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的认同研究类型及展望

2022-02-16 19:16露,
关键词:流入地学界流动人口

姚 露, 李 洁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3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生活的变迁与现代化的联系日益紧密, 现代化的不确定性对个体的影响与日俱增,甚至能引发个体心灵重组,导致认同变化。20 世纪80 年代至今,学界持续对流动人口群体投以关注,流动人口的认同研究是流动人口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 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从发展脉络上看,流动人口的认同问题是随中国现代化的持续深入才日渐显现的,学界对流动人口研究的累累硕果为流动人口的认同研究打下了基础。 本文拟梳理各个阶段的流动人口研究,为繁多庞杂的流动人口研究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 明晰流动人口认同研究的发展脉络;廓清流动人口研究,尤其是流动人口认同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流动人口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确立,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使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此时,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城乡、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方面的推拉作用愈加明显。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逐渐加快与户籍制度的放宽,中国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强,流动人口群体数量日渐庞大。 流动人口自其出现,便与中国城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方面,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加快了中国城镇化的步伐;另一方面,生活在城市的流动人口变化发展与城镇化紧密相关。 因此,流动人口的发展分期与城镇化发展阶段基本一致。 中国城镇化进程具有大规模、快速化的整体推进特征[1],政府的政策推动在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根据政策的阶段变化可大致将城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1年的探索发展阶段,也是城乡壁垒逐渐打破的时期;1992—2001 年的扩张发展阶段,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分界,中国城镇化快速扩展,后期甚至出现了“冒进式”城镇化;2002 年至今的协调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从全局着眼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使城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 流动人口在上述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行为实践特征,由此学界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在不同时期有各自的侧重点,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一)1978—1991 年基于城市治理的研究

这一时期是流动人口急速增长的时期, 从1982 年不到3 000 万人增至1988 年的7 000万人[3],流动趋向以短距离的流动为主,但也出现了向大中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聚集的倾向。一方面流动人口作为劳动力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大大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为社会经济建设所需。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迅速大量涌向城市,为城市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不仅与改革开放初期各项制度尚不完善有关,也与当时城市尚不发达、城市工作有待完善有关,流动人口作为一个初现的庞大人群,其短时间大量涌入城市超出了城市承载上限。

这一时期,大多数学者对人口流动持肯定态度,并就如何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给出建议。 如马侠认为因城市农贸市场的开设而到来的流动人口对促进城市间的沟通、发展城市文明和文化有积极作用,因此应该为流动人口提供经济、技术和文化服务[4]。 在涉及流动人口的城市治理方面,学界多从城市管理入手分析流动人口的特点。 郑桂珍通过对上海市区流动人口的从业类型、来沪原因、人口结构、居住时间和季节变动、分布规律的调查,发现流动人口对上海的经济建设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包括增加了市政建设、城市供应的压力,出现犯罪分子流窜作案等现象,郑桂珍在论证问题存在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5]。这一时期的流动人口研究主要从人口学、经济学角度入手,重点关注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强调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以城市治理为目的分析流动人口的特征。

(二)1992—2001 年基于流动人口主体的研究

1992 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程度进一步加深。城镇化扩张使得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2000 年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已达7 849 万人[6], 并呈现地域上以省内迁移为主、在方向上向东迁移的流动特征[7]。 流动人口庞大的数量,使得仅从城市治理方面进行流动人口研究,既不足以概括流动人口内部特征日益明显的各个群体,也不足以呈现来源日益复杂的流动人口的城市特征。 因此,这一阶段流动人口研究,或扩大研究视域,即以流动人口整体为研究对象,关注流动人口特征及流动人口与社会的关系,或缩小聚焦的方向,大体表现为两个取向:一是着眼社区而不是城市;二是着眼于流动人口内部的各群体而不是从流动人口的整体出发。

以流动人口整体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流动人口在流动动因、流动方式、就业、社会空间位置上的特征。

在流动人口的动因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以经济因素为主的推拉力是主要动因。 农村的资源不足以满足农民的生存需要,而流动不仅能满足农民的生存需要,还能促进脱贫[8],满足流动人口的发展需要。 在流动方式上,流动人口更多呈现链式、网络的流动特征。 顾朝林发现家庭迁移成为更普遍的迁移方式,并且流动人口中呈现出明显的移民集团与自然区间的社会劳动分工[9]。 在就业方面,由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多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如手工业、服务业等。 但流动人口不只满足于现状,寻求人力资本增值也是流动人口流动的动机之一。 接受教育和培训、边干边学、改变思维和生活方式等是流动人口增加自身人力资本的方式。 分析流动人口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等关系。 钟水映认为,人口流动促进了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无序的流动又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隐患[10]。 在社会结构上,流动人口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但在这一过程中,流动人口面临着种种障碍。 李春玲认为,流动人口与本地城镇居民之间还存在社会等级分界线,致使流动人口的职业结构机会与社会上升机会低于本地城镇居民[11],流动人口比本地城镇居民更难以获得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 流动人口由于经济差异、内外之别等原因长期处于社会空间的边缘,这不仅使流动人口陷入生活上的困境,甚至还会引发犯罪问题,这是社会秩序的又一隐患。 麻国安通过对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地流动人口的犯罪状况及特点的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的犯罪结果与文化冲突、社会巨变、相对剥夺等因素紧密相关[12]。

缩小聚焦的方向意味着深入探讨流动人口的生活方式和特征。 其中,流动人口的社区研究一般倾向于描摹社区内的流动人口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等。 如项飙在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中讨论了社区的形成方式和运行模式:社区是在由生意关系和亲友关系维系着的链式流动中逐渐形成的, 其生意网络以浙江村为中心向外辐射,在内依靠大户搭建的市场处理内部事务[13]。 关于流动人口内部各群体的研究,则倾向于关注群体特质及其特质所关涉的方面,关注的群体包括女性流动人口、儿童流动人口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本阶段末期,新生代流动人口作为一个群体逐渐被讨论。

在城镇化探索发展阶段,女性流动人口长期呈现数量少、就业少和社会参与度较低等特征,因此一直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关于女性流动人口的讨论仅出现在计划生育维系障碍的议题中。 至城镇化扩张发展阶段,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进一步增多,女性更加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学界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关注因此提升。 由于女性的传统社会角色定位,女性流动群体存在区别于流动人口整体的其他特性,这引起了学界的更多关注,促使学界对女性流动人口的研究聚焦于该群体的流动状况、婚育状况及其观念变化与流动的关系。1996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性别话题是重要议题之一[14]。 众多学者讨论了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流动的去向及就业状况,认为女性流动有利于强化女性的社会意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但女性流动人口因社会性别缘故其流动性滞后于男性流动人口,在职业选择上更进一步呈现非技术化、底层化和边缘化的特征[15]。 因此,如何推动女性流动、改善女性流动人口的处境意义重大。 在对女性流动人口观念,尤其是婚育观变化的研究中,学者发现了女性流动人口婚育观保守与非传统并存的现象。 如黄润龙调查研究江苏省打工妹的婚育观,发现其对于离婚、婚前性行为等持谨慎或拒绝的态度,但对婚外情持宽容态度[16]。

流动儿童是跟随父母流动的儿童, 其中大部分不仅面临着居住环境变化导致的身心变化,还面临因异地户籍或是流动频繁导致的入学难题。 这一时期学界对流动儿童的关注集中在流动儿童入学难问题上,学者们希望通过研究能改善这种困境,如段成荣《要重视流动儿童少年的教育问题》[17]、张永强《都市边缘的“流动学校”》[18]等。 随着社会发展和对流动儿童研究的深入,研究逐渐转向认同领域。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始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到90 年代形成一定规模,引起学界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聚焦研究。 在流入城市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一些困难,如传统习俗在城市难以维系,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遭遇语言障碍,部分无序流动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等。 许多学者注意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种种特殊困难,并基于对现状的研究或提出观点,或探求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困难的方法和途径。 如郑信哲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仅能促进城市居民多民族化趋势、促进民族关系进一步和谐发展,还能促进民族地区发展[19]。 周竞红认为,面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趋势,城市民族工作还存在不足,如未能掌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状况,不能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就业、居住和子女入学难等问题,工作停留在事后调节和管理上,未能进行有效管理。 因此,周竞红认为应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特点的管理协调机制, 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需要有效协调,进行社区化管理并发动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以完善城市民族工作[20]。

至世纪之交,流动人口的出现已有20 年,流动群体已实现代际交替。 流动人口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快速发展的时间高度相关,两代流动人口生长的社会环境、成长经历存在差异,因而具有不同的特征。 王春光是较早发现并研究两代流动人口不同特征的学者[21],他对新生代流动人口认同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学界对流动人口认同问题的关注。

(三)2002 年至今转向认同的研究

2002 年至今,是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期,强调市场在劳动力等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城镇化发展模式变化使流动人口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上个阶段末期出现的关于新生代流动人口认同问题的研究成为这一阶段学界的热点,原因有三方面:一是流动人口所面临的社会适应与融入困境发生变化,如城市治理水平上升及制度改革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面临的居住、入学、就业等制度性难题得以不同程度的解决或缓解,但这些难题的解决和缓解并不意味着流动人口能顺利地在流入地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开启美好的城市生活;二是此前流动人口研究多以流动前、流动中、城市中的流动生活三个阶段为基础,局部考察特定阶段流动人口的流动状况与特征,研究缺乏整体性、全局性与时效性;三是认同本身代表着个体或群体对自我与社会、群体关系的思考,对流动人口进行深入的认同研究,既能以认同为基点考察流动人口与社会的互动及关系,寻找提升流动人口城市生活质量的办法,又能弥合流动人口研究的缺陷。 因此,认同理论被引入流动人口研究,并逐渐与流动人口研究的大部分领域结合起来。 流动人口的认同研究是本文重点梳理的内容,下文做详细探讨。

二、 流动人口的认同研究

中国流动人口的认同研究深受美国关于移民认同研究的影响,吸纳了文化适应理论与社会融合理论。 认同是个体或群体对“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归属何处? ”等基本问题的回答;文化适应理论讨论的是个体在面临异文化时的身心包括认同的变化;而社会融合理论本就诞生于美国关于如何使移民美国化、成为美国人的过程中。 因此,文化适应理论与社会融合理论是认同研究的一部分。 中国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尤其是乡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多为城市)都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环境的问题。 文化适应理论为描摹流动人口的适应过程,分析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提供了框架。 一方面,一些流动人口去往城市,是想要在城市实现自我价值,寻求美好生活,定居城市;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扩张,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被迫成为城市的一员。 因此,许多流动人口,或主动或被动,都要面对如何融入城市的问题,社会融合理论为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视角。 因此,流动人口的认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其一以流动人口为中心,结合文化适应理论,或从流动人口内划分的各个群体出发,讨论在流动过程中流动人口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或从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的各个阶段出发讨论流动中的现象与问题;其二以社会为中心,结合社会融合理论讨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及方式;其三兼取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二者之长, 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构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模型。 其中,代际差异与认同危机是三类研究共同关注的话题,但代际差异与认同危机的复杂性更多体现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中。 因此,学界在新生代流动人口研究中更多涉及上述两个话题。

(一) 以文化适应为中心的研究

1.基于群体分类的研究

此类研究基于流动人口内部的群体类型与特征,讨论各群体在文化适应时面临的不同特点和困难。 学界主要关注的群体包括流动儿童、女性流动人口、老年流动人口与新生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认同的代际差异、认同危机是关注的热点。

流动儿童处于认同的形成和发展阶段,相关研究充分考虑到这一特殊性,重点关注流动儿童在认同的早期阶段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其认同的因素。 周拥平对北京贫困家庭的访问暴露出流动儿童在城市不仅面临着贫困问题, 还面临着入学难与本地同学排斥甚至孤立的问题[22]。张翼、风笑天较早探讨了流动儿童在认同的表层阶段——社会化过程中,家庭贫困、父母文化素质有限等家庭因素,入学困难、教学水平有限等学校因素,以及被同辈排斥的经验等对个体成长因素给流动儿童社会化造成的负面影响[23]。 段成荣较早地从教育角度讨论流入地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忽视和对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阻碍[24]。 刘杨、方晓义发现对“农村人”的身份认同能增强流动儿童的自尊,从而促进其城市适应的进程[25]。 父母流动其子女不一定能跟随父母流动,留守儿童因此出现。 留守儿童散见于乡村,但其数量也不容忽视。 留守儿童不仅面临入学难和同辈排斥的问题[26],还面临因缺少父母陪伴和关爱导致心理问题[27],甚至出现暴力化倾向。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是父母流动后儿童处境的一体两面。从现有研究看,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均面临着文化适应的难题。

涉及女性流动人口的认同研究, 主要是强调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动中的性别特征或影响,并进一步讨论女性与流动、群体、社会的互动关系。 有学者认为女性流动人口认同更多呈现出个体化、内卷化的特点[2]。 有些研究对女性流动人口加入经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对传统界定的性别角色及在结构上的女性空间和社会经济界限发出的挑战也颇为关注[29]。 刘宁发现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呈现非技术化、底层化和边缘化的特征,大多是非正式的就业渠道,不利于女性流动人口自我价值的实现、家庭及社会地位的提升。 因此,需要社会各方面,尤其是政府帮助解决女性流动人口面对的制度困境、观念束缚[30]。

老年流动人口的成因有两种:一种为老年之后跟随子女流动,另一种为流动人口进入老年。 虽然老年流动人口的成因分两种,但学界关注的问题是共通的:老年流动人口的认同问题。 如谢东虹通过对比城城流动老人和乡城流动老人的城市居留意愿发现,社会网络、户籍制度对于流动老人居留意愿有较大影响[31]。 杨菊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流动老人的社会适应呈现“高心理-中行为-低文化”模式,认为促进流动老人的社会适应需要从模糊制度和社会边界、增强心理和精神空间的可达性两个方面入手[32]。 钟仁耀、孙昕基于“认知-行为”双维度框架将“老漂族”分为完全认同型、继续认同型、认同制约型和认同失败型四类,并分析了个人禀赋、家庭禀赋和社会禀赋对四种认同类型的影响,讨论了认同失败型向完全认同型转变的内外两条驱动路径[33]。但老年流动人口异地养老难题困扰着老年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解决流动老人的养老问题是促进流动老人城市适应的重要措施和途径。 边恕认为应该统筹规划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并从制度顶层设计、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配套机制设计等方面优化养老保险城乡统筹[34]。

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讨论始于城镇化扩张发展的末期。 王春光通过对温州、杭州、深圳三个城市的问卷调查发现,在21 世纪初我国已经出现流动人口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呈现模糊化、不确定化和不稳定化的特征[35]。 学界对王春光给出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定义和特征基本认同,并据此进一步研究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特征及认同。 如杨菊华认为新生代流动人口呈现出社会经济地位低、社会保障程度低、身份认同低等特点,个体面对其困境无力施为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使得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不仅面临着人力资本低的难题,还面临着社会制度与环境树立的重重坚壁[36]。 汪雯认为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中,职业选择、职业流动、工资决定和工资差距等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整体绩效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的整体绩效有利于促进其市民化[37]。

代际差异是讨论以代际划分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时难以回避的话题。 流动人口认同的代际差异研究主要关注代际影响与传递。 代际影响与传递关注的问题包括父母流动经历对子女的影响[38],观念、社会阶层等在代际间的传递[39]。 由于面对的社会环境不同,二代流动人口的认同状况与第一代相比也存在较大差异。 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看,与第一代流动人口比较,二代流动人口由于城市生活经验及社会环境的改善, 其社会交往更不具有内卷化的特征和趋势[40]。 从文化适应视角出发,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的代际差异的讨论更多集中在产生原因上,教育因素、社会与时代发展、思想变化等被认为是造成代际差异的主要原因。

对于流动人口认同危机的讨论是对流动人口社会边缘化等研究的发展,主要从成因及影响两方面进行讨论。 一般认为,当流动人口的认同进入一种悬置的迷茫状态时,认同危机即会产生。 如朱妍、李煜从新生代流动人口既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福利体系之外,又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中国的制度和传统的“双重脱嵌”论述流动人口产生认同危机的原因[41]。 若这种悬置的迷茫状态结束,流动人口的认同危机一般会导致两种结果:认同内卷化或危机爆发。 认同内卷化的危害会使群体或个体持续陷入边缘、更边缘的社会空间位置[42],而认同危机爆发甚至可能导致犯罪。 如郭理蓉通过对城市二代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二代流动人口特殊成长背景导致的心理困境、社会化机制的缺失、城市生活的排斥和歧视、较差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是导致二代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因素[43]。 李漪认为,解决二代流动人口社会边缘化的问题能减少城市犯罪的发生[44]。

2.以阶段划分的研究

一般来说,文化适应会发生在两个阶段: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文化适应,以及流动人口返回流出地的文化适应,代际差异、认同危机贯穿于文化适应的始终。

学界在流动人口的流入地文化适应研究中发现,社会网络、身份等对于流动人口文化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 张鹂在《城市里的陌生人》中讨论浙江村的形成时,再次强调了基于血缘、地缘的社会网络对于温州人在外发展商业的组织框架作用,肯定了私人关系网络作为纽带在维系浙江村存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45]。 周大鸣在讨论移民与城市化的关系时,分析了移民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利用情况,并借此讨论了新的公共空间、生活空间的形成[46]。 任远等通过对绍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扩张的研究发现,以流入地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可以化为促进流动人口流入地社会融合的本地化社会资本[47]。 张琼在讨论女性流动人口城市适应过程时,发现婚姻使“外来妹”在上海落地生根,但并没有改变其外来人的身份标签,婚姻作为一种适应策略并没有深刻改善女性流动人口的困境[48]。 关于流动人口的返乡研究,随着21 世纪的到来而逐渐发展起来,尤其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学界关于流动人口的返乡研究层出不穷。贺雪锋等发现金融危机导致约2 000 万人的农民工失业,而其中相当数量的农民工需要承担家庭的重担,因此这部分农民工面临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解决这份危机的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福利制度、新农村建设及相关制度与政策、小农经营等保障性、建设性制度[49]。农村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成婧在讨论赴韩务工人员返乡时发现“返乡社会适应的过程就是个人认同、物质认同、角色认同和集体认同的过程”,其中角色认同更加决定社会适应的程度[50]。当然,学界对于流动人口返乡的讨论也是基于流动人口分类的研究。如朱力根据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差异将流动人口划分为三个类型,明确定位为农民的回乡型、模糊定位的徘徊型、定位为市民的滞留型[51],对流动人口返乡的研究就是讨论这三种流动人口的回乡意愿、再适应过程。

(二)以社会融合为中心的研究

社会融合的主要参与方有两方面:一是需要进行社会融合的流动人口,二是流动人口融入的对象,即流入地社会。 因此,此类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以流动人口整体为对象,从社会层面出发研究影响流动人口认同的因素,并强调以政府、社会为行动主体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二是以流动人口为出发点,研究影响其社会融入的因素。

以社会为中心, 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因素主要有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两个方面,社会结构主要包括制度等政治因素和居住格局等社会空间因素。 熊光清通过调查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面临着户籍制度、社会结构分层等因素导致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缺乏政治参与的途径等政治排斥问题[52]。杨菊华从户籍制度的身份标志作用出发,以城乡二元为横轴、本地外地之分为纵轴探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制度、结构、理念的三堵墙[53]。 高水红、赵晔琴等人从教育制度出发探究影响二代流动人口认同的成长经历[54-55]。 对流动人口居住格局和形态的研究在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时期蓬勃发展,但主要关注的是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 从聚居形态上划分则有条带状、片状、团状、散点聚居区等不同形态[56];从形成机制上看则有以亲缘、地缘等为纽带的缘聚型和以就业务工为纽带形成的业缘型[57]。 还有学者进一步阐释正规的居住社区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有显著的正面影响[58]。 关于社会环境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讨论主要是指污名化等社会因素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 管健认为对流动人口的污名与刻板印象会降低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限制流动人口的发展前景,造成群体间的区隔与疏离,乃至冲突与对立。因此,需要第三部门介入,构建受歧视和污名人群的社会支持网络[59]。社会环境变化,尤其是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也不乏关注[60-61]。

以流动人口为中心,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是社会资本。 从社会融合角度看,社会资本既包括以关系网络为代表的社会网络,也包括以个人能力为基础的人力资本。 李强等认为通过增加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促进其经济融入,可以加速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进程[62]。 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一般指其通过社会网络等方式获得的信息或资源,与流动群体的社会融入呈正相关,但是过于依赖以流出地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也会使其成为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的阻碍。

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中,学者一般以政策建议为落脚点,主张通过政策性的支持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如田明等通过比较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在影响落户意愿的个人初始因素、中介因素、流入地城市因素三方面的差异,认为从政策和社会支持的角度看,可变的中介因素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键,鼓励家庭随迁、提高社会保障及城市公共服务水平、鼓励流动人口掌握当地语言等政策可促进流动人口向流入地融合[63]。

(三)立足实际的流动人口认同模型

认同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是流动人口主动或被动拥有的对一个地方的信任、依赖与归属感。 中国流动人口研究,尤其是流动人口认同研究其目的或潜在目的大多是帮助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过上美好生活,以此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因此,许多学者尝试兼取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合理论, 立足实际情况分析提高流动人口流入地生活水平的途径。 如张继焦通过对北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查,结合边燕杰的中国版“网络分析”,以“差序格局”为基底,参考“社会资本”和“结构洞”,加入时空因素与变数建构了网络分析的“城市版”“差序格局”,并将其作为提高流动人口城市生活质量的分析工具[64]。 周皓认为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应包括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五个维度[65]。 在此类讨论中,又尤以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最为丰富,主要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城市融入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城市融入的对策等方面[66]。 如汤夺先通过对兰州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从业行为、生存状况等的讨论,认为流入地城市应该从照顾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以及关注其作为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两方面出发加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文化适应[67]。 姜亦伟从经济整合、行为适应、 身份认同与文化心理融合等社会互动方面探讨了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面临的问题,认为应该从加强党的领导、提升组织保障与人员配备、伊斯兰中国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等方面推进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融入[68]。 方纲、林伯海通过对成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障碍仍然在个体和结构上存在[69]。 李林凤认为需要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个体人力资本,从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以社区为平台构建支持网络、制度与政策层面的调整与重构三方面出发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70]。

三、评述

(一)流动人口研究的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的数量随着中国现代化、城镇化和制度改革的步伐日渐上升,如今已有约3.76 亿人。 流动人口的发展状况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特征。 学界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不仅随着研究本身的发展而不断深入,更随着流动人口自身发展状况和特征的变化而转向。

1978—1991 年是城镇化初步发展阶段。 农村劳动力短时间大量涌入城市参与经济建设,但城市制度与设施并不完善,使得大量城市问题出现。 因此,学界的流动人口研究大多聚焦城市治理分析流动人口的特征,目的在于为城市治理提出政策性建议。 这就难免导致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分析不全面,流动人口研究亟待深入。

1992—2001 年是城镇化进入扩张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流动人口城市生活面临的障碍被逐渐清除或减小。 同时流动人口数量逐渐庞大、内部情况复杂化,流动人口自身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得到社会和学界的重视。 这一时期,学界仍然保持着对流动人口城市生活面临困境的关注,但更倾向于分析各群体的特征,并对流动困境进行针对性研究以期找到解决办法。 儿童流动人口、女性流动人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本时期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在该阶段末期,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引起学界关注:流动儿童的权益由于户籍与流入地不同得不到保障,如接种疫苗、接受义务教育等;女性流动人口在这一时期呈现社会参与度大大提高、偏离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等新特点,逐渐引起学界对女性流动人口婚育观念、就业状况等的关注。 学界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城市民族关系联系在一起,论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积极作用,完善城市民族工作对促进民族关系发展的正面影响。 在本阶段末期,王春光掀起了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讨论,新生代流动人口被定义为具备更多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的年轻一代流动人口。

2002 年至今是城镇化协调发展阶段。 中国的城镇化率迅速提升,到2020 年已达63.89%,这意味着有大量的流动人口长期生活在城市。 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流动人口城市生活曾经面临的制度障碍已不再是其面对的主要困难, 但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仍受到来自社会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 如何提高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水平? 流动人口研究发展到这一阶段,缺乏整体性、全局性、时效性的缺点暴露出来。 如何弥补这些缺陷? 认同理论被学界视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而被引入流动人口研究, 流动人口研究逐渐向流动人口的认同研究转向。

(二)流动人口认同研究的三种类型

目前,学界对流动人口认同的研究有三类:一是以文化适应为中心的研究,重视流动人口的主体地位,着意描绘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的过程,分析其间的特征和影响因素。 个体的认同基底受到自身性格、家庭或代际传承的影响。 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认同基底与舆论、社交等社会因素互动引起认同变化,或加深本有认同,或改变认同,或发生认同危机。 二是以社会融合为中心的研究,重视流动人口所处的社会,强调社会对流动人口认同的影响,讨论经济、居住格局、舆论等社会环境与户籍制度、社会空间位置等社会结构与流动人口认同的相关性,倾向于通过社会,尤其是政府的努力增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 三是以实际情况为根据,融会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合,构建流动人口认同模型。 受差序格局影响的社交网络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面对的特殊困难,如文化或宗教上的不适应等,得到了普遍的关注。

(三)展望

流动人口研究发展至今,成果丰硕,渐成体系,尤其是流动人口认同研究的发展使流动人口研究越加完整。 但通过对流动人口研究脉络的梳理,仍可发现一些不足之处。

1.应进一步探索流动人口的主体性呈现方式

当下流动人口认同研究大多以加强流动人口的流入地认同为预设对象,但问题在于是否是所有流动人口的真实诉求? 流动人口需不需要认同流入地? 流动人口需要对流入地求得怎样的认同?抱有怎样的心理素质才能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有所帮助?因此,关涉流动人口的主体性讨论,而非他者视角,应予以更多关注和探讨。

2.应进一步讨论流动人口更多可能性的生活方式

流动人口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安定难,从物理角度看难以定居下来,从心理角度看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认同出现了困难;流动难,在流动的过程中面对的制度障碍、生计困难、心理困境等因素都侵扰着流动人口的生活。 学界以认同为出发点进行研究希望解决这些困难,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 但也许应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在保证流动人口一定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使其可以自由选择在城市或者在农村生活?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意义之一,也关涉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需要各学科进行更深更广的交叉融合。

3.应进一步聚焦社会发展影响下的流动人口研究

目前,学界的研究多以流动人口为主体,或研究流动人口对社会的影响,或研究流动人口的特征,或研究解决流动人口面对的难题。但调转视角,应更多关注流动人口本身的发展,以他者的目光去关注社会发展带给流动人口的影响, 从中总结出提高流动人口生活质量的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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