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水平、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检验

王希泉 姚峥嵘

(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8)

1 引言

高管处于企业内外部之间的枢纽地位，高管过度自信往往会高估管理者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并可能会低估战略决策所带来的风险，包括其处理风险的能力[1]。忽略企业社会责任所能带来的利益相关者等外部力量的支持,将导致企业对缓冲效应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2-3]。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管理者过度自信

Larwood and Whittaker(1977)把高管过度自信界定为高层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往往高估自身能力从而产生偏差。在高管进行自我评价时，往往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管理能力，并认为自己的能力高于一般水平。

随着心理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高管过度自信理论发展起来，Busenit and Barney(1997)认为，企业高管相对于一般人而言更易产生过度自信，而高管过度自信必将对企业战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传统的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但行为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经济行为中的非理性和超理性因素可以解释某些企业的决策行为。行为经济学认为，过度自信会导致人们在进行评价时高估自己的能力。过度自信的状态具有普适性，高管比一般人更容易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朱明秀等人(2019)提出，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管理者非理性假设成为解释经济事件的独特视角。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对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负面影响。而独特董事的介入将有效地削弱负面影响并起到调节作用[4]。

与企业的一般员工不同，企业高管往往在企业组织层次进行战略决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等重要决策行为所起的作用非比寻常。因此，我们需要探求企业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5-6]。在此基础上，本文更希望得到因果关系，即企业高管过度自信是否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原因。

2.2 市场化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本身就蕴含着与市场化水平不可分离的特点，市场化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起到了外部影响作用。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压力对企业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制度理论认为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中的制度因素，如社会和经济的一系列管制和规则将影响企业行为。企业的行为离不开社会的管制与规训，尤其是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和企业文化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必然产生积极作用。企业必须在社会利益最大化与组织利益最大化之间寻求平衡[7-10]。

虽然市场化水平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正向或负向作用，但是市场化水平如何调节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仍缺少数据支撑。企业社会责任的量化实证研究中，往往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但相关研究往往只能验证其相关关系，而不能对因果关系进行识别。同时，相关的研究往往是从单一层次进行，因此本研究构建了跨层次分析模型。同时，高管过度自信会产生所谓过度乐观者倾向，从而减弱对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陈建勋等(2017)认为，企业管理者在评价中已经将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但是过于自信的高管往往由于对于自身优越感而进行盲目认知。

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对未来企业赢利能力的高估。郝颖认为，在实施股权激励中，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过度投资的行为。过度自信的高管往往会忽视企业社会责任所带来的缓冲作用。社会责任可以提升利益相关者响应水平，从而帮助企业摆脱危机并转危为机。但是如果高管过度自信，将会产生过强的企业赢利心理预期，将忽视企业风险，进而故意或无意识地减弱社会责任水平及对利益相关者培育的各种投入。作为企业的战略制定与实施者，高管过度自信对于企业重大决策必将产生消极作用。而且社会责任作为战略投资之一，高管过度自信与社会责任行为必然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3 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的提出

组织合法性的来源包括管制规范、认知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由此DiMaggio 和 Powell提出了合法性的来源和认同机制，即强制性认同、规范性认同和模仿性认同三种机制[11]。在市场化水平、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模型中，高管除了人口学特征之外，过度自信作为心理学的专业术语纳入管理学的研究之中，即承认心理特征等非理性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影响。

市场扩张作为企业家精神的行为表现，高管往往在战略决策时会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而忽视风险。而这种心理偏差在管理学领域已经得到了验证。企业家的过度自信要高于普通人。无论是企业初创期，还是企业成熟期，企业高管过度自信的特征普遍存在。随着改革开放及市场化不断发展，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足够的约束机制，导致许多获得成功的企业高管往往高估自身能力，过度自信地认为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源于自己的强大管理能力。基于上述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假设1：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存在着负向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与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市场化水平往往通过影响企业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施加影响并形塑出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形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受到某些制度因素的影响和调节，因此本文假设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因果关系中，市场化水平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

在以往的经典研究中，往往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这已经成为研究的主流。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前因变量。在企业社会责任前因变量中，高管特征作为影响因素已成为一个研究流派，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的高层梯度理论已经成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经典理论依据。

高管过度自信对于企业行为影响也出现在企业并购和跨国经营的文献中，如Roll(1986)最早提出了高管过度自信的假说，随后一系列文献贡献了许多模型，如投资异化模型，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自由现金流相结合，研究其对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影响。在实证领域，许多学者也做出了相应研究，分别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与现金流之间存在着敏感性。管理者越过度自信，过度投资越易发生。然而国内研究针对管理人员过度自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文献并不多见，如采用持股比例来衡量过度自信水平，并运用数据研究了相关问题。正如姜付秀所提出的，持股比例是否能反映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否存在测量误差，这是值得研讨的问题。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高管自度对于市场化水平存在正向影响

本研究主要的理论基础是代理理论，企业高管作为代理人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企业高管过度自信，会正向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实现。但也有研究认为，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将负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因为企业高管往往会忽视对利益相关者的管理，而过度关注自身的利益，这必将负向地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实现。

引入市场化水平，从一个跨层次的视角来分析上述关系。过度自信的高管，其显著特征是存在心理偏差，高估收益而低估风险。而是否会存在这种高估或低估，往往受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传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往往是从组织层面开展研究。只研究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往往忽略制度层面及制度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高管过度自信，其中既有自利的心理，也有利他的心理。从利己心理来看，高管由于自利心理的倾向，会弱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实现；从利他心理来看，高管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股东及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行为。高管弱化社会责任履行，往往是为了股东利益的实现，而不是出于自利的心理。因此从利己和利他两个方面可以分析过度自信与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影响，而市场化水平分为三个维度或三个支柱。

由于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对于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负方向产生了不同影响。市场化水平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环境。斯科特认为制度包括管制制度、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可以通过这三个维度探讨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性的影响。管制制度、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主要反映了政府和社会对企业产生的制度形塑作用。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高管过度自信与市场化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存在交互影响

4 结语

4.1 结论

管理者过度自信或许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的影响。由于过去的辉煌和成功，给企业高管带来了比一般常人更高的自信。根据前人观点，中国转型时代所提供的特殊背景及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为我国高管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相对国企而言，民营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许多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与国有企业的高管一样采用市场手段获得了成功，但他们并未认识到，这种成功是源于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高估了自己的经营管理才能。市场化水平是一个多维概念，Jones(1999)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决定因素，包括社会、文化、经济环境、行业竞争和社会责任实践。Scott 的管制、规范、文化认知作为制度环境及市场化水平的三支柱被广泛接受并成为本研究重要的分析框架。在市场化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研究中，包括了市场化程度、政府管制、法律环境、媒体关注和利益相关者压力等影响因素。

4.2 局限和展望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高管展现自身魅力和自身成就的主要通道，过度自信的高管更倾向于引起别人的关注，在公共场合展现自我并获得赞美。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又进一步强化了高管的过度自信。随着实证研究方法和软件工具的不断发展，对于跨层次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其中，跨层次的中介调节效应的检验方法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基于此，笔者今后将对于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理论透视，并以上市企业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跨层次的中介调节效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