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读《费孝通晚年谈话录》之思考

吕文江

（中国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49）

2016 年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一语系在党的领导人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并被赋予了重大意义。相比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2017 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专题的形式重点阐述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问题。并特别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报告中进而具体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方针以及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五大方面具体内容。

2019 年10 月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我们要把这些优势用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上。而这些优势之一就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

从以上简单勾勒我们即可看到，文化自信的提法高瞻远瞩，需要我们认真体会与理解，并展开更多的理论阐释。在本文中，笔者拟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出发，对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与已故著名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1910—2005）晚年倡导的“文化自觉”进行一些关联性思考，以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一主题的认识。

一 文化自觉的提出背景及基本内涵

“文化自觉”这一理念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 年正式提出的。这一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费先生在这次研讨班闭幕总结发言中，在回顾研讨班上的相关讨论时，讲出了他酝酿已久的想法——“文化自觉”。他说，这四个字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经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总括起来就是要求文化自觉。继而，费先生给出了自己对“文化自觉”一词内涵的基本界定：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1］。

理解费先生这位耄耋老者所提“文化自觉”的深意，我们需要略作解释并结合他本人一生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轨迹予以讨论。首先，自觉是指人把自己作为对象来认识与反思，可以说，人的这种自我认识与反思活动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就在进行，但把自我认识放在什么位置，以及自我认识实际开展到什么程度，世界不同人群以及古今不同时段却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一般而言，中西古代的伟大哲人都曾对人的自觉赋予了极端重要性，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说“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活”，这样的人生在柏拉图看来与动物的生存没有多大差别；中国先秦哲学家老子曾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的自知在老子看来显然比知人更进一层。

近代以来种种人文社会学科的出现以及发展，笼统来讲都属于用人发明出的不同方法与手段来进行自我认识。把“人的自觉”这一宏大使命放到社会学、人类学具体的学科历史以及费孝通本人的学术生涯中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使命走向深入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体现。20 世纪30 年代大学教育时期，费孝通先后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接受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专门训练，之后又远赴英国师从社会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指导下运用出国前在家乡搜集的实地调查素材，写出了日后出版时名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大力赞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氏在这里看到自己期盼的人类学实现研究方向转变的一个生动实例。马氏及其之前的人类学，基本上都是出身西方的学者对非西方社会（当时大都属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的研究，这些非西方社会在西方学者看来往往是简单、原始，甚至野蛮的，比如马氏本人用田野调查方法研究的太平洋上的特罗布里恩德岛社会（位于今天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南）。然而，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殖民地国家风起云涌的反殖民运动，使得人类学旧式的做法难以为继，马氏已经看到人类学发展新的方向将是把重点转向研究自身社会，而费孝通这样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从本国一个乡村的实地调查出发对农民经济生活的研究，正契合了他老师对于学科发展的期望。如马氏所说：“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2］。

对于费孝通自己来说，这篇论文奠定了他一生学术事业的根基，即基于实地调查，从农村出发去认识中国社会。他从英伦学成归国后的学术道路就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的，比如抗战期间在云南多个乡村进行的调查，就有与之前研究的江南乡村进行类型比较，从而通向对中国社会基本特点做出整体性判断的含义。于是便有他在40 年代末出版的代表作《乡土中国》。在这本篇幅短小而意蕴丰富的书中，费孝通以他标志性的从容优雅的文风，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认识：这个社会的底色可以概括为乡土性，从农民在土地上耕作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特点，比如农民安土重迁，往往世世代代定居在同一地方。人们之间的交流发生在彼此非常谙熟的环境下，在这种熟人社会中文字并不起多大作用，传统乡民很多是不识字的“文盲”，可这并不说明他们蠢笨。人我之间的界限非常具有弹性，“什么是自己，什么是他人；什么是私，什么是公”不像在西方个人主义式社会那样绝对。就人与他人关系的结构来说，从自我出发向外推展，就像石子投入水中荡开水纹一样可以有不同的伦次，比如父母、夫妇、朋友，乃至从家的范围推展到国与天下，站在其中任一圈来讲，向内的都属“我”（或者私），向外的都是“他”（或者公），这叫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在这样的人际格局中，人们重点以“礼”维持秩序，发生纠纷也倾向于内部调解，而不愿诉诸官府的公堂等等。费孝通在距今七十多年前总结出的这些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认识，直到今天仍对我们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颇具启发。

费孝通在20 世纪80 年代初开始第二次学术生命之时，已经将近古稀之年，但他充满干劲地担起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恢复重建工作，他曾谆谆教导新一代研究者提升对自身社会研究的水平，要“懂社会”“懂人”，举个例子或许有助于理解这里所提“懂社会”“懂人”的分量。费先生有次带人在一个村子进行调查，进到一户农家观察并访问到：一个老人有病躺在床上，他是这家上一代招赘上门的老女婿。女主人介绍自家的生活状况时提到每月可以打打牙祭，这时从房里走出的女儿用嘴指指房里的老人，她的母亲在调查者询问下便介绍说老人每月有三十元退休金，并不交给家人，而是自己掌握着，每月几块钱、几块钱拿出来给大家打牙祭。费先生琢磨这种做法的含义，他说：我把这件事和他在家里的身份一联系就明白了，传统社会中一个招赘女婿在家里的地位不高，他实际上在用这种方式维持家人对他的照顾，如果把钱一下子全交出去，家人不照顾他的话他就无能为力了。费先生在这里启发研究者们体会的，或许就是他前半生社会研究的精髓所在，要懂人，需要将其放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理解，对这种社会关系的特点理解得越多，便越懂得社会、懂得人。当然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对社会理论及方法论的专门学习有助于提升研究者的理解水平。

从认识自身社会到提出并实践“文化自觉”的理念，体现了费孝通晚年的自我反思与提高。他这里特意将“社会”与“文化”区分开来，强调的是后者相对前者属于更加抽象的层面，他说自己早年的研究重视“社会”而遗漏了“文化”，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回顾起来这也是他在清华求学时期的俄国老师史禄国（以研究萨满教驰名）当年对他受到赞誉的《江村经济》并不满意的原因。当然，要真正把握抽象的“文化”绝非易事，比如要求更大可能地将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相结合，将当下的调查与历史脉络相结合，要求研究者具有更高的学术修养乃至“灵性”。费孝通晚年曾经给年轻一代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传授心法说：文化与社会的区别，在于当我们讲“社会”时，着重指的还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平面，用眼耳鼻这类感官可以感觉得到；而讲到“文化”，注重的则是象征性（symbolic）的东西，这个往往需要思想甚至体悟性的灵感才能捕捉得到。论及一群人的文化，可以说是这群人的灵魂，要有“冥思”的能力才能抓得到［3］。他这样的讲法绝非玄谈，而是基于自己的学术眼界、阅历、经验等给出的肺腑之言。

费孝通先生曾讲到这样一个亲身经历及感受：“童年时我看到过我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拾起来，聚在炉子里焚烧，并教育我们说要‘敬惜字纸’。我长大了一些，还笑老祖母真是个老迷信。我长到了老祖母的年纪时我才明白‘敬惜字纸’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给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我一旦理解了祖母的行为和教训，我心头相当郑重，因为我一生对字纸太不敬惜了，想写就写，还要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甚至还编成了书，毫不经意地在国内外社会上流行”［4］。这里所言可谓费孝通实践“文化自觉”的一个生动例子，文字是一个文化至关重要的构成部分，我们这个社会中几乎人人都在写着汉字，很多人还要拼成文章书籍，可是有谁会想到追寻笔下字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大概绝大多数人对于自己天天都在使用的文字，处在一种日用而不知的不自觉状态。当然这里也绝非要求人人都成为文字学家，而是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在日常匆匆忙忙地使用文字的时候，偶尔停下来对其中某些字端详揣摩一番，看看古人在当初造字之时为什么把它造成这个样子，而它后来的音形意又有什么样的有趣演进。举例来说，探究“血”字为什么写成这样，可以追溯到它早在甲骨文中的形象：用器皿接从被宰杀的动物身上流出的东西，而接的这种东西是在祭祀中要用的重要物品。把类似这样对于文字的揣摩探究延续下去、扩展开来，我们会对汉语文字的神圣性取得更多的体会，这或许即是在一个方面对“文化自觉”的实践。

二 天人之际——文化自觉中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重大课题

费孝通先生讲“文化自觉”，当然重点是讲给以研究社会文化为己任的专业研究者听的，因为要自我认知自己的文化，首先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知识使命，一方面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一方面要有足够的理论素养与专业训练。费先生晚年不单是老马识途式地向后来者发出“文化自觉”的号召，而且也亲力亲为地在此方面做破题的工作，结合自己晚年的所读所思，他指出在我们进行文化自觉中一个需要深入挖掘的课题是“天人之际”。

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费孝通总结自己学术训练的根基，是从西方传来的对于社会生活的实地调查，这种方法善加使用会很有成效，他主要就是依据实地调查所得资料，写出了他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一批富有影响的作品。但若主要依靠实地调查来理解中国社会便不能完全胜任，而必须结合历史的研究、文献的研究。对于两者结合的重要性，费孝通晚年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比如他曾郑重地说，“从事实里边，从现在人的生活里边，看到了现实当中从历史里边保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历史文化，现实中还存在、还活着的，还在发挥着作用”［5］。他在自己所说的晚年“补课”中，阅读了不少以文献研究、历史研究为专长的重要前辈学者的著述，并在追求“文化自觉”的思想导向下，对这些学者进行评价与定位。根据《费孝通晚年谈话录》中的记录，费先生曾多次提到金岳霖、冯友兰、陈寅恪、钱穆等著名学者。他认为，处在近现代中国的过渡时期，这些人物对于文化变迁中新旧中西的取向或态度各自不同。若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倡导民主科学理性、反封建反传统为参照点，可以说金岳霖彻底自我批判最终走向马列，冯友兰嫁接中西，陈寅恪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钱穆致力于维护中国传统，在一片批判传统的潮流中力陈应对国史保持温情与敬意。在上述数人中，晚年的费孝通开始感觉自己与钱穆心有戚戚，钱穆于他似故人。

钱穆自学成才，曾任乡间中学老师，后来先后进入燕京大学与西南联大执教，但不能打进当时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主流圈子，处于民国学术圈的边缘位置，1949 年之后去香港，由香港而台湾，在台湾受到礼遇，暮年又遭民进党力量逼迫。费孝通当年在燕京大学求学，以及后来在西南联大任教之时，都曾与钱穆同处一校，可是从未有过正式交往。不过，费孝通晚年却对这位当年他从未想过要请教的人发生了浓厚兴趣。他说自己当年主要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国学底子一般，对于中国历史的变化历程没有自觉。他反思说缺少对传统的深入理解，缺乏思想资源，就会被某些流行的西方话语所支配、所左右，找不到自己的真正特色所在，就不能从自己的历史里边找出一个真正的格局。而钱穆这样一个“一生为故国招魂”的人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深得其中三昧。费孝通特别提到钱穆去世前的学术遗嘱，就是“天人之际”有不少意思等待后人发掘。他说：“钱穆是抓住这个题目了，他讲天人之际。这个题目不是哪一个人要讲，而是人文世界发展的需要，无论经济、科技怎么发展，还是要回来的，回到‘天人之际’的问题上来”。钱穆没有讲清楚的“天人之际”，被费孝通提到很高的位置上，认为在文化自觉的使命中，要有人抓住“天人之际”这个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费先生当然也谈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基本认识：“天人之际，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这个世界观和人生观，我是根据史禄国，从科学、生物学的基础上来讲的，也是从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上下来的。天人之际，就是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关系。首先一个命题是：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发展到一定时候，有了人这样一种动物，具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智力，使得他有别于其他动物。动物有记忆、有条件反射。人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创造性，有历史的累积与连续性，有过去、现在、未来。现在还没有把这个特点讲清楚。人对于人文世界还欠缺自觉。人文世界是自然世界在一定阶段上的异化，有了人文世界，自然世界就出现了一个对立面，可是这个对立面仍然在自然世界里面，复杂性就在这里”［6］。

上述是费先生在1998 年的认识，在此值得补充的是，2019 年刚刚去世的余敦康先生于哲学史研究的脉络中，得出了跟费先生几乎类似而更为细致深入的观点，在他的学术自述《哲学使我绝处逢生》中，他说：

“儒道汇通的难题，实际上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而又永远不能解决的天人关系问题。自然即天道，是外在于人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之理；名教即人道，是内在于人的受人的意志所支配的应然之理。从天道自然的角度看，‘天地不仁’，始终是遵循着自己的必然之理独立运行，而人则是创造了一套价值观念，按照社会运行的应然之理来谋划自己的秩序和未来，从这个角度看，人道是有逆于天道的。而从人道社会的角度看，人首先是一个自然的存在，拥有自然本性，其次是社会的存在，拥有社会本性。人道既有逆于天道的一面，又有同于天道的一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同，也不可能出现完全的异。倡导自然主义的道家思想和推崇人文主义的儒家思想发展到魏晋时期，双方的矛盾对立达到了尖锐的程度而趋向于融合。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哲学思维正是由于儒道两家的这种复杂关系而形成了一种稳固的张力结构，在同异分合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向前发展，一部中国哲学就是围绕天人关系这个基本的问题而展开。”［7］

进一步而言，在“天人之际”——天人之间同与不同的微妙关系当中，中国文化似乎特别注重对“天人合一”的强调。

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中关于“天人之际”以及“天人合一”的探讨，在人类学这个善于在实地观察中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学科中也得到呼应，费孝通先生晚年关于“玉”文化意义的思考即是如此。在与中国考古学界（考古学在欧美学界被归为人类学的分支之一）学者的交流中，费孝通提醒对玉器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就物论物，资料之外不多讲一言，而应提升到对其内涵意义的挖掘上，从物质切入精神上，同价值观联系起来。他推测玉器文化意义的演化有三个阶段：初期主要是作为萨满同天沟通的法器而存在，在文明社会中作为表现礼的等级制度的配饰而出现，到第三阶段则把道德观念与玉器相联系，视玉器为人之道德品行的象征。因而玉器到最后就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且还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儒家以玉比德，即给玉器赋予了温润、和谐、高洁、刚毅、坚贞等品德。费孝通认为，这种将玉器作为美德载体的文化现象，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我们有理由说，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独特追求，在玉器的文化意义中获得一个具体的展现。

对于“天人之际”这一中国文化突出特色的讨论与发掘值得深入进行，由此扩展开去，如费孝通所说，我们要说出中国文化的特点和道理，我们应该将那些能代表中国文化独有的、具有鲜明特色的那部分，在理论上加以剖析，展示在世人面前。

三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进行文化自觉的实际工作，当然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使命。但文化自觉的宗旨，却是简明而清晰的。费孝通先生曾以16 个字，提纲挈领地表达了他所提倡的文化自觉的宗旨，这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我看来，这16 个字显示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紧密联系。

1.各美其美，首先意味着能够充分自觉到自身文化的特点和优长，而不沦入文化自卑。

人类学家善于从观察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事引申出大的思考，费先生正是从调查中遭遇的一件小事而思考到文化自卑的问题。20 世纪90 年代末的一天，费先生带人在江苏吴县一个小镇访问，经过一家路边小店，便信步走进店里与年轻的男店主攀谈起来。这时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妇人衣着素雅、妆容整洁，站在店内通往里间的过道角落观察着来人，随同访问的众人便邀请她出来一起谈谈，结果大家越是邀她，她越是退缩，直到后来缩到里间拒不露面了。费先生后来评论老妇人不肯在众人面前露面的心理，说她是因为看到来的这群人在穿着打扮上时新，觉得自己的装扮落后老旧，拿不出手，而羞于走到众人面前亮相。

老妇人对于自己服饰装扮的自卑，导致她在众人面前退缩不前。费先生由小及大，联想到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文化自卑、没有信心，那么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会完全乱了分寸，进退失据。所以，就像任何一个人要自立于社会不能没有自信一样，一个人群、一个民族应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足够的自信，而这种自信的依据来自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会找到自己之为自己的根本。亦即在文化上超越自卑、自尊自信，必然要求对自己的文化有反思性的认识，在这种反思中切实把握到自己文化的真正特点以及优越之处。因而，费先生反复提道：文化自觉，就是敢于在世界上亮相，而这是基于我们的文化中有自己的好的东西。“中国有好东西，传下来的好的想法和主张有利于世界大同”“旁边的这个惊险大世界，追求的是惊险、是要世界整个惊险起来，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讲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睦。这是我们的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我们要敢于拿出来，有文化的自觉，有自信。”［8］

2.认识到自己文化的特点与优长，在文化上自尊自信，并不为了一味固守旧有的文化，而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能在文化的变迁或转型中维持住文化的连续性。

在思考文化自觉的问题时，费先生曾经提到东北的鄂伦春人。大兴安岭林区的鄂伦春人，世世代代在森林中生存，传下来一套适合于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饲鹿为生。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这个小民族的生存。鄂伦春人要在转变了的环境下生存，必须转变他们的文化，但文化的转变不能是急转弯，必须与旧有的文化保持联系，比如费先生当时给鄂伦春人生计方面的一个建议是：不能由狩猎文化直接转为农业或工业文化，不妨以原有的饲畜文化作为过渡，比如以家庭养鹿来代替狩猎。费先生的思考，在迟子建近年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有了更生动的展现。小说描述了同样居住在兴安岭林区的鄂温克人的百年历史变迁，其中对鄂温克文化中萨满信仰与实践的描述，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并会去思考这种类似文化中“魂”的东西，怎样在文化转型中得到创造性的保存。失去文化的魂魄，人如行尸走肉，酗酒、自杀、失去生活的目标与动力，这样的悲剧其实正在世界范围内不断上演。迟子建提到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就是一例：在达尔文街头，描画他们部落的图腾以廉价售卖给游客就是在文化变迁中丧失主导性的典型一幕。

联系到中国文化近代的转变过程中，这种因对文化缺乏自觉与自信而导致的断裂情形也并不罕见。一个例子即是汉字简化运动中，并未充分顾及文化的特点及其传承，这里所说的是字又不单单是字，甚至涉及与字相关的人的魂灵了。

费先生提到，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现代工业文明对地球的资源竭泽而渔，使得人类再不转变就是走上绝路，在当今的后工业时期，文化转型的问题已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但要把握转型的自主性，在转型中守护住固有文化的精华，却需要有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自觉。

（3）美人之美：文化自觉与自信必然包容、欣赏，乃至借鉴学习别的文化的优越之处。

自信不是傲慢自负，越是具有自信的态度，越能容纳与包容他者，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真正的文化自觉是在充分认识自身文化特点与长处的同时，懂得欣赏别的文化的优长之处，这即“美人之美”。反过来，自信中包含着反思与自我批判，能看到自身文化的短处，恰如老子所说：“知不知，上矣；不知知，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人若清楚自己短处的话，短处也便不为短处了，因为他具有了向别人学习、取长补短的觉悟。对于文化来讲同样如此。

在纪念孔子2570 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开幕式（2019 年11 月16 日）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下述讲话体现出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的精神：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同时尊重世界上所有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不断作出贡献。要加强交流、互学互鉴，努力发掘中国和世界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思想精华，让中华文明更加发扬光大，让人类文明更加绚丽多彩。要寻根溯源、探究本质，进行追本溯源的比较探究，加深我们对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认识。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对不同文明进行比较、鉴别、吸收，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共同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4）“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早在1997 年，费孝通先生就提到，“照我们现在这个势头发展，当老大不是没有可能。这是西方人曾经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做好老大。他们没有做好。我们有机会的时候能不能做好？”思考当今世界格局的来龙去脉，费先生认为：对世界市场的拓展和向亚非国家的殖民活动，是全球化过程开始阶段的根本特征。在这一阶段，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是大英帝国霸权的确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霸权让位给美国霸权，中心地位被美国取代。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得美国模式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成为许多国家模仿的对象。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贸易交往制度上反映的“国际惯例”，实质也是美国霸权的体现，这种霸权事实上到处引发冲突，并势必要发生改变。20 世纪末，费先生这样讲到世界形势的变动以及中国在当中要担负的责任。他说，目前，全球化进程正在摆脱由单一中心为主导的局面，正形成多元推动、多元共存、多元发展的强大趋势。经济上的休戚相关和政治上的各行其是、文化上的各美其美，在人类进入全球化进程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大的矛盾。全球性的伦理体系还没形成，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怎么相处还是个问题。中国人要对21 世纪的世界秩序发表看法，我们要谋求建立一个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新秩序。

这里的讨论与思路，亦即“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以说跟中国当今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完全相通的。

四 余论

费孝通先生曾引苏东坡评价韩愈之辞说苏东坡为文章怎么开头犯难良久，最后抓到灵感，挥笔写下流传千古的名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他评价说只有文化高度自觉的人才能写下这等极妙的定评。联系自己身处的时代，费孝通自述说：“开国大典上，毛主席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在旁边听了这话，明白他的意思，但觉得不够具体，香港回归时，我站在政权交接仪式现场，旗子一上一下，这时感到那具体了，确实是站起来了。可是对这个现实，全世界还没有普遍承认，中国人自己也认识不足。今后人类的发展怎么样，我们中国人有责任。我们要培养文化自觉的人。”

可以说，费先生在此已经点明了文化自觉是我们这个民族走向复兴过程中的一大必要条件，更具体一点可以说，文化自觉通向文化自信，反过来，文化自信以文化自觉为坚实基础。在文化自觉之坚实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深厚土壤或源头活水。恰如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民族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