期间谷物出口出现短暂回落。印度、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加拿大的谷物也源源不断往欧洲输送。法国与德国则是欧洲大陆主要粮食进口国。法国自70年代起面临大规模谷物的涌入，据关税部门统计，仅小麦一项，1860—1865年间年均8百万蒲耳式，1876—1880年年均达到41百万。[12]德国从粮食出口大国迅速转变为进口大国，小麦1868—1872年间年均进口41.5万吨，出口56.2万吨，贸易顺差14.7万吨，但1873—1877年均进口58.6万吨，出口49.7万吨，贸易逆差8.9万吨；而黑麦在1868—1872年均进口46.5万吨，出口16.4万吨，贸易顺差30.1万吨，到1873—1877年均进口95.5万吨，出口15.6万吨，贸易逆差79.8万吨。[13]意大利的谷物进口也从1881年1474百万公担剧烈增长至1887年10159百万公担。[14]与“谷物大入侵”几乎相伴相随的是“牲畜和肉类大入侵”。冷冻肉逐渐取代活的牲畜，大规模进入欧洲市场，之前长期由俄国和匈牙利主宰的欧洲牲畜和肉制品的局面被打破。美国成为最大的肉类供应来源，出口量从70年代年均50吨增长到1900年6.5万吨，[15]并开辟有专门出口到英国以供应欧洲肉制品市场的航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成为重要肉类供应国，如澳大利亚在70年代前后与欧洲进行冻肉贸易几乎为零，在1881年向欧洲仅运送了1.7万头冻羊，到1891年达到330万头。[16]较为稳定的农业经济被打破，更多地转向非稳定的工业导致经济潜在不稳定性增加。

最后是制造业倾销。于欧洲大陆而言，大萧条的发生与英国产品出口迅速增长是同步的。欧洲大陆制造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导致生产过剩的同时，还面临来自英国制造品大量倾销的压力。英国最主要出口品棉纱出口价值在1871—1872年间达到顶峰。而钢、铁等出口价值在1873年为3775万英镑，达到最大。[17]包括羊毛、精纺毛纱、传统食品产业的出口也在70年代初创下新高。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出口在1871—1876年规模上达到顶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英国凭借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几乎是唯一的倾销国，随着美德等工业国的崛起，自70年代起倾销在国际贸易中达到空前程度，美国和德国转而成为被指责的主要对象。德国建立工业体系之后，为削弱或摧毁竞争对手以攻占欧洲市场、处理多余的生产能力，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倾销制度，“1914年以前德国的出口倾销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广泛、更具规则性。”[18]不过美国在90年代中叶之前只是原材料和农产品倾销国。据统计，到70年代初，美国对欧洲出口产品结构中，原材料占58.1%、加工食品占19.4%、未加工食品占14.4%、制成品占4.8%、半制成品占3.4%。[19]90年代中叶后，美国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出口开始迅速增长，从1895年到1914年，美国总出口增长近240%，而同时期制造品出口增长近500%。[20]其中欧洲是主要出口流向，从1892年到1912年，美国制成品出口额为457.3百万美元，其中出口到英国126.5百万美元，德国与法国分别为208.3和108.5百万美元。[21]自90年代中叶起，欧洲工业界的贸易保护情绪较大程度上是针对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品。过剩的生产能力未能找到充分吸收的市场，

“谷物大入侵”和制造业倾销，均离不开盛极一时的欧洲自由贸易体系。以1860年英法科布登商约为契机，自由贸易的火种从英国引入法国，并迅速成燎原之势，从1861年到1866年，欧洲大部分国家都与法国签订贸易条约与协定，出现了欧洲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贸易条约群集现象，从而形成一张庞大的自由贸易网络。比利时与法国在1861年5月达成条约，1862年8月普鲁士以关税同盟的名义批准与法国的贸易条约，意大利于1863年1月、瑞士于1864年6月、挪威和瑞典以及汉萨城镇于1865年2月、西班牙和荷兰分别于1865年6月和7月、奥地利于1866年12月、1867年葡萄牙相继加入该条约网络，在主要欧洲国家中，唯有俄国尚独立于该体系。建构起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贸易体系(Network of Cobden-Chevaliar Treaty)，进入自由贸易新阶段。在这之前，欧洲大陆关税波动幅度相对平缓，1859年大陆平均关税率为23.3%，到1863年和1870年分别跌至10.6%和9.3%。[22]据贝洛赫计算，欧洲大陆制成品关税下跌9%—12%，科布登条约体系下的关税，与后拿破仑时代50%的英国关税和其他地方随处可见的众多禁令相差甚远[23]，并且农产品较制成品贸易自由度更高。总之，“在(1873年)大萧条之前的一个短暂时期里，欧洲国家间贸易近乎免税和免于其它限制，这比任何历史时期都好”[24]。但也正因如此，自由贸易网络的实现意味着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遭遇非欧洲地区商品大规模进入时，近乎无法采取任何防御措施，需面临由此导致的产品市场普遍受到影响。

二、1873—1896年中西欧经济慢性萧条的主要表现

1873—1896年经济大萧条既带有经济萧条的共性，如股市动荡与金融秩序崩溃、企业破产风潮、投资利润率下跌等；也具备若干独特表现，如农业长时间萧条、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它并不典型表现为生产停滞或者大规模失业等，事实上，生产仍处于平稳甚至加速的状态(以至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甚至否认这一阶段发生了经济危机，并断言不曾出现“货币紧缩”，认为价格下跌是生产力提升的结果，而不是源于通货紧缩[25]，价格下跌才是其最突出的特征。生产和贸易虽然仍处于上升的态势，却因此无法维持适度的利润，从而导致经济保持不景气状态。

首先是金融秩序迅速崩溃，这也是1873—1896年经济大萧条的引爆点。股票市场和银行的反应最为壮观。欧洲金融中心维也纳于1873年5月9日爆发严重的债券交易危机，一天内股票大幅贬值、信用开始瘫痪、有价证券交易也被迫中止，并迅速蔓延至欧洲其它重要交易所如波兹南、莱比锡、法兰克福、汉堡、柏林等，致命的金融风暴使得之前大行其道的乐观主义精神荡然无存。在奥地利，大部分银行未能逃过劫难，其数量从1873年141个削减至到1885年42个，[26]政府不得不在5月13日紧急停止执行奥地利银行法。紧接着欧洲诸国切断对美国资本输出，美国银行业再也无力向工业界和铁路公司提供借款，随着美国伊泽—库克金融公司(Jay Cooke&Co)这个拥有北太平洋铁路10万美元债卷、也是全美最殷实之一的银行在9月18日宣告破产，在同一天另外34家银行也采取同样行动。银行破产风潮引发华尔街恐慌，纽约股票交易所一度被迫暂定交易10天，5000多家商业公司相继倒闭，经济危机在美国全面爆发。以美国为“震中”，其波及范围包括整个欧洲、北美、南美、印度和日本等，不仅深刻影响工业化国家，也将部分参与到世界贸易体系的农业国家和半工业化国家囊括其中，成为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不过金融秩序的崩溃只是最尖锐的危机表现，取而代之的长期萧条才是其普遍性。

其次是农业持续萧条，这是1873—1896年经济慢性萧条的突出表现。谷物大入侵打破了19世纪以来欧洲农业生产和贸易的长期平静，农业陷于持续萧条。工业、贸易等领域的危机及其持续时间、实质等方面一直在经济史学界存在较大争议，但这场历时甚久的农业萧条却得到一致认同，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艾莉·哈列维(Élie Halévy)总结道：“如果说对工业的定位仍是怀疑的，那么对农业而言则是确切的，它已经处于高度衰败的状态。”[27]其最突出表现是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从产品分类看，小麦下跌幅度最大，黑麦次之，如下所示：

表1[28] 1870-1874年到1909-1913年若干欧洲国家主要谷物下跌幅度(%)

英国由于没有执行保护主义，其数据最能反应世界市场物价真实的市场变动，英国贸易委员会批发价值指数显示，除动物产品价格下跌相对缓和之外，其他产品的批发价格皆大幅下滑，如表2所示：

表2[29](P14) 贸易委员会批发价格指数(1871-1875=100)

肉类和牲畜价格之所以下跌较为温和，一方面在于对肉类、牛奶的消费需求随着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而供不应求，有效阻止了价格下滑；另一方面是欧洲农业从种植农作物到饲养牲畜的革命性转型，一定程度抵御了外来入侵。此外，谷物价格下跌反而让牲畜饲养者从中受益，“某些粮食已经如此便宜，以至1913年西欧农民用进口粮食充当饲料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30]。

最后是制造业不景气。纺织业作为法国最重要的工业生产部门，受大萧条和英国倾销的冲击最大。半制成棉纱进口在1873年和1876年分别为1952和10606吨，其进口价值在1876年达到47.6百万法郎；棉布进口价值从1867—1869年18～24百万法郎，增长到1875年84.4百万法郎。英国进口丝绒从1866—1871年1.3百万法郎增至1875—1877年6～7百万法郎。[31]法国纺织业不仅在国外市场遭遇排挤，国内市场同样面临深刻冲击。因此纺织业主成为法国最早回归保护主义运动的主力，法国著名银行家艾萨克·佩雷尔在1877年便指出：“与棉纺织业主相比，煤和铁的保护主义者不值一提。”[32]出现了工业领域生产能力长期过剩、设备过剩、投资不足、生产增长率下跌、工业就业不景气等现象。德国大量在开厂狂潮中开设的公司面临资本投资大幅缩减的窘迫局面，据统计，在1874—1879年间196个资本缩减的公司中，不低于148个是在“浮躁时代”期间设立的。[33]工业投资困境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工业企业破产、工资压缩和失业浪潮。在1873—1874年间德国冶铁业雇工减少40%，1876年435座鼓风炉有210座被迫熄火停工。[34]德国铁的产量从1873年2241千吨跌至1876年1846千吨，意大利生铁产量从1873年最高点2万9千吨跌至1879年1万2千吨，俄国生铁产量从1872年40万吨跌至1874年37万吨，西班牙则从1872年5万6千吨跌至1873年4万3千吨。[35]德国工业生产增长在1873—1890年较1850—1875年低33%，较1890—1913低30%；同时期法国低24%和52%。[36]制造品倾销很大程度上拉低了大陆相关产品的终端价格。制造业部门同质化与资本投入陷于恶性循环，采取保护措施以抵御风险成为自然之举。

于本质而言，1873—1896年经济萧条是一场“通货大紧缩”，一般认为，该时期所有商品价格平均下跌1/3，是欧洲经济史上严重的通货紧缩时期。据统计，在1873年到1896年间，英国商品批发价格下跌45%，德国为40%、法国43%、美国45%。如果以1901—1910年的值为100作为基本指数，在1873年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大宗商品价格分别为152、144、136、136，到1896年跌至最低值，分别为83、82、82和75。[37]大萧条结束的重要标志是主要商品价格在1896年结束下跌，开始呈上升态势，随之而来的是利润增加，经济增长率重新呈现良好状态。

欧洲各国表现出结构性危机的时间上有所差异。德国自1875年起开始感受农业萧条的压力，其后果在1880年后才凸显。1876年底杜塞尔多夫著名记者约瑟夫·克劳(Joseph Crowe)带着乐观报道，德国“最终会以自由贸易途径来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38]而法国在普法战争后的经济恢复，有效延缓了大萧条带来的第一波冲击，1876—1877年后大多数法国工业家才广泛感受到价格下跌和利润缩减。弗雷西内计划(4)Freycinet Plan，是指法国在1878年实施的公共工程发展计划，因时任政府公共部长弗雷西内制定提出而得名，是一项囊括修建铁路、运河、港口的庞大工程，共耗资约50亿法郎。挽救了钢铁产业的颓势，但其刺激效应是暂时性的，随着该计划在1883年到期，国家铁路订单急剧缩减，钢轨价格应声下跌，从1878—1880年繁荣时期稳定在216～218法郎每吨，下跌到1888年120法郎每吨。[39]在1878年法国农业面临着内部歉收、外来入侵的不利局面，而到1879年形势更为严峻，遭受“二十年来最坏的时刻”。[40]直到1882年法国金融体系才陷于崩溃，商业停滞也才紧接而来。俄国产品价格受到欧洲经济危机的冲击相对有限。首先是因为孤立的经济结构；其次是经济危机的主要诱因与俄国经济结构具有一定互补性，其产品价格受内部影响甚于外部冲击，“一次好收成或干旱对价格和纺织业处境的影响，甚于世界棉花市场的一次危机；政府或者铁路订单的增减对冶金业价格与活动的影响，甚于对美国或对德国金属贸易的危机”[41]。

三、经济慢性萧条与欧洲大陆经济政治转向

大萧条并非绝对意义的经济大衰退，诸国的经济体系亦并没有气数已尽，而是损害与机遇并举。“虽然被标榜为大萧条，它并非真正的停滞。相反，是一个深刻的结构变化时期”[42]，也是欧陆主要大国的经贸政策的一个拐点，并影响诸国的政治生态调整，乃至对欧洲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变动产生微妙的作用。

(一)大萧条推动欧洲农业迈向现代化

对于农业而言，受到大萧条的冲击最大，自身也在采取若干调整举措。以土地所有者或者长期租赁者采取小单元规模的形式，进行生产乳制品、肉类和蔬菜，是抵御农业危机的积极途径。因此，结构性危机成为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经营模式集约化的开端，一些史学家将之称为欧洲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如荷兰、丹麦等国，出现了从种植农作物到饲养牲畜的革命性转型。丹麦从种植谷物转向饲养牲畜，其牲畜出口主要是供应英国和德国市场。丹麦农业总产值从1875年356600千克朗增长到1895年394000千克朗，而同时期植物产值的比重分别是26%和8%，牲畜产值分别是74%和92%。在整个危机时期植物产品出口下跌57%，而畜牧产品出口增长107%，农产品总出口比重中植物产品的份额从1875年42%跌至1895年13%。[43]瑞士、意大利北部等地也开始农业专业化和食品加工转向。意大利北部进行结构性调整，种植桑树、养殖蚕虫；而意大利南部则扩大谷物种植，在沿海地区展开有限的农业专业化活动。“对于欧洲国家来说，面对大危机，最好的政策是将其农业从谷物生产转变为牲畜饲养。目光长远的国家，比那些固守传统的国家更好地克服了危机。”[44]丹麦、荷兰展示了通过接纳农产品适应新形式的方式，来应对危机。因此为农业繁荣奠定基础，为出口获益作出重要贡献，促进经济进步。而且短期而言，廉价谷物意味着廉价的饲料，有助于降低饲养牲畜的成本。此外，人工化肥于80年代之后开始在西欧农业中广泛应用。畜牧业、果树栽培、蔬菜种植等高收益领域成为转型的方向。

(二)大萧条促使欧洲大陆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大萧条导致欧洲经贸体系陷入空前危机，成为欧洲各国经贸政策转向的重要推手。“在第一次经济危机中，国际经济在国内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它通过驱动国内行为者，影响它们的政策偏好以及它们与其他利益集团进行斗争和结盟的倾向。”[45]面对大萧条冲击，是否执行贸易保护，执行何种形式、何种程度的贸易保护，取决于新经济环境对该国家工农业和主要劳工团体的影响模式。对于欧洲大陆农业大国而言，农业、制造业的结构性转型是一个漫长过程，而转向贸易保护却能立竿见影。因此W.坎宁安把1870—1880年这10年称为“大分化”阶段，即科布登式自由贸易主义世界的破灭和保护主义的回归。[46]

19世纪晚期欧洲经济大萧条更突出体现于农业领域的危机，决定了这一时期的贸易保护虽然也涉及制成品、原材料等，但农业领域的保护才是主要方面。农业保护成为贸易保护的重要标签，具有明显的防御性特征，或者说是逃避自身变革，“本质而言，农业保护主义可看作是在剧烈变迁的经济环境中，农业领域为维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竞争而采取的抵御，也是对调整需求的延缓”[47]。此外，种植谷物群体和饲养牲畜群体对农业贸易保护的态度存在微妙区别。前者对贸易保护的诉求更为强烈，而后者在一定处境下甚至支持自由贸易。如1879年法国政府委托“国民农业协会”(Societe Nationale d’Agriculture)进行农业形势调查，绝大多数、特别是北部地区支持对农业的关税保护，而牲畜饲养者则要求自由贸易。[48]因此，德国1879年、1885年、1887年和1902年关税法；法国1885年、1887年和1902年关税法；奥匈1882年、1887年和1906年关税法；意大利1887年和1888年关税法等，均突出了农业保护的主旨，工业保护通常被放置于次要的地位。当然，在德国、法国、奥匈和意大利等国家，工业保护越发获得重视，特别是俄国，工业保护是其19世纪晚期外贸政策的主旋律。

一些国家在大萧条出现之前便已出现了保护主义暗潮，大萧条只是将之表面化和加速而已。法国的保护主义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拿破仑三世创设的自由贸易体系的抗议。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引起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加上巨额赔款负担，导致梯也尔领导的第三共和国政府试图提高进口关税以获取更多财政收入。但法国工业家坚决反对对原材料加征关税，梯也尔的意图未能如愿以偿。对于法国而言，“1870年代的萧条并未创造保护主义的浪骇，但它确实是巩固了保护主义，并使之更为深刻”[49]。德国以重工业和纺织业为代表的制造业主也向来支持贸易保护，在187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也是最早呼吁该主张，并在1876年成立了“德国制造业主中部联盟”，走在农业贸易保护之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60年代欧洲大陆的欧洲自由贸易网络体系并非经济自由战胜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物，而是以政治为导向。自由主义组织一直处于虚弱状态，而且自由贸易支持者的立场并不坚定。而蓄势待发的保护主义群体，以慢性大萧条为契机，得以堂而皇之地发展壮大。因此，慢性萧条催化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经贸政策大转变，由1860年英法科布登条约从英国传入欧洲大陆的自由贸易潮流，在短短数年内完成了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围剿，却也匆匆退潮而去，保护主义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三)大萧条加速欧陆大国政治生态迈向保守化

欧洲大陆大国在70年代年代基本宣告完成国家政治统一或更替，主要包括1867年奥匈双元帝国形成、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和意大利最终完成统一大业、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诸多国家尚处于政治磨合期，而经济慢性萧条引发公众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倾注前所未有的关注，推动国家的政党政治迈向大众化。正如美国著名比较政治经济家彼得·古勒维奇在其代表作《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中论述经济危机、政策争论和政治试验之间的联系时指出，“政策决定是在相互冲突的政策主张之间的政治斗争中产生的。某个政策主张之所以能够获胜，其原因就在于它的支持者们拥有能够把他们的意见转化为发了规则的力量和权力”[50]。关税改革浪潮一定程度是保护主义者和自由贸易者政治力量的博弈，他们通过议会选举这一关键途径搭建影响关税政策的舞台，由此引发国家加速自身的政治生态调整。

经济大萧条对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结构造成深刻冲击，并与其他因素一起对国家的社会、政治基础产生影响，特别是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再调整，对德国、法国、奥匈等新生或重建政权的稳定性是一次重要考验。历史学家Tracy认为，19世纪晚期播下的农业贸易保护种子，在后来转变成用于政治家博弈的根深蒂固的农业保护丛林。[51]在德国，大萧条加速了德国从稳定的农业结构到不稳定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结构和政治架构面临着新的冲击，德国之所以成为现代干预型国家崛起的典范，这次大萧条是其重要契机。工业家、资产阶级、容克贵族、农民、军队天主教、自由主义者等群体达成谅解，形成新保守联盟，较旧保守联盟无疑更为强大，因此1873年被称作“建国危机”(Gründerkrise)的开始，大地主与工业家的保守联盟因此获得巩固，虽然卡普里维关税改革表明该联盟裂痕的扩大，但到90年代得以修复甚至更为强大。总之，“农业保护主义使得国家的民主化变得无望，使得封建群体得以保留下来，成为政治结构之中一个有力的元素，使得处于皇位中不负责任的狂躁者拥有在政府和军队中至高权威。确实难以忽略德国谷物保护关税很大程度上参与到了国家和一战的世界中去”[52]。在法国，第三共和国共和体系的建构本身具有矛盾性，“是民主的，也是保守和资产阶级的”[53]。经济危机正在冲击共和制的统治基础，特别是农民这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共和党的忠实联盟者，在80年代后有转向反共和主义的倾向，以寻求治疗农业危机的灵丹妙药，并一直成为决定关税政策的关键性群体。特别是以支持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反共和或者反资产阶级候选人，达到对共和政体的威胁，其中在1885年和1889年大选之中最为明显。因此，以贸易保护为导向的关税改革，密切关系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体的稳定性，也是政治重构和保守化过程，80年代的系列关税改革，与资产阶级在第三共和国这个新政体中优势的巩固与维系紧密联系，甚至包括资产阶级通过与天主教的经济调解，为政治联盟创造了便利。1892年关税法意味着利益调和的基本实现，利益得到保障的地主、工业家、天主教派等群体成为保守政体的拥护者，共和保守主义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因此该关税法也被誉为法国商业和社会政策的基石。[54]在奥匈，贸易政策的对立加剧奥地利和匈牙利磨合的困境，奥地利工业保护为主与匈牙利农业保护为主二者之间的对立。意大利南部农业区和北部偏工业区在国家贸易政策事宜亦是矛盾重重。整体来说，诸多国家的自由贸易党派成为经济危机的替罪羔羊而遭到削弱，反之贸易保护党派得以壮大。新旧贸易保护群体形成的各种政策的组合(5)如德国的俾斯麦时期的铁麦联盟和比洛夫时期的肉麦联盟、法国的钢铁、棉花与小麦联盟、奥匈的纺织品与小麦联盟等。及其离析，以国家政治系统如选举、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为平台，所形成的政治能量极为深刻地影响决策者的政策选择。在此过程中农业与工业的部分保守派别联合起来，推动政治保守化。

(四)慢性萧条催化帝国主义矛盾，成为一战爆发的重要经济根源

“长期萧条创造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新形式，也因此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倒计时。”[55]首先是经济危机推动欧洲范围内大国的政府、军事将领和武器制造商加强联系，建构“军事—工业联合体”。其次是形成带有政治色彩的贸易联盟。如德国在1891—1894年间，先后与奥匈、意大利、比利时、瑞士、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俄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签订贸易条约，建构起以德国为中心的卡普里维条约网络(The Caprivi Treaty Network)，这事实上是德皇威廉二世和卡普里维“世界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卡普里维力求由民族国家的狭小天地走向中欧关税联合，这个联合同政治同盟体系相结合并在以‘柏林—巴格达’‘中欧’‘向东挺进’等概念表示的贸易计划的范围之中”。[56]最后是层出不穷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战某种程度影响欧洲大陆政治—军事联盟的重塑。贸易保护主义肆虐导致贸易摩擦与贸易战盛行，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1892年5月于黑斯廷斯的一场演讲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税战的时代……每个国家都在试图…为各自的工业争取最大的保护，同时尽最大可能从其邻国获取最佳市场。”[57]这一时期主要的贸易战包含1882—1885年法—西班牙贸易战、1886—1893年奥匈—罗马尼亚贸易战、1886—1898年法国—意大利贸易战、1892—1895年法国—瑞士贸易战、1893—1894年德国—俄国贸易战等。而若干渗入大国政治外交元素的贸易战，其内涵超越经济范畴，与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军事政策相衔接，成为大国政府的外交工具，从而致使欧洲的国际政治局势更为复杂，乃至直接构成法国与德国在欧洲政治—军事博弈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法德两大阵营的对垒。如德俄贸易战推动完成德国与俄国的对立，而法国趁机主导俄国的对外借贷，进而推动法俄之间从金融联盟迈向政治—军事联盟。再如法意贸易战更是突出了政治先行性，这一贸易战使得意大利积极续订三国同盟，并且推动三国同盟从军事联盟扩展至经济联盟，法意关系进一步恶化；不过贸易战的结束以双方若干外交争执的解决为先导，两国间贸易关系的恢复，特别是法国再度主导意大利的对外投资领域，法意关系也开始改善。(6)对于法意贸易战的更多论述，可参考朱华进.贸易战与19世纪晚期大国关系——以1888-1898年法意贸易战为中心[J].江西社会科学，2019(11)：131-142+255.

在研究一战起源问题的诸多论著中，国际经济因素往往是最为不受重视的一项内容，这一定程度上无视了1873—1896年欧洲经济慢性萧条这个元素。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著中亦写道：“大的转变是开始于1873年的恐慌，或更正确些说，开始于那次恐慌后的萧条时期。”[58]这场经济危机不仅仅在经济层面加速欧洲国家迈向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层面推动大陆大国政治重构和保守化，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对一战前大国关系，特别是两大对立政治军事同盟的演变产生了影响。“战争只是一种催化剂，一种早已酝酿着变化的催化剂。人们放弃了乐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标志早在1900年以前就已经很明显了。”[59]而始于1873年的欧洲经济慢性萧条，无疑是造成这种痛苦转变的重要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