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和智慧：历史的意义之所在
——读徐继畬与福泽谕吉有感

苏祖祥

（作者单位：湖北仙桃中学）

人的智慧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对记忆的积累和当下经验的整理。正是在积累和整理的过程中，作为传承智慧的重要工具的文字成为文明的重要标志。书写历史也就成为人类摆脱蒙昧、走向开化的途径之一。

汉字的 “史”为持中记载之意；而英文 （history）、法文 （histoire）中的 “历史”一词均来自古希腊文，包含有“研究、探索”之意。后人试图划分曾经存在过的现实的历史和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于是把历史区分为三大类：1.原始的历史或客观的历史；2.反省的历史或主观的历史；3.哲学的历史或主客观统一的历史。 （许苏民《历史的悲剧意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本来应该是个体生命借助历史经验来完善自我、赢得人性尊严的一个判断，然而却也成为有意识、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并进而控制现在的诀窍。为了称扬汉武大帝，征伐所带来的人口锐减、人命如草芥的事实完全被遮蔽。东汉末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却被书写成刘备、孙权、曹操等诸路英雄的业绩。真相就这样被阻断，历史就这样被改写。

肉体被摧残、践踏是容易识别的，精神被奴役矮化则让人浑然不觉。指明这种状况则是读史者的职责。向“同俗自媚于众”者言说事实是读史者天经地义的权利，唤醒每个人的生命尊严，播洒自由、平等、正义的种子，是读史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上述角度来说，比较徐继畬和福泽谕吉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

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和爱国者，其著作《瀛环志略》被称作是一部自强的启蒙书。在先后担任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时，徐继畬得以参与鸦片战争中的 “剿” “抚”夷狄的事务。1844年，徐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Abeel）在厦门的几个场合发生了历史性的意外相遇，他们一起讨论世界地理和历史。据雅裨理1844年1月27日日记记载： “徐继畬是我迄今见过的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人。他询问了许多外国的事情后，我们提出拿一本地图集，向他说明最感兴趣的多个地方和区域。对此他欣然表示赞同。我们尽量（使语言）简洁。在一个下午时间内，给他介绍了尽可能多的基本情况。”而根据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手稿本 《瀛环考略》， 徐序云： “道光癸卯（1843）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美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惜不能辩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按志略云，雅裨理能作闽语），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海国闻见录》……诸书，题曰 《瀛环考略》，未得其详，故名之曰略也。”1848年《瀛环志略》初刻版于福州完成，1850年福州再版，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重刻。另外日本于1861年翻刻。

《瀛环志略》是一部史地并重的世界地理著作。书中共有总分图40多幅。先叙地球概貌，后叙四大洲各国，每洲又先有总叙，后有分叙，对各国的疆域形势、气候物产、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典章制度、政治得失、兵力强弱、兼并征伐、海外扩展以及与中国的交往等方面均有叙述。叙述有详有略，夹叙夹议，常有按语表示自己的独特见解。与魏源《海国图志》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迎合流俗、急功近利不同， 《瀛环志略》虽然是以传统的儒家学说的价值标准来判断某些国家的治乱得失，以传统观念来理解和看待陌生的外部世界，但却较少封建士大夫那种盲目冥顽的文化优越感和中心意识，并认识到泰西诸国在器物文明、制度文明的优越性（而在最为核心的思想文明方面，徐还是认为天朝上国处于优越地位）。从徐继畬的一些话来看，如 “我朝德威远播，悉主悉臣”，“务以恩信羁縻”外夷， “臣等再以众心不服、众怒难犯等情，危词耸动，或可使之畏葸中止”，即使是像他这样仍然葆有可贵的探索精神的先知先觉者，在内心深处也是把盲目排外而不是变革图强当作忠君爱国的首选。尽管徐继畬充分考虑到士大夫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政治正确性方面显得那样立场坚定以致于说了一些违心之语，他还是受到了当时的一些著名人物的非议。如李慈铭的评论是： “轻信夷书，动涉铺张扬厉……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史策先认为： “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曾国藩也作了否定性评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徐与林则徐的关系。道光三十年 （1850年）六月，一个英国传教士和一个英籍医生向福州市神光寺僧人租屋二间居住，租期半年，租约并经侯官县用印备案。告老在家的林则徐联络家乡士绅和生童，坚决主张驱逐这两个英国人出城；在京和各地的闽籍大员也为之声援、多次上奏，指责徐继畬等人“强民从夷”，致使皇帝屡降谕旨追查此事。同年末，两个英国人先后搬出，风波才告止息。徐氏旋即被免去福建巡抚，留京任太仆寺少卿。 （以上根据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概括而成）

比徐继畲晚一点登上日本历史舞台的福泽谕吉则是另一番际遇。

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毕生从事著作和教育活动，对西方启蒙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日本万元钞票曾经以福泽谕吉肖像为正面图像）。福泽谕吉生于中津藩（今大分县）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其父对汉学有很深的造诣，取名谕吉据说是其父在谕吉诞生之日，偶得盼望多年的汉学书籍《上谕条例》一书。谕吉本人早年通读《左传》十一遍。青年时期，他得风气之先： 1853年美国使臣佩里到达日本浦贺， 并签订 《日美和亲条约》，自此日本以和平方式打开国门。与中国近代史叙述方式迥乎不同的是，日本对佩里促使日本摆脱闭关锁国的状态持一种平和心态，而且认为“佩里叩关”促使明治维新得以成功。1860年，福泽谕吉三度游历欧美，深切体会到西方文明在器物、制度、思想等方面的巨大成就。谕吉初到美国，对女尊男卑的习俗感到惊讶，探询到华盛顿后代过着平民的生活。谕吉“到英国一看，我觉得他们国内也有一些光明正大的好人，这越发使我平生所持的主见——开港的论点坚定起来”。

面对日本内忧外患的严重形势，谕吉猛烈抨击旧的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大力介绍民主宪政、自由平等思想，号召日本人民学习实学、科学，兴办实业。1868年他创办庆应义塾，教育方针以数理和独立为本，培养科学人才。福泽谕吉坚决拒绝出仕，一生著作约有60种。 （《福泽谕吉自传》）

尽管福泽谕吉认识到现代文明的核心是自由、平等、法治的思想，但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却只是看重西方文明中的器物文明、制度文明。正是这种大打折扣的吸收借鉴方式，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法西斯邪路，崇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抹煞人的自由、独立，置平等、博爱思想于不顾，从而给亚洲乃至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在反省民族罪恶的问题上，日本也缺乏足够的真诚。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不在思想文明的层面上接受真正的现代化文明的洗礼，只会暴露出后发文明的巨大缺陷，表现为畸形发展的跛足巨人式的日本模式。

徐继畲和福泽谕吉的经历和思想，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路径，给我们诸多启发。

文明不只是坚船利炮、波音福特所代表的器物文明，更应该是制度文明、思想文明。一个国家惟有先经过思想文明的洗礼，以制度文明作坚实的保障，器物文明的创造才是可持续的，这个国家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而不是半开化或者蒙昧的国家。

200多年前西哲所向往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今天文明社会得以不断前进的精义。在这一思想文明的浸润下，人类社会逐渐探索出共和、宪政的现代化之路，思想文明与制度文明互为奥援，从而确保最大限度地限制人性之恶，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权利。

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是人类的终极性追求，是人类体现其尊严的独有形式，是人类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的核心之所在。一个人如果没有受到后天的蛊惑和遮蔽，本真性的生命状态和思想状态没有被幽暗洞穴所遮蔽，那么他大概率会向往并追求自由。自由首先应该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在思想和表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重叠性共识。对思想自由最严酷的打压无过于汉武帝以腹诽的罪名陷人于死地。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还包括信仰、迁徙、发展、交友、集会结社的自由，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自由。保障人的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人的价值，才能使人的心智得到正常水平的成长，才能使人在社会交往中不断激发出智慧和尊严。如何确保人的自由不受侵犯？惟有民主——公开透明、公平正义意义上的民主——才能确保人的自由得到保障，才能使人这种社会化动物既享有群体的力量，又享有个体的自由。

梁漱溟曾说：个人性不被发现、不被尊重使我们丧失自我，成为被虚指的群体、实指的权势者任意驱遣的既无形体自由、也无心灵自由的畜类。 《逍遥游》虽然是在探讨人类的终极性追求和向往——自由，但由于对形体自由即形而下自由（如迁徙、表达、集会、结社的自由）缺乏足够的探讨，而且没有把人性定义为动物性和神性之间的一种状态，于是庄周有时把没有思想自由可言的动物状态当作自由来推崇，有时又把没有任何可操作性的只有神才能拥有的自由当作人的自由去推崇。对人性的错误认识导致我们对人的自由缺乏明晰的认识，放弃对形而下自由的追求也就造成形而上自由的缺席。

福泽谕吉反复强调，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得益于日本民众没有被儒学所浸染。“各藩有志之士都在置身于维新的事业中，有志者大抵都是藩中有为的人物。从我们祖先的时候起，就为我国固有的武士道精神所熏陶，其活泼聪颖、磊落不羁，几乎成为天性，大胆至极。但这些人历来对中国的文学道义钻研不深，从儒学的深奥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不能不说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而正是这些不学无术之辈完成了维新大业，到后来治国这一阶段，既已看透锁国攘夷实属愚昧无知。于是下定心主张开国。”儒家及理学使民众和士人崇奉三纲五常、天地君亲，认定君君臣臣父父子是人间秩序的最高法则。而且儒学信奉者往往会变通：居庙堂之高是一副儒者面孔，处江湖之远则是逃避责任、故作逍遥的庄禅作派，面对君上是揣摩上意、诚惶诚恐的怖惧犬马之态，面对百姓、处理政务则是威风八面、严刑峻法的儒表法里的雷霆手段。

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平等往往被理解为平均，或者是指结果的完全同一。事实上，由于人的禀赋、环境不同，差异性存在是先验性事实，因此平均和同一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平等是指政府为国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为公民提供平等的起点、竞争规则、竞争过程，从而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这些公共产品是国民以纳税、授权的形式让渡给政府的，政府并不是恩赐者的角色。必要的公共产品是指公正司法、安全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这些公共产品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民在机会面前享有均等的权利，享受竞争起点、过程、结果、规则的公平，在法律面前体会正义的尊严。平等不应因性别、地域、种族、财产、受教育程度等状况而有任何折损。平等绝不是装点门面的招牌，绝不是商家可以任意打折出售、贱价处理的商品，绝不是遵奉上智下愚的原则对国民实施精神蛊惑进而达到愚民驭民的阴险勾当，绝不是平民在疾病灾祸面前丧失人性尊严、只有哀求死神的无可奈何。

无差等的爱、无条件的爱才是博爱。博爱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没有任何逻辑性可言，也不需要任何逻辑性支持。无论多么尊崇的王权都不得越界，去染指信仰、博爱的神圣领域。然而，王权总是要以其现世的蛮力去侵夺、篡改博爱的真义。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说辞都意在掩盖敲骨吸髓、夷灭神明、万物皆役于我、集天下财物精神于已身的事实。

人格平等、没有差别才能抵达博爱的彼岸，才能否定等级，肯定自我。人的差异性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这个世界得以前进的动力。等级森严，人为设限， “处级和尚、厅级道士”之类的等级尊卑，会让博爱离我们越来越远。

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地拥抱现代文明，独立自由、平等博爱是每一个人神圣的权利——浴火重生的梦想在召唤着每一个心存此念的人！徐继畲、福泽谕吉所揭橥的目标，在星光闪耀之处引领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