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县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分析

王玮芹，汪聪聪，王益澄，马仁锋

（1.宁波大学a.地理科学与旅游文化学院；b.宁波陆海国土空间利用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浙江 宁波 315211；2.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1121）

旅游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活动，而旅游业是文化属性非常浓郁的产业部门，旅游经济与文化资源禀赋的区域空间互促机制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区域旅游发展实践表明，文化资源丰富并不意味着旅游经济发达［1］，从而产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错位。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学者John Kain首次利用“空间错位”（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SMH）［2］概念来刻画城市快速空间重构影响下的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3］。之后，该术语被应用到黑人（少数族裔）、低收入居民、新移民和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和城市职住分离等现象的研究［4］，认为空间错位作为反映城市或区域社会（空间）内部分异性指标，亟待进一步探索空间错位的成因、效应与治理［5］。空间错位假说引入中国后，学术界开始研究“区域经济演进”［6］和“旅游资源与旅游业增长”的空间错位现象［7］，重点探索了旅游资源、区位条件、旅游景区、旅游收入之间的空间错位关系，指出中国国内或入境旅游流、旅游景区、星级酒店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空间错位，在个别省市或县（市、区）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8］。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聚焦国家或省市宏观层面，多关注单一时间节点或较短时间段内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空间错位现象，机制分析多倾向于理论框架构建，难以为各地政府发展旅游业提供实际指导。本文借鉴空间错位指数模型构建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评判模型，从县域视角测度和分析浙江省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状况［9］，并采用扩展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从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内生驱动作用和外生反馈作用两个方面探讨二者作用空间错位的机制，以期为促进该省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推动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构建文化资源丰裕度来衡量区域文化资源优势。文化资源相关数据则主要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务院、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和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等公布的各项名录。旅游收入是衡量区域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2009—2019 年浙江省89 个县级行政区（为保持数据的连贯性，2019 年独立设市的龙港市仍算在苍南县中）旅游总收入平均值作为旅游经济指标，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19 年《浙江省统计年鉴》、2009—2019 年《浙江省旅游年鉴》、《浙江旅游统计便览》和浙江省各县（市、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2 研究方法

文化资源丰裕度评价模型：文化资源是指凝结了人类无差别劳动和丰富思维活动的物质、精神产品或活动。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资源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资源本身价值的评估，缺乏一套定量评价的体系以测定区域文化资源的总体禀赋。综合考虑构成旅游资源的丰裕度指数来衡量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以区域内省级及以上的文化资源为基本要素对区域文化资源进行研究和评价，选取浙江省历史文化街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旅游度假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国有博物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13 项指标，构建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法和TOPSIS模型确定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权重及其综合评价值［10］，计算公式如下：

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评判模型：本文以浙江省89 个县（市、区）2009—2019 年文化资源和旅游经济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空间错位指数模型，定量测度二者之间的空间错位类型与错位程度。当某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文化资源丰裕度成正比时，其旅游收入应为：

当SMIj＞0 时，表明预期旅游收入大于实际旅游收入；当SMIj＝0 时，表明预期旅游收入等于实际旅游收入；当SMIj＜0 时，表明预期旅游收入小于实际旅游收入。

扩展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将文化资源作为资本投入要素纳入索洛模型，同时将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分解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交通可达性和旅游接待设施。在技术中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假设前提下，构建以下扩展索洛模型：

式中，被解释变量Y 为旅游经济，采用各县（市、区）旅游总收入表示；解释变量包含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内生变量K 为资本投入要素，用文化资源丰裕度表示；Xi为一组外生变量。其中，X1是经济发展水平，用各县（市、区）人均GDP 表征［11］；X2是市场需求，选取商品销售总额这一指标表示；X3是交通可达性，考虑到公路是县域交通的主导形式［12］，公路交通对浙江县域旅游的影响也最大，所以采用各县（市、区）境内公路里程来衡量［13］；X4是旅游接待设施，研究表明旅游景区作为旅游接待的核心和载体，在旅游资金投入、人才、技术、品牌等资源上呈现高度集中的态势，因此选择该指标测度。α为常数项；β0为文化资源弹性系数；βi为外生变量弹性系数；μ为随机干扰项。

2 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特征

为了避免某一年度数据的特殊性，本文选取2009—2019 年浙江省89 个县（市、区）文化资源和旅游收入平均值计算二者空间错位状况。同时，为避免不同数量级和量纲的影响，利用极差法将数据归一化为0.1—0.9 之间的数值，根据空间错位评判模型计算浙江省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指数，具体如图1 所示。

图1 2009—2019 年浙江省旅游空间错位指数年均值分布Figure 1 Annual mean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spatial mismatch index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9

浙江省89 个县（市、区）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之间存在空间匹配性［14］，即区域文化资源越丰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同时，也存在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性，即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旅游收入反而较低；或文化资源匮乏的地区，旅游收入却较高。整体而言，各县（市、区）空间错位程度及方向相对稳定，旅游经济发展相对于文化资源呈现负向错位的地区较多，错位指数值基本集中在－ 4—4 之间。本文依据空间错位指数的绝对值，将各县（市、区）划分为高错位区（＞1）、中错位区（0.5—1）和低错位区（0—0.5）3 种类型。

3 种类型的具体表现为：①高错位区包括下城区、永嘉县、南浔区、萧山区、普陀区、庆元县、滨江区、泰顺县、拱墅区、龙泉市、海宁市、仙居县、上城区、江山市、宁海县、鹿城区、鄞州区、诸暨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瑞安市20 个县（市、区）。其中，下城区、萧山区、普陀区、滨江区、拱墅区、鹿城区、鄞州区和诸暨市旅游空间错位指数为负值，说明这些地区实际旅游收入比预期旅游收入高，文化资源丰裕度较低，但旅游经济发达，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并不依赖于文化资源；永嘉县、南浔区、庆元县、泰顺县、龙泉市、海宁市、仙居县、上城区、江山市、宁海县、景宁畲族自治县和瑞安市旅游空间错位指数为正值，说明这些地区实际旅游收入低于预期旅游收入，虽然文化资源很丰富，但是未充分发挥预期的吸引力来拉动旅游经济，旅游经济一直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为旅游滞后型地区，未来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②中错位区包括乐清市、德清县、江北区、富阳区、永康市、西湖区、余杭区、柯桥区、松阳县、桐乡市、象山县、嘉善县、临安区、椒江区、温岭市、临海市、海曙区、淳安县、新昌县、安吉县、奉化区、长兴县、东阳市、定海区和莲都区25 个县（市、区）。其中，乐清市、德清县、江北区、富阳区、永康市、西湖区、余杭区、柯桥区、松阳县、桐乡市、象山县和嘉善县为正向错位，该类型地区具备一定文化资源优势，旅游经济处于浙江省中等水平，较文化资源而言相对滞后；西湖区、桐乡市、象山县文化资源丰富，优渥的文化底蕴带动区域旅游经济开发，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应；临安区、椒江区、温岭市、临海市、海曙区、淳安县、新昌县、安吉县、奉化区、长兴县、东阳市、定海区和莲都区为负向错位，该类型地区文化资源基础较差，旅游经济发展相对超前，两者错位发展程度一般；临安区、椒江区、温岭市缺乏影响力较大的优质文化资源，但是通过文旅融合、文化创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③低错位区包括武义县、江干区、桐庐县、缙云县、建德市、三门县、平阳县、磐安县、常山县、龙湾区、洞头区、云和县、文成县等44 个县（市、区），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程度较轻的地区在全省范围最大，该类型地区文化遗存较少，资源基础较差，旅游经济同样欠发达，旅游经济与文化资源呈现一种低水平均衡发展状态。

3 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机理

3.1 实证结果

为了避免地理空间因素对结果造成偏差，本文引入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对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机制进行了定量研究［15］，同时以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OLS）作为对比。运用SPSS20.0 软件对各解释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在10 以内，表明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问题。GeoDa1.6.5 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整体上通过了10%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通过比较模型的Log－Likelihood、AIC 和SC 三大拟合优度估计值，本文发现SLM和SEM模型拟合度指标Likelihood均大于OLS估计结果，说明空间回归模型优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同时，空间滞后模型的Log－ Likelihood值最大，AIC值和SC值最小，说明空间滞后模型拟合度最高，从而得出空间滞后模型最优的结论（表1）。

表1 浙江省县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模型估计结果Table 1 Estimation results of spatial mismatch model between county－ scal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economy in Zhejiang Province

3.2 错位机制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知，影响浙江县域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的最大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其次为市场规模和文化资源，旅游接待设施和交通可达性影响较小。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作用机制Figure 2 Mechanism of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patial mismatch of tourism economy

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内部作用机制： ①区域文化资源对旅游经济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资源的独特性和丰富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潜力，只有将文化内涵贯穿到旅游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旅游产品和文化内涵的统一，才能使区域旅游具备持久的竞争力、生命力和市场吸引力。文化资源资本化形成旅游经济资本，再通过市场运营造就旅游业，文化资源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内部驱动因素。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等环杭州湾地区是浙江省旅游经济的高值区和热点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底蕴为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区域的文化资源禀赋并不能决定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不一定能够取得较好的旅游经济效益。如，丽水和温台地区虽然拥有不错的文化资源优势，但是旅游经济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在区域内处于落后地位。因此，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资源转化的方式和外部影响因素。②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对文化资源的反馈。旅游业作为一种能够产生较强文化效益的经济产业，对区域文化和文化资源的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反馈作用，能够有效促进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进而积淀形成区域新的优秀文化资源。首先，旅游是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途径。旅游经济对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主要由市场驱动，不同于国家财政投入进行的保护和传承，是一种基于利益机制实现的保护。旅游业通过将文化资源产生的经济效益传导给文化传承者，进而形成对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动力。其次，旅游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催化剂。浙江众多以古村落为代表的文化资源还无法成为可供消费的旅游产品，在发展旅游业之前仅仅是当地居民生活场所，并由于人口流失不断衰败。随着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的发展，古村落资源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走向市场，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实现了自身价值的重构。第三，旅游是孵化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平台，旅游业的发展催生了一批全新的、面向游客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了文化产业的内容。如，位于金华东阳市的横店影视城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基于历史剧和古装剧拍摄基地这一明确的产业定位，借助影视大片的拍摄，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开发与影视结合的旅游产品，积极打造影视产业链，逐渐形成集聚效应和品牌效应，带动了影视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外部驱动机制：①市场需求。统计结果显示，浙江省2015—2020 年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旅游需求和消费市场。国内旅游市场主要由浙江省本地游客构成，占全省旅游接待总量的50%以上；省外市场以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为主，3 个省份游客的比例在20%左右。长三角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核心枢纽区，是国内旅游消费需求最为集中的区域，为浙江省提供了强大的近程客源市场支撑。为了给不同旅游者提供多样化和多层次的产品，浙江省业已形成了海洋旅游、山水旅游、文化旅游等一系列精品旅游线路，充分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的旅游需求。②经济发展水平。浙江省发达的民营经济为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投入，同时政府部门积极向社会提供包括旅游基础设施在内的各类公共产品，不断改善旅游发展环境，因此旅游经济走在全国前列。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浙东北各县（市、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基础服务设施、产业结构、资金投入、资源开发等方面均优于浙西南地区，而浙西南地区虽然具备资源优势，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和服务设施不够完善、旅游资源开发不充分，从而抑制了旅游经济的发展。③交通可达性。区域交通的便捷程度直接影响了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进而影响到旅游市场和旅游业发展规模。交通网络的建设和完善带来了“时空压缩”效应，能够改变节点城市区位条件和旅游交通可达性，从而减少国内外游客的出行时间和空间成本，这将影响旅游者对旅游景点的选择，引导和促进产业资本对目的地旅游资源开发和项目建设。随着沪杭城际高速交通网络的完善，东海大桥、宁波—舟山连岛工程、杭州湾跨海大桥和嘉绍跨江大桥等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建成，长三角逐步实现了交通一体化，距离和时间成本对浙江省旅游市场造成的不利影响不断缩小。具体而言，环杭州湾和浙东沿海地区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对旅游经济拉动作用较大，而浙西南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地带，交通不便，尽管有着优良的生态环境旅游资源，但受到可进入性的制约，游客难以到达，严重影响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④旅游接待设施。一个地区的接待水平直接制约着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良好的旅游接待设施能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浙江省重视旅游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并重，旅游产业逐步完善化、人性化、智能化，尤其浙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投入力度更大，景区、饭店和旅行社等在数量和质量上拥有极大的优势，为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4 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本文借鉴空间错位指数模型构建了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评判模型，对浙江省县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状况进行了定量测度和分析，并通过构建扩展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从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内生驱动作用和外生反馈作用两个方面探讨了二者的空间错位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评价。浙江省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之间存在着空间错位性，文化资源匮乏的地区旅游收入较高，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旅游收入反而较低，存在着一定的“资源诅咒”现象；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程度差异明显，依据空间错位指数的绝对值将各县（市、区）划分为高错位区、中错位区和低错位区3 种类型。②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机制。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进行识别，从而构建浙江省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机制。区域文化资源是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可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旅游消费两方面推动旅游经济增长，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实现区域文化繁荣发展，进而积淀形成区域新的优秀文化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交通可达性和旅游接待设施等是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的外部驱动力。

4.2 讨论

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表明，本文构建的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评判模型能够较好地测度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程度，并能够有效判别各地区错位类型与特征，同时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机制的分析为浙江省各县（市、区）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差异提供了理论解释。为了进一步促进浙江省文化资源利用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以下3 点建议：①着力开发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文化内涵。重点强调地方文化资源的深层涵义，凸显地方特色与风格。②打造旅游产业集群，推进特色块状经济建设。县域需大力推动各县（市、区）之间协作互动，实施产业集聚策略，促进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建成一批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特色旅游业示范区和示范乡镇，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旅游产品、企业集团和品牌，最终形成若干在全国有品牌知名度和重要影响力的特色旅游业。③加快文化旅游品牌建设，培育文化旅游企业集团。浙江省在长三角区域中拥有独特的山水资源优势，应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突出本土旅游特色，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市场吸引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品牌，建成以“诗画浙江”品牌为龙头，以城市旅游品牌为支撑，以企业、节庆、服务品牌为补充的区域旅游品牌体系。

本文重点从内外因探讨了旅游资源与经济的空间错位机制，但相关变量衡量及其作用机制受篇幅限制未作进一步的研究。另外，政策实践导向、客源地市场等因素也可能进一步造成空间错位，因此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的衡量指标选取依然值得今后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