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馆臣对别本的认识、处理及利用
——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考察

王雪玲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是修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同时也是一部集大成式的目录学著作，著录及存目图书多达万余。四库馆臣对著录及存目的每部图书分别撰写了提要，借提要交代作者之爵里及生平，撮举大凡，条列得失，间及卷帙之分合、文字之增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裨益当代，泽惠后人。张之洞认为《总目》是良师，阅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1〕；周中孚评价说：“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2〕虽然如此，《总目》亦难免有瑕疵，尤其是作为官修书目，《总目》奉敕编纂、悉承圣裁的钦定性质，直接导致了其重视图书来源而轻视版本的问题。正如馆臣所言“每书名之下，钦遵谕旨，各注某家藏本，以不没所自。其坊刻之书，不可专题一家者，则注曰通行本”。《总目·凡例》虽然就版本问题对纂修官提出过要求，即“诸书刊写之本不一，谨择其善本录之；增删之本亦不一，谨择其足本录之”〔3〕，但在《总目》著录及存目的文献提要中，仅对部分图书的版本问题有所交代，多数情况下语焉不详，偶尔直接忽略。正因为如此，前贤时哲对《总目》颇有微词，余嘉锡称：“《总目》之例，仅记某书由某官采进，而不著明板刻。馆臣随取一本以为即是此书，而不知文有异同，篇有完阙，以致提要所言，与著录之本不相应。”〔4〕程千帆、徐有富亦谓《总目》“只记载某书所从来，而不记载其究属何本”〔5〕。有鉴于斯，《总目》问世以来，关注、探讨和研究《总目》版本者不乏其人，清代学人邵懿辰、孙诒让、莫友芝等先后在《四库简明目录》上标注版本；叶德辉曾令诸子侄为其分撰《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其侄叶启勋所著部分先后在1933—1936年的《图书馆学季刊》上连载，惜未最后完成；杨新勋《四库提要版本著录申论——以经部提要为中心》亦梳理了今人的相关研究成果〔6〕，但迄今为止，《总目》屡屡言及的别本问题似未引起学者注意。修纂《四库全书》时，汇聚四库馆的图书不乏异本，馆臣概称之为别本，本文拟就其中的别本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厘清《总目》所言别本的概念及馆臣对别本的处理及利用，以期推进《四库全书》以及《总目》有关版本问题的研究。

一、馆臣所谓“别本”

目录学意义上的“别本”是相较于正本而言的一个概念，通常指异本，即同一部文献的不同版本，曹之谓“别本即正本之外的同书异本”〔7〕。别本之名出现较早，《隋书·经籍志》著录《江夏王义恭集》11卷，“又有《江夏王集别本》十五卷”〔8〕，但关于别本的概念及具体含义则鲜见论及。《总目》所及别本数量较多且含义丰富，与目录学意义上的别本也颇多不同，初步可分为同书之别本、别集或丛书之别本以及某部文献部分内容的摘出别刻本。

1.同书之别本

文献屡经雕版，往往衍生出多个刻本，正本之外均可称为别本。《总目》著录或存目的别本不在少数，大多同书同名。对同书同名之别本，《总目》通常在正本名称前加上“别本”二字以示区别。如《别本十六国春秋》《别本干禄字书》《别本晏子春秋》《别本朱子年谱》《别本革朝遗忠录》《别本汉旧仪》《别本农政全书》《别本考古图》《别本潜邱札记》《别本实宾录》《别本茶经》《别本韩文考异》《别本袁海叟诗集》《别本浚谷集》《别本攻媿文集》《别本缘督集》等。也偶有将“别本”二字置于书名之后者，如《晋书别本》《洹词别本》等。①《总目》所见同书之别本除在正本名称前后加“别本”外，有些与正本还有一些细微区别，如《别本浚谷集》之正本为《赵浚谷集》，《别本袁海叟诗集》之正本曰《海叟集》，且《总目》失载，提要见文渊阁本《海叟集》卷首。

《总目》所见同书之别本与正本的关系比较复杂，除版刻先后、行款不一等方面的差异外，往往还存在卷帙多寡、内容增删、编排次序甚至题名不一等诸多不同，有时不啻天壤之别。卷帙多寡者如《十六国春秋》，正本100卷，别本仅16卷。编排次序不同者如明人崔铣所撰《洹词》12卷，系赵王府味经堂刊本，“皆编年排次，不分体裁，杂著笔记亦参错于其间”〔9〕。而《洹词别本》17卷并《附录》4卷则系嘉靖三十五年（1556）池州知府周镐命贵池教谕范某重编刊刻，“始区别体裁，以类汇次”〔10〕，内容文字并无增损。内容增删方面较为复杂，各本情况不一。如子部谱录类著录宋吕大临《考古图》10卷、《续考古图》5卷、《释文》1卷，同时又存目《别本考古图》10卷，此别本乃元大德三年（1299）茶陵人陈翼子重刊本，删《续考古图》及《释文》，附诸家考证之文，馆臣称其已非吕氏之旧，“且亦自多谬误”〔11〕。题名不同者如集部别集类著录《原本韩文考异》和《别本韩文考异》各一部，原本题名“宋朱子撰”，别本题名“宋王伯大编”。又子部谱录类著录《茶经》3卷，“唐人陆羽撰”，又存目《别本茶经》3卷，“旧本题名玉茗堂主人阅”。两者卷数相同，但内容出入较大，别本系合陆羽《茶经》3卷为1卷，又附《水辨》《外集》各1卷，馆臣称此本“编次无法，疏舛颇多”，“冗杂颠倒，毫无体例”〔12〕，疑为庸劣坊贾托名之作。

2.别集或丛书之别本

古代文人之别集在结集刊刻前后，均不乏其中部分作品别刻单行的情况。结集前已别刻单行者，如子部类书类存目之《文安策略》乃明人刘定之揣摩程试所拟“场屋对策之作”，明人周荣所撰《呆斋公年谱》记《文安策略》成书于宣德九年（1434），刘定之时年26岁，尚未登第（刘定之及第在正统元年即1436年）。〔13〕馆臣谓正德八年（1513）刘定之刻《呆斋集》时，始将《文安策略》编入集中，“此其别行之本也”〔14〕。结集后别刻单行者如集部词曲类存目宋人程珌《洺水词》1卷，馆臣谓“珌有《洺水集》，已著录，诗余二十一阕已载集中，此毛晋摘出别行之本也”〔15〕。所谓“毛晋摘出别行之本”即《宋名家词》本，毛晋《跋洺水词》称其于崇祯六年（1633）购得《洺水集》26卷，虽“遗逸甚多而大略已概见”，于是“急梓其诗余二十有一调以存其人”〔16〕。多数情况下，馆臣并未交代别集与别刻单行本的先后问题，如史部史评类存目南宋陈亮《三国纪年》1卷，“大旨主于右蜀而贬魏吴，名为纪年，实史家论断之体，已载亮所著《龙川集》中，此其别行之本也”〔17〕；子部谱录类著录欧阳修《洛阳牡丹记》1卷，“已编入《文忠全集》，此其单行之本也”〔18〕；集部诗文评类著录南宋诗人杨万里《诚斋诗话》1卷，已收入杨万里《诚斋集》中，“此乃别行之本，今亦别著于录焉”〔19〕。

丛书尤其是综合性丛书，因兼括四部，容纳群籍，归类较为困难，故《总目》子部有类书而无丛书，馆臣将丛书存目于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且数量有限，总体评价不高，即使毛晋所编《津逮秘书》“较他家丛书去取颇有条理”，馆臣还是采取了“今仍分著于录，而存其总名于此，以不没其搜辑刊刻之功焉”〔20〕的办法。所谓“分著于录”，即存目丛书总名于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而著录或存目丛书子目于相应部类，无论子目篇幅长短，亦无论其在丛书中是单刻成册还是与其他子目合刻为一编，馆臣均视之为别本。如史部政书类存目王士禛《琉球入太学始末》1卷，全书不足千字，追叙明代琉球入国学事，馆臣称“其书已见士禛《带经堂集》中，此盖初出别行之本”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3《史部·政书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19页。案：王士禛《带经堂集》不见于《总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亦未收《带经堂集》，核清康熙四十九至五十年程哲七略书堂刻本《带经堂集》，《琉球入太学始末》作《纪琉球入太学始末》。，所谓“初出别行之本”实为《昭代丛书》本。②清初张潮辑刻的《昭代丛书》乙集所收《纪琉球入太学始末》即出自王士禛《带经堂集》。有些丛书虽未见总名存目，亦不乏有别本著录或存目者。如前文所及《别本十六国春秋》及颜之推所撰《还冤志》皆《汉魏丛书》本。又子部杂家类存目宋汪若海《麟书》1卷，“大旨主用兵之是，斥和议之非”，明人曾将其编入《若海集》，“此则别行之本，陈继儒刻入《秘笈》者也”〔21〕。但《汉魏丛书》及《宝颜堂秘笈》两部丛书均未见《总目》存目。

此外，有些类似于别集或丛书的文献亦有别刻单行本。如著录于史部职官类的《三事忠告》类似别集，系元人张养浩任县令、御史及参议中书省事时分别撰写的《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三书的合集，“三书非一时所著，本各自为编”〔22〕。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广西按察司佥事黄士宏始将三书合编刊刻，并题名《为政忠告》。宣德六年（1431）河南府知府李骥重刻，改名《三事忠告》，其中《牧民忠告》又存目于史部职官类，此别本乃“魏裔介摘出别行，非完书也”〔23〕。又如存目于集部词曲类词选之属的《宋名家词》形同丛书，故《总目》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办法，即“诸家词集虽各分著于录，仍附存其目，以不没晋搜辑校刊之功焉”〔24〕。《宋名家词》所收各家词集有的著录，有的存目。著录者如陈亮《龙川词》及《补遗》各1卷，存目者如洪瑹《空同词》1卷，仅收词十六阕。又存目姜夔词集两种，其一为《白石词集》1卷，系康熙甲午陈撰刻本，原附《诗集》之后，凡五十八阕，多有讹误窜乱；又存目《别本白石词》1卷，“此本为毛晋六十名家词中所刻，凡三十四阕，较康熙甲午陈撰刊本少二十四阕”〔25〕。

3.某部文献部分内容的摘出别刻本

馆臣还将某部文献中部分内容的摘出别刻本视为别本。如明嘉靖时人田汝成曾历官西南，“谙晓先朝遗事”，据见闻撰成《炎徼纪闻》14篇，“每篇各系以论，所载较史为详”，“与讲学迂儒贸贸而谈兵事者迥乎殊矣”〔26〕，此书著录于史部纪事本末类。史部杂史类又存目田汝成《龙凭纪略》1卷，“纪龙州土酋韦应、赵楷、李寰之乱，已见于《炎徼纪闻》中，此其摘出别行之本”③〔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3《史部·杂史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81页。案：《总目》有误，韦应其人既不见于《龙凭纪略》，亦不见于《炎徼纪闻》，赵楷为龙州土官属实，而李寰则为凭祥州土官。。又万历时人朱鸿所编《经书孝语》系摭拾《五经》《四书》中言孝之语为一编“而各为之发明”，末附《曾子孝实》，此书原附于朱鸿所刻《孝经》中，后又别刻单行，馆臣谓其“文既饾饤，论亦凡近，殊无可取”，因《孝经》已著录于经部，此书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姑置之儒家类焉”〔27〕。集部总集类存目明人崔铣所编《文苑春秋》4卷，“是集所录，起汉高帝《入关告谕》，迄明太祖《谕中原檄》，凡一百篇。各仿《毛诗小序》之体，篇首缀以数言，而别无诠释。大旨谓非关世教人心者不录，故名曰《春秋》”〔28〕。其中仿《毛诗小序》所为之叙录原各冠百篇之首，后来摘出别行，即史部目录类存目之《文苑春秋叙录》1卷本。

二、馆臣对别本的处理

修纂《四库全书》时，乾隆帝“特诏词臣，详为勘核”，对征集来的图书采取了“应刊、应抄、应存”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29〕，并系以提要，辑成总目。其中应刊、应抄者构成《总目》的著录书，应存者即存目书，只有提要。关于著录与存目，《总目·凡例》有明确规定，首先按质量将图书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要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30〕。就别本而言，其与正本内容彼此重复是毫无疑问的，加之质量参差不齐，因此修纂《四库全书》时，馆臣严格遵奉乾隆圣谕，“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31〕。此外，对于与正本并存的别本，根据不同情况，馆臣分别采取了正本别本均予著录、著录正本存目别本及正本别本均予存目三种处理办法。

1.正本别本均予著录

避免重复是图书编纂的基本原则，正本、别本难免彼此重复，但同时著录于《总目》者并不鲜见，原因则各有不同。

其一，因正本、别本差异较大，各有千秋，故同时著录以备参稽。如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102卷散佚于北宋，《总目》史部载记类著录《十六国春秋》和《别本十六国春秋》各一部，前者100卷，系明代万历年间嘉兴人屠乔孙、项琳所刊单行本，此本“盖抄撮《晋书·载记》，参以它书，附合成之，其实亦赝本也”；后者仅16卷，系《汉魏丛书》本，“寥寥数简，殆出后人依托”〔32〕。馆臣称别本在屠乔孙本之前，“而亦莫详其所自”，由于《十六国春秋》之正本、别本出入较大，且均非原本，但鉴于原本已佚，屠乔孙本“皆联缀古书，非由杜撰”〔33〕，故馆臣视其为正本而著录。又因屠乔孙本既非原本，《汉魏丛书》本亦“疑以传疑”，因此“姑并存之，以备参考焉”〔34〕。正本别本同时著录的还有朱子《原本韩文考异》和《别本韩文考异》。《韩文考异》重在考证韩愈文集各本之异同，“参校众本，弃短取长”，原于韩集之外别行，“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下。以其易于省览，故流布至今，不复知有朱子之原本”；《总目》著录之原本系李光地翻刻朱子门人张洽所校旧本，最为精善，李光地卒后，“其版旋佚”，故传本稀少，此原本“犹当日之初印，毫无刓阙，尤可贵也”〔35〕。别本则是宋人王伯大重编本，“离析《考异》之文，散入本集各句之下”，又采洪兴祖《年谱辨证》、樊汝霖《年谱注》以及孙汝听、韩醇、祝充等各家笺注为之音释，附于各篇之末，“盖伯大改朱子之旧第，坊贾又改伯大之旧第，已全失其初”；馆臣著录李光地所刻原本“以存旧式”，同时又著录王伯大所刻别本“以便参稽”〔36〕，无论正本、别本，均有不可替代之价值。

其二，为了强调别本在某方面的特别之处，在已著录正本的情况下，同时著录别本以凸显其价值。如南宋著名文人周必大生平著作由其子周纶依家刻《六一集》体例编为《文忠集》200卷，又称《平园集》，其中有《玉堂杂记》3卷、《二老堂诗话》2卷，又分别著录于史部职官类和集部诗文评类。馆臣谓《玉堂杂记》“皆记翰林故事，后编入必大文集中，此乃其别行之本也”，并特意交代了著录此别本的原因：

宋代掌制，最号重职，往往由此致位二府。必大受知孝宗，两入翰苑，自权直院至学士承旨，皆遍为之。凡銮坡制度沿革，及一时宣召奏对之事，随笔记录，集为此编。所纪如奉表德寿署名、赐安南国王嗣子诏书之类，皆能援引古义，合于典礼。其他琐闻遗事，亦多可资谈柄。洪遵《翰院群书》所录，皆唐代及汴都故帙，程俱《麟台故事》亦成于绍兴间，其隆兴以后翰林故实，惟稍见于《馆阁续录》及洪迈《容斋随笔》中。得必大此书，互相稽考，南渡后玉堂旧典亦庶几乎厘然具矣。〔37〕

《二老堂诗话》是周必大论诗之作，“凡四十六条，原载《平园集》中，此后人抄出别行者”，馆臣认为周必大学识渊博，又熟悉掌故，其论诗之语“多主于考证”〔38〕，在考证业已成为学术主流的乾嘉时期，《二老堂诗话》与《文忠集》同时著录也在情理之中。

2.著录正本存目别本

著录正本存目别本理应是《总目》的常态，《总目》存目书的数量几乎是著录书的两倍，其中别本占有一定比例。杜泽逊称“凡别本存目者，必于内容或体例与正本有一定差别，完全相同者例不两见”〔39〕，因此著录正本存目别本首先是为了避免重复。如史部编年类存目宋人尹洙所撰《五代春秋》两卷，此书纪事始于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迄后周世宗显德七年（960）正月，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馆臣认为此书已收入尹洙《河南集》中，“此盖其别行之本，以初原自为一书，故仍存其目焉”〔40〕。避免重复之外，著录正本存目别本尚有其他各种原因，有时是为了提醒后人比正本更为通行的别本实际上并非善本，有时则因为质量问题。前者如史部传记类著录《晏子春秋》8卷乃编修励守谦家藏本，存目之《别本晏子春秋》6卷乃乌程闵氏朱墨版，此别本对正本多有改窜，“然今代所行，大抵此本。恐久而迷其原第，因附存其目，以著其失焉”〔41〕。后者如吕大临《考古图》16卷已著录，又存目《别本考古图》10卷，“此本无《续图》及《释文》，乃元大德己亥茶陵陈翼子所重刊，附以诸家之考证，已非吕氏之旧，且亦自多谬误”〔42〕，故别存其目。

著录正本存目别本的情况以集部文献较为多见，馆臣在提要中对其原因偶有交代。如集部总集类著录南朝陈徐陵所编《玉台新咏》10卷，又存目清人冯舒校、冯武刊《冯氏校定玉台新咏》10卷。馆臣谓《玉台新咏》刻本虽多但久无善本，“明代刻本，妄有增益”，全失其真，《总目》著录的正本是赵宋王室后裔、明代著名刻书家赵宧光家藏旧刻本，“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重刻跋，最为完善”〔43〕。存目之别本系以宋嘉定本为主，参校诸本而成，“今赵氏翻雕宋本流传尚广，此刻虽胜俗刻，终不能及原本，故仅附存其目焉”〔44〕。又集部别集类著录南宋楼钥《攻媿集》112卷，“与《宋史·艺文志》及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相同，犹为旧帙”〔45〕。又存目《别本攻媿文集》32卷，《诗集》10卷，别本“前后无序跋。又文集有目，而诗集无目。较原集少七十八卷，盖后人选录而成。然世所传写大抵此本，今亦附存其目焉”〔46〕。在无法区别正本别本的情况下，两者相较，善者著录，劣者存目。如清初阎若璩所撰《潜邱札记》是“考证经籍，随笔札记之文”〔47〕，传本有二，一为吴玉搢重订本，一为阎若璩孙阎学林重编本，因前者“尚有端绪”故著录入子部杂家类〔48〕，后者“盖学林尊其家学，不欲一字散失，故全录旧文，漫无体例”〔49〕，因不及吴玉搢本有条理而存目。

3.正本别本一并存目

虽然乾隆帝已经指出了著录与存目的处理原则，《总目·凡例》对存目标准亦有所交代，但具体到每一部存目文献，其原因则各不相同。黄永年认为《总目》存目书的标准比较复杂，大有逐一研究的余地，“像凡例那样想用三言两语来概括,总难免会有捉襟见肘之感”〔50〕。杜泽逊将存目原因归结为九条：限制规模、贵远贱近、扬汉抑宋、压制民族思想、维护封建伦理道德、避免重复、尊官书而抑私纂、原本残缺或漫漶过甚无法校写、著作水平庸劣或伪妄之书。〔51〕《总目》中正本别本同时存目者并不鲜见，两者鄙陋芜杂，质量欠佳，缺乏史料价值当是主要原因。如经部礼类存目《家礼仪节》和《别本家礼仪节》各1部，前者系明人邱濬“取世传朱子《家礼》而损益以当时之制”，系无名坊贾所刻，“已非原本之旧”〔52〕，又经坊贾窜乱，殊无伦次；后者题名杨慎编，实则无名坊贾据邱濬之本刊刻，“其图尤为猥琐”〔53〕。四书类存目明陈禹谟所撰《经言枝指》100卷，其中《名物考》20卷“摭拾旧文，亦罕能精核”〔54〕后经钱受益、牛斗星补订而成《别本四书名物考》24卷，“禹谟原本多疏舛，受益等所补乃更芜杂”〔55〕，故一并存目。又史部杂史类存目无名氏《北平录》和《别本北平录》各1卷，两者皆抄自实录，从《总目》提要看，《北平录》与《别本北平录》所记似非一事，经笔者比较，实际上是同一部文献的不同版本。①《总目》言《北平录》“载明洪武三年徐达、李文忠分道出塞，追王保保及袭破应昌府事。纪录颇为简略。惟达与文忠所上二表及太祖封爵诸臣诏谕，则全篇载之。疑后人从实录中抄出者也”。又言《别本北平录》“纪明洪武元年命徐达、常遇春等北征之事，而终以君臣鉴戒之语。其年月皆与史合。核检其文，亦从实录抄出也”。参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2《史部·杂史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75页。检《金声玉振集》本《北平录》，叙事始自洪武元年，与《别本北平录》确为同书异本。正因为如此，在馆臣看来，明初实录保存完好，抄自实录的《北平录》，不论正本别本，均无著录价值，故一并存目。又如集部词曲类存目姜夔的《白石词集》和《别本白石词》各1卷，前者系康熙甲午陈撰刻本，附于诗集之后，“凡五十八阕，较毛晋汲古阁本多二十四阕。然其中多意为删窜，非其旧文”〔56〕；后者则为毛晋《宋名家词》本，仅三十四阕，比陈撰刻本少二十四阕，“盖第据《花庵词选》所录，仅增《湘月》一阕，《点绛唇》一阕而已”〔57〕。

三、利用别本校勘补缺

讹夺佚缺与典籍辗转传刻相生相伴，而校勘则是勘定古籍脱漏衍误、订讹补缺的必要手段，古人早就认识到了别本在文献校勘中的作用。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国家藏书，即广罗异本，相互补充。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诏令校定群书，樊逊等11人“同被尚书召共刊定”，“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樊逊建议效仿刘向借助众本校书之故事，向富藏图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58〕。南宋刘跂《金石录序》曰：“昔文籍既繁，竹素纸札，转相誊写，弥久不能无误。近世用墨版摹印，便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无别本是正。”〔59〕由此可见别本在古文献校勘中的作用与价值。

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常因无别本可资校补而深感惋惜。如南宋刘黻所撰诗文多有散佚，其弟应奎裒集诗文残稿为《蒙川遗稿》4卷，“惟传抄既久，文多讹脱，更无别本可校，为足惜耳”〔60〕。对无别本可资校补的缺佚文献，馆臣采取暂付阙如以存其真的处理办法。如南宋李心传所撰《旧闻证误》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姊妹篇，主要记载北宋史事，两者不相重复。“或及于南宋之事，则《要录》之所未及，此补其遗也”，此书体例同《通鉴考异》，先列旧文，次为驳正，条分缕析，决疑定舛，“于史学深为有裨，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为也”，原书15卷，明代已无传本，馆臣辑自《永乐大典》，亦仅存十之三四。元代周南瑞所编《天下同文集》“所载颇有苏天爵《文类》所未收，而足资当日典故者”，此书系麻沙元版，原本50卷，佚卷17、18、31、34、35、41共6卷，“盖麻沙旧式，分卷破碎，传抄易于佚脱。今既无别本校补，亦姑仍原本录之，以存其真焉”〔61〕。姑仍其缺或姑仍其旧实属无奈之举，因而当有别本可资校补时，馆臣尽量利用别本校勘补缺，所用别本主要有《永乐大典》本、丛书本和其他别本或刻本。

1.《永乐大典》本

《永乐大典》在修纂《四库全书》中的作用不言而喻，馆臣不仅从中辑出了《旧五代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元和姓纂》等多部重要著作，辑佚之外，还充分利用《永乐大典》进行校勘补缺。如元人程端学撰有《春秋三传辨疑》20卷，清初汇刻《通志堂经解》，因其残缺不全未予收录，《总目》经部春秋类著录者为浙江吴玉墀家藏抄本，其中卷1“蠹蚀最甚，有每行惟存数字者”，卷2以下则完整无缺，经馆臣用《永乐大典》进行校补，“遂复为全帙”〔62〕。又史部地理类著录元陆友仁《吴中旧事》1卷，此书记载作者家乡吴郡之轶闻旧迹，可补地志之缺，“其体例则小说家流也”，因“刊本颇讹脱”，馆臣以《永乐大典》所载“互校补正，备元人说部之一种。虽篇帙无多，要与委巷之谈异也”〔63〕。又子部儒家类著录《袁氏世范》3卷，作者宋人袁采有多部著作皆失传，此书因陈继儒刻入《宝颜堂秘笈》而得以保存，惟丛书本“字句讹脱特甚”，“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宋本互相校勘，补遗正误，仍从《文献通考》所载，勒为三卷云”〔64〕。集部别集类著录宋人姚勉所著《雪坡文集》50卷，系其从子姚龙起所编，《宋史·艺文志》失载，“外间传本颇稀，讹阙特甚。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各为校补。其《永乐大典》不载者，则仍其旧”〔65〕。

借《缘督集》和《别本缘督集》的提要，似可窥见馆臣利用《永乐大典》进行校补的细节。曾丰著作早在宋代已版行于世，后来渐次散佚，元代尚存40卷。明代万历十一年（1583）詹事讲刻印曾自明所辑12卷本《缘督集》“去取乖谬”，曾丰精华之作反因此本复次散佚，“殊堪惋惜”，因《永乐大典》编自明初，“尚见丰之原集，其所收录，较刊本多至数倍”，馆臣据以增补，“乃裒然几还旧观”，“佚而复存，亦云幸矣”〔66〕。《别本缘督集》即詹事讲所刻12卷本，“据事讲《自序》，其先本曾氏裔也，所选仅诗三卷、文九卷，挂漏颇多。今已采其中《永乐大典》所未载者，编入新本，故附存其目，不更缮录焉”〔67〕。也许正是由于《永乐大典》在修纂《四库全书》中的特殊地位，馆臣校补时，虽如同别本加以利用，但并不视其为别本。以上所及馆臣利用《永乐大典》校补的文献，除《雪坡文集》和《别本缘督集》外，均注明《永乐大典》本。

2.丛书本

修纂《四库全书》时，征集到的丛书以明人汇辑刊刻者居多，明人所刻丛书往往不取完本，多系摘录节抄，导致馆臣对丛书的整体评价不高，但在无别本可资校补的情况下，亦用丛书本进行校补。如史部载记类著录宋郑文宝所撰《江表志》3卷，卷首缺郑文宝撰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的序言，馆臣据《学海类编》本“补录成完帙焉”〔68〕。宋曾慥所撰《高斋漫录》属笔记杂著，所记“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以至文评、诗话，诙谐、嘲笑之属，随所见闻，咸登记录。中如给舍之当服赪带，不历转运使之不得为知制诰，皆可补史志所未备。其征引丛杂，不无琐屑，要其可取者多，固远胜于游谈无根者也”，《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做2卷，世鲜流传，清初曹溶采自他书收入《学海类编》者仅五页，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1卷，“视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而《永乐大典》失载者，亦参校补入”〔69〕。再如集部诗文评类著录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两卷系从《永乐大典》辑出之本，“考《说郛》及《学海类编》载此书，均止寥寥三四页。此本为《永乐大典》所载，犹属完帙。然有二条，此本遗去，而见于《学海类编》者。今谨据以增入，庶为全璧”〔70〕。

3.其他别本或相关刻本

编纂《四库全书》时，馆臣亦能充分发掘利用其他别本或相关刻本的校勘价值。如《总目》经部小学类著录唐颜元孙《干禄字书》系两淮马裕家藏宋椠翻刻本，“然证以蜀本，率多谬误”，馆臣著录时曾用蜀本互校，“补缺文八十五字，改讹体十六字，删衍文二字，始稍还颜氏之旧”〔71〕。然不知何故，馆臣用以校补的蜀本未见著录或存目，存目者系明末清初人魏裔介所刊《别本干禄字书》两卷本。又史部正史类著录的《金史》为内府刊本，其中卷33、卷76有缺文，盖明代监版脱误所致，馆臣用内府所藏元版校补，“仍为完帙”〔72〕，惜此元版未见著录或存目。馆臣用以校补且见于著录的别本有南宋汪藻的《浮溪文粹》。《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汪藻《浮溪集》60卷，岁久散佚，世无传本者几数百年，嘉靖时人胡尧臣曾刊行无名氏所辑《浮溪文粹》15卷，仅录诗文85篇，“而其原集终不复可见”。馆臣修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浮溪集》36卷，又用《浮溪文粹》参校补正，“庶操觚之士尚得以考见其大略焉”〔73〕。

四、结语

作为一部官修书目，《总目》奉敕编纂，悉禀圣裁，在重视图书来源的同时，忽略了图书版本的重要性，加之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图书内容又多有改窜，致使有关《四库全书》版本问题的研究困难重重。作为版本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别本，《总目》着墨较多，为了解和研究《四库全书》的版本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综合相关记载可见，《总目》关于别本的认识、处理及利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妥当的，尤其是在别本的处理方面，并非简单地一概存目，而是根据内容及版本优劣，分别采取了正本别本均予著录、著录正本存目别本和正本别本一并存目三种处理办法。说明《总目·凡例》所言“一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74〕并非虚言，也体现了馆臣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以及珍视文献、甄别取舍的审慎态度。当然也毋庸讳言，《总目》涉及文献庞杂，馆臣对别本的认识较为模糊，有时将题名不同且内容出入较大的同名文献简单地视为正本与别本，如前文所及《十六国春秋》与《别本十六国春秋》、《原本韩文考异》与《别本韩文考异》。此外尚有存目两种同名文献而未区别正本、别本者①《总目》史部地理类存目《海道经》两种各1卷，似为同一种文献的不同版本。前者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后者乃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参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5《史部·地理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50页。，又有提要所及文献名称与实际不符者②《总目》集部别集类存目明人吴文华《济美堂集》8卷，馆臣称“文华有《粤西疏稿》，已著录。是集凡诗文四卷，颇沿台阁旧体。前四卷即《粤西奏议》及《留都奏议》，其初别本各行，后又编入集中也”。参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78《集部·别集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01页。，尽管如此，瑕不掩瑜，馆臣对别本的认识仍不乏可取之处，且有深入探讨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