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山雅集看元代文人休闲活动的精神取向

王 硕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文人雅集是文人休闲活动的重要形式，从休闲视角探究元代文人的雅集活动，发现元末文人在动乱的社会中拥有新的人生价值观，即追求安闲自适的生活乐趣，不仅重视身的清闲，更重视心的自由与愉悦。

从休闲视角看，元末的玉山雅集具有独特的意义，可以说是元代文人休闲文化与闲适心态的突出体现。有关休闲的研究，主要探求人的内心情感，注重精神的自由与愉悦。如美国休闲学家所言：“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为，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1］元末文人在雅集活动中欣赏自然山水，将自我沉浸于诗酒欢会中，体悟客观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和谐统一。

一 适情任性，自由安闲之乐

元代社会礼法松弛，思想环境宽松，元代雅集活动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色。在世俗烦扰的社会中，玉山文人能够尽情书写自我内心，享受雅集活动带来的闲适之乐。雅集活动的突出特点即为自由无拘无束，文人写诗饮酒、绘画赏月皆出于本心的安闲。

休闲之乐，乐在文人交往时的轻松自由。玉山主人顾瑛热情好客，与之交游者皆为当时名士。雅集活动需要有人主持，而主持者自身的个性影响到雅集活动的规模与发展。如杨镰先生所说：“顾瑛不单是诗酒沙龙的东道主，也是占据了当时诗坛高处位置的大诗人。”［2］顾瑛生性豪爽，轻财好客，乐与当时文士交游，再凭借自身雄厚的财富，使玉山雅集成为当时文坛盛事，文人多以能参与其中为荣。黄溍《玉山名胜集序》说：“今仲瑛以世族贵介，雅有器局，不屑仕进，而力之所及，独喜与贤士大夫尽其欢。而其操觚弄翰，觞咏于此，视樊上翁盖不多让，而宾客倡酬之盛，较之辋川，或者过之。”［3］顾瑛好客的性格为文人提供了休闲的理想环境，文人来到这里是舒适自在的，来客饮酒赋诗中也经常会有对顾瑛的称赞。殷奎《故武略将军钱塘县男顾府君墓志铭》云：“日夜与客置酒赋诗为乐，而君才赡思捷，语笑之顷，篇章辄就，恒屈服其座人。”［4］四库提要中对他的诗文评价说：“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不逮诸客，而词语流丽亦时动人。故在当时得以周旋骚坛之上，非独以财故也。今观所作，虽生当元季正诗格绮靡之时，未能自拔于流俗而清丽芊绵出入于温岐李贺间，亦复自饶高韵，未可概以诗余斥之。”［5］正是这种不凡的才学，使他能与当世知名文人相交，在宴会中也能游刃有余。他在高朋满座之时，豪兴大发，不停劝酒，《“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分韵赋诗得星字》诗云：“葡萄酒，玻璃瓶，可以驻君之色延君龄。脱吾帽，忘吾形，美人听我重丁宁。更惜白玉手，进酒且莫停。酒中之趣通仙灵，玉笙吹月声玲玲，与尔同蹑双凤翎。”［6］主人以自身的热情与才华，让宾客沉浸于酒宴欢乐快活的氛围中，这种欢乐为文人带来心灵的自由与安适。

玉山佳处景色宜人，玉山草堂是主要宴会场所，文人在这里饮酒赋诗，优美的自然环境便被赋予文人化的生活情趣。郑元祐在《玉山草堂记》中交代了草堂来历，“昔王摩诘置庄辋川，有蓝田玉山之胜，其竹里馆皆编茅覆瓦，相参以为室，于是杜少陵为之赋诗，有曰‘玉山草堂’云者。”顾瑛亦仿其形式，心羡慕之，遂以“玉山草堂”为名。草堂环境幽雅，奇花异草，古物名画置于室中，成为文人雅居的舒心场所。“其幽阒佳胜，缭檐四周尽植梅与竹，珍奇之山石，瑰异之花卉，亦旁罗而列堂之上。壶槊以为娱，觞咏以为乐，盖无虚日焉。”［7］在玉山草堂中，顾瑛还为文坛盟主杨维桢设置了优雅的住所，如郯韶《用杨铁崖新居书画船亭韵与玉山同赋二首》其二云：“卜筑喜过杨子宅，城居曲曲抱溪流。夕阳在波人影乱，秋水上帘竹色幽。载酒过门从问字，据床吹笛不惊鸥。月明后夜溪山雪，乘兴还能具小舟。”［8］“杨子宅”是指杨维桢的居所“书画船亭”，这里溪流环抱，夕阳映照，景色清幽，月夜闻笛，是文人诗意的栖居环境。文人置身于此，即为外在清幽的环境所吸引，内心自然变得清净，其中的文人活动也变得充满趣味。景优人优，是文人雅集休闲的绝佳选择。

饮酒作诗是每次雅集的必备内容，参与的文人较多，经常采用同题唱和与分韵赋诗的形式进行创作。文人的这种休闲创作以抒发自我的欢快为主，是文人饮酒中自然悠闲的书写。李祈《草堂名胜集序》云：“良辰美景，士友群集，四方之来、与朝士之能为文辞者，凡过苏必之焉，之则欢意浓浃，随兴所至，罗樽俎，陈砚席，列坐而赋，分题布韵，无问宾主。仙翁释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兴，长短杂体，靡所不有。”［9］无论来自哪里的文士，来到此地即可一起饮酒欢笑。文人宴会带有文人化的趣味，宴会饮酒只是外在的行为方式，真正要达到的是，通过宴饮后拥有超越世俗的精神愉悦。文人发挥自身独有的文艺才能，将世俗的宴会提升到“雅”的高度，在这种“雅”的活动中找寻文人休闲之乐。从玉山雅集中的创作，可以看出文人休闲生活的欢乐。虞祥《“夜色飞花合，春声度竹深”分韵赋诗得春字》云：“东风扑天吹玉尘，玉山张宴娱嘉宾。鸣筝醉倚柳枝曲，深杯满泛梨花春。琪英凝寒夜光合，梅蕊亚檐春色匀。酒酣大叫出门去，头上失却乌纱巾。”［10］嘉宾云集，尽情娱乐饮酒，伴随优美的琴声，欣赏满园的梨花，大醉后离席而去，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随意，不知何时掉的乌纱帽，更显出文人酒后的自在，只要尽兴欢快，不管世间礼俗。

休闲的本质即为自由自适，愉悦身心。玉山雅集中文人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无拘无束，可以尽情挥洒自己的文艺才能，享受超脱现实的轻松与欢乐。文人在这里的活动变得随心任性，在舒适安闲的环境下，用己所长为雅集增添乐趣。陈基《送郑同夫归豫章分题诗序并诗》云：“仲瑛素多宾客，而同夫与余相值，未暇问姓字、邑里、行李所从来，辄举酒相与献酬，杂沓亦不计年齿，貌苍者上坐，饮酣歌舞，各以所长自适。”［11］雅集以自适为目的，文人来到玉山尽可展现自我的内在性情。袁华《金粟冢中秋日燕集后序》中载顾瑛邀客人在自己墓上饮酒，“环坐冢上，前列短几，陈列觞豆，各置笔札于□方。兴至而咏，情畅而饮，不以礼法束也。”［12］玉山主人提前备好笔墨，畅饮兴至即可随性书写，不能为诗者也能展示其他才艺。于立《湖光山色楼赏雪》序云：“吴国良以吹箫，陈惟允以弹琴。赵善长以画序首，各免诗。张云槎兴尽而返。时诗不成者命佐酒女奴小瑶池、小蟠桃、金缕衣各罚酒二觥。”［13］无论是作诗还是吹箫、弹琴、绘画，都只是雅集休闲中的一种娱乐方式，真正目的是通过各种艺术创作，享受身心的自由与愉悦。雅集中经常会提到有诗不成者罚酒情形，这也成为宴会中趣味所在，酒助诗兴，诗不成而罚酒，自然洒脱。因此，醉酒成为雅集中常见情形，于立曾戏云：“玉山主人与客吴水西卧酒不能起，余与元璞坐东庑池上，清风交至，竹声荷气，清思翛然，殆非人间世。”［14］顾瑛与吴世显喝得酩酊大醉，直到第二天还卧床不起。文人饮酒自适，沉醉于清风美景中，生活也变得充满乐趣，这样饮酒欢愉是文人休闲生活的生动描写。

二 远离政治，个性独立与诗意的生活

文人难舍功名二字，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期盼通过科举实现人生理想。但元朝这样一个特殊时代，文人的理想破碎，他们被迫与政治疏远。文人在远离政治后更加看重自身的独立价值，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满诗意。他们乐于参加雅集活动，愿与顾瑛这样豪爽文人相交，玉山雅集便成为文人理想化与艺术化生活的现实写照。

科举仕途受阻，文人反而能够回归本心之自然，对休闲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与体悟。科举长期受挫，元代文人的功名意识减弱，他们失去了唐宋文人科考入仕的机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功名事业不能进行，自我的文人身份使他们又不甘于尘世的寂寞与平庸。长久的思索带来精神的超脱，他们逐渐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即“元代文人可贵的独立的人生价值追求——不依附于政治的独立人生价值意识。”［15］清楚了元代文人新的价值选择，玉山雅集与西园雅集的差异就变得尤其明显，西园雅集的文人主要是达官名士，举止优雅，文人的活动亦是严肃认真，而玉山文人在自由平等的氛围中吟诗唱和。正如查洪德先生所指出：“玉山雅集则全无功利目的，他们在这里寻找的，只是文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乐趣。不管是富豪还是贫士，是达官还是寒儒，贵贱贫富，在玉山都是平等的，这里只有主人和客人。”［16］在这种平等自由的雅集活动中，文人可尽情享受休闲生活的乐趣，雅集中的文学创作，也就带有了休闲文化的特色。

玉山文人在雅集活动中找寻精神的自由，文学作品成为他们诗意人生的外在体现。这种自由是文人闲中所得，他们的诗歌少有沉重的社会责任意识，完全成为表现自我情感的文学方式。文学回归文人自我，他们不必歌功颂德，为他人唱现世的赞歌，一切都是自我独立性情的展现。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云：“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晋升。要视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后同调萃，唱和广。”［17］唐朝科举文人以自身才学取悦当时权贵，目的是获得晋升机会，文学成为博取功名的一种工具。宋代一些文人能够主动远离官场，部分文人以此来写性述怀。孔武仲《张子厚睦州唱和集序》说大儒张载“弃官不就，归养于家，纵观群书，与贤士大夫相上下议论。闲则虚弄笔墨，发为歌吟……子厚与诸君之作，优游乐易，摹写风物，自为嬉好，人亦知其不与世竞。”［18］宋代文人是会休闲享受的，他们开始注重自身愉悦，但还很难完全脱去科举功名的羁绊，休闲娱乐也只是为官闲暇时的一种生活寄托。元代大部分文人失去仕进机会，他们的休闲生活更具有文学趣味，元代的雅集活动也变得更为独特。有学者提出：“真正的文人雅集直到元代才形成规模效应和深远影响。”［19］这种雅集当然就是指元末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顾瑛《“碧梧栖老凤凰枝”分韵赋诗得梧字》云：“岂无歌钟乐，乃尔文字娱。逍遥以终夕，聊复遂吾初。”［20］这正道出了玉山文人尽心娱乐与超脱功利的独立品格，不必一心沉湎功名，人生可以拥有新的价值追求，保持自我独立个性的同时，尽情享受文人雅集的轻松与快活。

从杨维桢作于至正八年的《玉山雅集志》中，可以看出文人雅集中欢快愉悦的情形。此志为《玉山雅集图》所作，文中详细写出文人的任性自由：“冠鹿皮，衣紫绮，坐案而伸卷者，铁笛道人会稽杨维桢也。”“岸香几而雄辩者，野航道人姚文奂也。沉吟而痴坐，搜句于景象之外者，苕溪渔者剡韶也。琴书左右，捉玉麈从容而色笑者，即玉山主者也……冠黄冠，坐蟠根之上者，匡庐山人于立也。”可谓“碧梧翠竹与清扬争秀，落花芳草与才情俱飞，矢口成句，落豪成文，花月不妖，湖山有发。”优美的自然景观充满文人雅趣，这是文人期盼的盛会，元代雅集活动很多，但要达到这样的自由洒脱，完全忘我的任性而为，只有在玉山雅集中能做到。在文末杨维桢总结道：“夫主客交并、文酒宴赏代有之矣。而称美于世者，仅山阴之兰亭、洛阳之西园耳。金谷、龙山而次弗论也。然而兰亭过于清则隘，西园过于华则靡。清而不隘也，华而不靡也，若今玉山之集者非欤？”［21］他的评价非常客观，玉山雅集能“清而不隘，华而不靡”，更加贴近现实世界，为广大文人所共乐。此图所记多为当世名士，从中可以感受到雅集场面的欢乐与自由，无论是诗坛盟主杨维桢还是玉山主人顾瑛，此时与其他人一样都只是雅集活动中的一员，吹笛、吟诗、歌唱等一切都是任性而为。文人在这里体悟生命本真的美好，他们的生活变得充满诗意。因此，玉山雅集“是决去功利之求和攀附之意的纯粹文人追求理想化、艺术化生命与生活方式的体现。”［22］玉山雅集活动的次数很多，虽然参会人员与数量不同，但每次雅集的目的皆是尽兴欢快，顾瑛在《可诗斋雅集序》中记载的一次宴饮提道：“遂邀汝阳袁子英、天平范君本、彭城钱好学、营城赵善长、扶风马孟昭，聚首可诗斋内。诸公亦乐就饮，或携肴，或挈果，共成真率之会。由是，皆尽欢饮。”［23］“真率之会”可以放任自我，展现自身独特的艺术才能，在文人欢聚中使自我获得真正的快乐。

三 怡神悦性，适意的人生追求

失去了功名的牵绊，元代文人将注意力转向自我，他们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人生虽然失意，但始终没有失去文人自身的生活情趣，对各种文化活动充满热情，即便身处困境也要追求精神的愉悦与舒适。玉山雅集中的各种活动满足了文人精神享乐的需求，是文人艺术化与文学化生活的集中体现。

山水林泉美在其外，心闲自适方可怡悦性情。山水是文人休闲的一大乐处，每当文人失意，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走向自然，在那里可以忘却尘世的烦忧，感悟本我内心的自然与美好。玉山文人所乐不同于世俗之乐，他们有着文人的文化属性，即便平淡简易的生活，也要拥有符合自身的文人标志。杨维桢《玉山草堂雅集序》云：“余来吴，见吴之大姓家友于人者，往往市道耳，势要耳，声色货利耳，不好声利而好杂流者寡矣，矧好儒流乎？不好儒流而好书数者寡矣，矧好文墨章句为不朽之事乎？仲瑛嗜好既异于彼，故其取友亦异。”［24］顾瑛既是富豪同时又是文人，正是他的文人属性使他与世俗大众喜好不同，《题钱舜举浮玉山居图》云：“无官落得一身闲，置我当于丘壑间。便欲松根结茅屋，清秋采菊看南山。”［25］看破世间名利后，宁愿辞官归隐，回归自然山水之中，找寻文人本身的自由与清闲。赵孟頫《送李仲渊同知眉州》诗云：“人生贵适意，要津何必居。”［26］法国学者曾提出：“任何一个历史个人（不管其地位多么重要）的心态是他本人及其同时代的其他人所共有的心态。”［27］因此，这种逃离政治而安闲享乐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元代很多文人沉浸自然山水之中，享受闲居生活的快乐与舒适。郑涛在《钟美堂记》中提道：“古之君子所乐，恒与世俗异嗜。凡声色狗马、金珠服玩之美，举无足以动其心志。盖所乐者，非浮云之舒卷，则风月之清朗，是故高人胜士，或以泉石，或以竹树，或取诸崖谷之静深，往往结亭构屋，以怡其神而娱其意。则其所嗜，岂世俗之美以为悦哉？”［28］山间明月，林中清风，竹树泉石，为文人所乐之自然环境，这种山水美景为世人所共有，但是一般人却很难有所领悟。曹文晦《新山别馆十景并序》中云：“耳目所得者为景，性情所得者为乐。景常多而乐常少者，何也？今夫农夫樵牧之处于山野也，云峰雪岭，青泉茂林，日当其前，身劳于斧斤犁锄而不知所以为乐。富贵之人心醉于声色势利，虽有凉风佳日，异卉名花，亦不暇顾以为乐。”［29］元代文人拥有闲暇时光，不沉溺于声色势利，用心体悟真实的自我，外在景物成为文人诗歌吟唱对象，符合文人的自我本性，陈基《听雪斋记》云：“不以人之所乐者为乐，而以己之所适者以自适。”［30］元人更为追求自我之乐，外在事物变得无足轻重，儒家礼法在此时变得弱化，这种全新的人生体验让文人更加看重休闲生活的自适与自乐。玉山雅集既具备清幽的自然景观，同时又拥有世上的奇珍异宝、诗书画册，在此皆能尽心赏阅。雅集休闲是文人自我性情的舒展，是闲暇时光的自得与自乐。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闲暇表现为自在自得，结果是愉悦。适合自己情性的悠闲才是最自由和适意的。不合乎个性的休闲，必然无自由和快乐。”［31］玉山雅集之所以为无数文人一心向往，很重要的原因也就在此，雅集活动带来超越世俗的精神自由与愉悦，是真正属于文人生活的高雅情调，它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文人理想化世界，使文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与安顿。雅集中悠然的自我与外在景物相融合，得到身心的安逸与欢快。

适意的人生成为元代文人新的价值取向，参加玉山雅集的文人是为享受纯粹的文人生活情趣。雅集活动比较丰富，既可参观游览、又有宴会饮酒，同时还有侍女歌妓助兴。陈基《“碧梧栖老凤凰枝”分韵赋诗得老字》诗云：“君子谢轩冕，逍遥遂幽讨。有瑟复有琴，自鼓还自考。达哉松云翁，狂歌不知老。”［32］这种谢轩冕、鼓琴瑟的生活尤为娴雅惬意，宁愿狂歌而不理会生命的衰老，忘怀世俗，超然物外。即便是方外人士也愿沉醉其中，尽情享受锦瑟琴酒的欢乐。释良琦《“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分韵赋诗得以字》写道：“绿酒黄柑既满眼，锦瑟瑶琴亦陈几。人生所贵适意耳，丹砂岂能留迅晷。友朋会合不作乐，老向尘埃竟何以。”［33］人生贵在适意，既然雅集能为人带来这种欢乐，不如就顺应自然，享受友朋相聚的自适之乐。雅集中对歌妓侍女的描写，同样为宴饮增添不少趣味，文人亦在这种赋诗唱和中更为欢快。杨维祯《琼花珠月二名姬》诗前小序云“春正月廿有二日，偕昆山顾仲瑛、霅川郯九成、大梁徐师颜燕于吴城路义道家。佐酒者六姝，皆苏台之选。内有琼花与珠月者，选中之绝也。义道起，持觞属客曰：‘今日名姬对名客，不可无作。’座客酒俱酣畅，琼花者捧砚请余题首……”［34］文人有那么多写名姬的诗歌也就不足为奇，如曹睿《玉山席上作就呈同会》云：“我到玉山最佳处，溪头新水荡轻舠。春回玄圃花如雾，风入苍梧翠作涛。越女双歌金缕曲，秦筝独压紫檀槽。诗成且共扬雄醉，笑夺山人宫锦袍。”［35］昂吉云：“玉山草堂花满烟，青春张乐宴群贤。美人蹋舞艳于月，学士赋诗清比泉。”［36］于立《“天上秋期近”分韵赋诗得期字》云：“银瓶细泻深杯酒，罗扇新题小字诗。曲倚瑶筝声累咽，歌停翠琯舞频欹。”［37］顾瑛《路义道席上同杨铁崖作》云：“粉蝶团香迷玉树，银筝倚曲按红牙。何须骑鹤扬州去，且看尊前第一花。”［38］玉山文人沉浸其中，这种生活是文人艺术化的表现，同时是适意人生的价值体现。歌女侍妓在文人宴会中成为“雅”的一部分，他们不再仅仅是单纯的服务者，同时也是雅集活动的参与者，是文人诗歌艺术化与文学化的客观呈现。

玉山雅集让文人体悟生命价值实现的美好，既能怡悦自我，又能享受精神的自由与安逸。他们是任性而为，毫无保留地表现自我，“跳出了现实和思想上的束缚，发现并进入了一个空灵的天地，在艺术领域达到了自由与适性，并且促进了文士生活的艺术化和精致化。”［39］这种适意的人生成为元代文人新的价值取向，影响到元代文学的发展。

四 尽情欢畅，乱世中的饮酒自乐

元代末年，社会动乱，群雄四起，积存已久的社会矛盾终于爆发。战火中玉山草堂日渐残破，但雅集活动仍在持续。尽情享受安乐美好的时光与乱世中的饮酒狂欢，成为元末文人休闲的新特点。面对世乱，他们既想追求生命的永恒，享受现世的安乐，又不得不考虑战争对个人生命的威胁，这种乱世中的高歌纵饮便具有了特殊意义。

文人诗酒相会，即便乱世也要追寻休闲生活的精神超越。玉山雅集后期的活动艰难进行，与前期相比多了一层生命忧伤的感慨与无奈，但文人更为珍惜得来不易的相聚，在战火中专注自我内心。萧景微说：“至正辛卯，余自勾吴还会稽，饮酒玉山而别，当是时，已有路行难之叹矣。继而荆蛮淮夷山戎海寇嗷呼并起，赤白囊旁午道路，驱驰锋镝间。又复相见，因相与道寒温，慰劳良苦，玉山为设宴高会梧竹堂上。在座皆俊彦，能文章，歌舞尽妙选。”［40］生逢乱世，玉山文人欢会依旧，面对宴饮中一些人的感叹无奈，依然抱有乐观态度，“客有置酒而叹者，予笑曰：‘子何为是拘拘也？夫天下之理，未有往而不复……诸君有文武才，将乘风云之会，依日月之光，且有日。予老矣，尚拭目以观太平之盛，何暇作愁叹语耶？’玉山扬觯而起曰：‘子诚知言哉！’于是饮酒乐甚。”［41］这是至正十二年重阳前一日道士萧景微所言，说出了当时很多文人的共同心声。社会动乱，此时似乎少了文人的社会责任担当，他们关注的是自身安危，怕失去如此雅趣的文人盛会。文人有自身的人格操守，越是动乱之时对生命的体验与思考越是深入，如么书仪先生所说：“元人，尤其是元末人，对世事无常和生命短暂普遍有比较深刻的感受，这是动乱时代的特殊赐予。敏感的文人特别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42］个体的生命意识此时变得尤为强烈，如何选择自我的生活也就带来不一样的思考与体验。玉山文人给出了最好的抉择，他们似乎在寻找生命中最后的价值意义，雅集中的自然山水与文人宴饮带来世俗的安乐，这种安乐是文人共同命运的高扬与文人艺术化生活的美好体现。杜哲森先生说：“每当社会处于周期性的大动荡时，投身大化、寄情山水就会成为士人阶层带有群体性的人生行为。似乎只有在那里，他们才有安全感，才会使自己被扭曲的意志得到舒展，受创伤的心灵得到愈合，被瓦解的生命价值得到修复。元朝士人阶层的人生遭际精神趋向正是如此。”［43］玉山雅集是文人心灵的避难所，也是文人群体共同的命运选择，在宴饮中相互之间获得共同的心理安慰，外世之乱纵然可怕，但文人选择以心为乐，继续追寻雅集活动的适意生活，获得心灵的适然与超脱。李渔《闲情偶寄》中说：“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44］真正的内心之乐达到了休闲生活的较高层次，也是文人高尚人格的突出体现，“‘乐’是人由外部世界走向自适、逸豫的最高阶段，是人格养成的最高境界”［45］。

外在战乱影响到雅集的进行，但玉山雅集仍在持续，文人此时不仅寻求欢乐还想要留名后世。至正十四年（1354）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一次聚会，顾瑛约好友秦约、于立、袁华、张守中等在玉山可诗斋饮酒联句，秦约《夜集联句诗序》载：“酒半，诸君咸曰：今四郊多垒，膺厚禄者则当奋身报效。吾辈无与于世，得从文酒之乐，岂非幸哉。”［46］文人离不开饮酒赋诗，这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即便“四郊多垒”还是要相会共乐。陈基《送郑同夫归豫章分题诗序》云：“吾自北方来，行数千里，亲旧疏数，固自有不同，然饮酒之乐，未有如今日者。”［47］战火阻断路途，也不能抵挡前来相聚的脚步，可以看出文人对雅集活动的热爱与执着。顾瑛也常感叹：“信欢会之甚难，而分携之独易。安可不痛饮尽兴，以洗此愦愦之怀？”［48］后期雅集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且变得越发艰难，顾瑛《口占诗序》云：“兵后朋旧星散，得一顷相见，旷如隔世……缅思烽火隔江，近在百里，今夕之会，诚不易得，况期后无会乎？吴宫花草，娄江风月，今皆走麋鹿于瓦砾场矣。独吾草堂宛在溪上，予虽祝发，尚能与诸公觞咏其下，共忘此身于干戈之世，岂非梦游于巳公之茅屋乎！”［49］此时，不仅要拥有欢乐，他们同样有留名后世的心理动机，顾瑛有意将文人作品进行收集，用文学作品来体现个体的人生价值，以弥补政治功名的缺失与内心的失落。于立《口占诗序》曰：“嗟乎，世故之艰难，人事之不齐，得一适之乐如此者，可不载诸翰墨，以识当时之所寓。况南北东西，理无定止，焉知后之会者谁欤？”［50］从明清文人的史料中看到玉山文人的这一目的确实达到了，玉山雅集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比较独特的雅集盛会。元人这种政治的“边缘化”与自我的“中心化”，在玉山雅集中完美地展现出来，这也是元代文人雅集休闲的突出特色。

玉山雅集在元代文人雅集休闲中最具代表性，文人在这里享受雅集活动的快乐，获得精神的自由与愉悦。雅集中的一切都是任情随性的，文人乐于书写自我内心的真实情怀，这样的文学创作也具有独特的价值。身处乱世，玉山文人仍能保持自乐自适的人生选择，这种文学化与艺术化的生活，形成了文人新的适意的人生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