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药物计量名再论黑水城出土医药方来源

2022-02-16 05:46鄢梁裕
西夏学 2022年1期
关键词:黑水城医书西夏文

鄢梁裕 崔 为

在古代,统一的度量衡能够促进国家的经济发达与商业繁荣。同时,对西夏度量衡的研究,前辈学者都进行了一定的前期研究①史金波认为:西夏的度量衡和中原地区一脉相承,是以尺寸、斗升、斤两来计算的(史金波:《西夏度量衡刍议》,《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第9页);陈炳应从货币与度量衡联系起来来推测西夏度量衡制度(陈炳应:《西夏的衡制与币制》,《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第250页);梁松涛认为:西夏度量衡和中原地区一脉相承,西夏在医药文献的衡量单位上亦深受中原医学的影响。在西夏药方中除了常用一些规范的衡量单位外,部分非衡量单位也时常出现在西夏文药方中(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非计量单位的考察》,《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12年第2期,第73页)。,针对已公布的黑水城医药文献的底本来源,本文认为还有几个未完全厘清的疑问:其一,部分医药方在传世中医文献中查阅不到;其二,部分已考证底本来源的药方,在计量名与用量上存在差异;其三,部分药方常规与非常规计量名混用。本研究不揣冒昧,在前辈学者的论述基础上,将对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方中药物计量名的使用情况进行梳理分析,尝试从计量名的时代流变进行新的剖析,为西夏医药文献中部分药方来源性质判定提供一些新思路,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一、西夏对中原医药度量衡的借鉴

宋代是中医药度量衡的分水岭。宋代以前,隋唐医家沿用汉魏衡制,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方》,以及日本丹波康赖同时期编撰的《医心方》引用六朝、隋、唐医家方,皆采用汉魏衡制,即斤、两、分、铢制①张继:《中医传世和出土文献度量衡用语探析》,《中国临床研究》2014年第12期,第1536页。。而到了宋代,由政府颁布的《太平圣惠方》中记载:

古方药味多以株、两,及用水皆言升数。年代绵历浸远,传写转见乖讹,或分两少而水数多,或水数多而分两少,轻重不等,器量全殊。若不别其精粗,何以明其取合。今则加减合度,分两得中,削旧方之参差,合今时之行用……其方中凡言分者,即二钱半为一分也。凡言两者,即四分为一两也。凡言斤者,即十六两为一斤也。②[宋]王怀隐编:《太平圣惠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第29页。

同样由宋政府官修颁布的《圣济总录》记载:

吴人以二两为一两,隋人以三两为一两。今以新法斤两为则。③[宋]赵佶等编:《圣济总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年,第173页。

可知宋代对医药行业度量衡进行了新的改革,此外,在景德年间(1004—1007)刘承珪创制的“戥秤”或称“戥子”,即一两秤和一钱半秤,使钱以下权衡单位的量值更为精密准确。加上当时宋代药物称量的工具还有大秤、小秤④张瑞贤等:《宋代药物非衡量计量单位的考察》,《中国中药杂志》2008年第21期,第2576页。,因此造成了宋代在药物称量上存在等秤和大小制并用的情况。这也与隋唐两朝大小制并用,医用度量衡则一般采用小制有所不同。

然而史籍记载,宋代度量衡称量器有过多次改动,如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因太府寺旧藏砝码“一钱至十斤共五十余种,轻重无准”,故下诏重申统一度量衡;景祐二年(1035)李照奉诏改制,作7件标准度量衡“度式”以用作斗、斛、石这类大容量的称量⑤张瑞贤等:《宋代药物度量衡单位的考察》,《中国中药杂志》2008年第19期,第2268页。。根据张瑞贤先生等人的研究⑥张瑞贤等:《宋代药物非衡量计量单位的考察》,《中国中药杂志》2008年第21期,第2576页。,这几次对度量衡称量工具修订多为大体量容积制。此外,自宋代开始,中医方剂的剂型有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由原来的汤剂改成了煮服散剂⑦宋延强:《金元四大家对经方50味常用药物的临床用量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3页。,药量使用减小,由此也导致了方剂药量很少见用到大容积的情况。所以,宋代度量衡多次变动并未对医药度量衡产生大的影响。

基于宋人对医药度量衡的变革,故在药物计量名称的使用上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宋以前的“两”,到宋代就演变为“钱”①张瑞贤等:《宋代药物度量衡单位的考察》,《中国中药杂志》2008年第19期,第2268页。。并且药物质量单位除仍用16两为1斤外,其他单位也都采用了比较科学的十进位制②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1页。。所以,在宋代官修医典中度量衡的使用就基本固定为十进制和“斤、两、钱、字、分”为常规计量单位名。

西夏建立政权后,虽然军事上与中原冲突不断,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过,在此期间,西夏在“自言慕中国衣冠”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14001页。思想的影响下,大量采纳和借鉴了宋代中原先进的思想和技术,以医药为例,宋代《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丙戍,以国子监印“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赐夏国,从所乞求。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真宗景德四年十月庚申,中华书局,2004年,第1502页。

可见当时西夏曾向中原求取医药书册,那么是否就药物度量衡的制度也一并借鉴?

就目前已公布的黑水城文献中,涉及医药文献的文书共有32个编号,分别收录于《俄藏黑水城文献》⑤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0—242页。《英藏黑水城文献》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英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⑦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2007年。等书中,经过学者的整理研究⑧鄢梁裕:《黑水城出土文献中的药物研究》,宁夏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3页。,现有医药方共计92个。这92个医药方所使用的药物计量名与中原医药计量名有着很大的关联,以西夏文医方为例,医方中“ ”,汉文可译作“两、付”;“ ”,汉文可译作“钱”;“ ”汉文可译作“升”⑨[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等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页、第46页。。此三类计量名在宋代官修医典中亦有记载,且使用频次最高,故此类计量名在医典中称为常规计量名。

关于西夏的度量衡制度,史金波先生以斗、斛为例,从出土西夏光定卯年(1219)借贷文书中“借麦一斛五斗,每斛利五斗,一斛五斗的利是七斗五升,本利共二斛二斗五升”⑩史金波:《西夏度量衡刍议》,《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第10页。,结合现代度量衡制度来大致推测西夏的度量衡制度,初步认定了西夏与宋代在十进制的使用上是基本吻合的。

从药物常规计量名使用的钱、两、斤而言,西夏在使用和换算上也继承了中原。在《文海》中对宋代常规药物计量名“钱、两、斤”的换算有记载:“”,译为“十黍一镒,十镒一铢,六铢一钱,四钱一两,十六两算一斤。”①李范文:《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51页。其中“”,汉文可译“钱”;“”译作“两”;“”译作“斤”②孙伯君:《西夏语名量词考论》,《民族语文》2014年第2期,第35页。。故《文海》所言的“四钱一两,十六两算一斤”实则与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载:“其方中凡言分者,即二钱半为一分也。凡言两者,即四分为一两也。凡言斤者,即十六两为一斤也。”相同。此外,《文海》中的“”(黍)“”(镒)“”(铢)则与唐代药物计量名称相同。

综上,西夏在度量衡的换算上基本借鉴了中原宋代的十进制,同时,在计量名称上保留有唐宋两个时期的计量名称,由此可见唐宋时期计量名标准化过渡影响着西夏度量衡的制定与运用。

二、西夏对药物计量使用的创新

结合前期学者研究③于业礼认为,黑水城医药文献底本来源除中原医学之外,还涉及辽、金、回鹘及其他古代少数民族的医学内容(张如青、于业礼:《出土西夏汉文涉医文献研究述评》,《中医文献杂志》2017年第1期,第68页)。梁松涛认为,目前对黑水城西夏文医方的文献底本来源大概可分为四类:一来源于唐宋官修医书,二来源于金元时期名家医方,三为西夏本民族特色医方(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底本来源及特点》,《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54页)。,目前对黑水城西夏文医方的文献底本来源大概可分为四类:一来源于唐宋官修医书,二来源于金元时期名家医方,三为西夏本民族特色医方,四为其他古代少数民族医方。西夏人在医药文献的计量运用上并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硬套,史金波先生认为西夏建立政权以后,虽一方面承制了宋代度量衡制度,另一方面也在进行着自己的修改主张④史金波:《西夏度量衡刍议》,《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第9页。。可惜的是,在出土的西夏法律文书《天盛律令》中对于“度量衡”制度的记载已经缺失,故无法直观地了解西夏度量衡制度改革的内容。但从医药计量的使用而言,西夏人的确有所创新。兹举一例以说明:

俄藏编号Инв.No 4979医书,第7-2行,为治痿医方,此方经梁松涛考证⑤梁松涛:《黑水城出土4979号一则西夏文医方考释兼论西夏文医药文献的价值》,《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年第8期,第54页。,与《医心方》中所收录《千金方》的“治阴痿精薄冷方”,以及宋代林亿等校正的唐《备急千金要方》中“治阴痿精薄冷方”同源,今将西夏文药方对译为汉文并将三者条文进行对比(见表1)。

表1 治阴痿精薄冷方剂量对比

日本所著《医心方》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全书共三卷,书中收录中国医典204 种,其中近一半医典在中国已经亡佚,故此书中所收录之医书对于国内医典辑佚校勘有着重要意义①李浩:《〈医心方〉版本源流系统浅识》,《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101页。。梁松涛先生认为因《医心方》所引之方出自唐本《备急千金要方》,未经宋代校正医书局校正,故保存了部分唐貌,而宋本《备急千金要方》经校正后,在计量上仍与《医心方》中唐本《千金方》相同,西夏文医方虽在药物配伍上有“五味子”而无“钟乳”,但从行文和主治来看和《医心方》收录的唐本《备急千金要方》同源,所以西夏文医方来源应该为已佚的唐本《备急千金要方》②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99页。。

从文字内容来看,宋本《千金方》删改“治痿而不起,起而不大,大而不长,长而不热,热而不坚,坚而不久,久而无精,精薄而冷方”为“治阴痿精薄而冷方”,同时,在配伍上有“五味子”而无“钟乳”,梁松涛认为是校正医书局“有意为之”③梁松涛认为,此段文字为淫言秽语,故在校正医书局校对时删去(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2页)。。其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一,宋代校正医书局校正医书之弊④黄龙祥:《试论宋代校正医书局私改医书之弊》,《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年第4期,第43页。;二,宋人好改古籍文字。顾千里《思适斋集》载:

今之所贵于宋本者,谓经屡写则必不逮前时也。然数之失真,亦每由于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见而改旧文。⑤[清]顾广圻撰,黄明标点:《思适斋集书跋》序四《重刻〈古今说海〉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

故造成了宋本《千金方》与唐本《千金方》的文字差异,本文虽认同Инв.No 4979医书治痿方底本来源是唐本《千金方》,但还有一个问题始终未解决,便是两者之间剂量的差异,除苁蓉三两不变外,其余相同药物的计量都有所减少,故造成剂量差异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根据前文对西夏和宋代度量衡制度的借鉴,本文认为还有两种原因:其一,或为西夏人在翻译传抄相关汉文医书时的抄写讹误造成;其二,在传抄翻译汉文医药方时,抄录者并非把中原药方的剂量原封不动地对译过来,而是有意识地根据本国度量衡制度对医方进行了改造。虽然从内容来看,西夏当时的医药发展明显受中原医药书籍影响,但如若是第二种原因,说明西夏人在药物计量转换上是有所创新的,体现出中原医药文献在西夏流传过程中的嬗变特色,同时侧证了西夏对宋代度量衡制度的创新与变革。

三、计量名“把”的使用与分析

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方中,除了上述常规计量名外,也夹杂着一些非常规计量名。见有“”,汉文译作“把”;“”,汉文译作“粒”;“”,汉文译作“根”①[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等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页、第46页。,这一类计量名在宋代官修医典中使用频次很低,有的甚至没有。而黑水城却有部分医方中使用了非常规计量名的“把”字,经统计,共有6个医方中在部分药物或全部药物的剂量上都用了“把”,现将这6个医方对译为汉文后析出(见表2)。

表2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药方涉及计量“把”的药物

对于上表各医方中涉及“把”的药物品种和特性来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特性,既有植物,也有矿物;既有种子果实,亦有根、茎、叶。

查阅历代中原医典,在药物计量使用“把”字的情况还是比较丰富的,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后又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其中《伤寒论》文见:

伤寒解后,虚嬴少气,气逆欲呕,竹叶石膏汤主之。竹叶 二把,石膏 一斤,半夏 半升、洗,麦门冬 一升、去心,人参 二两,甘草 二两、炙,粳米 半升。①[汉]张仲景著,何丽春校注:《伤寒论》,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7页。

又《金匮要略》载:

还魂汤方……又方韭根一把 乌梅二十个 吴茱萸半升,炒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之。②[汉]张仲景:《金匮要略》,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年,第70页。

根据对医典的查阅梳理,在宋代规范药物计量名前,医学专著中大量使用到“把”的时间段集中在晋唐之间,以晋代葛洪《肘后救卒方》③[晋]葛洪撰,汪剑、邹运国、罗思航整理:《肘后备急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和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后又分为《千金要方》④[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和《千金翼方》⑤[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两书)、唐代王焘《外台秘要方》⑥[唐]王焘:《外台秘要方》,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三部著作为代表,其中《肘后救卒方》涉及13个方,《千金要方》涉及44个方,《千金翼方》涉及23个方,《外台秘要方》涉及23个方,以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所载最多,共计67个方。以上书中所用到“把”作为计量名的药物,多为植物类药物,如“葱一把,韭根一把,竹叶两把,霍一把,香茅一把,紫苏两把,生茅根一把”等,另也见有“盐一把,鸡毛灰一把”这类颗粒粉末类的药物。从药方服用方法来看,大多数为取新鲜生用,如《千金翼方》载:

水毒方捣苍耳取汁,服一升,以绵沾汁滓,导下部中,日三。又方:取蓼一把,捣取汁,服一升,不过三服。

又方:取蓝一把捣,以洗面目身令遍。⑦[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437页。

宋及之后官修医书,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除了收录引用唐或唐以前的医书所载方外,虽然仍有零星使用“把”作为计量名的现象,但多数为从一些亡佚的医书中摘录,未有校改之貌,遂保留了一定的原始面貌。但是,宋及以后非官修的医书中,却仍见有大量以“把”作为计量名的方子出现,其中以明代居多,通过对这些医书类型的判断,多为个人所著的经验方,医案类,例如《薛氏医案》《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等,这类医书中用“把”作计量名的药物特征,仍然与唐代医书中使用的情况类似,大部分为新鲜生用的药物,以明代《薛氏医案》为例:

忍冬藤,生取藤叶一把,入砂器内烂研,入白酒少许,调和稀稠得宜,涂缚四围,中心留一口,泄其毒气。①[明]薛己等撰,张慧芳、伊广谦校注:《薛氏医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第1081页。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为用日常所见的调料,如明代《万病回春》载:

蒸法治肾气虚弱,脾肾府三经受风寒湿,停于腿膝,使经脉凝滞而不行,变成脚痹,故发疼痛。此能和荣卫、通经络。川椒(一把)葱(三大茎,切)盐(一把)小麦麸(约四五升)酒(一钱);治吹乳仙方用葱一大把捣成饼,一指厚摊乳上,用炭火一罐覆葱上。须臾汗出,肿痛立消。②[明]龚廷贤著,朱广仁点校:《万病回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420页。

由上述文献记载可知,宋后期“把”已少见于官修医书而多见于个人著述,分析缘由,可推断为:

虽然早在汉代就有将“把”作为计量名词用于医药计量的现象,但从发展来看,历代医药方书记载中,“把”实质是一个口语色彩浓重的计量语,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一把盐、一把菜、一把葱……”这些语言都不能有一个精确的定量,但是,生活中却依旧在使用这类词语,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个体也能通过自己的主观意识来把握度量,体现了一种经验特性,就因为这种较强的个体间的差异性,致使官方在计量单位的制定过程中,把类似于“把、桶、根、块”等这类口语化浓重,具体量化度模糊的非常规计量单位淘汰。且从药物来看,用“把”作为计量的药物多为新鲜药物,药店医馆很难提供,需要自行去采摘,在古人不能找到专业药物称量工具的特殊情况之下,日常百姓多以手为秤,进行一个粗略的估量,这种现象在古今社会很常见,如“抓一把茶,抓一把盐等”,而官修医书需要校正医书局进行校对,对用法用量都有严格的标准,所以就逐渐淘汰这类没有具体量化的计量名词。

古今社会,常见有民间口头流传的经验方、土办法来治疗疾病,这类流传度广,且口语化的方子在药物的选择上也是随取随用,就近取材,因无度量衡工具的辅助,做不到精准化,致使部分医家把这些民间医药方收录进自己书中时,为了避免在不知道精确计量的情况下增大或减小计量而误导他人,只能保留了这种口语化计量名的形式进行记载。故在非官修的医书收录的经验方就常常使用“把”这类非常规计量名词。

综上,在宋之前“把”这个计量名词就已广泛使用了,但自宋代对前朝医药度量衡进行改革后,校正医书局对传世医典进行了官方的校订,大幅更改了诸如“把”这一类口语化色彩浓重,且无法标准化的计量名词,所以在宋代官方医书里舍弃了“把”的使用,但在个人著作及明代的民间药方中还见有“把”的使用。以此西夏药方中的计量名“把”可能反映了这样几个可能性:第一,在医药度量衡的使用上,西夏借鉴了中原宋王朝的制度,但是,从已考证出处同源的夏汉医方之间剂量的差异来看,西夏对于宋代医药度量衡制度并不是完全照搬,也保留了自己本民族的一些习惯,所以在医方传抄时仍继续使用了“把”;第二,结合“把”在中原使用过程中民间流传性和口语化的特征,推测西夏文医药方带有“把”的药方也有可能是流传于民间的经验方,所以这类医方在计量名称的使用上并不像官修医书那样严谨;第三,从“把”在晋唐时期汉文医典中普遍使用的现象亦可推测,这一类使用“把”的西夏文医方或是摘抄于宋以前已经亡佚了的药方。

四、再论西夏医方来源

学者在对黑水城医方来源判定时,研究方法多为:文字辨识结合传世古籍进行对比以求其源头,再进行深入分析,这种方法能够解决绝大部分医方的问题,并得出绝大部分医方受到了中原医学影响的观点①史金波认为:“在远离西夏统治中心的边远城市中有这么多西夏文医书、医方,证明西夏的医药、医疗已经具有很高的水平,主要是受中原地区传统医学的影响。”(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00页)梁松涛、张如青、于业礼、等亦认同此观点,参见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底本来源及特点》,《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54页;张如青、于业礼:《出土西夏汉文涉医文献研究述评》,《中医文献杂志》2017年第1期,第66页。,然而依旧有一部分药方存疑,现结合前文分析和观点,试从计量名的时代流变进行新的剖析。

结合学者已有的考证,确有文献底本来源于唐宋及以前时期的医典,且方中依旧存有“把”这一类宋以后少见于官修医书中的非常规药用计量名。本文基于前文的研究,认为这种使用非常规计量名的医药方可能是保存了部分唐宋或唐以前未经校正局校正的医药文献中计量单位的原貌,可以作为西夏文医药方汉文底本来源年代判定的一条依据。

对于造成部分药方常规与非常规计量名混用的现象,结合唐宋官方对医药度量衡变革的影响,针对这一类医方,可以推测宋代度量衡单位的标准化过渡在西夏时期流传的医方中有所体现。

但是学界亦存在另一种观点,即有绝大多数医方为当时黑水城某个寺院保存的民间零散医方的杂抄①聂鸿音认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西夏政府曾经采取任何手段推动了本国医疗事业的发展,现存大多数医方抄本并非西夏本土的医学著作,而只是黑水城某个寺院保存的民间零散医方的杂抄(聂鸿音:《从药名异译论西夏医方的性质》,《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3期,第55页)。。这种观点提出是基于黑水城药名异译论的角度。而本文从药方中非常规计量名“把”的使用分析,却与这一观点不谋而合。对于没有汉文传世文献对应的药方,在其他佐证的情况下,虽然可以从计量名的时代特色,推测这部分药方可能来源于中原及大致的抄录年代。但结合前文,类似于“把”这类口语色彩浓重,且没有标准化的计量名,同时在宋代及之后又多见于民间医方的特点,或为当时黑水城某个寺院保存的民间零散医方的杂抄,并非西夏或者中原当时存世著作中所记载的药方。

此外,从文献载体来看,医方多抄录于书叶或经文空白、裱纸之处,或一纸单方,一纸多方,未见有系统性、成册性的医典,结合出土时多为寺院佛塔中所得②赵彦龙、石月兰:《西夏文书种类探析》,《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第76—84页。,更加证明了绝大部分药方是带有目的性、选择性的随手抄录,而这类药方不一定都会被传世医书所记载。

综上所述,从黑水城出土医药文献中计量单位使用情况来看,中原与西夏之间有着密切的医药交流。西夏医药文献深受中原医学影响,而这种影响不只是药物的影响,同时还有药物度量衡使用的影响。本文以计量名“把”为切入点,虽然在黑水城西夏文医方中涉及“把”的药方并不占多数,但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可发现唐宋时期医药度量衡制度的过渡影响着西夏,并在存世的医方中有所体现;而对于在研判推测西夏文医药方来源时,结合类似于“把”这类口语色彩浓重,且没有标准化的计量名而言,其实并不一定可以从传世医典中找到其出处,或为当时黑水城某个寺院保存的民间零散医方的杂抄。

(致谢:本文在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惠宏教授以及审稿专家的指导与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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