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测算及时空演进分析

向云，杨艳晶，陆倩

（1.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农业经济高质量关乎到农业质量效益全面提升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我国农业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已成为普遍共识［1］，并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进入新时代，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目标总能实现，而农业经济高质量目标总是难以实现［2］。数据显示，2000—2017年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82%，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国每公顷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 7 倍，农业投资额年均增长超过200%［3］，反映出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仍以“数量”和“规模”为主导，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未真正转变到“质量兴农”的发展道路。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性愈发凸显，而当务之急是明晰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的时空演进规律，在此基础上探究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梳理发现，学术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与阶段性特征［4］、内涵［5］、测度［6，7］、驱动因素［8－10］、实现路径［11－13］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这为分析农业经济高质量相关问题提供了良好基础，对农业经济高质量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农业高质量的概念与内涵、测度和评价等方面。如，夏显力、陈哲、张慧利等认为高质量发展农产品质量、生产经营体系质量和产业效益［14］；韩长赋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定义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15］。部分学者构建了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6－18］，相关的评价指标主要涉及到农业经济增长的数量、效率、稳定性、产业结构、绿色发展等方面［19，20］。还有学者分析了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21，22］。如，辛岭、安晓宁构建了以绿色发展引领、供给提质增效、规模化生产、产业多元融合4 个主要特征为基础的农业高质量评价体系［17］；尹朝静以农业经济产出效率测算表征农业经济增长质量［20］。目前来看，关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科学评价的研究仍较缺乏，现有评价指标的选择也缺乏主观与客观、定向与定量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对农业经济高质量时空差异及空间分布的研究更为少见。因此，准确把握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逻辑，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定量化测算，进而深入探究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的时空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重要且紧迫。本文尝试利用我国30 个省份2000—2019 年的相关数据，借助熵权TOPSIS法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评价，据此深入分析省域层面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

1 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逻辑、方法与数据

1.1 测度逻辑

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应从定性与定量、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在追求农业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注重农业经济发展效果，把握农业经济高质量的长远发展潜力。综合考虑现阶段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贯彻新时代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新方针、新精神，结合农业经济高质量概念及内涵的阐述和测度逻辑的分析，在借鉴农业经济增长或经济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2，23］，选取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结构优化、农业经济协调、农业共享发展、农业绿色发展作为一级指标，构建了包含12 项二级指标和27 项三级指标的农业经济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表1）。①农业经济增长指标。理想的经济增长应是数量和质量在相互协调状态下的演进发展［24］。农业经济的“质量”跟“数量”联系紧密，高质量的农业发展需要相对高水平的农业经济增长质量，而农业经济增长的质量除了在“数量”上的要求，也应在增长效率和增长稳定性有突出表现。尤其是在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数量目标能够达成的情况下，更应该强调农业经济发展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实现较高效率的增长。②农业结构优化指标。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25］，加快农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是破解农业结构低端锁定的关键。因此，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断优化农业内部结构，以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带动高水平的农业经济增长，实现农民生活明显改善，推进农业经济不断协调，最终以高质量的农业结构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③农业经济协调指标。地区间结构、城乡关系、产业部门间关系失衡失调，引致经济增长潜力与经济增长质量受限［26］。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目前来看，农业产业与第二、三产业间甚至是农业内部产业间存在发展失衡失调的严峻状况，且通过城乡居民在收入和消费等多方面的对比发现，城乡协调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此外，经济发达省份和落后省份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高质量的农业经济发展必须强调城乡协调、产业协调和地区共享协调。④农业共享发展指标。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求经济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15］。因此，高质量的农业经济发展必须体现出广大农民在收入、生活和精神层面的需求，不但要求相对较高的农业经营收入，而且更应该关注农民生活是否得到显著改善。⑤农业绿色发展指标。资源环境约束不断趋紧，绿色发展已成为农业发展的主流［27］，在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资源使用的“增效”，还要强调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要注重高质量的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在推进农业高质量的过程中实现农业发展的高效化、生态化和去污化。

表1 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续表1）

1.2 熵权TOPSIS法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它根据各项指标的观测值所提供信息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熵权TOPSIS法通过比较各测度对象与最优方案、最劣方案的相对距离进行量化排序，具有计算简单、结果合理的优势，测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采用极差法对各测度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数据在数量级和量纲上的非一致性。计算公式为：

式中，Yij表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Xij表示省份i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值；max｛Xij｝和min｛Xij｝分别表示Xij的极大值和极小值。

第二步，计算指标体系中各测度指标Yij的信息熵（式2）和权重（式3）：

式中，k ＝1/lnm ＞0；m ＝30，表示30 个省份；Pj为第j项指标下省份i指标值所占比重；n 为指标个数。

1.3 空间分异指数

空间差异的定量测算方法包括基尼系数、空间分异指数、差异性指数、锡尔系数等。根据石恩名、刘望保、唐艺窃对国内外社会空间分异指数属性的归纳和比较［28］，D指数能较好测算单个空间单元与总体空间的偏离程度，选择其测算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子系统的空间分异（式8）。考虑到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涉及5 个子系统，进一步选择基于多组群计算的分异指数D（m）来测算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的总体空间分异状况（式9）。

式中，D（m）表示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的空间分异指数；D表示各子系统的空间分异水平；Nij表示省份i第j个子系统的水平；Ni.表示省份i各子系统水平的合计数；N.j表示我国各省份j 子系统水平的合计数；N表示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各子系统的合计数；P.j表示子系统j 的水平占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各子系统水平合计数的比重。D（m）的取值范围为［0，1］，取值越大，表明空间分异特征越明显。取值为0，表示不存在空间分异；取值为1，表示存在完全的空间分异。

1.4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来源于2000—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水利年鉴》、国家统计局、各省份统计局和各省份统计年鉴等，部分年份的数据缺失值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处理。所用地图数据来源于国家1 ∶600 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因为数据获取困难，所以研究区域未包括西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2 省际农业经济高质量的测度与评价

2.1 农业经济高质量现状

观察2019 年我国30 个省份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图1）发现，我国省域层面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分布于0.1609—0.7521，反映出目前我国省际层面的农业经济高质量存在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农业经济高质量水平最低的省份为山西省，最高的省份为浙江省。30 个省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指数均值为0.4527，标准差为0.1229，变异系数为0.2715，进一步表明中国农业经济高质量的总体水平并不高，且不同省份间农业经济高质量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较为显著。

图1 2019 年我国30 个省份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Figure 1 High－ quality comprehensive index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of China′s provinces in 2019

进一步根据省级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的均值±0.5×标准差，将我国30 个省份的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划分为3 个等级。具体来看，处于第一等级（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均值＋0.5×标准差）的省份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高于0.5142，包括浙、苏、闽、京、鄂、沪、粤、黑和琼等9 个省份，占比30%。说明这些省份的农业经济高质量相对其他省份存在一定优势，农业在重视农业经济发展数量的同时，也紧抓农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处于第二等级的省份综合指数介于0.3913—0.5142，包括13个省份，占比43.33%，反映出这些省份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比较重视农业经济发展质量，但目前来看农业经济高质量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处于第三等级（指数≤均值－0.5 ×标准差）的省份综合指数低于0.3913，包括晋、甘、吉、滇、青、皖、冀、陕等8 个省份，占比为26.67%。这些省份目前的农业经济高质量相对落后，亟需转变农业经济发展理念，在注重提升农业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兼顾质量，从而达到真正可持续的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2 时间演变

根据各省份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可得到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的均值（图2）。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自2000 年以来表现出“在波动中总体上升”的演变趋势，反映出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有较大幅度提升，但近年来略有回落，农业经济高质量水平仍处于总体偏低的状态。其中，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均值由2000 年的0.3833 上升至2019 年的0.4527，增幅为18.11%。2000—2019 年综合指数均值基本维持在0.34—0.47 之间，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的峰值为0.4697（2016 年），谷值为0.3471（2003 年），波动幅度为35.32%。

图2 2000—2019 年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变化趋势Figure 2 High－ quality change trend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from 2000 to 2019

进一步分析发现，农业结构优化子系统水平最高，其次是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绿色发展和农业经济协调，农业共享发展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图3）。具体而言，2000—2019 年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各子系统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①农业经济增长水平在0.3674—0.4352 之间反复波动，但总体波动幅度较小，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波幅仅为18.45%。②农业结构优化呈现出总体波动向上的趋势，并于2018 年达到最大值0.5941，原因可能是：2000 年开始我国不断对农业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并于2010 年之后进一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③农业经济协调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总体趋势，但是涨幅有限，近年来基本维持在0.40 左右。④农业共享发展指标在2012年以前变化较小，2013 年后指数迅速提高，目前在较高水平小幅波动，于2019 年达到最大值0.4204，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提高了扶贫的精准性、有效性和持续性，更加注重民生，农业共享发展水平得以显著提升。⑤农业绿色发展的总体趋势相对较为平稳，2000 年以来指数值基本维持在0.40 左右，但近年来略有下降，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图3 2000—2019 年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的动态变化趋势Figure 3 Dynamic change trend of subsystem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from 2000 to 2019

2.3 各省份子系统水平

进一步分析认为，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5 个子系统存在着较显著的地区差异（表2）。其中，农业经济高质量各子系统水平普遍相对较高的主要有浙江、江苏、北京、黑龙江等省份，各子系统水平普遍相对较低的主要有山西、青海、甘肃、贵州等省份。具体表现为：①农业经济增长。从省份之间的横向比较来看，农业经济增长水平最低的山西和最高的海南，两者的综合指数值相差0.4695，说明省域层面农业经济增长水平存在着较大的绝对差距。其中，海南（0.6660）和江苏（0.6028）是我国仅有的农业经济增长水平高于0.60 的省份，反映出这两个省份农业经济增长水平相对较高，农业经济发展的“数量”优势明显。而与之相反的是，山西（0.1965）和青海（0.2643）的农业经济增长水平均低于0.30，反映出这两个省份在农业经济增长方面亟需引起足够重视。②农业结构优化。农业结构优化水平最高的省份是贵州（0.8051），青海（0.7766）、广西（0.7696）、新疆（0.7277）、宁夏（0.7210）和云南（0.7162）的农业结构优化水平也高于0.70，说明这6 个省份农业结构优化水平相对于其他24 个省份而言仍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黑龙江（0.3682）和天津（0.3958）的农业结构优化水平小于0.40，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结构优化升级，打破传统农业结构锁定。总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由于农业结构转型较早进行，农业结构优化指数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省份。③农业经济协调。农业经济协调水平相对较高的省份主要有黑龙江（0.7105）、浙江（0.6236）和江苏（0.6177），说明这3个省份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较重视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相对其他省份在城乡协调、产业协调和地区共享方面的差距缩小明显。但青海（0.1839）、山西（0.2112）、云南（0.2435）和甘肃（0.2579）这4 个省份的农业经济协调水平则相对较低，说明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乡、产业、地区共享等的协调发展，亟需改善现状。④农业共享发展。农业共享发展最好的省份为上海（0.8023），其次为北京（0.7232）、浙江（0.6842）和江苏（0.6409）。比较发现，这4 个省份的农民生活水平显著优于其他省份，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发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云南（0.1791）和新疆（0.2341），它们是我国仅有的农业共享发展水平低于0.25 的两个省份，与浙江等发达省份存在较大差距，反映出这两个省份在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要重点关注农民增收和农民幸福感提升。⑤农业绿色发展。目前来看，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整体还处于较低水平，水平相对较高的仅有福建（0.6281）超过0.60，且有16 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低于0.40，占比达53.33%，山西（0.2567）、宁夏（0.2956）和安徽（0.2999）等省份甚至低于0.30。此外，海南（0.5800）、北京（0.5300）和浙江（0.5165）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虽然超过0.50，但是分析发现这些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具体原因各异。如，北京主要是节水效率较高，海南则主要是由于森林覆盖率较高。

表2 2019 年我国30 个省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水平Table 2 Level of each subsystem of high－ quality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in 2019

3 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

3.1 省际间的动态比较

选取代表性年份各省份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进行省际间的动态趋势比较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总体上而言，2000 年以来大多数省份的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有所提升，但仍有少数省份的农业经济高质量有所下降，省际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动态趋势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2000—2019 年我国省际农业经济高质量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特征。具体表现为：①从2000 年和2019 年的对比来看，排名靠前和靠后的省份均有较大的变化。其中，2000年，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排在我国前列的有上海（0.8547）和北京（0.8187），排名最低的有青海（0.1113）、山西（0.1543）、宁夏（0.1637）、甘肃（0.1668）和云南（0.1727）。2019 年，排名靠前的省份为浙江（0.7521）、江苏（0.6888）和福建（0.6069），排名靠后的省份包含山西（0.1609）、甘肃（0.2756）吉林（0.3036）、云南（0.3158）和青海（0.3329），说明农业经济高质量落后省份基本仍然集中分布于西部地区。于此同时，部分发达省份的农业经济高质量水平也降低了。②从农业经济高质量的增长情况来看，2000—2019 年农业经济高质量提升幅度最大的省份主要有青海、宁夏、重庆和云南，增长率分别为156.73%、193.82%、139.42%、107.34%和82.81%；农业经济高质量倒退最多的地区是上海、北京、天津和吉林，降幅分别为33. 33%、28. 62%、17. 48%和9.13%。③从农业经济高质量的稳定性来看，省际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的变异系数由2000 年的0.4898降至2019年的0.2715，表明尽管中国省际间农业经济高质量的地区分布差异在逐渐缩小，但目前省际间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

表3 2000—2019年30个省份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Table 3 High－quality comprehensive index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ofeach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9

3.2 省域层面的空间分异

从我国2000—2019 年农业经济高质量及各子系统的空间分异指数发现，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上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农业经济高质量各子系统也存在较显著的空间分异，但近年来的空间分异指数呈现出下降趋势，说明我国地区间农业经济高质量各子系统水平的空间差异在逐渐缩小（图4）。其中，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的空间分异指数基本维持在0.60左右，2019 年的指数值为0.6104，说明目前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指数的空间分异特征仍十分明显。此外，5个子系统的空间分异指数自2000年以来基本都位于0.35 以上，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

图4 2000—2019年中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演变Figure 4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evolu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from 2000 to 2019

具体而言，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5个子系统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也存在一定差异，突出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从空间分异指数的绝对数值来看，农业结构优化的空间分异最为明显（均值为0.7104），其次是农业共享发展（均值为0.6871），然后依次是农业经济增长（均值为0.5111）、农业经济协调（均值为0.4892）和农业绿色发展（均值为0.4857），说明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5个子系统水平的地区空间差异仍然较为明显，地区差距较大。②从各子系统的空间分异指数的波动幅度来看，2012年以前各子系统的空间分异指数相对稳定，2013 年后则出现了明显分化，说明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提升不能只关注总的质量水平，还应该注重各子系统之间缩小差距。③从各子系统空间分异指数的发展趋势来看，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绿色发展和农业经济协调3 个子系统的空间差异指数值呈下降趋势，说明这3个方面的地区失衡失调问题逐步好转，区域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但是，农业共享发展和农业结构优化呈现上涨趋势，反映出我国农业结构转型和农民生活差距缩小仍旧任重而道远。

3.3 省域层面的空间分布演化

为了更加细致地反映2000 年以来我国省际间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及其动态演变特征，本文进一步利用ArcGIS10.2软件，按照自然断点法得到我国2000—2019 年农业经济高质量空间格局演化（图5），时间断面选择2000年、2006年、2012年和2019年。总体而言，我国省际间的农业经济高质量水平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差异，东、中部地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优于西部和东北地区，且2000 年以来农业高经济质量空间分布格局演化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的京、沪、浙优势明显，中西部地区省份提升迅速，东北地区省份基本维持不变”的总体特征。

图5 2000—2019年中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演化Figure 5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from 2000 to 2019

4个年份具体表现为：①2000 年，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差异明显，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农业经济高质量综合水平相对较高，西北和西南地区省份则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其中，水平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之间的绝对差距达0.7414；指数值低于0.2112 的共有6个省份，包括西部的青海、山西、宁夏、甘肃、重庆和云南；指数值高于0.6385 的则有北京、上海和浙江3 个省市；而东北沿海地区的其他省份均位于0.4141—0.6385之间，其他14 个省份则位于0.2112—0.4141 之间，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北地区，反映出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水平基本呈“东部沿海省份明显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省份”的空间分布分局。②2006年，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布特征保持不变，但各省份之间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有所降低。其中，综合指数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距缩小至0.6917；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的仍是京、沪、浙，指数值低于0.2712的省份也基本位于西北和西南地区。从空间分布情况看，第一梯队的省份保持不变，其他东部沿海省份大多位于第二梯队，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省份基本处于第三梯队，西部省份则大多处于第四梯队，说明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与2000年相比没有大的变动。③2012年，农业经济高质量水平整体有大幅提升，但是省域间分化现象更加严重。其中，指数峰值与谷值的绝对差距缩小为0.4925；指数值高于0.4939的有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4 个省市，指数值低于0.2969 的宁夏、甘肃、重庆和贵州均位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省份的农业经济高质量指数基本位于0.2969—0.4939 之间。从空间分布情况看，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农业经济高质量水平普遍较高，中西部地区省份有较大改善，东北地区省份则维持不变。④2019年，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有所回落，省域间空间分异特征更加明显。其中，指数峰值与谷值的绝对差距缩小为0.5912；指数值超过0.6069的有浙江、江苏和福建3 个省份，位于第一梯队；指数值低于0.3474 的有山西、甘肃、吉林、云南和青海5 个省份，其他22 个省份的指数值则位于0.3474—0.6069。从空间分布格局看，东部沿海地区省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中部和东北的大部分省份处于中间水平，西北地区部分省份则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TOPSIS法测算并评价了2000—2019 年我国省域层面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时空演进特征，结论如下：①目前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相对偏低，且省际间表现出较明显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其中，2019年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0.4527，各省份指数值介于0.1609—0.7521，农业经济高质量水平最低的省份为山西，最高的省份为浙江。从各子系统水平的比较来看，各子系统水平普遍相对较高的主要是浙江、江苏、北京、黑龙江等省份，相对较低的则主要是山西、青海、甘肃、贵州等省份。②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有限，总体仍处于偏低状态。从时间维度来看，2000 年以来表现出“在波动中总体上升”的演变趋势，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指数平均值基本维持在0.34—0.47之间。从各子系统发展水平比较情况看，农业结构优化子系统水平最高，其次是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绿色发展和农业经济协调，农业共享发展处于相对较低水平。③我国省际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表现出显著的动态趋势差异，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空间分布差异。首先，从时间演变趋势看，不同省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随时间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动态趋势差异和地区差异特征。其次，从空间分异指数看，尽管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在总体上不显著，但是5个子系统均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第三，从空间分布格局演化看，2000年以来农业经济高质量的空间分布格演化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的京、沪、浙优势明显，中西部地区省份提升迅速，东北地区省份基本维持不变”的总体特征，且省际间的地区差距明显。

根据上述结论，为积极推进中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同步提升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和各子系统水平，注意省际间差异和差距，注重省份间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协同提升。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启示：①贯彻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各省份尽快将农业经济发展目标由“数量”转向“质量”，在注重农业经济增长水平的同时，农业经济政策注重向农业结构优化、农业共享发展和农业绿色发展方面倾斜。②系统推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在不同省份间的协调发展战略，既要继续发挥好农业经济高质量先进省份的“牵引力”作用，也要激发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一般和较低省份的“发动机”力量，尤其是农业经济高质量水平较低省份要因地制宜地转变发展思路，发觉自身资源优势，尽快缩小与其他省份之间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③注重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优先改善较低子系统水平，通过政策措施促进各子系统水平协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