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资源型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以新疆为例

高志刚，丁煜莹，杨柳

（1. 新疆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2.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重庆 400045）

1 引言及文献回顾

自然资源是国家或地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引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资源型地区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严重、产业结构转型难以适应新发展趋势等问题的出现，新发展方式的提出迫在眉睫。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同时，还将污染防治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环境治理被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环境规制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在资源型省份经济转型中能否发挥作用，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仍有待研究。新疆同样作为资源型省份，又承担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任务，如何避免走其他资源型地区的老路，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成为重要问题。

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有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为以下四种观点：其一是“遵循成本论”，环境规制会阻碍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所需原料、技术以及对废弃物的处理都有严格要求，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清洁原料、燃料与清洁技术的投入成本增加，以及落后生产设备的更换都给企业带来资金压力，挤占对创新研发的投资，使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失去竞争力[1-2]。其二是“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环境规制虽然在短期会使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但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的高要求以及市场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会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这种倒逼企业创新带来的经济收益可以远远抵消前期的投入成本，最终促进经济增长[3-7]。其三是认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即二者关系并不确定，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中，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结论：一是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先提升后下降的趋势，前期主要表现为“创新补偿效应”，但过度的环境规制会限制经济高质量发展[8-9]。二是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在短期内环境规制会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在长期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有促进作用[10-11]。三是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M”型的非线性关系，认为倒“U”型或者“U”型曲线很可能是“M”型曲线的一部分[12]。其四是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周清香和何爱平[13]在研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影响时，发现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存在差异，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环境规制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小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张红霞等[14]在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的正向驱动作用最为显著，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未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

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从内涵、指标测度和影响机制等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诸多探讨，但仍存在可以改进之处：（1）对环境规制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指标较单一，不能全面反映其真实水平；（2）关于环境规制对资源型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还较少；（3）已有研究只是通过基本的普通面板回归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还并未涉及。因此，本文采用2000—2019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面板数据，检验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期能为新疆区域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实证参考。本文潜在的边际贡献为：（1）采用综合指标对新疆环境规制强度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2）选取资源型典型省份新疆作为研究对象，提出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研究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丰富了资源型省份相关研究；（3）在普通面板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空间实证分析，探究新疆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2.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环境规制的实施会对企业生产产生影响，特别是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和提升影响最为明显，早期对于环境规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上，由此产生“遵循成本论”和“波特假说”。传统经济学派认为，环境规制虽然能够显著降低污染水平，但会增加企业“遵循成本”，挤占创新投入，阻碍技术创新[15]。对此，Porter& van der Linde[2]认为，设计适当的环境标准可以引发创新，这可能部分或完全抵消遵循这些标准的成本，即“创新补偿”，通过刺激创新，严格的环境法规实际上可以提高竞争力。在此基础上，Jaffe & Palmer[16]进一步将“波特假说”分为三个版本假设，其一是“狭义”版本，某些类型的环境监管会刺激创新；其二是“弱”版本，监管会刺激某些种类的创新，忽略减少污染的社会价值，额外的创新必须以超过其利益的机会成本为代价；其三是“强”版本，监管会诱导创新，其产生的收益将超过成本，使监管在社会上是可取的，甚至忽略了它旨在解决的环境问题。国内学者在对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进行验证得出的结论主要倾向于“波特假说”，即在短期内数据表征为负向作用，但长期来看，环境规制的实施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由于国家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新疆加大环保立法和执法强度，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17]。另外，环境规制推动了清洁能源的使用和清洁技术的应用，使碳排放降低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落后企业转型或退出市场，有效改善了新疆生态环境，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2005年以来，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基本保持稳中向好态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改善，效益不断提升[18]。由此推测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

2.2 环境规制影响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作用方式

Tobler[19]在1970年提出地理学第一定律，指出任何事物都是与其他事物相关的，只是近处的相关性比远处的更强，空间相关性又称为空间依赖性，即一定空间范围内某因素与周围地区该因素之间存在联系。这种空间相关，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对本地影响和对邻近地区的影响方向一致，比如王淑英和卫朝蓉[20]分析异质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工业碳生产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工业碳生产率有显著抑制作用。另一种情况则是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作用方向不一致，比如上官绪明和葛斌华[21]、黄寰等[22]在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空间效益时得出结论，环境规制的提高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却给经济地理相邻地区带来负面影响，本地环境规制的高强度和对产业发展的高要求可能会使本地重污染产业向邻近地区转移，加重了相邻地区的环境污染。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推动绿色发展、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改革为方向，全区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显著提高，能源结构不断优化，为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重大贡献[23]。但新疆能源分布集中，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且产业支撑能力还较欠缺，各地在能源开发和利用上需要相互协作，因此新疆环境规制的实施会对整个地区产生联动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环境规制不仅对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起促进作用，还会带动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2.3 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区域经济学认为，资源分布、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和区位因素等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会产生差异，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同样会存在类似情况。首先，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由于行使主体、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主要目的不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会有着不同方向或者程度的差异，比如命令型环境规制主要依靠政府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政策规章以及环保标准等来达到防污减排，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主要通过征收排污费，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主要依靠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积极性。高志刚和杨柳[24]在研究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时得出结论，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U”型关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尚未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其次，同样的环境规制措施对不同对象、不同区域产生的影响可能也会产生差异。比如刘耀彬和熊瑶[25]基于HDI分区比较了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不同影响，发现高于全国平均HDI地区的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有积极作用，低于全国平均HDI地区的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有显著的消极作用。另外，“U”型关系、倒“U”型关系或者“M”型关系均说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时间异质性，在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公众环保意识以及政策强度等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且政策实施效果存在滞后性，使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产生时间差异。

新疆一直存在较大的南北疆经济差异，南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产业集中在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公众环保意识相对淡薄，而北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集中在能源和重化工业，公众受教育水平较高，环保意识和参与意识较强，因此南北疆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可能存在空间异质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3 变量选取、说明和模型构建

3.1 变量选择与说明

3.1.1 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Quality）

本文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并使用熵值法测度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及五个子系统指数。文章借鉴魏修建等[26]、欧进锋等[27]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的选取，构建以五个子系统为二级指标，包含16个三级指标的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详见表1。

表1 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3.1.2 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ER）

通过构建新疆环境规制强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度了新疆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由于新疆地区环境治理相关数据缺失难以获取，而新疆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工业“三废”即工业废气排放量（万吨）、工业废水排放量（标立方米）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作为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为使数据更加平稳、得到的结果更加可靠，均除以地区生产总值（已消除价格因素）。

3.1.3 控制变量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了避免因遗漏变量造成计量误差，本文将政府调控、资本密度、人力资本、工业生产水平和科技创新纳入模型。其中政府调控（GC）能够反映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水平，适度、合理的政府调控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借鉴何兴邦[28]的研究成果，采用地方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衡量；资本密度（CD）代表着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实力，资本密度越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越强，本文参考陶静和胡雪萍[29]的研究成果，采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衡量；人力资本（HUM）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代表着地区的劳动力水平，充足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本文借鉴万光彩等[30]的做法，采用每万人就业人数衡量；工业生产水平（IL）代表着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够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借鉴杨仁发和李娜娜[31]的做法，采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科技创新（TR）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创新创业水平，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参考高志刚和克甝[32]的做法，采用复旦大学产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中的相关数据，整理获得创新指数，2018年和2019年的数据根据趋势外推法得出。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20年《新疆统计年鉴》《新疆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及各地州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和趋势外推法进行补充，经济数据均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过价格处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2 模型构建

本文借助Stata16.0软件运用普通面板回归和空间面板回归展开研究，探究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将不同面板回归结果进行对比，选取基准模型就新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同时在静态面板回归结果基础上进行空间面板回归分析，分析地区间空间相关性，具体探究核心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这将为提出政策建议提供丰富的现实基础。

首先，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构建普通面板模型：

式中：被解释变量Qualityit表征第i个地区第t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核心解释变量ER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期环境规制强度指数；Zit表示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残差项；β0、β1、β2为待估计系数。

其次，考虑到传统面板回归只能揭示环境规制对新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方向和程度，无法反映变量空间作用方式，因此本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SDM）和空间自相关模型（SAC）。

以上模型中，式（2）为含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滞后项的SAR模型，式（3）为包含误差项的SEM模型，式（4）为包含空间滞后项和误差项的SDM模型，式（5）为空间自相关模型。W为空间邻接权重矩阵；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λ为空间误差系数；η1、η2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互项系数；μit、τit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其他设定同式（1）。

4 基准实证结果分析

4.1 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为选取最符合新疆地区实际的计量模型，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Tobit估计和FGLS估计进行结果估计，结果见表3，其中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最为显著，故本文选取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模型进行分析。

表3 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

从实证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在10%显著性水平上方向为正，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每增长1%，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增长0.058%，说明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与本文的研究假设1一致。新疆为能源大省，近年对于清洁能源的使用以及循环利用技术的推广力度持续加强，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提升，加之循环经济和节能规划的贯彻实施，新疆环境已有明显改善，同时相关科学技术的提升，产业结构的转变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推动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从各个变量估计系数的大小来看，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最大，其余依次为科技创新、资本密度、政府调控、工业生产水平，人力资本作用不显著。

控制变量方面，科技创新、政府调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相关，说明创新水平的提高和政府调控的加强能够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的重要驱动力；资本密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在于对口援疆等政策的实施，使新疆地区资本投入较大，对经济的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工业生产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于新疆目前的经济发展仍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工业生产水平越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贡献就越多；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显著，可能在于新疆地区人力资源相对短缺，特别是人才流失严重，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需要人才培养和引进。

4.2 环境规制对子系统指数的影响分析

为深入剖析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以创新发展指数、协调发展指数、绿色发展指数、开放发展指数和共享发展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环境规制对子系统指数的影响结果

从实证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指数和共享发展指数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的实施使企业生产过程中废弃物排放减少，环境问题得到控制，空气质量好转，同时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但是环境规制对协调发展指数和开放发展指数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南北疆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而较发达地区知识外溢效果不明显，对相对落后地区带动作用还不够，且区域间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不同，这些差异使环境规制短期内不利于新疆区域协调发展。另外，环境规制的高标准和严要求虽然提升了新疆引进外资的质量，但也提高了外商进入的门槛，不利于外资流入，使环境规制在短期抑制了开放发展。环境规制对创新发展指数影响不显著，根据波特假说，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提质增效，促进经济发展，但新疆各地州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较高，挤占了研发创新投入，不利于企业自主创新，使得环境规制促进创新发展效果不明显；另外，人才流失严重也使新疆科技创新水平受到影响。

控制变量方面，政府调控对创新、协调和共享发展指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绿色和开放发展指数的影响并不显著；资本密度对共享发展指数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协调发展指数，对绿色发展指数则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对开放发展指数的影响并不显著；工业发展水平对创新和协调发展指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其他发展指数作用不显著；科技创新对创新、绿色和共享发展指数具有促进作用，对协调发展指数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对开放发展指数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对共享发展指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其他发展指数的影响均不显著。

5 空间作用方式

5.1 模型选择

从普通面板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为探索地区之间存在的空间效应，本部分采用空间面板回归进一步做出分析。首先，使用LM检验，滞后效应和误差效应显著，需要拒绝混合OLS回归模型，采用空间面板进行分析；其次，进行豪斯曼检验，得出结果chi2为956.61，拒绝原假设，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进行LR检验和Wald检验，结果均表明空间杜宾模型（SDM）不能简化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但与空间自相关模型（SAC）相比，空间杜宾模型显著性略差，故选取空间自相关模型作为基准模型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表5。

表5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结果

5.2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析

表5显示空间自回归系数ρ为0.639，在给定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假设检验，这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为具体分析各解释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边际效用，将影响机制进行分解，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方面深入刻画各个影响因素的溢出传导机制（表6）。

表6 各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一是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60 3和0.084 1，通过10%以上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环境规制通过直接或者间接传导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表现，环境规制有利于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激励企业积极主动地优化产业结构。同时，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在较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下难以持续经营，甚至会停止经营或者进行产业转移。

二是政府调控。政府调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01 1和0.001 4，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政府调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意味着地方政府有经济自主权，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引进方面具有优势，能够引进大量拥有先进科学技术以及经济效益持久的项目，另外，政府财政投资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资本密度。资本密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01 8和-0.002 7，前者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后者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资本密度对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制约作用，可能存在的原因是新疆地州市资本生产率较低，区域投资结构较为单一，使得本地投资未能发挥其最大潜力，另外投资需求与投资结构不匹配，现有投资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导致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

四是工业生产水平。工业生产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00 7和0.001 0，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工业生产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正向促进作用。新疆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单一化特征，产业主要集中在工业方面，产业优势较大的地区可以通过自身优势吸纳更多人才、资金等要素，形成产业集群，专业化生产可以产生规模效应，促进地区间产业同步发展，推动经济向高质量方向转变。

五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12 7和0.017 8，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科学技术的提高以及科技成果的转化，为企业产品生产提供科技支撑，而科技创新具有外溢性，科技进步不仅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为周边地区带来福利，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地区间的产业技术关联可以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六是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42 4和-0.061 2，前者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后者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人力资本水平对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新疆地区劳动参与率较低，人才结构不合理和人才引进力度不够，使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失衡，劳动力资源利用不充分，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因此目前新疆地州市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助推作用。

综上所述，环境规制、政府调控、工业生产水平和科技创新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在不同水平上显著，这与假设2相一致，各影响因素不仅对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作用，对邻近地区也会产生影响。

5.3 区域异质性分析

2003—2018年，新疆一直处于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作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大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把控生态安全防线，平衡好社会财富积累和控制生态赤字的天平，协调好南北疆发展，才能打好新疆可持续发展的攻坚战[33]。基于此种考虑，本文在总体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环境规制分别对南北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为促进南北疆协调发展提供实证参考。

从表7的估计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对南北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影响均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影响系数均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对新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起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有所差别，北疆影响系数为0.099 2，南疆影响系数为0.073 7，假设3得到验证。对北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主要在于北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能源和重化工业集中，在“十三五”期间，新疆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大对这些行业的污染防控力度，积极推进“电化新疆”“气化新疆”，北疆成为重要试验点，促进了北疆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低碳技术得到推广和应用，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而南疆地区以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自然环境恶劣，对环境治理主要集中于防风固沙，产业主要向绿色农业转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因而环境规制对南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受到影响。

表7 各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控制变量方面，政府调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南北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变量系数分别为0.002 4和0.000 5，即政府调控对北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大于南疆；资本密度在1%的显著水平上对北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呈负向作用，抑制北疆地区发展，可能原因在于北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资本需求量高，目前的资本投入水平还不能够满足当地发展的需要，对南疆地区的影响系数为0.006 4，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南疆地区资本密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业生产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南北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不显著；科技创新在1%显著性水平上对北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促进作用，科技创新每提升1%，北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0.015 4%，而对南疆地区变量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

5.4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本文将邻接矩阵更换为距离矩阵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为使实证结果更好地进行对比，仍以SAC模型作为基准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在10%水平上显著，即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促进作用；政府调控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政府调控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本密度和人力资本系数均为负，但并不显著；工业生产水平方向为正，结果不显著；科技创新在1%水平上显著，方向为正。对比两次实证结果，各解释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方向一致，仅显著性水平存在略微差别，环境规制促进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假设得到验证，与前文结果一致。

表8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阐述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理论假设，并利用2000—2019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传统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探究，并对理论假设做出检验，得出结论：（1）新疆高强度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倒逼企业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共赢； （2）从子系统来看，新疆环境规制能够改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而南北疆发展不均衡，协调发展受到影响；环保高标准提高了外资进入门槛，短期内影响开放发展；环境规制对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3）从空间作用方式来看，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不仅对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还能够带动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4）从区域异质性来看，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和实施力度等差异使北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强于南疆。

根据本文结论可以提供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首先，新疆作为能源大省，在“三基地一通道”建设时，要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开发清洁能源，推广清洁技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其次，完善和加强环境规制相关政策措施，提高环保标准，推动新疆环境治理全面实施。

第二，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助力开放发展。环境规制高标准使外商投资成本增加，就地设厂难度加大，政府可以通过给予相应的政策补贴，减缓外商投资压力，并给予适当的技术支持，帮助外商能够快速适应当地环保要求，顺利投资。

第三，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地区协同发展。首先，应搭建地区间合作交流平台，为资源、技术的共享和交流提供便利；其次，实现地州市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产业转移和落地提供适宜环境；最后，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作为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地区，应扩大其空间溢出效应，协助其他地州市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促进地区协同发展。

第四，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统筹地区发展。政府制定环保政策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应针对南北疆地区差异，制定适用于当地的政策措施。南疆地区相对落后，应侧重于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加大环保投资力度并给予环保补贴，通过建立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帮助南疆实现转型升级；北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应主要发挥市场机制，政府作为管理者起引导作用，制定严格环保标准，倒逼企业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第五，做好长期环境规划，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新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促进作用，为使其能够持续发挥推动作用，应制定长期环境规划，综合利用政府和市场双重手段，加强政策完善的同时充分运用环保补贴、污染监管等手段，加快动能转换，推动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