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吕佳翼　徐涛

[摘  要]在国家具有阶级性、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观点。在国家治理理论、国家安全理论、国家富强理论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必须区分国家的两种职能、国家的多重意涵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才能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国家治理;国家安全;国家富强

[中图分类号]B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10-0014-0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许多论述中都涉及国家理论，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坚持和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和深化。系统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国家理论，深入理解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对于从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对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我国国家治理的指导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

（一）国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方面作出过重要论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186-187因此，国家“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1]193。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基本观点，且在十月革命后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他为了澄清来自敌对者的、以资产阶级思想为基础的理论混乱，结合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着力指出不存在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专政”“自由”“平等”等概念——这些概念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自由”只是少数富人的“民主”和“自由”。“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的民主结构……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来对付穷人的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2]189-190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由于被排除在“民主”“自由”“平等”之外，也就不可能改变其经济上的被压迫地位;而没有经济地位，就没有资格享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整个社会从而陷入恶性循环，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被不断强化。而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最好的集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纸库（储备）来教育那些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实际保证这些群众有真正的（实际的）可能来逐渐摆脱宗教偏见等等的束缚。”[2]724

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今天，无产阶级虽然在形象和物质利益方面有所改善，但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选举本质上是极少数亿万富翁的游戏这一点丝毫未变，甚至广大民众的“意见”受到媒体操控的情况更趋严重——媒体的背后则是资本权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3];“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4]292。习近平总书记的判断与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揭露若合符节，既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列宁民主观的进一步发展，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

（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5]373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鲜明阶级性体现于无产阶级专政，它与资本主义国家是截然对立的，它不仅不遵从产生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的“民主”“专政”“自由”“平等”，而且必须打破这些神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仅不能照搬资本主义，而且必须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对立体现在其立足点是占一个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是极少数资本家的利益。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形式在我国的国情下更好地体现了它所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种西方思潮的涌入给人们带来了思想上的困惑。习近平总书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反复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會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6]85-86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因而，与此相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要求“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4]103，“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4]103。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以最广大人民的实际利益来理解和界定社会主义的阶级立场和国家理论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对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指出了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利益的完全一致性以及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實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7]413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非常关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马克思表达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重要的文献《哥达纲领批判》，就是为了反对和纠正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错误倾向而作，恩格斯在与该党领袖奥·倍倍尔的通信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5]350的著名论断。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何其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及其纲领问题。

众所周知，没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是在与孟什维克等其他党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也是在与孟什维克等的错误思想倾向的持续斗争中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什维克（即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就是这样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列宁在对其他国家革命的指导中，也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群众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指出只有“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8]237，“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8]237，“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8]237。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新中国的关系与此相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而且对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了创造性的论述。他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9]。这一论断把党的领导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将党的领导内嵌于社会主义本质之中，不仅是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发展，而且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综上所述，在国家具有阶级性、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观点。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治国理政的丰富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发展。

（一）国家治理理论

由于受时代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原则设想，没有具体论述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问题。列宁结合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实践，提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向社会主义过渡、严厉整治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在新经济政策中徇私枉法的资本家等有价值的国家治理思想。列宁强调，不仅要严惩在新经济政策中出现的不法资本家，也要严惩轻判这些资本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列宁严厉地说道：“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表报，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够使我们这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用一批示范性审判证明它善于抓住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并且不是用罚款一两亿这样一种蠢得丢人的‘共产党员的愚笨’办法，而是用判处枪决的办法来进行惩办，那么，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毫不中用，那时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要求中央撤换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8]635列宁从严治党治国、坚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治国思想，给予我们如今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极大的启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制机制的一系列变革，不仅激发了经济上的巨大潜力，而且使得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完善、提升。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地明确和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和理论，这不仅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提升，更是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了新要求。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明确了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分阶段目标和具体要求。

这一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的视野是全方位的，包含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至今为止最为全面的一次呈现，为我们党规划了向现代化政党转变和长期执政的蓝图。

很大程度上，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启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纪元，从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过程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发展了依法治国思想，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进行部署，提出了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五大法治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个共同推进”，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个一体建设”，使“全面依法治国”的全面性充分彰显;进一步明确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的统一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之间的本质区别，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重要发展。

（二）国家安全理论

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主要涉及领土、军事、外交等领域。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问题除此之外，主要还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后两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由于还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问题没有进行专门论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革命在西方国家推进的失败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孤立无援，加之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反攻，使它的国家安全一度受到严重挑战。在此情况下，苏俄红军与白军的三年激战以及国内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主要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正如列宁所说：“我们用无产阶级的战争来回敬资产阶级的战争，——别的出路是不可能有的。”[2]705列宁也一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对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进行尖锐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党内的错误观点也毫不留情地批评指正。他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物具有意识形态的斗争性。正如列宁1922年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就《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这个刊物所说的：“这个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首先应该是一个战斗的刊物，这就是说，要坚定不移地揭露和追击当今一切‘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而不管他们是以官方科学界的代表，还是以‘民主主义左派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政论家自命的自由射手的面貌出现。”[8]647-648

到了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更为复杂。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尚未在世界上取得全面的胜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仍以民族国家之间各种利益冲突的形式呈现;另一方面，也由于社会发展特别是科技发展所引起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国家安全问题面临新的挑战。在此情况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在“总体”，它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了要继续关注包括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在内的传统安全问题之外，还要关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新兴领域的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关乎基本民生的社会公共安全，如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纳入其视域之中，因而，总体国家安全观除了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还具有人民性。此外，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把国家安全问题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来把握，以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式来实现，因而总体来看，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全面性、系统性、人民性、法治性。

在全球化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一国之内，不管是传统的世界经济危机，还是新兴的生态安全、科技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以及我们目前正遭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所折射出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都具有世界性——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与总体国家安全观毫不矛盾，而且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4]538;对此，“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4]539。綜上所述，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全面性、系统性、人民性、法治性以及国内安全与人类命运相结合等方面，都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发展和创新。

（三）国家富强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富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基本目标，或者说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预期。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2]197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更是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364-365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真正在经济上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邓小平也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标。

新时代以来，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我国到本世纪中叶的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9]，这是关于国家富强理论的点睛之笔。所谓富强，既是要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0]35-36

新时代的国家富强理论，不仅指出了国家发展的目标，而且规定了实现目标的路径。第一，要实现我国的全面现代化，必须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共同推进。第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从2020年到2035年、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第三，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践行“四个伟大”：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最后，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国梦的征程中，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使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辩证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把国家视为一个历史范畴，提出了国家终将消亡的观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详细论述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指出当共产主义社会从第一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国家也会随之消亡。在此基础上，要想全面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国家理论，必须辩证地理解三个问题。

（一）区分国家的两种职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专制制度下“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1]432。马克思在这里实际指出了国家具有的两种职能，一种是专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因而也将随着专制社会的消亡而消亡的职能，一种是“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因而在一切社会中都是必要的职能，这两种职能可以简称为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当然，在阶级社会中，这两种职能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社会职能总是由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承担的，体现统治阶级的性质，并在根本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但马克思对国家职能的区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说的国家消亡并不是指现存国家的一切职能的消亡，而是指政治统治职能的消亡。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针对那种认为国家的一切职能都将消亡的观点指出：“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统治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的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将不可能存在，是极其荒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5]167马克思在这里表明，国家的社会职能不会消失，但它的形式和性质会发生重大的转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提到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5]373这个必然存在的问题，并指出“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5]373。因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绝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二）区分国家的多重意涵

中文语境中的“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说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是一个地理概念、文化概念，即表明对国家疆域和某种共同文化的认同，这个意义上的国家并不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消亡。只要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没有消亡，地理概念或国家疆域意义上的“国家”不仅不会消亡，而且维护这一意义上的“国家”存在的需要也仍然存在。至于文化意义上的国家则更应得到我们的不断传承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同质化的背景下，文化、文明的多样化显得更为可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借鉴而丰富”[12]，“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12]。如果说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主要是就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而言，国家安全理论是就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和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而言，那么国家富强理论则是就地理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而言。国家的这些意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交叠存在，并不为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消亡理论所涵盖。

（三）区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理论都带有时代的印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国家理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产生，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理论。对它不能作抽象的、超越时代的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国家理论所产生的环境和指导的现实，并没有逾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清晰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理想。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13]79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扎根现实，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取得‘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10]153。

因此，即便从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而言，也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消亡的观点，套用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的国家理论上。今天社会主义国家仍存在政治统治职能的现实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将在共产主义社会消亡的观点并不矛盾，就像列宁一方面论证国家必然消亡，一方面强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样——这两者并不矛盾。

結论

当前，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局限于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从国家制度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立仍然存在，甚至有冲突升级的可能。从世界范围看，在世界主要国家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而，对我国而言，必须从各方面维护国家安全，改善国家治理，实现国家富强，从而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增加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扩大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目前，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发展上的优越性已充分彰显，但在全面发展上的优越性还有待于进一步体现。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国家理论为指导。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国家理论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可以也应当立足于这一实践基点去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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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2]習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J].求是，2019，（9）：4-10.

[13]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  丛  伟

[收稿日期]2021-09-05

[基金项目]2021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国际共运新境界研究”（63212095），主持人吕佳翼;2020年度天津市社科规划“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专项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历程”（TJSSZX20-06），主持人吕佳翼。

[作者简介]吕佳翼（1986— ），男，江苏无锡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徐   涛（1998— ），男，安徽六安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