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探赜

◇詹小美 刘 棁

作为共享特征而定义的群体，民族共同体以共同生活的标记和结果，强调了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所链接的文化联系。文化是人类创造世界对象性活动的主观方式，它的命运性预设和社会性归属的共同体表达，构成了民族实存的精神图景。作为复合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以高度的个人亲密性、情感深度、道德承诺、社会凝聚力以及时间上的连续性为特征”[1]，其多元一体的文化共生投射了特定价值观的承借与文化意义的共享。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十三届全国人大将“中华民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彰显了“中华民族”是中国人最核心的认同单元，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深层次的认同，在现实性上演绎了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文化脉动。从铸牢共同体意识文化探赜的价值之维出发，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成性，阐发文化认同在“情感-利益-价值”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实现，诠释打牢共同体文化基础的意义框架、关系模式和运用坐标，对于推进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成性

“共同体”指称特殊的社会现象和归属的观念，其文化意蕴涵涉“对意义、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寻求”[3]12。在马克思那里，“共同体是一切文明民族的起点”[4]，无论是由共同的文化生活、共同的文化记忆、共同的文化精神演绎的历史民族类区，还是以共同关心的文化现象为纽带结成的文化群体，均以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善”的观念，强调了共同体是基于传统的文化情感而紧密联系的交往有机体，强调了“共同体不仅仅是指一群人，它是一个整体”[3]9的文化意义。统括存在论和伦理学意义上的构成性，共同体较之个体具有群体的优先性，即共同体之下的个体不再是纯粹的个体，而是构成整体的因素。正因为“历史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由文化创造的”[5]，“当人们拥有共同的思想、兴趣、情感以及希望的时候，他们才成其为同一个群体”[6]。群体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标准强调自然习得、规约、教化塑造的群体经验和行为，文化的惯习、文化的信仰、文化的肯定与否定通过文化的构成性使共同体成员成为文化的创造物[7]。就此而言，“任何一个社会的有序群体，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8]。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成性指向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9]，借助共同世系、共同语言、共同历史传统的文化阐发，中华民族彼此承认的生存信念得以凸显，民族成员心理认同的价值理念得以建构，中华民族更为广阔的共同体意涵得以张扬。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成性，蕴聚文化渊源、文化意蕴、文化逻辑投射的民族生存与群体发展的价值演绎。得益于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体系，“被吸引在群体中的人们所共同接受才能在群体中维持下去”[10]，文化对共同体构成的影响既是群体意识的建构和整合，又是个体成员对文化理念的顺应与认同。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共在、情感共通和价值共意，“不只是一种属性，而且还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构成成分”[3]15，在指向各民族文化律动的同时，指向了中华文化熏染共同生活的价值底色和共有精神家园涵濡相蕴、耦合、内化的基质，以及文化建构知义、明义、集义的过程。作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文化底蕴，中华文化所蕴含的价值期待、文化责任和理想诉求，在民族成员的对象性活动中以稳固的价值定式沉淀下来，通过内化形成迪尔凯姆所言的“集体表象”，它以普遍的社会心理和同类价值意识形塑共同体的文化基础，满足的是民族成员的身份确认，诠释的是共同体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指向。作为促进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力量，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凝聚力、驱动力和创造力总能超越自然和本能的束缚，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记忆、进行民族国家文化基因符号化诠释的同时，以民族的生活方式、群体心理、语言与传统集合的文化表达，“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矛盾运动中的客观”中展示文化的自由意志和实践性表征。[11]

就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渊源而言，作为反映共同体客观存在的观念体系，中华文化在其功能实现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原型，以中华民族特殊的价值愿景、文化责任、理想诉求的根基性阐发，赋予民族成员以独特的价值心理。事实上，每一种文化原型都有着特殊的结构、法则和秩序，同时也存在着价值精神的差异。特别是文化原型结构中的主要文化特质，常常是影响其价值观念取向的主要变量。“大一统”的思想表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愿景。淡化族裔色彩、重视治理绩效、强调政治稳定的行政制度，要求统治者积极处理边疆事务、维护国家统一的治国理念，奠定了“天下必须定乎一”的共同的心理认知基础。“天下为公”的理念论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责任。立足于群体运转之上的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集体主义原则，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必须以个体和群体的协调为前提的大公无私立场，以小我成全大我、以牺牲局部利益成全整体利益的高尚品格，确立了公而忘私、天下一家的共同价值推崇。“和与合”的观念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想诉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2]的社会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家庭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3]的道德观，映照出协和万邦、和谐共生、上下和合的治国安邦法则。

就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意蕴而言，中华文化内在的基本特质和深层结构，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文化基因、发展的价值驱动、伟大复兴文化创造的民族性诠释，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生气、灵魂和风骨。“爱国”“重德”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文化基因。爱国精神是历史上形成的，以维护祖国利益为最高职责，以献身祖国为价值取向的自觉维护祖国尊严的思想。“重德”即重视德治与德教，其实质是重视理想人格，是中华民族保持共同体的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行为模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价值驱动，是民族独立、民族特色、民族生息繁衍数千年的动力源泉，是指导和推动民族成员改造主客观世界能动作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核心与基础。这种奋斗精神，使中国人将苦难看作是对个人乃至整个民族道德和能力的考验和磨练，将个人的奋勇拼搏和民族的独立自主视为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集体至上”的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创造的民族性诠释。“集体至上”的价值推崇，将“个体”与“类”的概念、“个人”与“社会”的概念交融互摄，强调个体对社会的从属，主张从人伦和人群关系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人，从而将共同体成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就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逻辑而言，中华文化符号系统提供的文化模式和群体性定位对变化规律、思维规则、论证方法的价值定式，以历史积淀的文化实践、身份确认的文化归属、价值创造的自觉获取，赋予民族成员以意识导引的方向性、价值研判的倾向性和行为选择的规定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实践为共同体思想基础的形塑提供历史积淀。文化的生产、交往、消费构成了文化实践表征的基本样态，贯穿文化实践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活动和精神生产的对象性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实践以一种“绝对的创造性活动”[14]链接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反映人化自然的创造性意旨，诠释了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创造“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15]。革命文化的身份确认为思想基础的形塑阐发文化归属。所谓的文化归属意识， 就是在文化认同过程中， 明确自己的国家、民族身份和角色， 能够分清“自我”和“他者”，悦纳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 并致力于弘扬光大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 有鲜明的“自我”意识。革命文化阐发的文化归属，以对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成果的悦纳、对各类社会思潮的辨析，达致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思想共识的凝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创造为思想基础的形塑诠释文化自觉。以文化为属性作用于共同心理素质之上的民族成员自觉，指谓了文化观念“自知之明”的民族性意蕴和现实性创造，以理性认识和自由抉择的统一，中介于民族文化价值内涵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辩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阐释的文化自觉对中华民族进行了文化性的定位，其客观的物质精神成果，通过遗传、继承和教化，凸显于民族成员共同社会意识和心理素质的类本质，这是文化自觉价值性的突出表现。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中华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内蕴的理想、价值、创造力的高度确信，是民族生存的文化因素和民族发展的文化指向于国家综合实力组构中的外显，在本质上表现为价值认同。作为一种结构性的整体，文化认同生发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延展于一定的政治中介，它对文化要义符号性表达的诠释、民族交往文化方式的投影、社会实存文化导引的延续，内含观念形态的文化对经济之基础和政治之中介的能动。

文化以民族为载体依附于具体的国家，文化的民族性使文化图景内蕴的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和社会发展得以凸显。从文化认同的根基性意蕴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表征为和谐共生的文化共同体，共同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表达了中华民族深刻的文化关切，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时代凸显正是这一“表征”和“表达”文化省思的结果。历史上的“中国”一词，经历了从地理中心到政治中心再到文化中心演绎的过程，无论是由“中华”与“民族”组合而成的“中华民族”概念，还是“中国”“中华”“中国人”内涵诠释的民族表达，均与文化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历史的创造物与历史的创造者的统一，中华民族既是在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又是近代以来在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形成的自觉的民族实体。无论是人们在互动、交流、繁衍中形成的客观民族实体，还是表现在族群情感与共同族称上的自为的民族群体，文化认同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现实性上，文化认同反映了各民族群体的普遍参与，形塑了团结互助的社会心理，映照了“顺应-认可-同构”的逻辑演变。文化认同建构的同类价值意识和链接的文化实践，为国家凝聚力的锻造与精神产品的物化奠定粘合的依据和转换的基础，深刻注解了文化认同是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关键。一方面，文化认同通过同类价值意识的建构促进民族凝聚，表现的是共同体成员主观能动的把握与创造，支撑的是民族个体心灵的慰籍和民族凝聚功能的延伸。正因为“一个人除非对供他选择的种种生活方向有所了解，否则，他不可能理智地委身于一种生活方式”[16]，所以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不仅塑造了民族成员最基本的人格，而且促成了他们最本质的存在。另一方面，文化认同的中介系统连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和观念行动，以社会心理和以往精神生产的文化成果为基础，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呈现出中华民族文化表达的内涵性、意向性和价值性。作为精神生产的主要形式，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的文化实践与文化认同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文化产业、艺术产品、道德践履等文化形式将精神产品转化为现实制度，通过传承、习得、教化塑造民族群体特殊的文化意蕴，使文化与经济、政治实践的联动成为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现实力量。因此，“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7]。

文化认同的实现助力于文化的情感交往、规范交流和目标交融。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对其文化的承认、认可、赞同，由此产生归属意识、获得文化自觉的过程。在哈贝马斯那里，文化认同表现为一种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它是理解社会结构、阐发社会发展的重要凭藉。在他看来，“不但‘文化’为 ‘自我和他人互动’提供了‘文化知识传递’的资源，而且‘个人’也通过‘自我和他人互动’实现了‘文化知识的再生产与创造’”[18]。因此，认同的外在化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文化就是将知识和旨趣融为一体的一种人类实践的方式”[19]。事实上，文化认同表征着民族成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建构这种关系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指涉物质生产得以实现、精神产品确证乃至转化为物质产品的交往，指涉“劳动-信息-观念”“产品-能力-活动”的交流，而且指涉实践主体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交融，指涉既是交往活动形式又是交往活动结果的民族成员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概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交往交流交融，通过情感、规范、目标的激发、强化和整饬，集成文化“情感-规范-目标”的能量释放，聚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感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和“目标共同体”。藉此，阐发“文化的作用层次越深（深入到个体的心态，深入而成为个体的习惯，深入而成为人们内心世界中的下意识），它对社会行动者的影响也就越大”的现实指向。

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实现的情感交往而言，源于“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心理”[20]，源于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民族成员复杂和稳定的生理评价与心理体验。民族文化内蕴的情感是态度的一部分，包括道德感和价值感两个方面，与文化知识系统诠释的内向感受和外向协调相一致。作为共同体存在的本位性表征，情感交往代表了民族成员基于文化实践的自身需要与交往对象所形成的情绪体验，反映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心理特点，涵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情感特性，呈现民族群体特殊性的文化张扬。民族成员的情感交往“造就这种共同感觉，对于生活来说就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21]，对文化认同的实现同样具有基础性作用。这种自愿自觉的交往活动，经过民族成员的代际相袭和共同生活，不仅推广和壮大了作为交往主要形式的民族共同体，而且抽象和整合了民族成员千差万别的精神诉求。一方面，情感交往着眼于情绪的表达和态度的渲染，强调“人们的情感（情绪）根植于社会、文化与政治结构中，以自身的生理反应表现出来，并通过命名、阐释与循环等方式得到传播与扩散”[22]，进而对共同体的文化表达进行意义赋予的情感体认、情感渗透和情感治理；另一方面，情感交往着力于情感律动对文化精神演绎的身份归属进行联系性的解读，凸显交往过程与交往结果所连接的情感定义、情感接纳和情感框架，阐发文化价值理念的情感能量，将文化情感基调框定在民族的范畴中。

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规范交流而言，源于“一种对于合理事务和公共福利的感觉，而且更多的还是一种通过生活的共同性而获得，并为这种共同性生活的规章制度和目的所限定的感觉”[21]。民族文化内蕴的规范是一种社会性的约束机制，其本质既是对民族共同体社会存在的反映，又是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具体化，与文化的意向系统相联系，具有校正价值偏向与道德失衡以及阐释行为准则的功能。作为民族成员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调节系统，文化阐析的规范表达了民族成员在交流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以及作用于利益调适和共识达致的精神约束，提供集体行为驱动和行为导引的群体规范。“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象’，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23]。文化的规范交流具有可持续性，通过共同劳动与生活和典章制度的设置与推广加以教化和培植，充当的正是这种具有心灵节制作用的扳道夫，它为民族交流提供的约束力在保证民族成员自律的同时，整合民族成员行为的他律。一方面，文化的规范交流着眼于行为约束和情感内化的规约，阐发民族成员共同的心理特质和文化传统，抽象民族共同体普遍的价值体系，概括本民族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另一方面，文化的规范交流着力于文化的集体推崇对民族交流的结构性影响，在它的感召下“任何一个民族的人们都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并关切它们的存在和发展”[24]。

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目标交融而言，源于民族成员的实践活动“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25]民族文化内蕴的目标指涉共同体生活所形成的对外部世界的思维肯定，涵盖民族群体的价值评判和共同理想的现实性表达，与文化的决策系统相联系，将民族成员的交融过程纳入精神的范畴，使之具有真正意义的文化意蕴。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26]。作为民族群体价值尺度的直接运用，文化诠释的目标展演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在民族成员交融过程中的实现。事实上，文化的目标交融经历了由个体目标上升到群体目标的抽象和认定，体现为由个别过渡到一般的过程和发展，在与具体的民族意识结合之后，民族目标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为民族交融提供方向和意义。民族成员实践的过程同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目标推动的过程，没有民族成员的共同目标，就没有民族群体统一的行动。一方面，文化的目标交融着眼于社会心理和意识定势作用的文化底蕴，以此为据，估量、评判、裁定现实的事务和现象，审视实际生活、产生情感体验、进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文化的目标交融着力于形塑和调节民族成员社会实践的精神力，以分散和差别化个体行为的聚合，投射民族交融促进集体行为的群体共意。

三、打牢共同体思想基础的文化策略

打牢共同体思想基础的文化策略，投射文化认同进路激发相互作用过程中的联系与条件。在伊泽尔看来，交流中发挥作用的计策和谋略连结组织与叙事的运用，策略的实施逻辑性地包含了事物内在结构以及由此引起的理解活动[27]。作为实现目标的方案集合，聚焦共同体思想基础打牢的文化策略，以贯穿文化认同理解活动的意义框架，涵盖打牢共同体思想基础文化策略的理论内核与实践规范。阐释之，通过文化认同打牢共同体思想基础不仅在于历史传统和文化传承所具有的原生性意义、利益共享与价值整合所诠释的根基性要求，而且在于二者结合所拓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审视共同体思想基础打牢的文化策略，民族成员对中华文化情感、利益、价值认同的外在化转换，通过文化刻写体化实践的再生产方式，组织文化认同成分之间的联系、构造文化领会的方式、勾勒“交互作用”的文本、彰显情境遵循的轨迹，链接共同性基础夯实的概念框架、关系范式和运用坐标。中华文化内蕴的情感关系、利益关系和价值关系，以揭示和肯定民族成员的特定身份、利益共识的表达和维系、文化状态与内容的价值叙事，投射打牢共同体思想基础的关系范式。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利益认同和价值认同，则以民族精神符号象征的情感生产、利益调适的理想定式、制度意义的价值规约，映射打牢共同体思想基础解释方案的集成。

具象之，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强化文化自觉、进行社会化导引、开展民族观教育，以文化认同实现的价值叙事构成了打牢共同体思想基础文化策略的行动路线、组织形式、运用坐标和原则手段。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性首先得益于民族文化的稳定性，得益于在共同文化之上所建构的民族成员“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性。众多的社会集团和文化群体在共同体内部的和谐共生，正确处理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有赖于以凝聚为核心展开的群体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由权利和义务关系文化阐释规定的群体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系列关系组成了社会结构，彼此之间的共同情感和文化认同连接和维系了民族。“在分化出来的模式可能并且常常事实上造成了社会冲突的基础的地方，整合使一个社会卷入寻求一种新的和更一般的统一性的基础。这些统一性的头绪自然是存在于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最高的控制论层序之中——尤其是存在于价值和规范之中。”[28]因而，打牢共同体的思想基础需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束缚，需要深入理解民族关系的本质与内涵，需要更高水平和更大范围内的现实包容。在共同体的群体实践中，打牢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与文化认同的实现相系，在本质上表现为民族成员基于共同的文化对共同体政治体系和文化制度的认可和赞同。因而，从其蕴含的情感认知、利益研判和价值自觉出发，探究新时代铸牢共同体意识的挑战与机缘，对思想基础的夯实具有重要意义。

践行中，以文化认同为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关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9]的系列讲话，关照了共同体思想基础打牢的文化进路。作为与世俗家园相对的历史存在，精神家园内蕴文化认同引发的归属感和亲和感，涵括精神的起源和归宿、指涉精神活动的文化场和共同价值观形塑的意义域；作为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社会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多元一体的身份归属、命运交融的利益共享和文化共生的价值凝聚，强调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身份意识、利益意识和价值意识。正如米尔强调的那样“如果事先不确定人们选择把自己结合在一起的人类集团的形式，人们几乎不知道对人类种族的划分该做些什么”[30]。实践中，以文化认同为纽带铸牢共同体意识具有表征性：表征了所属民族群体身份认同与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并育不悖，其民族成员社会关系的符号互动、角色定位的群体意义生成、社会情境的身份话语呈现，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身份归属模式，指向了精神家园构建的价值语境；表征了各民族群体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并育不悖，其命运与共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共享的价值调适，指向了精神家园构建的价值归旨；表征了民族群体自身文化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并育不悖，其文化共生的相互尊重、相互接纳、相互补充，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聚力的情感共识，指向了精神家园构建的价值引领。

以文化认同为基质形成民族成员的价值共识，强化了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觉。作为规定性、综合性和多样性的集合体，价值共识不仅具有经验层面的个体涵义，而且是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结构与诉求，这是由文化系统的关联性带来的本质规定。作用于共同心理素质之上的民族成员自觉，涵涉文化观念“自知之明”的民族性意蕴和现实性创造，它以理性认识和自由抉择的统一，使民族成员的主观追求符合客观法则与集体推崇相一致。文化认同的目标链接价值共识的凝聚，是民族群体在价值研判的基础上形成的系统化认知，体现了民族国家与共同体成员的文化关系，代表着共同体推崇与个体成员意愿的共融与一致。因而，民族文化的价值共识“并非单纯是一个与独立自存的特殊事物相对立的共同的东西，而毋宁是不断地在自己特殊化自己，在它的对方里仍明晰不混地保持它自己本身的东西”[31]。实践中，以文化认同为基质投射文化认同的理性，指涉有目的、有意识的主观心理，它内在性地包括了认识事物的本质能力和把握客观规律的逻辑思辨。文化自觉的自由，是一项认识自我的任务，指向生活中的关联。理性的把握和自我的认知在斯宾诺莎那里，首先要把自己理解为整体的分子，即把自己理解为由共同体决定的存在[32]。认同的自由创造以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为据，对具体和特殊的价值类别加以衡量，将其归并到价值体系的类别中，充分演绎了“不仅我们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我们”[33]。

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进行社会化导引。作为对象的指称形式，符号以指代一定意义的意象指涉其统摄功能，具有塑造人类文化的作用。“如果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34]。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以共同体精神标识的外显形式，构成了打牢共同体思想基础的信息载体和投影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的中介，通过物质形态的能指、意义形态的所指、物态与意态相互关系标记的意指，连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价值心理和价值精神。从文化认同的核心理念出发凝练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指涉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民族成员将自身命运粘合于民族共同体前途共享符号的表征。中华各族从各具特色迈向命运“合一”的符号诠释，经共同生活、迁徙交流、风俗濡化达致自然融合的共享意义，彰显唇齿相依、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文化意涵。它所进行的社会化导引，在个体行动者与群体行为之间进行认同活动之上的社会性连接，在认同主体与认同客体之间展开选择与建构的价值性链接，在历史传承与未来发展之间形塑回应时代诉求的现实性衔接。其经验世界的意识积累和集体意志的符号化表达，使“这个共相不再是与其他特殊物并立的一个特殊物，而是统摄了这一切，并且是这一切的本质，是绝对的真”[35]。

以文化认同为指向切入共同体生活的实际，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文化形式，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以民族共同体正向价值继承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延伸，诠释民族生存的内在样态与民族文化的价值理想，阐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逻辑。因而，增强民族成员身份归属的融入感、利益共享的获得感、价值凝聚的认同感，不仅指涉“自我和自我观是在一定的文化中形成的，由文化决定的”[36]过程，而且指涉“共同体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37]。以文化认同为指向阐发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强化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进行价值传播，是“多样中巩固统一，差异中保证和谐”“多元中熔铸一体，一体中展演多元”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实践之轴，立足于民族特色和国家发展之需，培育民族成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教育的“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38]，既包含着情感和理智的碰撞与融合，又包含着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与调适，既指涉了归属感对身份危机和价值迷茫的消解，又指涉了文化理念对利益选择和身份定位的明晰，它们的互动建构着民族共同体责任意识和个体成员义务关系的确认与自觉。通过教育的话语创新、内容优化和形式整合，民族文化的渗透力、民族梦想的吸引力、文化自信的创造力对个体成员的精神塑造、民族性格的培育、认同力的提升具有打牢共同体思想基础的结构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