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但丁的《论世界帝国》看西方的霸权思维模式

张 国 臣

(许昌学院 历史系，河南 许昌 461000)

恩格斯指出：“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伟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1]430但丁作为标志性人物，他所阐发的政治思想无疑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祖先——新兴的市民、商人阶层利益诉求，同时也充分地反映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和在资本原始积累起步时期的新兴市民、商人阶层谋求世界商业扩张与霸权欲望。但丁的政治理论代表作《论世界帝国》系统阐述了建立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的政治理念。他说：“我们所谓的一统天下的尘世政体或囊括四海的帝国，指的是一个统一的政体。这个政体统治着生存在有恒之中的一切人，亦即统治着或寓形于一切可用时间加以衡量的事物中。”[2]2但丁建立一统天下的普世性世界帝国的政治理念，构筑了西方世界霸权思维模式的基础，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从它萌生那刻起就具有的霸权本质。

一、以“普世价值”构建西方霸权正义性的思维模式

但丁把“自由”“正义”“和平”“善”“人权”和现实的安康与幸福作为人类文明追求实现人类发展能力的目标。但丁为新兴的市民、商人阶层构筑了全新价值观和商业扩张的思维模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些全新价值的同时，将它视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并作为其征服和称霸世界的思维模式基础。

(一)但丁“普世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但丁《论世界帝国》提出了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和平是实现人类发展能力的最好方法

但丁指出“不管人类文明的普遍目的是什么，只要存在这样一个目的，它就是最重要的原理”[2]3。在他看来所有文明的同一目的“就是实现人类发展智力的能力”[2]3。他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其“本分工作是不断行使其智力发展的全部能力”[2]5；人类只有“身处安定太平时代才能轻松自如地工作”[2]6。他认为“上帝造福人类曾做了种种安排，而在这种种安排之中，世界和平是头等大事”。这也是“人类要完成本分工作所必须遵循的那条较好的甚至最好的道路”。因此“必须立即走向世界和平的道路，以求达到人类全部工作的最终目的”[2]6。

2.阐发“正义”“自由”和“人权”的普世性

但丁认为“正义的本意”就是“正直或不偏不倚”[2]13。他指出“一旦正义成为尘世的最大威力，世界就有最良好的秩序”。正义就其“意向和行动而言，加入到正义之中的不可调和的混合物最少时，正义也就最有力量”[2]13。他所认为的“自由”“就是为自己而生存”的“自由”[2]17。在他看来“自由的基本原则是选择的自由”[2]16，而选择自由又是判断的意志自由，人类是意志坚定的智者和蒙受天恩的超凡精灵，人类不仅没有失去判断力的自由，而且能够完美地保持和使用判断的意志自由。这种自由使人类感到在尘世作为人的幸福。所以但丁认为“人类一旦获得充分的自由，就能处于最佳状态”[2]16，一旦充分运用自由的原则就能生活得最美好。就“人权”而言，但丁认为“教会有自己的根基，则帝国也同样有。教会的根基就是基督”；“帝国的基石则是人权”，帝国不能做任何违反人权的事，而作为帝国的帝王“职务就是要使全人类服从一个统一的是非观”[2]75，只有如此才是对人权和公共利益的最大维护。

3.用“善”来肯定统一，否定多元

但丁认为“善的根本含义是单一的存在，而恶的根本含义是多头存在”[2]23。他得出所谓的“善”“就在于它的统一性”[2]23，所谓的“恶”就是蔑视统一而趋向多元的结论。在他看来，具有某种统一性的协调一致就是善的本身，而协调一致的根源和基础就是众多意志的一致行动。他认为人的意志力是一种能力，意志的形式表现为理解善的观念，这种表现形式本身是个统一体。所以他认为“一切协调都有赖于意志的统一，人类的最佳状态就体现着某种协调”，“人类幸福有赖于人类意志的统一”[2]23-24。但丁用所谓的“善”来肯定了统一，用所谓的“恶”否定了多元的趋向。

(二)西方霸权思维基础的构建

但丁用这些“普世价值观”作为构建自己所谓一统天下的普世性“世界帝国”和具有一统天下的世界权威的普世君主的理论根基。

1.实现世界和平必须建立统一的世界帝国

但丁认为人类的基本能力是具有发展智力的潜力或能力，强调“这种能力不可能在单个人或”“任何一个人类集体中完全得到实现”，“在人类之中，必然有一部分人通过他们本身来实现全部能力”[2]3。因此，只有“智力的强者”，才能“生而治人”[2]5。人类文明要想实现人类发展能力的目标就“必须遵循那条较好的甚至最好的道路”即“世界和平的道路”。他主张为了普天下的幸福，实现世界和平“有必要建立一个一统的世界政体”[2]6；并把这个一统的世界政体称为“帝国”。在他看来“整个人类注定只有一个目的，因而人类就应该实行独一无二的统治和建立独一无二的政府，而且这种权力应称为君主或帝王”结论[2]8。但丁由此得出“为了给尘世带来幸福，一统的政体或帝国是必要的”结论[2]8。

2.阐发建立和维护世界帝国的必要性

用“正义”“自由”和“人权”等普世价值阐发建立和维护世界帝国的必要性。首先用“正义”阐发建立世界帝国的必要性。但丁认为“人类的最高利益是安居乐业，正义则是这一利益主要的和最有力的推动者”[2]15。在他看来，“正义只有体现在最自觉自愿和最有能力的人身上才能在全世界发挥最大的威力，而唯一具备这种条件的人就是世界君主。因此正义只有完完全全体现在世界君主身上才能在世界上发挥最大的威力”[2]14。在意志方面，他认为在“包含着正义的世俗意志之中，世界君主的意志最纯正”，最热衷于正义，最能把正义摆在最首要的地位，让正义发挥最大的威力，去追求人类的最高利益；在一切人之中唯独世界君主最富有正义感。在能力方面，他认为贪欲本身是判断力的强腐蚀剂和正义的阻力，世界君主由于无所贪婪而没有任何贪欲，因而君主“比其他一切人都更善于发挥判断力和正义的威力”[2]20，最善于统治，最具备伸张正义的能力。基于这两方面，但丁得出的结论就是要获得最良好的世界秩序就必须建立世界政体即世界帝国；只有在世界帝国的一元政体下正义才能发挥最大威力，自由才能真正有可能实现，人类才能生活好，才能带来尘世的幸福。

其次，用“自由”阐发建立世界帝国的必要性。但丁认为“人类一旦获得充分的自由，就能处于最佳状态”，充分运用自由原则就能生活得最美好。既然如此，那么在什么样条件下才能生活得最自由呢？他认为只有在世界君主统治下，人类才能为自己而生存，才能生活得最自由。因为君主无所贪婪最爱人民，顺乎民情，顺乎民情的政体能以自由为目的。因此但丁得出只有服从理性，只有全心全意为实现人类的目标而奋斗，人类才有自由，而这样的自由只有建立一统的世界帝国才能实现的结论。

最后用“人权”阐发建立和维护世界帝国的必要性。但丁认为“帝国的基石则是人权”，帝国不能做任何违反人权的事，帝国毁灭自己同样是一种违反人权的行为，因此帝国无权毁灭自己；分割本质上具有独一无二的世界统治权的帝国就是毁灭帝国，就是违反人权。但丁得出的结论就是任何握有帝国权柄的人都无权分割帝国；只有维护和巩固统一的世界帝国，在世界帝国的一元政体下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权和公共利益。

3.人类达到最“善”境地需要建立世界帝国

在统一问题上，但丁提出统一为存在与善的根本。他认为“存在先于统一，而统一又先于善，因为只有不折不扣的存在才算是最统一的，而最统一的也就是最善的”[2]23。善本身就是协调一致，协调一致的根源和基础就是众多意志的一致行动，一切协调都有赖于意志的统一，而要达到人类意志的统一就“必须有同一的统治者意志引导其他意志达到统一”，而统一的君主具备这样的意志力，他的“意志能控制和引导其他一切意志”[2]23。为了带到最善的境地也就是人类的最佳状态，但丁主张需要一个一统的世界君主，建立一个世界帝国。

但丁的《论世界帝国》不仅把“自由”“正义”“和平”和“人权”等价值观念看作是人类社会需要的共同理想和道德正义标准；而且认为这些价值观念只有在世界帝国的框架下，在一统天下的世界君主治下，才能实现，才能实现他心目中真正的“善”，从而构建他的大一统普世性世界帝国的政治理念。但丁的“自由”“正义”“和平”和“人权”等价值观念不仅为早期新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基本价值观和一切论点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精神武器；而且在此基础上被历代西方资产阶级不断地阐发，形成西方国家“人权”“自由”“民主”“正义”的价值观，并将它上升为统一全人类意志的“普世价值观”和衡量一切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西方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思想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98-100。在此基础上西方资产阶级又把自己装扮成这种“普世价值观”的唯一创造者、界定者、代言人、践行者和裁判者。西方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利用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阐释自己侵略扩张、称霸世界、奴役和掠夺世界其他民族的合理性与正义性；用这种所谓的衡量一切、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标准，把凡是与西方价值理念有异的国家，特别是与西方利益有冲突的国家定义为“邪恶的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肆意的攻击、围堵，甚至剥夺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并用各种手段将其颠覆；利用这种“普世”价值标准一方面否认异于西方的各种文明和各种价值观念多元化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对其实施打击，推行其“普世价值观”，建立和维护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国际秩序，实现西方价值观一元化控制世界的霸权目标。总之，西方国家把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变成干涉别国内政，迫使别国屈服，谋求自身利益，谋求霸权和主宰世界的意识形态工具，充分暴露了西方的霸权本质。由此看来，但丁以“和平”“自由”“正义”“人权”等价值观念为基础构建大一统普世性世界帝国的思维模式，为历代西方资产阶级站在道义和正义的制高点，阐发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对外侵略扩张，谋求世界霸权提供了思维模式与思维路径。

二、以宗教普世性构建西方霸权“天然合法性”的思维模式

基督教自认为是一种“普世”的宗教，因而它固有救世主情节。这种情节又使它自认为有责任将其传播到世界各地，使全人类都能获得救赎，享受到自由、美好、幸福的生活。作为虔诚基督徒的但丁自然会充分利用基督教所谓“普世性”来构建起世界帝国的天然合法性，谋求建立世界帝国就是尊崇上帝的意旨，是为人类谋福利、谋幸福的。

(一)上帝绝对一统世界

但丁认为上帝是独一无二的运动(原动力)和独一无二的创始人，他不仅“统治着整个天国的一切部分、一切运动和动力”[2]11；而且创造了整个世界，起着绝对一统世界的作用，全宇宙的秩序都是由上帝的一统原则所支配。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只不过是上帝创造的整个世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自身必须适应全宇宙的秩序”[2]9。因此人类社会的自身只有根据一统原则才得以秩序井然。上帝创造人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人类就必须尊崇上帝的意旨建立统一的世界政体。

(二)上帝本身是统一的真正基础

在但丁看来，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就应该按照上帝的旨意“尽其本性之所能，以体现神的形象”；“人类只有尽其所能与上帝相象，才能处于最佳状态”[2]10。人类如何体现上帝的形象并与上帝相象呢？他认为由于上帝是统一体，其本身就是统一的真正基础，所以“人类只有达到完全统一才能接近上帝的形象”[2]10。人类如何才能达到完全统一呢？他认为“人类只有结成一个统一体才算是全面统一”。人类所结成的这个“统一体”就是“整个人类服从一个统一的政体”[2]10。他的结论就是人类只有服从一个统一的政体，才能实现全面统一，才能最接近上帝的形象，才能最接近上帝要人类幸福生活的旨意。

但丁利用基督教的所谓“普世性”，尊崇上帝的意旨，为人类谋福利、谋幸福，构建了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在宗教上的崇高信仰和天然合法性。这就为西方谋求世界霸权提供了又一个思维模式与思维路径，并给西方国家的扩张与霸权带来了深远影响。近代西方国家无一不是带着宗教上的崇高信仰和天然的使命感，梦想成为世界霸主。葡萄牙、西班牙在统一的专制中央王权国家建立之后，都以一种崇高信仰和强烈使命感渴望帝国的扩张，在它们试图向欧洲大陆和地中海扩张无望的情况下而转向了海洋扩张，开辟海外殖民地，梦想成为世界霸主；后来英国同样以这种崇高信仰和强烈使命感渴望帝国的扩张，英国的“理想则发展成为征服法兰西的扩张野心。所以，不列颠人参与海外事务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向欧洲大陆扩张”[4]80。当进入欧洲大陆、加入列强之中的企图化为泡影以后，英国人开始宣扬英格兰人是“被拣选的族类”，注定“要被派遣到这些海上的异教徒中，到那些岛屿和著名的王国”，“宣讲上帝的和平”，“把光明带给世界的其余地方的人”，只有英格兰人，“才注定是上帝的光明使者”[5]21，并全力走向海上霸权的道路。美国人宣扬他们自己的国家“不是为自己而生，而是作为上帝管理人类的长官，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权利和自然法则而生的”，他们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保护这个世界”[6]1，他们具有拯救落后民族必使之获得新生的能力和使命[7]26，因而美国人认为他们出征世界的时候是在“为上帝而战”，是在“担负领导并帮助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责任”[7]28；他们称霸世界是践行上帝所赋予美国管理人类的“使命”，是对上帝的最高信仰。近代以来西方的“普世观”“使命观”和“天定命运观”，不仅是以基督教义为基本精神根基，而且同样遵循但丁建立世界帝国就是尊崇上帝意旨的思维模式与思维路径，为西方谋求世界霸权披上了天然合法性外衣。

三、以罗马民族的优越构建西方种族优越的霸权思维模式

但丁的《论世界帝国》构建了一个大一统世界帝国，那么由谁来建立并统治这个世界帝国呢？为此，但丁论证了“罗马人生而治人”[2]41和征服世界的正当性；把“罗马人凭公理一统天下”[2]26、建立世界帝国视为人类最合理的政治理念。

但丁认为罗马人凭公理所向无敌获得称雄世界的业绩，没有公理就没有罗马帝国。既然如此，那么什么是公理？但丁认为“上帝的旨意就是公理的根据”[2]27。在他看来，“公理是善的一种形式”，上帝心中的公理就是按照上帝的意旨而形成的，所以“上帝的意旨就是公理”。“不论是何种公理，都不过是上帝的意旨的体现。因此，凡是不符合神的意旨的，就不可能是公理；反之，凡是符合的，就是公理。”“在人类社会中，凡是合乎上帝意旨的就必然完全和真正合乎公理。”[2]28既然上帝的旨意就是公理，那么公理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但丁认为公理是靠“人的理性的智慧之光”和“神的威力的光辉”充分显现出来的[2]27。根据这一条原理，但丁肯定了光荣的罗马人所拥有的权利。

(一)依据理性原则肯定罗马人征服世界的正当性

就“人的理性的智慧之光”而言，但丁认为必须援引明显的迹象和智者的权威，即理性原则来肯定罗马人所拥有的权利。

1.高贵的血统证明罗马人是最高贵的民族

但丁认为人是因为具备美德才显得高贵，不论“是本人具备的美德还是先人具备的美德”[2]29。高贵有两类：本人的和祖先的。但丁用诗人维吉尔的长诗《伊尼德》对光荣的罗马民族之父伊尼厄斯的赞颂，“这位不可征服者和虔诚的罗马民族之父是多么高贵”，不仅因为他本身就具备美德和高贵品质，而且因为他同三个大陆亚、欧、非关系休戚相关，享有从家世和婚姻关系而来的继承权，他的家属以及同他通婚的女方家属的贵族身份都集中于他一身，这样使罗马人具有欧、亚、非“三个大陆的血统的三重结合成为天命所归的神迹”。因而在但丁看来，“罗马民族是天下最高贵的人”[2]33，“是最高贵的民族”，最高贵的民族理应髙踞其他民族之上[2]29。“罗马人建立帝国，对世上一切人加以一元化的统治是合乎公理的。”[2]29

2.罗马人是强有力政治秩序的最合理实行者

但丁认为“任何社会的目的在于它的成员的共同利益，因而公理的目的也必然是为了促进共同利益”[2]35，在他看来，罗马人“抛弃了那总是跟国民利益势同水火的一切贪欲而去寻求普世和平与自由；这个神圣的、虔诚的和光荣的民族，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以拯救人类，简直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2]36。但丁点评古罗马时代杰出政治家的事迹，说他们都是摒弃个人贪欲，忠于公共利益，保卫国家自由的榜样与典范。他认为正因为罗马人征服全球确实是为了追求国民利益，寻求普世和平与自由，才使得他们成为神圣而光荣的民族。他由此得出结论：罗马政权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共同利益，因而“罗马人通过征服世界，以追求公理的目的”，“罗马人征服世界的行为是正当的”[2]39。

3.罗马人的统治能力证明他们“是天生的统治者”

但丁认为高尚、勇敢的古罗马人凭借上帝关怀的奇迹、战斗和牺牲建立了政治伟业，这些奇迹和伟业包括逃离特洛伊的伊尼厄斯在意大利开创罗马民族、罗慕罗创建国家、罗马第二个君王努马·庞皮留斯主持献祭仪式时一块盾牌从天上落到上帝选中的城市、鹅向神殿的守卫者高声警告高卢人偷袭朱庇特神殿彻底毁灭罗马和罗马打败汉尼拔、征服欧亚非等奇迹般的传说与历史事实。通过这些奇迹和伟业赢得了世界的统治权，体现了上帝的关怀，证明了罗马人的统治能力，表明其统治权是天命所授。因而但丁得出了“罗马人是天生的统治者”，“罗马人征服全球，是凭借公理而取得世界统治权”的结论[2]43。

4.神旨证明罗马人统治世界合乎公理

但丁认为主宰世事的神旨有时显露，有时隐蔽。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给予启示，即通过理智或通过信仰。上帝的某些旨意可完全凭借人的理智来实现，“上帝另有一些旨意则单凭人类理性本身是认识不到的，那要凭借信仰《圣经》的教导才能做到”[2]43。“上帝的隐蔽的旨意是人类理智无法凭借自然法则或《圣经》教义所能掌握的；而只能靠蒙受特殊的神恩。这可能采取多种方式，但总不外乎单纯的神启和经过考验的神启。”[2]44经过考验的启示分两种：“一是通过抽签；一是通过竞争。”通过竞争确定上帝的旨意又分两种：一是格斗，一是竞赛。根据神的旨意，罗马人通过一对一的格斗获得世界统治权，同样通过争夺世界统治权的竞赛赢得了世界统治权。总之，“罗马民族通过考验获得了帝国，因此是合乎公理的”[2]52。

(二)依据信仰原则肯定罗马人征服世界的正当性

就“神的威力的光辉”而言，但丁认为必须依据基督教信仰原则来肯定罗马人所拥有的权利。

1.基督的降生表明神授罗马统治权

但丁认为罗马帝国存在的合理性，意味着耶稣诞生的正义性。基督自愿“降生在罗马的政权下，以便使这位下凡的圣子可以作为人登记在人类那特殊的户籍簿中；由此可见，基督承认了罗马统计世界人口的法令”。“因此，基督通过他的降世表明，在罗马人统治时期，奥古斯都颁布的这项法令是有充分根据的，证明基督承认罗马皇帝的司法权，罗马人的统治权为上帝所授。”[2]53

2.神授罗马统治权在于基督服从罗马法令

基督的降生证明罗马的统治权是神授的，基督对罗马法令的服从同样证明罗马人的统治权为上帝所授。但丁认为彼拉多代表的是掌管了全人类的司法权的罗马皇帝提比留斯，希律王是提比留斯的手下，他是由提比留斯指派，他掌握着叙利亚的大印；基督身上担负着所有人类的苦难，所以人类通过他而受罚得到救赎，原罪得以赦免。正因为如此希律王把基督送绐彼拉多审判并最终被钉死的行为符合了上帝旨意，它使耶稣流了血。正是耶稣的血洗清了人类世代相袭的原罪，使人类进入了神恩时代。

在但丁政治理念中皇帝是一个公平慈悲的法官，只依存于上帝，正义和上帝所批准的罗马是世界帝国的继承人。按照这种看法，罗马民族征服世界、获得世界统治权是建立在神对罗马帝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裁判上，是上帝的嘉许，是合乎公理的。

但丁吸收融合了古希腊罗马精神与基督教伦理思想得出了罗马民族是最高贵的民族，罗马人生而治人，征服世界、建立世界帝国是体现上帝意志的结论。西方国家霸权思维模式与但丁的罗马民族是最高贵的民族、凭公理征服世界、获得世界统治权的思维模式是如出一辙。这说明但丁为西方以种族优秀，西方文明是最优秀、最伟大的文明，有权、有资格称霸世界奠定了思维模式的基础。近代西方国家在对外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和企图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无不运用这种观念逻辑证明血统“优等”种族征服“劣等”种族的合理合法性。英国人宣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美德，强调向异教徒传播基督教的责任”[8]513；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天下第一等的种族，我们在世界上分布得愈广，对人类就愈其有益”[9]3。进而造出“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勤奋、聪明、道德观念强、管理能力卓越等种族特性，理应占据种族等级的顶尖，他们应领导世界事务，主宰国际舞台”[10]。法国人宣扬法兰西民族是优秀的殖民者，没有别的民族堪与相提并论。“较高等的种族面对较次等的种族有一种权利。……对他们而言有一种义务存在。他们有一种教化次等种族的义务。”“欧洲国家以诚实、宽厚、伟大的胸怀来完成这种文明的高级义务。”[11]242德国人宣称侵略常常是治人种族的事业，一种思想高尚的高贵种族的入侵意味着更高度的发展，这类种族“能够侵略，可以侵略，应该侵略！他们应该做主人，他们做主人乃是为了他们自己和别人的福利！”它所做的一切是“一种拯救人类的事业”[12]274。日耳曼民族是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最优秀的民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领导力量，其他民族只能起从属作用，日耳曼人有权宰割其他劣等民族，统治世界。美国人坚信“美利坚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有征服劣等民族的权利”，“认为他们需要对美国人以外的民族进行不遗余力的拯救，越是等级低下的民族，就越需要他们在经济上、制度上，尤其在价值观上进行拯救”[10]。进而西方将白人至上、侵略和称霸世界看作是合理的、有利于人类幸福的事业，宣扬西方欧美白人是最高级、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属于“蛮族”，进步的民族侵略和统治落后的民族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有利于增进全人类的“福祉”。西方国家正是在这种霸权思维模式下把西方基督教文明视为最优秀的和最伟大的文明，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中的社会通常需要西方的帮助来达到其目的和保护其利益”[13]75；西方国家正是在这种霸权思维模式下把西方基督教文明视为最优秀的和最伟大的文明，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中的社会通常需要西方的帮助来达到其目的和保护其利益”[9]75；把影响西方文明一元化霸权地位的世界文明多元化发展视为是有害的，甚至是邪恶的，都应受到彻底的遏制、摧毁或消灭。由此看来西方的这种霸权思维模式与但丁的罗马民族是最高贵的民族，罗马民族凭公理征服世界、获得世界统治权的思维模式是如出一辙。这说明但丁为西方以种族优秀，西方文明是最优秀、最伟大的文明，有权、有资格称霸世界的思维模式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但丁构想的这个普世性世界帝国是否具有世界性，这需对但丁所生活的时代进行必要的分析。首先11世纪西欧人掀起的十字军东征运动，在给欧洲打开了一扇接触希腊和拜占庭文明大门的同时，也接触到了东方亚洲的阿拉伯文明，这样极大地拓宽了欧洲学者的视野，刺激了12、13世纪欧洲文化的觉醒。其次12、13世纪蒙古人通过西征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联通了中国到意大利的东西方陆路贸易通道，如意大利商人佩格罗蒂所说：“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从塔纳(Tana)到契丹(中国)的路线都是很安全的。”[14]2东西方贸易通道的开辟不仅带动了欧洲贸易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同时也使欧洲人对世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再次，13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使欧洲人知道了印度、中国的存在，并渴望到达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在西方世界，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的商人为了获取利润和认识未知的世界，成为最早奔向海外的探险者，其结果为他们带来了大量不为人知晓的有关亚洲的知识。正因为如此，在但丁生活的时代，欧洲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对世界的认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欧洲或欧洲和环地中海沿岸的区域范围之内。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纪元开端标志性人物的但丁尽管不知道世界的具体轮廓，但也不可能把世界的视野局限于欧洲或欧洲和环地中海沿岸的区域范围。既然这样，那么但丁在他所认知的世界的基础上所构想的普世性世界帝国，必然会超越了欧洲或欧洲和环地中海沿岸的区域范围。

但丁构建“一统天下的普世性君主制世界帝国”的政治方案是基于这样一个思维模式：把以“自由”“正义”“和平”“人权”的价值观念建立普世性世界帝国看作是最大的“善”，是对上帝旨意的尊崇；最高贵的、天生治人的罗马民族征服世界、建立世界帝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是合乎公理的。但丁的世俗君主制世界帝国方案实际上是中世纪末期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阶级的宗教理想、自由权利和商业扩张结合在一起的初步思想体现，反映了市民阶级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开拓市场的政治诉求；尽管这种世界帝国方案与中世纪末期欧洲民族国家创建的历史发展大趋势相悖，但在原则上它不是停滞在中世纪，而是指向未来，预示着未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将要建立一个凌驾于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独立与主权之上的世界霸权体系，展现了西方资产阶级从诞生那天起就具有天生的扩张与霸权的欲望，暴露了它的霸权本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正是在但丁世界帝国方案思维模式的基础上，以基督教义为基本精神根基，把殖民、征服、扩张和称霸的欲望上升到信仰和道德层次上的意识形态，美化为为人类谋福利、谋幸福的最高尚、最正义的事业，是对上帝的最崇高的信仰，也是上帝赋予他们的天然使命和高尚的优秀种族、最优秀文明应完成的高级义务与责任。西方把殖民者美化为把欧洲的文明“圣火”传到其他所谓的“低等”民族，教化他们，使他们获得进步和光明，是“传播光明的使者”，从事着“高尚的事业”；把对外扩张与征服美化为“神圣的托管”“白种人的责任”“基督教义务”和“拯救人类的事业”；把干涉别国内政、谋求自身利益、谋求霸权和主宰世界美化为对人类自由、民主、平等普世价值观的践行，是对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构建与维护，是最大的“善”，把反对西方霸权，谋求独立发展的民族与国家说成是对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破坏，是最大的“恶”。总之，西方国家不断继承、发展和完善但丁世界帝国方案的思维模式，把西方的社会文化模式视为全球普遍化的模式，用西方文明和价值体系同化其他所谓的“低级文明和价值体系”，运用一切可以操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资源，遏制、摧毁或消灭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建立和维护符合西方价值观念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西方价值观一元化控制世界的霸权目标。