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曲的出土与考证
——吴中叶氏祖传唐诗古曲辨析

2022-02-23 13:55叶奕万
轻音乐 2022年2期
关键词:古曲叶氏枫桥

叶奕万

2010年元宵节,苏州市沧浪诗社举办诗词吟唱会,笔者吟唱了祖传唐诗《枫桥夜泊》。社长认为是首古曲,号召学唱。此后因叶氏堂兄妹已耄耋之年,在诗社不断的鼓励和催促下,于2011年2月在苏相叙,将叶梦得[1]后裔传唱之五首能唱全的唐诗古曲录音并记谱[2]。后来,发觉祖传古曲有唐朝音乐内在的特征。经学习探索,认定三首诗曲是唐朝诗曲,现撰文附曲,恭请指教。

一、认定唐朝诗曲的依据

(一)徵调式是唐朝诗曲的主要特征

叶氏祖传的唐诗古曲特征与陕西民间音乐传统相吻合。《枫桥夜泊》《春望》《乌衣巷》《遣悲怀》四首都是徵调式[3],而解放初期广为传唱的歌曲《东方红》《翻身道情》《兄妹开荒》《北风吹》《红头绳》等也是徵调式,且都是陕西的现代歌曲。因此,推测徵调式是陕西音乐的地方特征。若问陕西的古代歌曲如何?则《中国古代音乐之源与流》[4]一书中就讲到:中国古代戏曲中“陕西梆子”的戏曲声腔来源于陕西民间音乐,而陕西民间音乐的调式又多是徵调式,笔者于苏州市图书馆查阅陕西秦腔戏曲谱,确实曲曲都是徵调式,而唐玄宗所作《霓裳羽衣曲》中的主曲《霓裳中序第一》也是徵调式,此曲由杨荫浏译谱,宋代姜夔填词,令人惊讶。因苏州民间音乐均以宫调式为主,遂深信徵调式是陕西民间音乐的遗传基因。唐诗及其诗唱的兴起在唐朝,其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故唐朝诗曲受地方音乐的影响也多用徵调式是很自然的。

据中国古代音乐史记载,唐玄宗曾吸收全国优秀人才,为政府和宫廷培养了数万名乐工,其中可列入史册的音乐家有数百人。当时,苏州已有人间天堂之说,在唐朝苏州就出了五十名状元。不难推测,在唐玄宗培养的音乐家中定有苏州籍人士,由他们在长安谱出的唐诗诗歌中诚然少了西北黄土高原高亢激越的特色,而注入了江南优雅委婉的风格,然其诗曲的调式已用了陕西民间音乐的徵调式,流传家乡后苏州士民也不知吟唱的是唐朝长安谱的诗曲。

(二)起始音为全曲的最高音有利于笛的伴奏和吟唱,符合唐盛行奏乐用笛的传统,此为唐朝诗曲的又一特征

笔者随后又发觉五首古曲中有四首的起始音均是该曲的最高音[5]。从《中国古代歌曲七十首》[6]可知,七十首歌曲均为唐朝以后的宋、元、明、清所谱之曲,其中仅有一首宋朝的《黄莺吟》起始音为全曲最高音。由此可以推测:起始音为全曲最高音或许就是唐朝在长安所谱诗曲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叶氏祖传五首曲子中有三首的起始音均为最高音,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中国古代很早就重视音乐,据《晋书·律历上》(卷十六)记载,晋代就有严格律数的笛律,全套有十二支笛,各以十二律命名,以一音应一律,分别为“黄钟之笛”“大吕之笛”等。且在不设钟磬的场合下,奏乐时根据这种特制的笛为弦乐器和歌唱家确定音调的高度。到了唐朝由于发明了笛膜,笛的音色、音量有了飞跃,笛就成为室内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

据唐《乐府杂录》记载:开元年间宫廷女歌唱家永新造诣极高,有一次当她唱到激动人心的高潮时,为她伴奏的著名笛手李漠所用的笛子“曲终管裂”。唐诗的诗唱属室内音乐,故唱诗者若用笛伴奏只要听笛试吹第一个音,就可知该曲的最高音。若此音过高,就可降调,反之亦然。

由此可知,把起始音安排在全曲的最高音便于笛的伴奏和吟唱。此乃唐朝长安乐师对唐诗谱曲之一种约定,而非个别乐师独特的设置。而笛的吹奏在唐朝是十分流行的,从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一诗即可见端倪[7]。

(三)五声谱曲是唐朝诗曲的一大特征、符合唐朝社会文化传统

唐朝乃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由于皇室重视音乐,大力培养音乐人才,引入大量的西域音乐和印度音乐。唐玄宗还把印度佛教《婆罗门》曲改编成中国道教的《霓裳羽衣曲》,成为唐朝最有名的歌舞曲。据说印度佛教曲是七声谱曲,那么《霓裳羽衣曲》必然是七声的了。

我国音乐家许之衡说:“按五音、七音,发生皆极古。而变徵变宫二音,古雅乐不用。”[8]唐诗吟唱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高雅艺术。文人崇尚爱国,重视音乐的教育作用,对拜佛弄神的宗教音乐不认同。对此笔者推测唐诗诗曲以五声谱曲是符合唐朝社会经济文化实际情况的,所以五声谱曲也应是唐朝诗曲的鲜明特征之一。叶氏祖传吟唱的唐诗诗曲同样具有这一特征。

(四)唐诗古曲的谱曲方法独特,效果极好,是唐朝诗曲的又一特征

叶氏祖传唐诗古曲的旋律、节奏完全符合唐代格律诗的韵律,这是唐朝音乐家开创的先河。以唐诗古曲《枫桥夜泊》为例(附曲于后),此曲以五声音阶的徵音为主,以诗人悲凉、忧郁的心情为主线,结合其余四音借长短变化的节奏和音符高低起落的变化组成旋律,为五声徵调式乐曲。

诗曲的首句描述了月落夜深、乌鸦悲啼的情景,继而唱出了作者在朦胧夜色中难以入眠的愁思。而寒山寺传出的深沉钟声,又加剧了悲凉感,整首曲子沉吟抒情,扣人心弦,达到了易懂易唱,令人难忘的境地,诗曲的效果和诗情完全吻合。

为对照诗曲是否符合唐诗韵律,现将七绝《枫桥夜泊》诗句及其声调排列如下:

唐诗诵读的要求是平声长,仄声短,由于律诗诗句中平声字和仄声字交错排列,读起来声调高低间隔,悦耳动听;又第一句和第二句的平仄对立,即两句在同一位置上的声调相反,故读后就有起、落的感觉,第三、第四两句同样如此。还有第二、第三两句中的二、四、六位置上的声调均是“平、仄、平”,这在律诗中称“相粘”,两句读后会有承上启下的感觉,整首读后就有“起承转合”的音乐美感。

古诗曲的结构是四句式(复乐段)即两个单乐段的四句式乐段。每个单乐段又分上、下两句,这样古曲共有四句,它对应着《枫桥夜泊》的四句诗。现知唐诗古曲是按韵律谱曲的,故诗曲中所谱平声字和仄声字的音长也不同。在每一句中平声字的音长相应的比仄声字的音长要长一点。总之叶氏祖传的五首唐诗古曲均按韵律谱曲。

众所周知唐诗有诗情美,有韵律美,外加谱曲水平高超,更有曲调之美,真是三美叠加,美不胜收。

笔者推测:祖传唐诗古曲是唐音乐家用唐诗韵律为唐诗所谱之曲,使唐诗与诗曲自然耦合融为一体,这也是唐朝诗曲的重要特征之一。

综上所述,从吴中叶氏世代传唱的三首唐诗曲中音的组成、设置、调式和按唐诗韵律谱曲等特征的分析,便可推定曲谱的地方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从而来论证这三首诗曲是唐朝正宗的音乐作品。

二、比对历代唐诗古曲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音乐家做了大量工作,选编了各个朝代不少优秀作品,现有《中国古代歌曲七十首》[9]两本。这两本“古代歌曲”收录了从南宋至清末约八百年中所谱之曲。两本中国古代歌曲加起来一共二百零八首,但其中有相同的曲子三十一首,实为一百七十七首。除去《诗经》《楚辞》《宋词》《元曲》等曲子外,剩下的二十三首诗曲是极其珍贵的,它们是各朝代、各地有代表性的唐诗古曲,也只有以这样的对象来比对才有意义。

笔者以每曲的起始音是否是曲中的最高音、是否是徵调式、是否是五声组成以及是否按唐诗韵律谱曲这四个条件逐首、逐条地列表进行比对(比对表附于后)。

比对结果:1.符合零个特征四首;

2.符合一个特征十首;

3.符合两个特征八首;

4.符合三个特征一首;

5.符合四个特征零首。

从比对可知,以上二十三首由唐朝以后的乐师所谱唐诗古曲并无完全符合上述唐诗诗曲四个特征的例子。反之可知,符合上述四个特征的唐诗古曲最有可能是真正的唐朝诗曲。

自南宋至清朝末年所传下的唐诗古曲

三、唐朝诗曲能传承的缘由

(一)古雅、动听、感人的诗歌才能流传千古

唐朝诗曲的流传与唐乐的大发展密不可分。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期间音乐受到帝王青睐,使唐朝的音乐舞蹈艺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与此相适应,唐朝杰出的音乐艺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仅歌唱艺术就达到了“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的绝妙境界(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

叶氏祖传的《枫桥夜泊》《春望》《乌衣巷》三首名诗曲,看似简单,但一唱出来就能把人引入诗境。2010年笔者在沧浪诗社举办的元宵节吟唱会上,偶然唱了祖传的唐朝诗曲《枫桥夜泊》,引起全场轰动,使笔者惊愕。后悉,诗社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后,年年举办吟唱会,听过无数次的唐诗吟唱,但从未听到过如此古雅,动听、感人的曲调。社员要求再唱并录音,社长也要求作者教唱,其实这就是唐朝诗曲的魅力。“实际上一首出色的中国古典诗歌吟唱就是一首优秀的古代歌曲,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别具特色的音乐表现艺术”。故吟唱诗歌不仅是在赞叹诗词,同时也在欣赏她古雅的曲调,这就是唐朝诗曲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道理。

(二)唐代音乐文化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与普及

中国音乐在隋唐以前一直被锁在皇宫、贵族的豪宅里。直至唐玄宗身体力行,极力推动,使唐朝音乐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广泛普及,使百姓享有了较多的音乐权利。从此,可在家随笛吟唱,可参加佛教寺院庙会的诵经活动,酒楼也时有诗歌的演唱。据薛用弱《集异记》卷二记载,唐开元年间,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到旗亭(酒楼)饮酒,正好遇见十几位歌妓和着乐师的演奏饮酒唱诗,三人即兴听唱打赌,比谁的诗唱得多就是谁胜的故事。

(三)唐朝经济繁荣,南北交流畅通

唐朝经济的空前繁荣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苏州作为唐王朝的赋税漕粮重地,与京城长安之间在社会经济与文化艺术方面的频繁交流更是历史的必然。唐朝诗人白居易有诗曰:“人稠过杨府,坊闹半长安”。当时苏州建城已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吴地文化随着经济的繁荣非常活跃,已有“天堂”的美称,而江南的《吴歌》和北方的《西曲》同享盛名,从而推测随着两地的文化交流,长安的诗曲流传到苏州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然的。

(四)吴中叶氏家族与唐诗古曲的传承

叶氏始祖的八十二世孙叶梦得[10]曾居现苏州双塔叶家弄。太湖中的东、西山是苏州郊外的“世外桃源”,南宋时金兵入侵,不少达官贵人逃难于此,幸免于改朝换代的战乱人祸。近千年的相对太平无事,当是叶氏祖传唐朝诗曲得以代代相传,以至于今的一大客观条件。

叶梦得(1077—1148)南宋爱国诗人,号石林,官至左丞,户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有《建康集》《石林诗》《石林燕语》等传世著作。他订出《石林家训》,自己忠诚爱国,要求子孙书诗传家,尤为推崇唐诗这一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巅峰之作,并向子孙口授祖传的唐诗古曲吟唱。叶氏子孙不忘石林世泽,代代相传,吟唱成风[11],学诗唱诗作诗是家族传统。

七十七世孙叶逵至东山后,叶氏家族人丁兴旺,子孙繁衍为二十四个分支。笔者先祖系叶梦得故居陆巷分支成员,他们不仅寒窗苦读,还善于经商,乃东山“钻天洞庭”商帮成员,因此有充裕经济为叶氏香烟和文化的传承提供给了可靠的保证。康熙年间天下太平,他们去南京六合后又至苏州枫桥经商。由于经营得法,盈利颇丰,于是在木渎、光福、吴江等地买下大批田地。公元1860年太平天国军攻陷苏州,枫桥毁于兵燹,叶氏子孙才至木渎定居。

叶叔平笔者祖父(1870—1926),清光绪年间秀才,在家设私塾收过不少学生,如严家淦幼年时曾随祖父学过孟子,还亲自教三子四女读书、作诗和唱诗,在沪经商时认识康有为。康先生在1920年前曾来木渎东街看望祖父,还一起游灵岩山,上海《申报》特作报道。

叶庆尧(聘臣)笔者父亲(1900—1986)[叶庆尧为叶逵三十四世孙],系国画家,曾被著名画家吕凤子校长邀请至丹阳正则艺专任教。年轻时在家与严家淦相好。严先生退政后还牵记叶氏弟兄,香港报纸做了报导。解放前他天天唱唐诗,在家时教子女学《古文观止》、唐诗和作绝句。

叶梦得家族所留传下来的几首唐诗曲是在“花果山”中靠一代一代的吟诵流传下来,又去过六合、枫桥两地,未受外来音乐的影响是极其难得的。但后来有一段时间,在极“左”路线大批“封、资、修”的潮流下,唐诗古曲也不敢唱了。从此,我们的小辈不会唱,也不知道父辈们会唱。

至此,上述叶氏祖传的唐朝长安诗曲能流传至今的条件非常充分,但其口传的可靠性如何,尚有所惑,笔者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为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我国自隋唐开始,科举制度规定必考诗赋,因此诗赋受到士民重视。姑苏文化底蕴深厚,文人对唐诗吟唱尤为钟情,真是诗不释手曲不离口。由于叶氏姐弟年年唱、月月唱、天天唱,故在“幼学如漆”的年代几首唐朝诗曲和苏州方言一样,代代口传是毫无疑问的。其实,我国解放前还有寺院里诵读佛经的梵音、文人的骈体文诵读、劳动号子、买卖吆喝等均为口传。

四、改革开放为唐朝诗曲迎来了春天

改革开放后,苏州市成立沧浪诗社开展了诗词吟唱活动才使笔者有了吟唱机会。2011年7月,陶老师[12]向笔者提出“徵调式”的问题,才发现“徵调式”是陕西民间音乐的遗传基因,这看似简单,却是很难发现的重要特征。为揭秘,笔者花了十年时间去学习、探索,弄清古曲真相。使叶氏姐弟埋在头脑中的唐朝诗曲逐步发掘“出土”。

为求索“出土”真相,近年来笔者又获两个佐证:

1.湖南长沙有“龟年授曲”的《几家欢乐几家愁》一首歌曲[13],歌词四句,虽非绝句,但反映了李龟年于安史之乱后流落他乡,卖唱度日的悲惨情景。歌曲五声徵调式,结构又是“起承转合”。然首音非曲之最高音,不难理解,李龟年卖唱绝无随从伴奏,对首音不作要求。该曲与唐朝音乐对照,实是龟年授曲。

龟年之曲若与叶氏所传诗曲相比,长沙和苏州千里之遥,素不相识,传承方法又不同,但两种古曲的特点恰如此相同。李龟年是唐朝音乐家,其曲子乃典型的唐曲,这就旁证了叶氏所传唐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2.根据《新唐书》记载[14],公元832年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正值苏州大水灾,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百姓陷于饿毙危境。勤政爱民的刘禹锡深感急迫,立即制定措施,调动一切可用资源救灾。当时,苏州有十万户居民,经过刘禹锡的努力,每户居民得到一石余大米的救助,濒临饿死的数十万百姓绝处逢生。从中可知苏州百姓对刘禹锡的感恩之情。众所周知,音乐是有时代性的,中国百姓唱《淞花江上》就会想起“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解放初唱《东方红》是感恩毛泽东领导革命获得民族解放;唐朝时苏州百姓吟唱《乌衣巷》是怀念刘禹锡的救命之恩。虽然年代太久,事隔一千多年,现在苏州百姓对水灾饥荒之事已无记忆,我们幼时跟大人吟唱也不知道为何要唱《乌衣巷》,但这个史实应是完全可信的,恰为我们的诗曲溯源提供了新的有力实证。感谢徐静先生把《新唐书》上的史实揭晓,才知《乌衣巷》是唐朝诗曲的真相。

由于《乌衣巷》《枫桥夜泊》《春望》均是叶氏一起吟唱的诗曲,且特点相同,故推定《枫桥夜泊》《春望》也是唐朝诗曲。两个千年相关联的史实,恰巧在当今发现,其相撞之火花,融开了“中国音乐史上无唐朝诗曲”的坚冰。

综上所述,吴中叶氏家族具备了传承唐朝诗曲的主客观条件,但六十年未唱,损失不小。可喜的是经正反慎密证明,在仅剩的五首唐诗古曲中,有三首仍比较完整地保持了唐朝音乐应有的特征,外加两个佐证,更可推断其为正宗的唐朝诗曲。以上论证,对杨荫浏先生1962年所言,唐朝诗曲的“存疑”作了合理的解答[15]。

研究和考证唐朝诗曲,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不仅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音乐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音乐宝库的巨大贡献。沧桑巨变,“2000年北京音乐厅、中山音乐堂等处曾多次组织中国古代诗词歌赋的朗诵音乐会,观众如织,传媒叫好”[16]。自2010年元月开始,叶氏吟唱之唐诗古曲唱遍苏州诗坛。此后,2011年元月叶氏姐弟之吟唱视频被上海评弹团赏识,传到网上,受到国内外华人的青睐,点击量达3.7万。现在百度网上点击“叶氏家传唐诗吟唱”即可视听。有鉴于此,现将三首唐诗古曲撰文附曲论证,并公诸于众,恭请指教。现以小诗一首作结束语:

世代宫商源远长,拂尘珍宝不寻常。

抒情千古流芳曲,今日随风环宇扬。

注释: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044.

[2]叶惠芳、叶奕垚、叶奕万姊弟三人吟唱(叶惠芳98岁,原吴县离休干部;叶奕垚92岁,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叶奕万90岁,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3]以一个音为中心,其余各音都有不同程度的倾向性,构成调式。在五声音阶中以徵为主音的称五声的称五声徵调式。(本文统称徵调式)五声音阶是指“1、2、3、5、6”,古时称“宫、商、角、徵、羽”,故徵调式就是以“5”为主音的调式。一个曲子的结束音就是该曲的主音。

[4]罗天全.中国古代音乐之源与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66.

[5]《枫桥夜泊》《春望》《乌衣巷》均为徵调式,起始音为全曲的最高音。《遣悲怀》是徵调式,但是起始音不是全曲的最高音。《滕王阁诗》起始音为最高音但不是徵调式。五首诗曲均为五声及韵律所谱。

[6]王 迪,张淑珍,修 良.中国古代歌曲七十首[M].北京: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

[7]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8]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10.

[9]孙玄龄,刘东升.中国古代歌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10]《吴中叶氏族谱》(宣统本),存于上海图书馆1213室及苏州图书馆古籍馆。叶公的77世孙叶逵为吴中东山始祖。叶梦得为叶逵6世孙,叶叔平为逵公33世孙。

[11]吴中区木渎镇东街原叶氏老宅大厅前庭门楼的石牌刻有“石林世泽”的印记。在老宅出生的叶梦得第30世孙辈现健在的堂兄弟姐妹5人,平均年龄已逾90,但仍能吟唱这些唐诗曲。

[12]陶鲁老师系如皋市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的中学高级教师,他多才多艺,在音、体、美方面均有特长。

[13]张富岩,张又驰.简谱歌曲视唱欣赏教程[M].大连:大连出版社出版,2009:247.在明清时期长沙民乐组织“琴庄”刻本上一首《几家欢乐几家愁》歌曲,留有“龟年授曲”字样。该曲歌词为“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的夫妻同罗帐,几家呀飘落在他州”。

[14]2020年6月22日《姑苏晚报》(B07版)报导了徐静先生的文章《刘禹锡苏州赈灾》。

[15]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M].1962:201.“因为缺少文献记载,关于曲调创作的时代问题,目前还只能存疑”。

[16]秦 序.一首凌波[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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