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王府曲本》与车登巴咱尔无关

摘要：1925年秋天，马廉为北京孔德学校购得一批手抄曲本。按照书肆老板/收书摊主提供的信息，曲本被鉴定是从北京蒙古车王府散出，故后来通称为《车王府曲本》。我们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是曲本得名的唯一依据，也是目前决定“车王府”为哪家的重要线索：《车王府曲本》必须散出自车王府。根据喀尔喀赛音诺颜部车登巴咱尔亲王（1817-1852）的世系，他的孙子是该系末代王爷那彦图（1867-1938）。由于财物变卖发生在外蒙革命、废黜王公（1921年）之后，车登巴咱尔不是卖出曲本的车王，他收藏的曲本应该从那彦图的那王府散出。1925年的那王府早已不再叫车王府，从那王府散出的曲本不能说是从车王府散出;因此，这些曲本不是《车王府曲本》。此外，关键文献里的“车王府”大都指清末民初的车王府。这些结果推翻了目前广为受众的“车王”即车登巴咱尔说法。清末民初或《车王府曲本》散出时，北京只有一座车王府，即车林巴布王府。

关键词：车王府曲本;车王府;马廉;顾颉刚;车登巴咱尔;车林巴布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19-0013-04

《车王府曲本》（全称《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是清末民初从北京蒙古车王府流散出来的几千册戏曲、曲艺抄本的总称。这批曲本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价值媲美安阳甲骨、敦煌文书[1]。自此，学者们做了大量研究，卓越成果不断;美中不足的是，“车王府”到底指哪家，目前尚有争议。

1 曲本的鉴定

由于没有收藏或抄写这批曲本的记录，原抄曲本又没有收藏者的印章或题跋，有关曲本来源的信息全靠书肆老板/收书摊主（以下一概简称摊主，无论信息是来自书肆老板还是收书摊主）提供。这种信息虽来自口耳相传，却相当可靠[2]。在马廉（字隅卿）为北京孔德学校购得这批曲本一个多月后，他就授意《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发表一则题为《写本戏曲鼓儿词的收藏》的短讯[3]（以下简称“短讯”）。顾颉刚曾多次去孔德学校整理曲本，并发表了《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4]，目录之后附有马廉的识语[5]（以下简称“识语”）。“短讯”和“识语”包括了所有马廉从摊主了解到的曲本原藏地情况。

金沛霖在其为1991年版《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所写前言如是说：“本书原名为《车王府曲本》，是据孔德学校当年购书时摊主所云，后顾颉刚先生整编目录时所确定[6]。”摊主肯定知道曲本的散出地，所以才有“短讯”里最关键的一句话（以下称“马廉的原话”）：“本年秋，有个车王府（蒙古王）里卖出大批剧本，都是手写本，这些是三十多年前的东西，内中有些已与现行的不同了。”顾颉刚为曲本编目时首次使用“车王府曲本”的称谓，应该即以“马廉的原话”为依据：这批曲本之所以叫做《车王府曲本》是因为它们从一个车王府散出。被学者们忽略的是，“马廉的原话”同时提供了决定“车王府”为哪家的重要线索：《车王府曲本》必须散出自一个车王府。

2 “车王”何指的相关文献

顾颉刚在其晚年所写题为《车王府剧曲》的短文中最先推测“车王”是外蒙车臣汗部某王爷：“……此一车王亦未稔为谁，或是外蒙车臣图汗（按：原文如此）之某一王[7]。”顾颉刚所说的这位“车王”不是出售，而是收藏《车王府曲本》的车王。中山大学学者在早期论文中沿用此说，但他们把推测说成是事实一样：“今天，我们所说的车王府曲本即指曾藏于北京车臣汗王府内的那批曲本[8]。”可是，清代蒙古王爷的王号及其王府称谓皆以王爷名字的首字称为某王及某王府，并无按部落名定王号及王府称谓之例[9]。虽然顾颉刚推测错误，但“车王”为外蒙王爷应无异议，因为“外蒙革命后，废黜王公，其北京府中人员无法维持其生活，遂将什物、图书尽行变卖”[7]。

中山大學郭精锐等转而提出“车王”即车登巴咱尔：“近日，陈伟武先生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中见到有关‘车王府’资料。该书《那王府四十年的沧桑回忆》一文中提到：‘那王的父亲达王’，‘那王的祖父车王’……。……‘车王’全称车登巴咱尔王……今天，我们所说的‘车王府’即北京‘那王府’[10]。”今以黄仕忠为首的中山大学学者均从此说，并宣称这一说法基本上为学术界所接受[11]。其他学者也响应：“学界一般认为这位车王是车登巴咱尔王，并从《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中找到线索，证实车王系车登巴咱尔王的简称[12]。”但其中所谓“证实”，最多只是给出合理性，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其他相关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话，都是没有举证，却理所当然地说。

清中、晚期蒙古诸部名字首字为车（车字头）的王爷[13]，只车登巴咱尔和车林巴布两位有王府在京[14]，而他们都是外蒙王爷。目前，“车王”是谁的争议集中在这两位车王之间。车登巴咱尔一说是根据曲本的入藏年代，车林巴布之说是基于曲本的散出时间。本文解释为什么以曲本的入藏年代来判断“车王”为何时之人是徒劳的，并主要根据“马廉的原话”里有关曲本流散的线索，说明“车王”不是车登巴咱尔。“车王”即车林巴布的说法我们已另文发表，有关该说法的文献见该文[15]。该文也论述过“车王”不是车登巴咱尔的说法，但本文加入了新内容，更合理地归纳、阐述新旧论据。

3 车登巴咱尔世系

喀尔喀赛音诺颜部中左末旗超勇亲王策棱（1672-1750年）的玄孙车登巴咱尔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幼袭扎萨克亲王，长于京师，擅满、汉语，能诗、画。道光十四年（1834年），车登巴咱尔娶清宗室多罗贝勒奕绘之女，岳母顾太清为著名词人、小说家及戏曲家。车登巴咱尔卒于咸丰二年（1852年），年仅三十六。其子达尔玛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卒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年仅二十九。达尔玛子那彦图（1867-1938年）为策棱系末代亲王。这个家族的府邸位于今安定门内宝钞胡同路西[11]。

4 “车王”不是车登巴咱尔说法的论据

4.1 “车王”即车登巴咱尔说法缺直接证据

我们不知道郭精锐等从曹宽口述的《那王府四十年的沧桑回忆》一文[16]找到什么线索能证实“车王”即车登巴咱尔。纵观全文，唯一提到车王的只有“那王的祖父车王”一词。这位车王（车登巴咱尔）显然有王府在京，但文中只字未提《车王府曲本》，当然就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这位车王收藏这批曲本。但郭精锐等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车王，岂能放过打造他成为“车王”的机会。正好文中这句话“清季北京的王公府第虽然很多，但住的都是满洲和内蒙古的王爵;外蒙古亲王在北京设有府第的，只有那王府一处”，使郭精锐等以为除了那王府外，再也没有别的外蒙王府在京，所以“车王府”就只能是那王府了。

更为重要的是，中山大学学者既然写过信给顾颉刚询问“车王府”历史[7]，很难相信他们对“车王”的看法不受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在《车王府剧曲》里的推想（以下简称“顾颉刚的推想”）“推想清道、咸或咸、同间，蒙古有一车王爱听剧曲，因大量搜集脚本，储藏府中……”[7]无疑会使郭精锐等以为“车王”活在道光、咸丰或咸丰、同治年间。刚巧车登巴咱尔也活在道、咸间，在世时其王府就叫车王府，而且后来的那王府的破落时间又与《车王府曲本》的流散时间相合，更使郭精锐等相信“车王”就是车登巴咱尔了。

可惜的是，曹宽所述有误，外蒙亲王在北京设有府邸的，实不只那王府一处[14]。与超勇亲王策棱齐名的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中右旗智勇亲王丹津多尔济（？-1738年）的孙子桑斋多尔济（1731-1778年）就有王府在京，地处东四三条中间路北。桑斋多尔济幼袭郡王，后以军功被加封和硕亲王[17]。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桑斋多尔济第五代世孙车林巴布（1863-1923年）承袭多罗郡王，又在1918年晋升亲王。车林巴布在京时即住在东四三条的车王府，也就是说，《车王府曲本》散出时，北京还有另一座外蒙王府，叫做车林巴布王府，简称车王府[14]。

“顾颉刚的推想”只是一个推测，不是摊主提供的信息;“短讯”和“识语”都没说“车王”活在道、咸或咸、同间，也都没提他收藏曲本这件事。如同那王府的破落，东四三条车王府的衰败，也正是发生在《车王府曲本》流散之时;况且，1923年车林巴布逝世，其后人腾房卖府，偿还表葬所欠外债，变卖财物愈加迫切[15]。

黄仕忠强调车登巴咱尔与他的子、孙都有听曲看戏的习尚，并指出他对戏曲的爱好是受顾太清的影响[11]。顾太清对车登巴咱尔的文化修养固然有影响，但清中、晚期皇室喜爱戏曲，是其得以盛行的主因，王公贵族上行下效，喜好戏曲的何止车登巴咱尔与他的子、孙。因此，用喜欢戏曲来作为收藏曲本的证据没有多少说服力，而且这本来就不是直接证据。孟克布音（那彦图之孙）在其文《蒙古那王府邸历史生活纪实》[18]里多次强调那王府上下都喜爱京戏，却没提任何曲本收藏。

4.2 “车王”即车登巴咱尔说法不符合摊主提供的信息，而且是基于错误的推想

“车王”即车登巴咱尔说法的致命伤是它不符合“马廉的原话”。车登巴咱爾在世时的车王府到他孙子那彦图时已改称那王府，所以车登巴咱尔收藏的曲本到1925年应该从那王府而不是车王府卖出。根据“马廉的原话”，《车王府曲本》必须从一个车王府卖出;因此，从那王府卖出的曲本不是《车王府曲本》，换句话说，车登巴咱尔不是“车王”。

为了巩固“车王”不是车登巴咱尔的说法，我们仔细分析“马廉的原话”。以马廉的中文水平，他不会不知道“本年秋，有个车王府（蒙古王）里卖出大批剧本”指的是“本年”（1925年）时的车王府。如果马廉指的是车登巴咱尔王府，他必须说“本年秋，车登巴咱尔（蒙古王）在世时称为车王府的府邸卖出大批剧本”，虽然难免有人要问为什么不直接说成“本年秋，那王府（蒙古王）里卖出大批剧本”。如果要强调曲本为车登巴咱尔所收藏，说成“本年秋，那王府里卖出车登巴咱尔（蒙古王）所收藏的大批剧本”就更清楚;问题是，马廉不可能获得这么多信息，否则他就可以把曲本鉴定为“车王曲本”了。

我们必须区分“车王府曲本”和“车王曲本”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车王府曲本”指的是从车王府或车王卖出的曲本，它们是车王本人和他的前辈（不一定是车字头的）王爷们收藏的曲本;“车王曲本”指的仅是车王本人收藏的曲本。车王的后辈王爷们收藏的曲本不可能从车王府卖出（除非他们也是车字头），所以它们不是“车王府曲本”;车王的前辈或后辈王爷们卖出的曲本不能说是从车王府卖出（除非他们也是车字头），所以它们也不是“车王府曲本”。

若不刻意曲解，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廉的原话”为：“1925年秋天，有一个当时叫做车王府的府邸卖出大批曲本，都是三十多年前的手抄本，其中有些已与当时的版本不一样了。”这些曲本有一部分可能是“车王”本人收藏的，但大多应该是他的前辈非车字头王爷们所为;不管怎样，这些曲本都是在1925年从一个车王府卖出。我们要强调的是，根据“马廉的原话”，这些曲本之所以叫做《车王府曲本》不是因为它们是一个车王府所藏（《车王府曲本》一定是车王府所藏，但这个事实不是《车王府曲本》得名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从一个车王府卖出。

黄仕忠却这样解释“马廉的原话”：“这里，作者不仅很明白地说‘有个车王府（蒙古王）里卖出大批剧本’，而且说‘这些是三十多年前的东西’。也就是说，作者非常清楚这‘蒙古车王’已不在人世，收藏这些曲本的时间，大约是在30多年以前[11]。”黄仕忠先承认马廉很明白地说有个车王府卖出大批曲本。可知，曲本散出时该府的在位王爷肯定是一位车王。如果当时他已经去世，他就必须是末代王爷或去世不久，否则该府已不再叫车王府。但他与黄仕忠解释中的“蒙古车王”不是同一个人：他是卖出曲本的车王，而黄仕忠所说的“蒙古车王”是三十多年前收藏曲本的车王（这里，马廉是误判了收藏曲本的时间，把三十多年前改为道、咸间更为确切）。如果黄仕忠不是受了“顾颉刚的推想”的影响，很难相信他会把“1925年的车王府卖出三十多年前的曲本”解释为“三十多年前的车王收藏三十多年前的曲本”。黄仕忠其实是说道、咸间的车王收藏的曲本从1925年的车王府卖出;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道、咸间的车王府和1925年的车王府是两座不同的王府。作出这样的错误解释，黄仕忠也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即1925年的摊主知道当时卖出曲本的车王府的可能性要比知道道、咸间收藏曲本的车王的可能性大得多。

黄仕忠可能意识到上述解释有问题，于是再细品马廉的话，明白到：“马廉把早已不再叫‘车王府’的那王府所散出的小说、戏曲与俗曲曲本仍叫作‘蒙古车王府’所藏，显然他不仅从藏家那里买到了‘蒙古车王府大宗小说戏曲’（包括弹词），而且还清楚地知道这些藏品是数十年前此府之名叫做‘车王府’时期的王爷所收藏的……[11]。”这些强加于马廉的事情毫无根据，只是黄仕忠想当然而已。细味马廉的话后，黄仕忠竟然不再理会马廉说得很明白的话，改口声称曲本从那王府散出，意味着他已舍“马廉的原话”而取“顾颉刚的推想”。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来了，他实际上已不再是讲《车王府曲本》，而是讲“那王府曲本”。他硬把所谓那王府散出的曲本和马廉拉上关系，显然是要把这些曲本当作是《车王府曲本》。然而，把《车王府曲本》说成是从那王府散出，而且是此府数十年前的车王所收藏，正如郭精锐所倡议[10]，不仅是违反了“马廉的原话”，更是罔顾事实，详见下文。

“短讯”和“识语”都没提那王府，更不要说《车王府曲本》从那王府散出。如果这些曲本真是从那王府散出，摊主没有道理告诉马廉曲本是从车王府散出，毕竟那王府最后一天叫做车王府已经是七十多年前，很难想象1925年的北京人仍习惯性地把从晚清时赫赫有名的那王爷的府邸散出的曲本说成是从车王府散出。从那王府散出的曲本当然是那王府所藏，把它们仍叫作车王府所藏是可以的，因为其中一些甚至大部分可能也是车王府（车登巴咱尔王府）旧藏。但从那王府散出的曲本不能说是从1925年的车王府散出，毕竟黄仕忠也承认那王府早已不再叫车王府;所以这些曲本不是《车王府曲本》。从那王府散出的曲本是“那王府曲本”，哪怕它们大都是一位车王（车登巴咱尔）所收藏;换句话说，车登巴咱尔收藏的曲本不是“车王府曲本”，而是“车王曲本”，也是“那王府曲本”的一部分。

“短讯”和“识语”都没提曲本的收藏，更不要说马廉清楚地知道收藏《车王府曲本》的车王是谁。既然顾颉刚一直到晚年还错误地推测收藏这些曲本的车王是道、咸或咸、同间外蒙车臣汗部之某一王，马廉又怎么可能在1925年清楚地知道它们是那王府数十年前的车王所收藏的？马廉说“有个车王府”，可见他不知道有几个或哪一个，而且他不知道是合理的，他不可能从摊主那里获得太多信息。顾颉刚明确地说他和马廉都不知道此府历史：“然彼府历史，我实不知，即孔德当时亦不能知……[7]。”对顾颉刚这句话，黄仕忠竟然这样回应：“……如果是说连马廉也完全不知详请，则有不妥[11]。”顾颉刚说马廉不知道的是“车王府”历史，但黄仕忠随后说马廉知道的，却是孔德学校购买《车王府曲本》的经过，与“车王府”历史无关：“显然马廉知道蒙古王府有大批小说戏曲出售在前，并作了购买，然后别人才以为既然马廉对小说戏曲有兴趣，也应该会对这些已作或将作废纸处理的曲本感兴趣，或许还可以多卖几个钱，于是牵出这桩公案[11]。”如果《车王府曲本》真是从那王府散出，而且馬廉还清楚地知道它们是那王府数十年前的车王所收藏的，顾颉刚又怎么会一直到晚年还实在不知道“车王府”历史？

综上所述，黄仕忠曲解“马廉的原话”来迁就他拥护的“车王”人选是显而易见的。从顾颉刚推测收藏《车王府曲本》的车王为车臣汗部某一王，可知他不了解清代蒙古王爵及其府邸的命名制度，误以为王号及王府名称都按部落名而定，所以车王这个王号及车王府这个名称都不随在位王爷而变。虽然他把曲本称为《车王府曲本》是以“马廉的原话”为依据，即曲本之所以叫做《车王府曲本》是因为它们从一个车王府散出，他还是认为历代车王中收藏最多曲本的那一位最为重要，即就是“车王”。既然《车王府曲本》大多是道、咸或咸、同间之物，顾颉刚就推想“车王”是道、咸或咸、同间收藏这些曲本的车王。在王府名称不变的情况下，这位车王在世时的车王府到曲本散出时仍叫车王府，满足了曲本必须散出自车王府的条件。但清代蒙古王府的名称实随在位王爷而变，所以在现实中按照“顾颉刚的推想”来寻找“车王”只会得到错误的结果。这个推想误导了黄仕忠等学者，让他们去寻找道、咸或咸、同间的车王，得到“车王”为车登巴咱尔的结果。车登巴咱尔的王府当然叫车王府，但到曲本散出时，该府已改称那王府，不符合曲本必须散出自车王府的条件。不同于顾颉刚，黄仕忠是熟悉清代蒙古王爵及其府邸的命名制度的，他本来就不该使用“顾颉刚的推想”来寻找“车王”。“顾颉刚的推想”只是一个当时未作调查的推测，而且顾颉刚对这个推想好像没有什么把握，一直等到晚年有人问他车王府历史时他才透露出来[7]，这也许就是他说话极为客气[11]的原因。另一方面，“马廉的原话”直述摊主提供的信息，其权威性无可置疑，否则这批曲本就不叫《车王府曲本》了，我们有何理由不直接使用“马廉的原话”来寻找“车王府”？

4.3 关键文献里的“车王府”指清末民初的车王府

除了“马廉的原话”，早期文献里还有其他显示“车王府”年代的例子。

顾颉刚晚年回忆：“忆一九二五年，北京孔德学校买得蒙古车王府散出剧曲写本……[7]。”顾颉刚这个回忆正可与“马廉的原话”互相印证。“马廉的原话”说曲本是在1925年秋天从一个车王府卖出;顾颉刚的回忆虽然没说曲本的散出时间，但孔德学校既然在1925年买得曲本，曲本散出的时间不能晚于1925年，却不早于外蒙革命、废黜王公（1921年）。无论如何，活在道、咸间的车登巴咱尔不是变卖曲本的车王;换言之，1925年的孔德学校只能买得从当时（1925年或稍前）的车王府散出的曲本。

“识语”的第一句话为：“这一批曲本，是十四年的暑假之前，买蒙古车王府大宗小说戏曲时附带得来的[5]。”同理，马廉只能买当时（民国十四年）的车王府的书籍。

黄仕忠[11]引用凌景埏为1935年发表在《东吴学报》的《弹词目录》所写小序：“民国十八年我在北平，与马隅卿先生朝夕过从，那时马先生在北平孔德学校做教务主任，孔德图书馆是北方著名的一个富藏通俗文学书籍之所，由马先生经手向车王府购进小说鼓词弹词等数百种……”显然，马廉只能经手向当时（民初）的车王府购进书籍。

傅惜华说得更明白：“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北京传统曲艺曲本，原为清末光绪、宣统时北京蒙古车王府故物。至一九二五年，始为北京私立孔德学校图书馆所收购[19]。”清末光绪、宣统时的车王府当然不是车登巴咱尔王府。

雷梦水和石继昌也都认为“车王府”是清末的车王府：“经马、沈两先生鉴定，为清末蒙古族车王府钞本……[20]”“清末北京的蒙古车王府，收藏子弟书及其他鼓词杂曲的钞本……[9]”

上述早期文献里的“车王府”都是指清末民初的车王府无疑。

中山大学学者原先引用雷梦水的话时是一字不改的[8];但在郭精锐提出“车王”是车登巴咱尔之后，刘烈茂就把雷梦水话中的“清末”说成“清代”：“…… 经鉴定，为清代北京蒙古车王府抄本[21]。”南京大学苗怀明在其文《北京车王府戏曲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中干脆把“清末”一词删掉：“经鉴定，这些手抄曲本是从北京蒙古族车王府散出的，故后来通称其为车王府曲本[12]。”刘、苗两位学者如果不同意雷梦水的原话，大可不必引用;他们引用了，却都躲着“清末”一词，恐怕并非偶然。如果把“清末”一词放回原话，雷梦水的原意是很清楚的，却与他们附和的“车王”即车登巴咱尔说法相矛盾。其实，在苗怀明话里，散出曲本的车王府不可能是车登巴咱尔王府，“清末”一词只不过起一个强调作用。

另一方面，苗怀明认同“马廉的原话”给《车王府曲本》下的定义：这批曲本之所以叫做《车王府曲本》是因为它们从一个车王府散出。其他当代学者也有持相同意见的。人民大学王政尧说：“可以想见，‘打鼓摊’上的贩书人就是这样从‘车王府’打捆论斤买来的。对于打鼓儿的来说，这种‘大宅门儿’的称谓那是不会记错的，不然，怎么能叫《车王府曲本》呢[2]？！”显然，《车王府曲本》是从当时（民初）称为车王府的府邸买来的。首都图书馆马文大说：“民国年间，《清车王府藏曲本》自北京一个蒙古车姓王爷（按：原文如此）的府内流散出来……[22]”民国年间车字头王爷的府内当然不是指那王府。连中山大学丁春华也说过：“车王府藏曲本是指清末民初从北京蒙古车王府流散出来的大批戏曲曲艺文本……[23]”清末民初的车王府或散出曲本的车王府都不可能指车登巴咱尔王府。

最后，连黄仕忠也无意中暗示“车王府”是清末民初的车王府。其文《车王府曲本收藏源流考》的摘要和正文的首句分别为“1925年，马廉为孔德学校购入蒙古车王府旧藏大宗戏曲小说时，顺带购买了数千种车王府旧藏抄本曲本”和“1925年秋，北京孔德学校教务长马廉为学校图书馆收购了一批从蒙古车王府流出的旧抄曲本……[11]”可知，黄仕忠认为这两句话可以交替使用。这样，两句话中的车王府就必须相同。散出曲本的車王府是末代的车王府，而且必定是储藏曲本的车王府;但储藏曲本的车王府不是散出曲本的车王府，除非它是末代的车王府。因此，两句话中的车王府只能指清末民初的车王府。

5 结语

我们不厌其烦地从多方面否定了“车王”即车登巴咱尔说法。这个说法本来就没有直接证据，而间接证据也大多不成立。但这个说法的致命伤是它不符合摊主提供的信息，而且它是基于一个错误的推想。车登巴咱尔的车王府到他孙子那彦图时已改称那王府，所以车登巴咱尔收藏的曲本到1925年应该从那王府散出。因为《车王府曲本》必须从车王府散出，从那王府散出的曲本不是《车王府曲本》。同时，我们注意到关键文献里的“车王府”大多指清末民初的车王府，所以“车王”不是活在道、咸间的车登巴咱尔。清末民初或《车王府曲本》散出时，北京只有一座车王府，即车林巴布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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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