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角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

董亚宁，范博凯，李少鹏，单菁菁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生态文明研究所，北京 100710；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70）

1 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黄河流域发源于青藏高原，全长5 464千米，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2018年年底，黄河流域流经省份总人口4.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0.3%；地区生产总值23.9万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6.5%。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党中央着眼生态文明建设全局，黄河流域治理取得巨大成就，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要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五大任务[1]，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又明确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四大原则。因此，面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科学识别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空间发展和历史动态多维度突出问题，探索符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对于预测、规划和指导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深远战略意义。

已有学者针对黄河流域生态资源环境、高质量发展和空间关系等方面开展了诸多相关研究。生态资源环境方面，不少学者围绕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展开研究，薛小杰[2]将控制论引入黄河流域水资源研究，提出建立水权转让制度和水市场是黄河水量合理分配的有效途径，研究为黄河水量合理分配提供了科学依据。薛继亮[3]、董战峰等[4]研究了黄河流域产业发展过程中水资源承载力与上中下游之间的水权分配问题。王毅鑫等[5]认为黄河流域水资源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和资源诅咒现象。张宁宁等[6]提出宁夏和内蒙古全省水资源处于超载及严重超载状态，其中水域承载力最大达到88%；甘肃和宁夏全省水资源处于超载和严重超载状态，该区域应加强水域、重要湿地等的保护与重建。金凤君等[7]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资源与水环境、生态功能的胁迫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王金南[8]认为当前黄河生态保护治理存在流域水资源匮乏、生态用水保障不足等问题。王煜等[9]预测未来黄河流域水资源需求仍将一定程度上刚性增长。高质量发展方面，学者围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战略方向等开展了研究[10-12]。 空间关系方面，学者对黄河流域空间组织格局、资源环境效率和绿色发展时空分异等方面进行了探讨[13-15]。

上述研究大多侧重从黄河流域水资源、高质量发展与空间联系方面开展了研究，实际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和空间体系不可分割，三者之间存在着累积循环和相互耦合作用。因此，在生态文明视角下探索多维分析框架，识别黄河流域水资源约束、空间体系、历史预期与发展动能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提出黄河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补偿、优化黄河流域空间体系和培育激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对策意义重大。

2 理论分析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从生态文明经济学角度，工业文明是重生产的，追求生产效益最大化和物质利益最大化，并且绿色工业文明也不是生态文明[16]；生态文明则同时注重生产、生活和生态，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三生”的平衡协调和人民福祉的最大化。实际上，自然界是一个系统，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方式体现为经由自然稀缺性控制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经由空间差异性控制人类社会的空间分化和区域发展，经由其时间上的变化控制人类社会发展的波动与周期[17]。因此，坚持系统观念，探索在“生态—空间—时间”多维框架下开展生态文明经济学理论研究是一个重要理论方向。

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和中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要自然空间，以流域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18]。杨开忠和董亚宁[19]围绕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生态转型、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出了“要素—空间—时间”多维分析框架，并从社会经济物质代谢、人与自然共生空间格局和路径依赖等方面识别了关键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生态—空间—时间”多维框架下的流域生态文明分析范式。所谓生态维，根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MA）定义，生态系统服务是人们从自然系统获得的收益，其中基于水资源和粮食等物质的供给服务、基于调控水土流失的调节服务和基于养分再生的支持服务都离不开流域生态系统的供给。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受人类高强度经济活动的长期干预影响，一些流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态系统退化严重，提供服务的能力不断下降，对生态安全及人类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因此，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流域生态系统供需平衡是流域生态系统为人类供给的资源和服务与人类消耗与消费达到均衡的状态，分析这一均衡状态的前提是要同时纳入空间和时间尺度，其关键是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的量化评估。

关于空间维，杨开忠教授[21]提出空间格局不经济“4D”理论，“4D”包含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分割（division）和特色化或差异化（difference）。从空间体系角度来讲，“4D”可以进一步引申为空间发展、空间组织、空间一体化和空间差异化，这几个方面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空间发展是流域的经济发展特征（如产值、劳动力、固定投资、资源及基础设施等），主要衡量流域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程度；空间组织是流域内不同地域范畴经济活动主体的结合、空间联系与空间集聚，典型的空间组织形式如城市、村落等；空间一体化内涵丰富，包括商品、要素等到达市场的空间距离、空间可及性，也包括对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产生影响的有形或无形的限制因素（如文化、观念等），并且一体化程度是体现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空间差异化是一种特色化、品牌化的发展方式，特色化的空间发展有助于形成优势互补的空间格局，品牌化的发展有助于形成富有竞争力的发展局面，空间差异化的实质是以创新驱动助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

关于时间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旨在从时间维度以综合方式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问题。实际上，在经济研究中时间从未缺席过，时间是分析经济活动的重要维度。早期的凯恩斯理论就将经济主体的预期、决策和调整周期视为经济过程和发展的基本节律，哈罗德又将其理论拓展至长期化和动态化，理性预期学派则更注重分期分析和理性预期的作用[22]。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演化经济学提出了“历史重要”，强调基于变化、动态和历史的视角解释经济发展[23]。事实上，经济活动同时表现为时间性存在和空间性存在。时间、空间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路径依赖与历史选择不可分割，而历史选择则会受自然环境约束。自然环境的周期性特征往往会形成人类经济行为的历史预期之一，从而导致经济行为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特性则会使得空间体系发展不会脱离现有空间体系，而只是在其基础上推进。当空间体系处于路径依赖的正向锁定阶段时，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产业布局逐渐调整，最终形成优化的空间体系；而当空间体系处于路径依赖的负向锁定阶段时，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产业布局僵化，经济空间格局不平衡凸显，则会形成一种非效率的空间体系。因此，这种非效率的空间体系需要以转变自然环境的历史预期为路径突破口，才能实现更优的空间体系格局。综上，“生态—空间—时间”多维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生态、空间和时间三个维度，且生态维、空间维和时间维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图1）。

图1 “生态—空间—时间”多维理论分析框架

3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制约因素识别

3.1 黄河流域生态资源承载问题识别

流域生态资源特别是水资源承载力是流域发展的内生变量和刚性约束条件，流域发展与流域生态资源承载力协调一致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黄河流域水资源超载问题突出，水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失衡，局地协调可控性较弱，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如图2、图3所示。总体来看，黄河流域经济、人口空间重心偏向中下游，而人均水资源拥有量除青海、川北局地以外，大致呈现上游（甘肃）、下游（河南和山东）极度匮乏而中游相对欠缺的结构，同时人均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呈上下游相对集中、中游过度分散的高治理成本格局。从局部视角来看，黄河上游海西水资源丰富却存在人均污水高排放现象，兰西和宁夏沿黄城市水资源匮乏呈连片状且叠加核心城市人均污水高排放问题，中游西安、太原、呼和浩特和包头高污水排放地零星点缀于黄河沿岸且呈现局部空间溢出态势，下游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则面临缺水和高污染的双重压力，尤以黄河入海口沿岸为甚。此外，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系统局部退化，河川径流下降幅度逐年加大，地质和洪涝灾害、沙漠化、气候变化以及极端天气风险依旧存在。

图2 黄河流域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分布图

图3 黄河流域人均污水排放量分布图

3.2 黄河流域空间体系问题识别

黄河流域空间体系不优是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是黄河流域空间发展差异显著。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不仅落后沿海地带和长江经济带，而且落后全国总体水平。从经济发展水平看，黄河流域内蒙古部分地区、山东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地区相对落后。从产业发展情况看，全流域装备制造业在地区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皆小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使是相对发达的陕西、山东、河南3省，装备制造业的比重也不足25%。山西、内蒙古、青海、甘肃和宁夏5省区不仅装备制造业比重和规模较低，且结构单一化程度严重，个别省区甚至集中到单体企业。二是黄河流域空间组织低效薄弱。黄河流域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和西北两壁经济和人口密度相差悬殊，西北半壁密度和开发效率低。相比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流域的世界城市数量和层级均明显偏低。国际权威机构“全球化与全球城市研究网络组织”（GAWC）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高低把世界城市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四个等级，尽管至2018年，黄河流域已有5座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4座城市进入准世界城市行列，但等级层次较低。由于戈壁、沙漠、高山、峡谷的分割，流域城市、村落在空间上比较分散，对内对外联系度不高。流域内城市之间经济联系较弱，尤其是省域之间联系更弱，联系最为密切的河南和山东两省经济总量占黄河流域的60.2%，但两省城市之间的联系仍以省域内为主。三是黄河流域空间一体化和对外开放程度有待提高。通过对黄河流域2017年各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标进行测算，发现黄河流域内各城市市场一体化程度呈现出不均衡、不均等的特征，下游地区各城市的市场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南、山东有3个自贸试验区，占全国自贸区数量的1/6，但外贸进出口总额仅约占1/10，其外贸进出口总额在全国18个自贸区中分别位居第5、第11和第15位。四是黄河流域空间特色化、差异化优势有待开发。黄河流域具有丰富多元的特色农业资源和旅游文化资源，以各城市地理标志农产品为例，上游的阿坝和甘孜分别拥有22种和12种地理标志农产品，下游的济宁更是拥有100余种地理标志农产品，然而这些无形价值资源的开发推广程度还比较低。

3.3 黄河流域历史预期与发展动能问题识别

依托21世纪以来西部大开发以及中部崛起等战略驱动，黄河流域各省份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但是受历史原因、气候条件以及经济结构等因素影响，黄河流域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相对薄弱，内生转型动力亟待加强。一是黄河流域自然环境的非线性和周期性特征使经济活动预期不容乐观。两千多年来，黄河流域水患频发，素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称；历史上黄河流域年平均气温比现今大约高1～2℃，年温差较小、雨水充沛、草木旺盛，如今黄河流域年温差较大、降水量分布不均、沙暴扬沙多。二是黄河流域的文化价值有待挖掘。千百年来，黄河流域衍生出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春秋战国文化、隋唐文化、宋文化等，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因素。三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潜力有待挖掘。从产业层面看，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偏重，能源基地集中，煤炭采选、煤化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多，“双碳”目标下转型任务繁重；从城市层面观察，黄河流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不高（整体平均值为0.726 8），流域内部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创新驱动效力较低（最高的青岛为0.926 0，较上海相差7.4%；最低的宁夏为0.827 6，较上海相差17.24%），创新带动作用欠佳，如图4所示。

图4 黄河流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分布图

4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策

4.1 强化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保护补偿

一是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总原则，科学规划流域水资源利用，大力发展节水技术和产业，有序推动少水干旱地区的就近城镇化工作，减少因分散输水、分散耕作而致的无谓水资源损耗；针对黄河流域水少沙多、水沙比例失衡等问题，强化中游水土保持工程和上中下游的水利设施建设等长期养护治理措施。二是加强流域内生态保护的分工协作，健全上下游一体、左右岸协调联动的空间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协调地方政府间的区域治理机制，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与区域协同发展。从全流域来看，黄河上游承担着重要的生态涵养与生态修复任务，却因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难以承担生态修复成本，中游地区资源禀赋丰沃却面临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问题；下游地区基础设施完善，区位禀赋优越，集聚效益明显。因此，要建立上中下游合理分工、整体调控的生态补偿机制，依托下游助力上游生态涵养和中游环境保护，以市场机制奠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基础，提高生态修复效率。同时有效制定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分类实施的联动治理政策，释放政府监督管理效能。

4.2 优化黄河流域空间体系

黄河流域的空间格局使其空间交易成本相对较高、空间规模不经济特征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一是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压缩人居地理空间，建立优化可持续的空间组织。根据流域生态资源特别是水资源承载力，将流域人口和经济活动压缩到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群、都市圈区域，使流域空间组织变得紧凑一些，发挥规模集约效应。同时以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流域生态补偿方式退“人口”还“自然”，实现流域生态保护要求。二是压缩空间距离，构建便捷高效的空间交通信息一体化格局。考虑到黄河流域不具备通江达海的条件，为使上中下游实现联动发展，应统筹铁路、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上游地区注重补齐交通短板，中下游地区注重大通道、大枢纽建设，助力流域城市之间乃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和社会文化交往。此外还应注重数字经济发展趋势，通过利用先进信息技术降低产品和服务的空间交易成本，赢得竞争优势。三是打破分割、消除壁垒，实现要素空间上的自由流动和集聚。要着眼于黄河流域整体布局，打破有形和无形障碍，消除要素流动壁垒，通过联动发展促进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四是突出特色、品牌引领，以产品和服务的独特性获取竞争优势。黄河流域具有丰富而独特的自然资源、生物资源和人文资源，要实施别具一格战略，培育创建一批名牌名标，依靠本地品牌带动产业系统化，打造强势品牌集聚、赢得市场份额。

4.3 培育激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一是牢固树立生态安全意识，积极做好极端灾害风险的综合预防和控制方略，如采用筑堤、固道、蓄洪等工程性方法降低水患风险，依托重大水利工程和常规防御工作将黄河流域灾害风险防控战略化和常态化，最大程度降低灾害风险对流域发展预期的影响。二是充分认识黄河流域文化动力的重要性，深入挖掘黄河流域文化的时代价值，以文化动力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三是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游地区要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强化绿色生态产品供给；中游地区要在资源化工产业体系上，加强产学研合作，以绿色技术创新破解资源诅咒，着力构建绿色生态产业体系，切实实现经济绿色转型；下游地区要大力发展新兴科技产业，推动资本密集比较优势转向创新驱动优势，通过发展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提升产业内涵科技水平，带动流域经济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自然生态环境与时空之间的必然联系出发，在“生态—空间—时间”三维分析框架下，从生态维识别出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问题，从空间维识别出黄河流域空间体系不优问题，从时间维识别出黄河流域历史预期与发展动能问题，然后针对制约因素从强化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保护补偿、优化黄河流域空间体系和培育激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等方面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策。未来可从理论和实践应用层面开展深入研究：一是建立“生态—空间—时间”综合视角下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系统理论框架，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城市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交互机理；二是建立包含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创新增长的生态经济模型，系统研究生态环境约束、环境规制、生态补偿、技术进步、市场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全球化条件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城市群和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三是围绕生态文明新范式下国土空间治理要求，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环境规制、治理修复和生态补偿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