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的新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王文毅 刘怡杉 梁宛宁 钱嘉懿 张钰

(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 200120)

当前，全球范围内并未就“数字贸易”的定义和具体内涵达成共识。我国对于“数字贸易”的解释可概括为：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发挥重要经济促进作用的贸易形式，是数字经济国际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最大的区别在于：贸易对象和贸易方式实现了数字化。数字贸易依托于互联网，以数字化的形式完成贸易，具有可变通性和可复制性，促使贸易效率的提高。同时，数字贸易跨界融合度较高，与各界相互配合共同构建了新的经济生态圈。

我国应如何把握发展机遇，成长为数字贸易强国，是当下迫切需要研讨的话题。本文主要从数字贸易的内涵入手，对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数字贸易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比较，指出我国数字贸易自身发展的不足。最后，提出了我国建设数字贸易强国的对策及建议。

1 世界数字贸易的发展状况

1.1 数字贸易与其他产业融合逐步加深

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数字贸易因其人员流动少、疫情传播风险更低，成为后疫情时代各国对外贸易的首选模式。截至202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达32.6万亿美元，数字贸易实现了在诸多关键领域的渗透：在制造领域，孕育了新的产业形态，数字服务要素在制造过程和最终输出的比例不断攀升；在商务领域，同跨境电商协作，共同打造了新的全球商业生态圈；在金融领域，国际支付、国际结算和融资等金融服务纷纷向数字化发展；在生活领域，全球数字艺术和文化产品发展初具规模，数字版权交易不断增长；在传统服务领域，教育、医疗等行业向云端化发展迈进，消费者也拥有了更为多样的服务选择。

1.2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增势迅猛

数字产业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不仅颠覆了传统贸易的发展模式，而且推动服务贸易范围不断扩大，数字服务贸易应运而生且快速发展，已逐步成为全球贸易中新的增长点。2019 年全球数字服务出口规模达31925.9亿美元，占服务贸易出口的一半以上。同时，数字服务贸易的增速不断提高，领先于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增速。未来，数字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仍将大幅提升。因为比起传统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数字服务贸易无需面对面即能完成交付，在后疫情时代所受的发展限制更小。

1.3 “数字鸿沟”问题突出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数字服务贸易作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带来的高收益使得发达国家数字市场占有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也领先于发展中国家。2019年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数字服务出口中的市场占有率为76.1%，是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经济体占比的三倍。这就导致数字贸易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与发达国家出现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提高了后进入数字贸易国家的发展难度。尽管后发国家数字贸易产业发展尚不成熟，但其发展空间巨大，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增速都明显领先于发达国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2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状况

2.1 数字贸易蓬勃发展

我国在传统服务贸易领域长期处于逆差的状态，但在数字贸易领域，我国已经实现了贸易顺差。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欣欣向荣，数字贸易作为中坚力量，其贡献不可或缺。自将数字经济列入国家性的发展战略以来，相关部门从政策引导到资金扶持，都致力于推动数字经济迈向新的台阶。目前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达到世界第二。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近四成。即使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经济普遍呈下行趋势，中国数字经济仍然高速发展，加快了我国经济的复苏。

2.2 产业数字化规模扩大，数字服务贸易主导地位初显

数字技术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中坚力量，数字技术的开拓和数字服务体系的完善，为数字贸易的发展与创新奠定了基础。随着数据流动更加便捷，产业间知识、技术、生产等各要素的共享得到强化，促使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与数字化技术紧密融合，由此推动中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规模不断扩大，进而驱动中国数字贸易向前发展。

从服务贸易的角度看，服务业的数字化是数字贸易的主要表现形式。2015—2020年，我国数字贸易额增长到2947.6亿美元，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增长到44.5%。我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在三类产业中完成度最高，当前正加速向全产业链渗透。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不少服务业企业借助数字贸易活动，打破了时空限制，在逆境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在抗疫的同时，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复苏和社会的平稳运行。

2.3 我国数字贸易的合作伙伴以亚洲国家为主，合作类型呈梯级变化

目前来看，中国数字贸易合作伙伴以亚洲国家为主。根据不同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基础，可划分为不同的合作类型，进而展开不同程度的合作。未来，中国—东盟数字贸易中心将成为扩大数字贸易合作的窗口，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创新“数字丝绸之路”。未来以中国同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将持续活跃在数字贸易领域，为世界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新的生命力。

3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

中国正在逐步向高端数字贸易迈进，对数字贸易领域的探索也从未停止，但我们仍需清晰地认识到：我国在数字贸易的核心竞争力、监管治理、平衡发展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3.1 我国数字贸易安全管理性能不足，缺乏有效的监管体制

当前，我国数字贸易管理体制仍停留在传统贸易层面的监管，针对数字贸易的立法模式还处于问题后的“填补式”。我国还缺乏一套先行的、有针对性的数字贸易法律法规。这一缺失，导致我国的数字贸易活动没有明确的行为指导和法律边界，难以有效进行监管，市场中存在着严重的失信行为。而且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形成下行的子监管体制，导致在数字贸易的监管过程中，对相关要求的理解和执行出现了“失真”。同时，传统的关税管理原则不适用于数字贸易，海关在对数字贸易的商品进行征、免税判断时，缺乏判断依据。最后，滋生了许多偷税、漏税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使得我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关税流失率极高。

3.2 我国数字贸易产业化水平低，贸易存在结构性失衡

当前，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网络尚未形成体系，导致相应数字资源缺乏、数字技术更新不及时缺乏专业的数字贸易人才。再加上对数字贸易认知不到位、驱动力不足等原因，导致数字贸易领域的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仍处于起步阶段。同时，我国还不具备针对数字贸易产业化转型升级的实践经验，使得当前实施的数字化转型还存在严重的盲目性。中国信通院调查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在三大产业的渗透率分别为8.9%、21%、40.7%，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当前数字贸易的产业化水平较低、发展不均衡等问题。

我国的数字贸易主要依托于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了较高的份额。但与数字贸易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在数字化产品和数字服务领域的发展相对落后，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缺乏完善的针对数字贸易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我国的商业主体呈现出发展乏力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创新能力不足、创新层次较低、创新成果的转化机制落后，导致我国数字贸易难以培养竞争优势。

3.3 中国在国际数字贸易治理中缺乏话语权，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

当前，在世界舞台上，被普遍认同的多边数字贸易规则尚未形成。尽管中国主动向世贸组织提交了有关数字贸易的治理方案，并积极倡导多边数字贸易规则的洽谈，但美国对数字贸易相关规则的制定与实施都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意图以TPP、TTIP、TISA协议为核心，再辅助多边贸易协定，推动“美式规则”成为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核心准则，主导数字贸易的全球治理，导致中国在数字贸易的国际治理中话语权较弱。事实上，有关数字贸易全球治理的谈判才刚起步，部分发达国家对于政策的诉求趋同性高于中国。因此，部分发达国家构建了排除中国的数字贸易发展体系。例如，美欧日在数据和服务的跨境流动这一主题上，形成了排除中国的数据流动圈。

3.4 数字鸿沟加剧，数据的跨境自由流通受阻，数字贸易壁垒高筑

数字贸易的发展主要以跨境数据的流通为驱动，但各国当前仍未对数据跨境流通的定义及作用达成共识。由于各经济主体对数据流通的驾驭能力不同，对数据流通规则的诉求不同，以及各经济主体数字贸易的发展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导致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数字鸿沟”。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形成开放公平、共通共享的跨境数据管理体系，对数字贸易的管理呈现出各自为政的态势。这种缺失伴随着近几年国际贸易形势的动荡，诱发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高筑数字贸易壁垒。过度的新贸易保护措施也必然导致数字贸易红利的消失，严重妨碍了中国数字贸易的自由竞争和平等发展，使得我国难以实现跨境数据的共通共享，压缩了中国数字贸易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我国也很难向“高端数字经济圈”迈进。

4 建设数字贸易强国的对策及建议

4.1 国家政府高度重视，国家战略引导中国数字贸易全新布局

后疫情时代，由于资本投资锐减、经济萎缩，全球经济的衰退期可能会拉长。国家应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推进数字贸易改革的深化发展，实现数字贸易资源的优化配置，挖掘数字贸易发展的潜能。同时，协同“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自贸区”等对外开放战略；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间的联系与合作。在这些内外兼修的举措下，进一步推动中国数字贸易的合作形式更加多样化、合作范围更加广阔、贸易内容更加丰富、贸易影响更加深远、贸易层次更高、贸易结果更加互惠。

4.2 构建新型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数字贸易发展奠基

数字贸易基础设施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石，也是数字产业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应加强数字贸易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布局。

第一，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局，提高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为数字贸易服务的能力，形成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就绪的形态。

第二，参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共享走廊的建设，大力吸引国际社会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将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为一项区域性的、国际性的措施。

4.3 完善数字贸易的法规和监管体系，推动相关细则落地执行

首先，我国应避免填补式的立法模式，尽快解决我国面向数字贸易专项法律的空白。批判性地学习发达国家数字贸易的治理经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法律法规框架和监管体系，从而确保对数字贸易活动的管理有法可循、有法可依。数字贸易灵活多变，针对各个环节，我们的法律制度和监管体系都应实现精准覆盖，及时更新和补充相关法律细则，体现出法律的适时性和实用性。尤其是与数字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更应成为相关法规的侧重点，保障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注入。

其次，加快构建完备的网络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完善针对数据隐私的风险管控措施，提升数据安全的保障能力和水平。

最后，我国海关应提高对数字贸易活动的监管能力和水平，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智能化的行政系统，对数字贸易活动进行多元化的、精准的分类和严格的监管，营造公平的对外数字贸易氛围。

4.4 拓展数字贸易发展的新空间，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第一，积极推动传统第一、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优惠政策鼓励相关数字行业和第一、二产业融合发展，致力于提高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水平，释放我国数字贸易更多的发展潜能。

第二，推动跨境金融支付、跨境物流网等方面的建设，积极构建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资源共享机制，奠定跨境电子商务的合作基础。

第三，互联网是数字贸易发展的根基之一，通过互联网产品、服务、商业模式、组织形态的创新，培育互联网领域新的发展点；同时构建互联网领域的创新保障和激励机制，完善创新成果价值的转化机制，从而有效地激发数字贸易发展的新潜能。

第四，实现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推动相关数字技术与政府监管相融合，提高政务管理的水平和治理效能，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为发展数字贸易营造优质的政务环境，为数字贸易发展保驾护航。

4.5 凝聚多方共识，构建开放共享、协商互利的数据跨境流通新规则

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对现有的数据跨境流通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我国应立足于当下的数字贸易形势，加快建立数据跨境流通的监管体制，提升数据流通的监管效率。在保障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和数据主权的同时，强调国际数字贸易的开放包容性和自由发展，着重消除“数字鸿沟”，推动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积极构建跨境数据的分类管理体系；建立国际化的跨境数据流通规则和安全保障及风控机制；制定对数据服务供应商的监管体系，确保相关法规能对其形成约束，从而实现全球数据的有序共享和整合利用，构建一个数据生态圈。同时，我国应秉持“海纳百川”的气概，主动降低数字贸易壁垒，充分保护各国的发展利益。凝聚多方共识，共同探索制定开放共享、协商互利的数据跨境流通新规则，共享数字贸易发展成果。让跨境数据流通更好地促进数字贸易的进步，服务于数字经济的发展。

4.6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构建，贡献“中国方案”

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是推动数字贸易有序进行的基本保障，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这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构建的争夺战当中。尽可能更深层次地参与到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谈判中，主动同发达国家开展磋商和对话，共享“中国智慧”。首先，中国应加快制订数字贸易的发展计划，建立多方合作的协调管理机制，推动数字贸易各个模块的有序进行。其次，重视数字贸易人才的重要作用，组建多学科、多领域共同合作的数字贸易团队，开展数字贸易的专项调研。最后，理清我国在数字贸易发展中所面临的贸易壁垒和制度性障碍，把握未来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机遇和方向。

在数字贸易的全球治理中，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数字贸易治理规则的诉求具有相似性，在数字贸易治理的谈判中，更容易协商达成一致。不仅如此，基于“丝绸之路”的发展协议，我国同沿线国家进行数字贸易的合作空间更广阔、合作成本更低，合作利益更具普惠性。因此，中国应充分利用自身的数字贸易实践经验，积极主动地提供帮助，推动沿线国家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共同发展的合作导向，借力于跨境电子商务，构建“电商丝绸之路”，充分挖掘沿线国家数字贸易的发展潜能。同时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数字贸易治理的洽谈工作，构建相关贸易纷争的化解机制和开放的数贸合作体系，率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贯彻实施由中国制定并主导的数字贸易治理体系，为构建世界多边数字贸易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5 结语

后疫情时代，数字贸易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数字贸易的发展状况和相关治理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中国若想在未来的“数字贸易争夺战”中抢占先机，势必从完善自身做起，逐步向世界拓展。同时，针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更要提出“中国主张”，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利益的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和治理方案，从而在整个数字贸易的发展洪流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